“在世纪的转折点上”

尼采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他厌恶基督教道德，厌恶民主政治、平等主义，厌恶暴君与愚众，厌恶道德主义、禁欲主义、功利主义，厌恶怜悯、同情、平庸、病态、颓废，厌恶婚姻及与之有关的妇女解放，他甚至厌恶人——“对人的厌恶，是我的危机所在。”他喜欢什么?很难说。他喜欢过恺撒、拿破仑、俾斯麦，喜欢过贝多芬、肖邦、瓦格纳，喜欢过歌德、叔本华、托斯妥耶夫斯基，他喜欢诸如生命、欲望、激情、高贵、冒险、颠覆、等级、差异等等。他喜欢古希腊。因此他注定是一位孤独的创造者，一个寂寞的天才。作为一位“在世纪转折点上”的哲学家，尼采既是一位“世纪末的漂泊者”，又是一位“新世纪的早产儿”。尼采曾说:“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有的人死后方生。”他还说过:“我十分害怕将来某一天人们会把我称为神圣的人。”这不是绝望，而是绝对的狂傲和自信。1889年，精神崩溃前夕，尼采在给自己的崇拜者勃兰兑斯的最后一封信中说:“您曾经发现过我，找到我是容易的，但现在的困难是，如何摆脱我……”“尼采的时代”显然没有让他等太久，他死后不久，他的后继者便大量涌现。他的思想为狄尔泰、柏格森等人的生命哲学，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心理哲学，施本格勒、汤因比的历史哲学，舍勒的现象学、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福柯、德勒兹、德里达后现代主义等西方哲学流派提供了思想起点和资源;《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梦的解析》、《启蒙辩证法》、《否定辩证法》、《单向度的人》等20世纪的伟大哲学著作，都曾深受尼采哲学思想的影响。而作为一个强调非理性的、人类本能冲动的“诗人哲学家”，尼采的哲学和美学思想更是影响了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现代艺术流派;尼采对生活有着无限的激情，在他看来，美就是发自生命内部的永不枯竭的光芒。尼采这种用火焰般的美的冲动来祈福人生的哲学，深深鼓舞着后世的艺术家们，受其直接影响的文学家也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茨威格、托马斯·曼、肖伯纳、黑塞、里尔克、纪德、鲁迅……

尼采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同样惊人。二十世纪肇始，古老的中华文明正面临艰难的现代转型，无数知识分子正需要强大的思想武器用来批判“吃人的文明”和“国民劣根性”。富有批判精神、强调超人哲学、重估一切价值的尼采无疑是最好的思想资源。1902年，尼采去世不到两年，他的思想就被梁启超介绍到中国，其后短短二十年间，王国维、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蔡元培、胡适、傅斯年、茅盾、郭沫若等纷纷撰文介绍他的思想。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鲁迅思想与尼采思想的深刻渊源，从《摩罗诗力说》、《狂人日记》到《野草》，从《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到《拿来主义》，尼采的思想总是隐含在鲁迅的字里行间。逾一个世纪以来，无数中国知识分子从尼采的思想遗产中汲取营养，思考着中国文明的前路和未来。尼采著作的中译本也不断涌现。仅以《悲剧的诞生》中译本为例，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相继出现了以下译本:李长俊译，台北三民书店，1970年版;刘崎译，台北志文出版社，1970年版;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缪郎山1965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版(此版本曾多次修订和再版);熊希伟译，北京华龄出版社1996年版;赵登荣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杨恒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

人是一根系在动物和超人之间的绳索，一根悬在深谷上的绳索。

虽然尼采“十分害怕将来某一天人们会把我称为神圣的人”，但后世对尼采的评价却有将其推上神坛的趋势——

德国哲学家西美尔在自己的一组演讲中说，尼采对生命力的强调，使“生命趋向更完美的形式、自我扩张以及超越每一时刻的可能性、追求和保障——这可能是现代精神的巨大安慰和不可或缺者，它因尼采而成为照亮全部精神领域的光源”(《叔本华与尼采——一组演讲》)。尼采的后继者雅斯贝尔斯说，尼采“带给西方哲学以战栗，而此项战栗的最后意义现在还未估定出来”。尼采没有建构“世界图式”、“哲学体系”的雄心，“而是借飞跃入自身的真实性来探寻存在的激情”。尼采的哲学就像他自己的独白，而他的个人生活史则是他的哲学的亲证。用雅斯贝尔斯的话说，尼采在他的生活中不断达到一种使他战栗的临界体验，在这种体验中，存在的神秘对他成为澄明状态(《尼采其人其说》)。

斯宾格勒则强调:“在尼采首先写出重估一切价值这句话以后，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的精神运动才最后找到了自己的公式。”尼采被视为西方现代非理性思潮以及生命哲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主张对现代性及其一切价值彻底重估、批判和颠覆，并因此被多数后现代主义者奉为先驱。如哈贝马斯认为尼采是“后现代性的开端”，福柯借鉴了尼采的谱系学方法批判现代性，他在接受采访时承认:“当时法国哲学的主流是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和现象学，这些我都学过，但我个人的研究动力来自阅读尼采”，“我是个尼采主义者”。德勒兹将尼采视作“反文化的开端”，德里达则将尼采当作“他者式思维”的代表。伽达默尔在90岁的时候曾评论道，20世纪初的整整一代思想家和艺术家都在尼采的著作中找到了那些激发了他们富于创造性的作品的观念和意象。罗素虽然对尼采的伦理学充满厌恶，但他“也必须承认，他关于未来的种种预言至今证实比自由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预言要接近正确。假如他的思想只是一种疾病的症候，这疾病在现代世界里也一定流行得很”。

福柯　1926—1984年，法国哲学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