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之书”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尼采之所以起意写作《悲剧的诞生》，叔本华和瓦格纳的双重影响无疑至关重要。尼采虽然深受叔本华悲观哲学的影响，但对叔本华的彻底悲观又心存抵抗和超越的意念。当他从希腊悲剧中看到古希腊人的英勇与强健的生命力时，这使他一下子找到了用以对抗叔本华的绝望的悲观主义的理想母题。加之当时的古典学研究正弥漫着一种希腊崇拜，特别是温克尔曼将全部希腊精神归结为“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这成为德国古典学研究的标志性特征。尼采对温克尔曼的说法充满疑虑，他认为，“希腊悲剧被一种建立在宁静的乐观主义基础上的关于希腊的普遍看法遮蔽了”，因为在希腊世界美丽的外表下隐藏着极为可怕的深渊，那就是尼采所命名的狄俄尼索斯精神。对希腊精神的乐观主义认识同时也遮蔽了德国的现实，即一种肤浅的现代性。尼采写作此书，既有其自身的精神需求，也有德国现实政治的客观需求。只有从希腊人那儿重新学习“悲剧意识”才能消除现代性的肤浅与虚无，从而培育出富有创造性的新人，并实现“希腊世界的德国复兴”。

1871年夏秋，正当尼采致力于悲剧之书的写作之时，全德国陷入了“爱国主义的激动”之中。尼采为此忧心忡忡，他认为当时的普鲁士是一个“对文化有极大危险的政权”，并决然放弃了普鲁士国籍，从此成了一个没有国籍的人。这种忧思也反映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所全神贯注的不仅仅是悲剧问题，更是“严肃的德国问题”。在致理查德·瓦格纳的“前言”中，尼采说:“有人如果由这种全神贯注而想到爱国主义的激动与审美的奢侈、勇敢的严肃与快活的游戏的对立，这样的人当然会发生误解。但愿他们在认真阅读这部著作时惊讶地发现，我们是在讨论多么严肃的德国问题，我们恰好合理地把这种问题看做德国希望的中心，看做漩涡和转折点。然而，在他们看来，这样严肃地看待一个美学问题，也许是根本不成体统的，因为他们认为，艺术不过是一种娱乐的闲事，一种系于‘生命之严肃’的可有可无的闹铃。好像没有人知道，同这种‘生命之严肃’形成如此对照的东西本身有什么意义。”这个“严肃的德国问题”并非简单的政治问题，而是高于现实政治的“政治哲学”，是关于非道德的艺术形而上学话题。艺术的有用性问题在尼采看来是一个危险的问题，它可能会在社会革命中没落，也可能会在对社会之有用性的适应中失去自我的目标和尊严。在精神崩溃前夕所写的自传中，他再次谈到该书主题与当时德国政治气氛之间的不协调:“用局外人的眼光看，《悲剧的诞生》显得很不合时宜，难以想象，它是在沃尔特战役的炮声中开头的。我在梅斯城下，在寒冷的9月之夜，在护理病人的服务中，沉思了这些问题;人们不妨相信，这部作品有50年的历史了。它对政治是冷淡的——今天人们会说是‘非德国的’……”

在这部悲剧之书中，尼采将古代希腊视作人类文化的理想。他认为，只有重新找回前苏格拉底时代的那种“充满激情的状态”，才能更新和净化德国精神，增强德国的民族性。如何寻回“高贵的希腊”?尼采在近代德国的音乐和哲学中发现了这种与古希腊相同的东西，那就是叔本华的哲学和瓦格纳的音乐。他特意将这本著作题献给瓦格纳，并“栩栩如生地揣想着”瓦格纳收到这部著作时的情景:“也许是在一次傍晚的雪中散步之后，您谛视着扉页上的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读着我的名字，立刻就相信了:无论这本书写些什么，作者必定是要说些严肃而感人的事情;还有，他把他所想的一切，都像是面对面地对您倾谈，而且只能把适于当面倾谈的东西记了下来。”

《悲剧的诞生》最初名为《悲剧诞生于音乐精神》，共25节，分两次完成。前15节讨论了希腊悲剧的诞生、悲剧的主要特征和悲剧的灭亡等问题。后10节是对前面内容的补充与延伸，结合近代德国艺术与社会的现实，讨论了悲剧与音乐艺术形式的关系，悲剧的再生，以及在悲剧的再生中如何重振德意志民族精神等问题。这本书并非一部解释希腊悲剧起源、发展和没落的古典学、艺术史著作，而是一部从哲学的角度探讨悲剧本质的美学—哲学著作，是从哲学的维度来探讨悲剧中包含有什么样的哲学启示、意义和内涵。贯穿于本书的两个基本概念是日神和酒神，两个基本主题则是生命意义问题和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批判。尼采认为，古希腊悲剧产生于日神冲动和酒神冲动的结合。人生处于痛苦与悲惨的状态中，日神艺术将这种状态遮掩起来，使其呈现出美的外观，使人能活得下去，希腊神话就是这样产生的。酒神冲动则把人生悲惨的现实真实地揭示出来，只有在酒神状态中，人们才能认识到个体生命的毁灭和整体生命的坚不可摧，由此才产生出一种快感，一种形而上的慰藉。当崇尚理性的苏格拉底主义兴起后，将这一切揭露，神话消失了，悲剧也就走向了灭亡。尼采写作此书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对悲剧进行纯理论的探讨，而是从人生哲学的角度，探讨了悲剧与人生的关系，提出了一种生命哲学，建立了一种审美的形而上学。

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是雪莱的代表作，它表达了雪莱的哲学思想和社会理想。

由于不是一部严格的古典学著作，作为年轻的、前途无量的古典语文教授，尼采一直担心这部离经叛道的著作会激怒一些人。“鉴于我们审美公众的特殊品性，”他在前言中说，“集中在这部著作中的思想有可能引起种种怀疑、不安和误解。”他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悲剧的诞生》一发表，学术圈内先是一片沉默，间或报以几声同行的冷笑。随后，一篇名为《未来的语文学》的批判性小册子传了出来，该文的作者是比尼采晚四年的普夫塔中学的校友、后来的古典学权威维拉莫维茨。维拉莫维茨批评说，这本书不仅在风格、文体、逻辑上一无是处，更主要的是在知识和细节上充满谬误。尼采实际上是在用瓦格纳的音乐和歌剧在阐述希腊悲剧，这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他毫不客气地指责尼采是普夫塔中学的耻辱，完全没资格担任古典语文学教授。“我请尼采先生闭上嘴，撑着酒神的拐杖，从印度去希腊。请他离开讲台，在讲台上他本该是从事学术的;请他召集虎豹，而不是德国古典语言学的青年学子到他足下……”更让尼采不能忍受的是，他的恩师李切尔始终不置一词，陷入令人尴尬的沉默。尼采忍不住写了一封语气傲慢的信:“……这本书毕竟是宣言性质的，最不想得到的就是沉默，”他写道，“我认为，倘若您在您的生涯中能够遇到什么充满希望的东西，那就应该是这本书，无论对于我们的古典学术，还是对于德国精神，它都是充满希望的。”接信后，李切尔在日记里写道:“尼采的绝妙的信(自大狂)。”两周后，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尼采啊!……很奇怪，在这个人身上简直同时有两颗心。一方面是训练有素的最严格的学术研究方法……另一方面是这种瓦格纳—叔本华式的艺术神秘主义宗教的狂热，满怀幻想和激情，精神亢奋地投入令人费解的突变之中!”他还抱怨说:“在我眼里，他高得令人眩晕，在他眼里，我是蠕虫般在地上爬行。最使我气愤的是他对哺育他的亲生母亲的不敬，这个母亲就是古典语文学!”

同行的批判，加上老师的指责，使青年尼采在一夜之间丧失了他语文学家的名声。巴塞尔大学的学生们离开了这位青年导师的身旁，他只剩下两个学生，并且都来自外系。他坐在巴塞尔的教席上感到浑身不自在，疾病也开始找上门来。唯一的安慰来自理查德·瓦格纳:“我从未读过比你的书更精彩的书!真是美妙!现在我是匆匆写信给您，因为这本书使我激动万分，我必须等待自己冷静下来才能正式读它。”冷静下来后，大师似乎预见到了尼采对希腊悲剧复兴的愿景，“那时我会针对您而捍卫您的书”，大师说得掷地有声。

经典名句

●上帝死了!上帝已经死了!而正是我们谋杀了他!我们怎么才能安慰自己，这凶手中的凶手?

●人是一根绳索，连接在动物与超人之间——绳索悬于深渊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