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哲学家边沁

为什么要写作《政府片论》?

边沁在《政府片论》中针对英国著名法学家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律诠释》展开了系统而深入的批判。布莱克斯通的这本书出版于1765—1769年之间，是对18世纪中叶英国法律的系统阐释，英、美两国曾被作为课本被多所大学广泛使用。在书中，边沁分别就政府的起源、政府的政体以及英国宪法等问题展开了论述，系统批驳了十七八世纪启蒙学者所普遍主张的社会契约论和自然法学说。边沁认为，布莱克斯通对法律的叙述，至多不过是说明法律的现状，实际上是在阐述的伪装下为现状辩护。他认为法理学的真正职能在于对法律制度进行批判，目的在于求得改进。这种批判的标准只能由功利原则提供，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正确与错误的衡量标准”(《政府片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92页)，从而初步提出他的功利主义思想。应该承认，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并不是偶然出现的，是和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密不可分的，同时又具有深刻的理论渊源。《政府片论》中所反映的功利主义思想以及边沁的主权观首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了边沁生活的那个时代基本的经济、社会要求和思想状况，并推动了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观念各方面的变革;同时也具有明显的历史继承性，即承袭了英国乃至古希腊以来的经验主义和快乐主义哲学的传统。

鲜明的时代背景:工业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

马克思指出:“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与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政府片论》以及边沁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都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与革命以后，同时也是在英国大工业发展时期写成的。

在英国，15世纪至16世纪的“圈地运动”把农民从土地上驱赶出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但也造成了旧式贵族的没落和工业资产阶级的兴起。英国社会形成了以土地贵族、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基本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为英国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利益冲突埋下了种子。

1688年，资产阶级进行了以取得政权为目的的“光荣革命”，以立宪君主政体取代了专制王权的统治，从而为经济变革开辟了道路。但是这场革命并不彻底，资产阶级并没有完全占有经济和政治上的领导权力。在这种政体形式中，封建保守势力仍很强大，少数大贵族仍通过控制议会把持着政府。因此，“光荣革命”以后，18世纪的英国仍然存在着反对封建特权和思想意识形态的艰巨任务。

从18世纪后期开始，英国通过产业革命成为了世界上科技水平最高、经济最发达、资本主义发展最迅速的国家。产业革命使得英国社会的生产力大大提高，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主要产品产量都增加了好几倍甚至几十倍。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化。机器化大生产得以广泛应用，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工厂替代了手工业作坊，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变成工人，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强大，无产阶级也逐渐成长起来。在这期间，英国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社会阶级结构，主要有工人阶级、中等阶级(包括工业资产阶级、商人、乡绅、城市小资产者)、旧贵族(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其中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尤为壮大。一方面，是以新兴工业资产阶级为主体，联合其他中等阶级和工人组织，一起反对掌握政权的贵族势力，要求变革既有的特权等级制度，其实质就是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反对工业资本家的剥削，争取平等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其实质是激进主义内部的工人阶级激进主义与中等阶级激进主义之间的矛盾。

这其中尽管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很强大了，但还没有完全取得社会的统治地位，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思想上，土地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都仍有足够的力量与之抗衡。因此，工业资产阶级只有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变革当时阻碍工业资产阶级发展的一套政治、法律制度，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取得统治地位，自身才能得到发展。当时的土地贵族是通过圈地运动和在竞争中挤垮小绅士而发家的，他们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土地，因而属于农业资产阶级;金融资产阶级则包括旧贵族、大种植主和商业资产阶级。他们是国家的主要债权人，通过建立银行、金融投机来聚敛财富。产业革命前，工业资产阶级人数较少、资本力量也较弱，在经济上处于无权地位;产业革命之后，工业资产阶级经济力量逐步雄厚，但在政治上仍处于无权地位。由金融贵族把持的商业公司要保护自己的特权，掌握原料和产品的购销特权，从中获得巨额利润，工业资产阶级则想要废除这些特权，开展自由贸易;土地贵族为了自身利益，拼命抬高地租、粮食和原料的价格，这对工业资产阶级也是一个重大威胁，因为工业需要原料、城市需要粮食，过高的价格会增加工业成本，于是他们需要寻求别的出路。在国外市场上，粮食和原材料价格都要远远低于英国国内，开展自由贸易，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和原料对本国工业的发展无疑要有利的多。但代表土地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的保守势力在政府和议会中都占有优势地位，他们制定的国家经济监护政策和关税保护政策严重限制了进口。

工业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反映在政治上是要求议会改革，因为当时在议会中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议员人数很少，一些新兴的工业城市如利物浦、伯明翰、曼彻斯特等都未开辟选区;在经济上，他们则以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依据，要求实行经济自由，即实现自由贸易、自由竞争，要求政府尽可能少地干预经济生活，开放国内市场，实行自由贸易;在思想上，工业资产阶级则对重商主义理论展开清算，并对自由理念和民主制度提出要求。他们之间的矛盾以社会中变革和保守之间的冲突方式表现出来，主张改革的一派则掀起了此起彼伏的激进主义运动。

在当时的英国社会中，主张变革的另一派力量是产业无产阶级。一方面，他们与工业资产阶级一样具有反对封建专制、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变革现有社会制度、争取更多政治和经济权利的激进主义要求，因此他们同工业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开展以议会改革为核心的政治斗争;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组织起来，为争取自身的解放和各项政治、经济权利同工业资产阶级展开了斗争。在激进主义运动中，要求改革的思想几乎已经成为了全体民众与少数保守势力之间的关键性分歧所在。社会改革思想不仅代表了工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功利主义正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在边沁提出功利主义思想的近一百年时间里，两种矛盾始终交织:一种是工业资产阶级同土地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的矛盾，另一种则是工业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在这两种矛盾中，边沁在《政府片论》中提出的功利主义思想以及他关于主权和政府观念的阐释一方面反映了当时英国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力图从土地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权力，因而强烈要求改革政治、法律制度的心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该阶级对愈演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恐惧心理和憎恶态度。边沁的观点反映了工业资产阶级在试图获取统治地位的同时，已不再需要早期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推崇的社会契约论和自然法学等思想。

深厚的思想渊源:快乐主义、经验论和情感论

除了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外，边沁功利主义思想也深受快乐主义、哲学经验论、英国情感论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影响，是对西方哲学、伦理学传统的沿袭。它所具有的基本要素几乎无一不能在此前的伦理思想中找到渊源。

(1)快乐主义学说的影响。功利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德谟克利特说:“快乐与不适构成了‘应该做或不应该做’的事的标准……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后来功利主义的基本命题。苏格拉底的思想中同样包含着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他认为，善不是别的，就是快乐;恶不是别的，就是痛苦。这实际上也是把快乐与痛苦看成衡量人的行为的依据。昔勒尼学派的亚里斯提卜师承并发展了苏格拉底的这一思想，他认为，追求快乐与避免痛苦是所有生物的本性，人生的唯一目的就是寻求快乐和愉快的感受，肉体的快乐与痛苦高于精神的快乐与痛苦。伊壁鸠鲁则是古希腊哲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快乐主义者，他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快乐论，他说:“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目的。”正是上述快乐主义学说构成了边沁功利主义的人性论基础。

(2)经验论传统的承袭。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继承了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到近代英国的经验论传统，尤其是把霍布斯、洛克以来的感性经验论作为其哲学基础。哲学经验论主张，个人的一切知识都来自于自己的经验，经验的最终来源是人的心灵所得到的感官印象。比如，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说:“事物所以有善恶之分，只是由于我们有苦乐之感。所谓善就是能引起(或增加)快乐或减少痛苦的东西;要不然它也得使我们得到其他的善，或消灭其他的恶。反过来说，所谓恶就是能产生(或增加)痛苦或能减少快乐的东西;要不然，就是它剥夺了我们的快乐，或给我们带来痛苦。”边沁功利主义正是继承了经验论的这一传统，明确将作为道德标准的体验归结为快乐和痛苦，并进一步指出，判断行为是否合于道德，通过检视行为的后果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人的快乐或是减少痛苦来实现。

(3)英国情感论学派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合理利己主义公益论的启示。英国情感论学派一方面探究了人性的两种倾向——自私和仁爱及其相互关系，并由之解释人的道德行为和社会道德现象，从而为功利主义预制了理论探讨的基本背景和问题模式;另一方面，哈奇逊第一次提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并提出了计算原理，从而为边沁功利主义“最大幸福原则”的提出开掘了更为直接的理论来源。此外，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的唯物主义观也给予边沁很大的启示。爱尔维修主张用约束个人利益的方式来追求个人利益，以使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结合，这种方法为边沁功利主义奠定了方法论基础。霍尔巴赫也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爱自保，但他同时强调人有理性，“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应当爱其他的人”。正是这些公益理论深刻影响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

总之，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之所以能够达到那样的高度，影响能够达到那样的深度，除了自古以来的思想积累以外，还和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密不可分。它反映了边沁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的基本经济、社会要求和思想状况，并推动了社会经济、政治、思想观念各方面的变革。

边沁的呼唤:法律改革、政治民主、贸易自由和思想解放

边沁的思想学说正是集中反映了英国工业资本家在这一时期的愿望与要求。他在《政府片论》以及《道德与立法总论》中反映出的功利主义对工业资产阶级的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思想观念三个方面。

在政治上，边沁作为社会各派别中的激进派和改革派，力求为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和法律改革提供思想武器。当时英国的国会上院基本被代表土地贵族利益的上层教会集团所控制;下院的议员席位则按旧选区根据财产资格选出，实际上是由土地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指派的。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被排除在旧选区之外，就等于排除了他们进入下议院的机会。随着工业资产阶级经济实力的增强，他们要求改革议会制度，尤其改革下院选举制度，扩大选举权，这种要求必然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工业资产阶级中的激进分子于是开展了反对特权统治、争取政治权利的激进主义运动。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及其对政府的看法也就反映了工业资产阶级的这种诉求。他在《政府片论》中指出:“功利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我们需要的理由，只有这个原则不用依赖任何更高的理由。这个原则本身就是解决任何实践问题的唯一和完全充分的理由。”他以快乐主义为基础，从普遍的个人利益出发，提出以最大幸福主义为最高原则，认为最好的政体和政治制度的标志是能获得最大的福利和保证利益的和谐。在他的观念中，功利主义不仅适用于个人，也同样适用于政府的每一种设施。因此，他主张以功利主义原理为最高价值标准，对现有一切不合适的政治与法律制度进行审查和变革。

边沁要求实现政治上的民主。对他来说，民主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民主的功效，在于民主是保证公共福利的一切必要的措施。他具体提出了四点政治主张:以立法院代替贵族院;实现男子普遍选举权，取消财产资格限制，仅以一定的文化程度为选民资格;国会一年选举一次;选举采取无记名方式进行。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边沁多次强调了要以功利原则为准绳改革当时落后、暴虐又极不完善的法律体系。随后爆发的一些民众运动，如争取普遍选举权的英国宪章运动，都与边沁的学说有莫大的关系，至少我们可以说他的学说为这些运动的兴起作了理论和舆论上的铺垫。

在经济上，边沁则主张自由贸易和开放经济，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呼喊。产业革命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英国确立下来，但封建残余势力和思想仍很强大。当时英国两大党派之一的托利党人就有部分是代表土地贵族利益的。在这种情况下，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寻求自身存在的理由就显得十分紧迫。此外，土地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还经常打着维护国家利益的旗号攫取特殊财富，他们所倚赖的关税保护政策就是以重商主义理论为依据的。工业资产阶级要想争取经济权利、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就必须为个人利益辩护，为个人谋利活动的合理性提供道义上的支持。功利主义正是迎合了工业资产阶级谋求自由权利的迫切需求。它从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高度确认个人的合理利益，把由所有个人福利组成的公共福利看做是衡量个人和政府活动是否合理的最高法则。在当时，功利主义并不仅是一个学术上的流派，在工业资产阶级争取经济权利、反对谷物法、拥护自由贸易的斗争中，形成了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激进派，边沁正是这个派别中的最高权威。他在经济上提出的没有限制的自由竞争思想，毫无疑问成为了工业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残余势力和落后生产关系的理论武器。

在思想观念上，边沁则对宗教禁欲主义展开了批判。一定的社会关系总有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社会意识形态。在中世纪的欧洲，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基督教神学的人生观和道德观。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神学体系深深禁锢着人们的思想。神学思想对尘世的幸福和世俗的利益持轻蔑态度，按照他们对人生目的和善恶的理解，为个人谋取私利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不道德的，至少也不符合“至善”的要求。这在思想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障碍。于是从18世纪初开始，欧洲各国都掀起了一场批判专制主义和宗教愚昧，宣传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革命运动，即启蒙运动。边沁的思想则极为明确地反对禁欲主义，为资产阶级的谋利活动提供伦理辩护，要求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他也清楚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经济中，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已取代封建社会的政治或人身依附关系。因此，一方面，他没有采纳极端利己主义或唯我主义的道德观念，而主张个人利益的普遍化，在个人独立与自由竞争的同时，为个人活动留下更多的道德空间;另一方面，他又要求政府和法律对不合理的、有损他人的个人行为施加必要的法律限制。可见，边沁的普遍利己主义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个人自由独立与个人相互依赖并存的社会现实。

至善　所谓“至善”，就是爱上帝，追求来世幸福;爱沉静，在冥思苦想中达到同上帝合一的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