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和瓦格纳

1865年10月，在莱比锡的一家旧书店里，青年古典语文学家尼采遭遇人生中的第一次际遇——他遇到了叔本华的两卷本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读之下，仿如醍醐灌顶。“我不知道什么神魔在对我耳语:‘把这本书带走。’”尼采回忆说，“我带着我得到的宝贝坐在家里角落的沙发上，让这位有力的、阴郁的天才的影响开始作用于我。书中的每一行字都叫嚣着:放弃，否定，隐退，犹如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我看到了世界。”

叔本华的这部代表作品完成于1814—1819年间，这部作品明显受到了印度哲学的影响，被认为是将东方和西方思想融合的首部作品，但发表后无人问津。叔本华不无凄凉地说:如果不是我配不上这个时代，那就是这个时代配不上我。直到1859年，《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出版第三版时，才引起轰动，叔本华称“全欧洲都知道这本书”。他在第三版序言中写道:“当这本书第一版问世时，我才30岁，看到第三版时却已过70岁。总算我在彼得拉克的名句中找到了安慰:谁要是走了一整天，傍晚走到了，那也该满足了。”叔本华在最后的十年终于得到了声望，但仍然过着孤独的日子，陪伴他的是一条叫“世界灵魂”的卷毛狗。1860年，这位开启了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哲人因肺炎恶化去世，他在遗言中说，希望爱好他哲学的人，能不偏不倚地，独立自主地理解他的哲学。

彼得拉克　1304—1374年，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诗人和学者，人文主义的奠基者。

尼采与叔本华的相遇，几乎带有点宿命的味道。幼年丧父的死亡意象，加之多愁善感的悲剧性格，使他对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共鸣。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尼采彻底被叔本华的著作击倒了，一种激动、迷醉的心情豁然显现，“几乎可以称之为一种皈依”。通过叔本华的著作，尼采看到的世界不再是表面的、历史意义或道德意义上的世界，而是一个本真的世界——在表象的世界下面，还轰鸣着:意志。他突然醒悟，世界的本质不是什么理性、逻辑之类的东西，而是一种更加冲动的、幽暗的、生机勃勃的人类的本能。他认识到，人或是一个生命的奴隶，或是自己的主人，人能否摆脱枷锁和桎梏，能否取得对其意志的束缚秉性的胜利，从而接近一种奇迹般的、被叔本华描述为一种心醉神迷的境界。为此，他开始身体力行，强制自己连续数天夜里两点才上床睡觉，凌晨六点就起身。他给自己规定了严格的食谱，厉行一个素食主义的苦行僧般的生活，以便领悟人生的真谛。

叔本华真正吸引尼采的地方，是对生命幽暗意识的无限临近，是对哲学和艺术作为救赎之道的狂热。叔本华作为逆时代精神而动的、全然自信和威严的“生命的改革者”而出场，他是“生命的法官”。在叔本华看来，意志永远表现为某种无法满足又无所不在的欲求。于是世界的本质就是某种无法满足的欲求，所以从逻辑上说，它永远不可能被满足。如果不能满足的欲求是某种痛苦，那么世界就无法摆脱其痛苦的本质。虽如此，叔本华却不是一个全然的虚无主义者，他认为生命具有某种意义，虽然它是一种消极的意义。他把艺术看作是解除人类存在痛苦的一个可能途径。艺术具有一种超时间的本质，而音乐同时具备超时间和超空间的本质，所以音乐不只是对理念的复制，它还更接近意志本身，所以它也就具有一种更高的价值。这对尼采是一种莫大的鼓舞，使他感到自己对音乐的素常酷爱得到了证实。尼采认为，这个世界充塞着躁动不安和盲目的人群，“我们生活在原子和原子论的混乱的时代”，在这种“兽性”的时代，谁来重新树立人的形象?尼采比较了三种人:卢梭式的人、歌德式的人和叔本华式的人。在这三类人的形象中，卢梭是充满怨恨的、底层人的形象，他们相信平等，相信人性本善，向往自然和解放，对荒唐的不合理制度充满了仇恨。尼采对此不以为然并充满戒心。在尼采看来，历史不是由底层人来书写的，而是由英雄和超人来书写的。歌德式的人则是悠闲好思，有着高雅的风格和广博的学识，这类人活到老学到老，对知识充满了渴求和吸纳的无限欲望。但这类人也有问题，由于对知识的过度吸纳，淹没在知识的海洋里，往往会丧失本性，丧失判断力和对日常生活世界的联系，成为一群好学深思的“有教养的市侩”，风格上的大杂烩和“伪世界主义者”。叔本华的出现，才真正揭开了人类的悲剧性的、摩耶的面纱。叔本华承认人生的痛苦，而正是这种痛苦帮助人“扼杀他的自我意志，为全然地推翻和颠倒他的本质作准备，而生命的真正意义就是促成此事”。叔本华从如何来理解生活的痛苦来思考人生的意义，生命的最高原则是创造、欢乐和自我确证，是一个如何生而不是如何死的问题。尼采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起点，称此为一种“英雄般的履历”。这样的哲学家方可称为哲学家，他重新确证存在的价值，“他是事物之尺度、价值和分量的立法者”。

摩耶　印度哲学中的幻想宇宙，其形象为面纱遮身的美女。

此时，叔本华是作为大师、权威和教育者的形象进入青年尼采的心灵，而作为对手的叔本华还远远没有到来。尼采同时代的知音勃兰兑斯曾指出，“作为一个思想家，尼采是以叔本华的理论为出发点的。就其最初的著作而言，他实际上不过是叔本华的门徒”。尼采称叔本华是一位“天才”，符合他对哲学家的想象和定位。对于尼采来说，哲学不仅仅是对生命的一种思考，更是一种改变的力量，是哲学家最富精神性的个人本能的创造，哲学家就应该是“精神上的暴君”。作为古典语文学家的尼采，已经不能满足于自己的角色。1867年底，他在笔记中写道:“知道有无数平庸的家伙研究的确影响深远的事物，这是一个可怕的想法。”他认为很多语文学家、历史学家只是一些从属者，干着评论、编纂、解释、分类、反刍的二手工作，他们的任务只是把伟大的东西变小，因为他们“缺少创造性的火花”。他渴望从纯粹语文学家的队伍里走出来，去做一个有创造性的作家，以便“告诉语文学家们大量严酷的真理”。当他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时，他知道自己尚缺乏一种个人风格，“我长时间地生活在一种对风格的无知之中”，内心命令他“你应该和必须写作”，但“手中的笔却突然瘫痪”。他决心进行自我修炼，把自己作为一个哲学作家进行设计。此时，他又遇到了理查德·瓦格纳。

1868年1月8日，在东方学家海因里希·布洛克豪斯的家里，有人提到了音乐爱好者尼采的名字。来此做客的瓦格纳表示，愿意认识一下这位有天分的古典语文学者。瓦格纳是德国歌剧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前承莫扎特、贝多芬的歌剧传统，后面开启了后浪漫主义歌剧作曲潮流，是欧洲音乐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此时的瓦格纳，早已摆脱了漂泊流放的动荡生涯，由于与巴伐利亚国王路易二世的友谊，他成了畅通无阻的成功者。尼采是瓦格纳音乐的崇拜者，能得到大师邀请，他欣喜若狂，特意到裁缝那里订制了一套制服。但由于手头拮据，当制服送到后，他却不能马上掏出那么多钱来。裁缝带衣服准备离开，被尼采紧紧抓住，两人甚至动起了手。最终尼采也没能穿上那套制服，而是穿了一件黑色礼服，他内心一直忐忑，不知穿上它去见瓦格纳是否得体。尼采被引进到这个热情友好的社交圈，见到了自己的偶像瓦格纳。一见面，大师便同他谈起了叔本华，称他为“唯一认识音乐本质的哲学家”。尼采兴奋异常，分别后，他给大师写信，道出自己的激动之情:“非常尊敬的先生，”他说，“我一生中最美好最崇敬的时刻真的与您的名字连在一起。此外，我只认识一个人，这就是您精神上的伟大的兄弟阿图尔·叔本华。我以同样的尊敬、甚至怀着虔诚之情想着他。”大师给他回信:“您可以替我行使我的很多使命，甚至完整的一半!”他鼓励年轻的古典语文学教授尼采，“请您展示一下，哲学何为。请帮助我，实现伟大的‘文艺复兴’。在这复兴中，柏拉图拥抱荷马，而荷马心中充满柏拉图的观念，这样才成为至高无上的荷马。”

瓦格纳的鼓励使尼采感觉到，他心中积聚已久的一个主题正在成型:希腊悲剧。而要做成这件事情，在古典语文学领域无疑是一次离经叛道，一次学术历险。

至此，尼采已经为这本“悲剧之书”做足了精神准备，接下来，将是一些知识和学术上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