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时期

作为英国新自由主义理论家，霍布豪斯是在一个广阔的思想背景下形成思想体系的，其思想深深地烙上了时代、家庭、前人和同时代思想家的烙印。霍布豪斯所生活的年代，正是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时期。欣斯利说:“这个时期的某些主要特点之间的矛盾乍看之下令人惊讶。这些年代既有巨大的物质发展，也有经济萧条;既向世界经济更紧密的结合突飞猛进，也对自由贸易经济产生强烈反应;既提高了生活水平，同时也存在着贫困和社会上的堕落现象;既有迅速的社会变化，也有国家内政方面的停滞状态;既传播了民主政治，也加强了政府，甚至专制主义;既维持了和平，但也在武装的状态下维持和平。”这种生产力上的持续进步和社会矛盾的日渐尖锐，构成了这一时期思想家们思考的前提，也是其关怀所在。

19世纪中后期，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工业资产阶级在占有大量财富的基础上，在政治上也获得了议会的领导权，贵族阶级的统治地位日渐衰落。但是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英国的国际地位受到挑战，同时国内也存在着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就国际地位而言，随着工业革命在欧洲和北美国家的全面展开，英国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的垄断地位日益受到美国、德国等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挑战。世界原料基地和销售市场的分割和激烈争夺，极大地影响了英国国内的生产能力，其经济实力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退居第三位。

在英国国内，工业发展带来了人口拥挤、环境污染、社会秩序混乱、居住和卫生条件低下、社会教育和道德水平恶劣、犯罪率上升等诸多社会问题。尤为突出的是，由于贫富分化的严重加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对立的加深，加之19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危机的影响，英国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日益受到严重的威胁:其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不仅受到来自无产阶级思想家和下层人民群众的批判，而且也受到了来自资产阶级内部的批判，英国这一资产阶级国家正面临着合法性危机。

为了维护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不败地位，以及在社会和整个经济与政治生活中的统治，防止工人阶级的反抗，英国统治阶级加强了政府权威。1886年，自由党激进派首领约瑟夫·张伯伦曾经明确表示，激进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帝国政府。

为了对社会进行广泛的统一管理和控制，19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建立了统一的地方管理体制，各郡建立了警察队伍，制定各种社会政策，加强对社会的管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由公众自由参与的“公众领域”也日益处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另一方面，为了缓和社会阶级矛盾，英国政府在选举上进一步降低了财产权的限制，政治权利开始扩展到全体男性公民身上，工人阶级也开始有了选举权，民众也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官员和议员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的举措净化了官风吏治，改变了自洛克以来英国政治中存在的土地贵族把持政治，政治生活中任人唯亲的腐败风气。因此，加强国家的干预与政府的权威，扩大资产阶级民主，构成了19世纪末英国政治生活的主要特征。

然而，19世纪后期，自由主义开始失去其原有的势头。霍布豪斯在1911年总结道:“19世纪可被称之为自由主义世纪，但是到了这个世纪的末叶，这项伟大运动却大大地衰落了，如果自由主义者是失败了，自由主义的命运却似乎更惨，它正在对自己失去信心。它的使命似乎已经完成。这种信条好像正在僵化失效，变成化石，十分尴尬地夹在非常积极有力地活动着的两块磨石之中——上面一块是财阀帝国主义，下面一块是社会民主主义。”

1872年达到顶点的繁荣正在衰退，工业的发展速度也减慢了，自由放任政策和工业化所带来的贫富差距、阶级分化等社会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如果这样说略显抽象，那么当时社会调查报告和文学家笔下的社会状况更令人触目惊心。曾在19世纪后期任英国首相的本杰明·迪斯累利在其小说《西比尔:两个民族》中写道，穷人和上层之间几乎是“两个民族”:“它们之间没有往来、没有同感;它们好像不同地带的居住者即不同行星上的居民，不了解彼此的习惯、思想和感情;它们在不同的繁育情况下形成，吃不同的食物，按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不受同样的法律支配……富人和穷人。”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并不意味着所有阶级都同样地受益，对于底层人民来说，他们仍然需要忍受漫长的工作时间、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政治上的不平等与财富分配的巨大差异。“人民的生活状况”开始逐渐取代了“个人的自由”成为政治领域的中心议题。“未来的政治就是社会政治”，自由党激进派领袖约瑟夫·张伯伦这样说。

不仅是社会现实给予自由主义以压力，在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自由主义也同时受到老对手保守主义和新兴的社会主义的夹击。在英国政坛上，保守党和自由党的斗争贯穿了19世纪后半期的历史。这一阶段的保守党已经日益脱去了贵族色彩，转而成为一种力求维持现状与传统、制衡激进势力的力量。针对自由党奉行自由放任、尽可能减少政府行为的政策，保守党则提倡加强国家权威，对社会进行有序的控制。尽管动机和理念不同，但两党的斗争确实推动了政治改革。特别是在被自由党所反对的社会立法方面，保守党作出了主要的贡献，使得自由主义政府不得不进一步加强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

另一支迅速崛起的政治力量以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它的主要成分是工人阶级。英国的工会运动自19世纪初就一直持续不断地进行着，早期的运动深受欧文主义影响，具有强烈的理想色彩，声势浩大的宪章运动就是工会运动的代表。随着普选权的扩大和政治制度的完善，工人们的斗争场所也从街头转向议会，力求以合法的手段推进改革，为争取自己的选票和利益而努力，而工人阶级的斗争意识也上升了一个台阶，由原先简单的要求消除贫困，转而要求法律保障下的权利公平。1884年成立的费边社，将工会和工人组织了起来，并提供以理论的支持，虽然费边式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所论述的社会主义有着一定的差别，但却是适合英国当时的政治环境的。费边社会主义认为革命作为变革的手段已经过时了，他们希望通过立宪民主机构将资本主义和平演变为社会主义。1900年成立的工党就将费边社会主义作为其理论和政策基础。但无论保守主义与社会主义在阶级立场和最终目标上有多大的差异，在19世纪后半期有一个方面它们是异乎寻常地一致的，这就是要求加强国家对社会的干预。

事实上，即便在自由资本主义最为鼎盛的时期，国家干预活动也从未停滞。G.J.哥森在1883年就曾指出:“不管我们考察历年发生的事件、历届议会通过的法案，抑或历届议会或各种连续的出版物，我们都会看到，自由放任的原则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而政府控制和干预的领域正在以日益膨胀的规模扩张。”约翰·格雷也认为:“在政治与立法的实践领域是否存在过这样一个阶段是值得怀疑的，即自由放任政策毫无保留地受到重视。”

整个19世纪后半期的英国政府在事实上已经不只局限于维护单纯的自由竞争，而是在逐渐推行以平等和社会保障为主导的社会与经济政策。阿巴拉斯特在《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里写道:“整个19世纪见证了国家与地方政权的活动与职责的不平坦但却稳步持续的大规模扩张过程。越来越多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受到了法律的制约与限制。”而这些行为大多是在自由主义政府的任期内开展的。正是在这种处境下，英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开始了反思。“到19世纪70年代时，英国那些仍然坚持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的人士已经焦虑不安地意识到历史发展的趋势正在反对他们”。为了谋求新的出路，自由主义必须面对改革，不仅是推进社会改革，同时其自身也面临着一次理念和哲学的转型。英国自由主义开始尝试从传统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