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努阿·阿契贝的生平和思想

迎着新世纪升起的第一缕曙光,“黑俄耳浦斯”的七弦琴和着时代的节律,奏出了新的乐章——非洲文学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19世纪末20世纪初,非洲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书面文学像热带的丛林一样迅速成长,繁荣兴旺,口头文学的时代过去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非洲文学更像那蓄积已久的火山熔岩,一有了喷射口便喷涌而出,汇成了蔚为壮观的巨流。它似乎力图一举克服自己的落后状态,向世界的先进文学看齐,便以飞腾跳跃的速度向前发展,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现在,非洲文学已成了世界文学中一支崛起的新军,为世界文学增添了光彩。

在这支崛起的新军中,尼日利亚文学无疑是其中实力最强的劲旅。它作为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其文学成就在整个非洲大陆的各国文学中有着十分突出的地位。在非洲有相当影响的名闻遐迩的作家可以以十计算:西普利安·埃克文西、阿莫斯·图图奥拉、奥努奥拉·恩泽克沃、托马斯·阿卢库、加勃利埃尔·奥卡拉、奥比·伊格彭纳、沃列·索因卡、约翰·克拉尔克、钦努阿·阿契贝……尼日利亚的文学又以长篇小说创作的成就最大,为尼日利亚文学赢得了国际声誉。

在尼日利亚灿若群星的小说作家中,钦努阿·阿契贝则又是世所公认的非洲最杰出的天才。他用英语写作,其才华居尼日利亚文坛之冠;他曾获得过多种文学奖,为尼日利亚长篇小说的发展,乃至整个非洲文学的发展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作品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反响,他的小说已被译成了近三十种文字,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读者都能读到他小说的译本。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瓦解》发表之初,曾受到西欧某些资产阶级作家的抨击,但经过时间的考验,现在不仅被许多西非国家的学校定为英语系的正式教材,甚至在英国也被指定为学生的课外读物。1983年苏联出版的十三卷世界文化名人丛书中,阿契贝是被收入的唯一当代非洲作家。

阿契贝于1930年11月15日出生在东尼日利亚的一个名叫奥捷迪的村子里。东尼日利亚的主要民族是占尼日利亚人口第三位的伊博族,这是一个讲若干具有很多共同特点的相近方言的单一民族。伊博族直到19世纪末,还没有形成严密的政府组织形式,没有中央集权制度和权力很大的酋长,也很少有部落联合,每个村落各自为政,社会结构松散,没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基本的社会单位是父系家族。松散的社会结构形成了伊博人高度个人主义的性格和平等主义的思想。

阿契贝的家乡奥捷迪一带属于热带森林地区。在这里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常绿树,除了可制作家具的桃花心木等一些名贵树木外,最多的是作为本地财富的油棕榈树。每个村庄四周大都有十分茂密的灌木丛,有些地方人几乎走不进去。浓密的树叶遮住了阳光,肥沃、潮湿的地上长满了羊齿类植物和苔藓。除了村庄、树木和农田外,这里没有一块空地。有些村子之间只有狭窄的丛林小道可以通行,同行的人必须排成单行才能前进。农田都散布在森林之中,从大路或小径上只能看到很少的农田,路旁多是浓密的森林或灌木丛。行人从路上走过,可以听见林中传来的各种各样的鸟叫声。

在奥捷迪这个村子里,基督教徒和非基督教徒的界线划分的是十分清楚的。阿契贝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父亲受过良好的教育,年轻时就加入了教会,在一个新旧习惯格格不入的乡村教会学堂当教师。阿契贝八岁开始学英语,自幼接受英国在非洲殖民地的教会学校的教育。然而周围的环境却又使他时时受到传统的非洲文化的熏陶。他的外曾祖父曾接待过来乡里的第一个基督教传教团。外祖父是一个有头衔的地位很高的人物,他最先允许基督教徒在他的村寨里唱圣歌,不过他信奉的还是氏族宗教。阿契贝从小就生活在一种特殊的生活环境中,处在两种文化相交的十字路口,受到两种文化的感染。一边唱赞美诗,诵读《圣经》,一边又要看他父亲的亲友们家里的虔敬的祭祖祀神仪式。他常常忍不住要带着他的小妹妹,瞒着父母偷偷地到这些异教徒家里去吃祭祖和过节的饭菜。阿契贝在十岁时就能同时参与这两个方面的活动而未感受到“精神分裂的痛苦”。这种对传统习俗的好奇心和由于家庭关系而保持的一定距离,反而使他能更好地观察氏族社会。“距离不能成为距离,而成为一种聚合,像一个明智的观赏者可能采取必要的后退,以便从容地充分地观赏一幅油画一样。”他对伊博族的传统十分感兴趣,不过是抱着超然的、洞察一切的态度。他和他外祖父的信仰尽管不同,但两人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据阿契贝自己说,他对此感到“亲切、令人感动而又使人困惑”。他们顺利地沟通了开始使伊博世界分裂的不同的道德标准和文化传统。

阿契贝小的时候,经常和小伙伴们一块顶着洋铁罐到河边打水,一边走一边嬉闹。有时候也帮母亲干点农活。有一年种植季节,他母亲雇用了一个外乡人帮助种薯蓣,除了付给工钱之外,还管三顿饭。大概过了两三个星期,他跑到地里一看,薯蓣都长出了藤蔓,绿生生地爬满了地面。到这时他才发现,那个外乡人干活干累了时,干脆挖了一个大坑,将薯蓣种子一股脑儿一埋了事。这个外乡人之后再也没到他们村里来。小时候的生活,给阿契贝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离阿契贝家乡几英里远就是奥尼查市,这是一个坐落在尼日尔河东岸的古老集镇,是闻名非洲的大市场。它处于世界的交叉路口,见识过各式各样的新旧事物。它既是伊博土地上基督教的发源地,又是异教徒的堡垒。在它古老的商业中心,奥鲁人和伊博人——尼日尔河沿岸的人和内地森林区的人在此谨慎地进行他们的交易活动,在这里购买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农民们和出售外国商品的城市化了的新型零售商人在此相会,新、旧的思想在这里汇合。这里还是本地的基督教皈依者和氏族宗教的信奉者进行传道对话的最早场所。伊博人最早在这里看见了穿着尖头皮鞋的白人入侵者。他们嘲弄过“没有脚趾头”的白人,成百上千的黑人曾围在一起欣赏外国人的奇装异服。家乡的一切都深深地刻印在了阿契贝的脑海中,成了他小说创作的素材;奥尼查的人情风物,是他很多小说的背景原型;家庭教育和传统生活的影响,奠定了他世界观的基础。

阿契贝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在乌姆阿希亚公立中学上学,1948年至1953年在伊巴丹大学上学,一开始进修医学,后转攻文学。在大学读书期间,阿契贝读到了莎士比亚、弥尔顿和华兹华斯等人的作品,同时也读到了约翰·康拉德和乔伊斯·卡里等人所写的有关非洲的小说。后者那些充满了殖民主义偏见,歪曲非洲黑人的形象,一笔抹杀非洲民族悠久文化和历史,把非洲描写成“黑暗大陆”的小说作品,激起了他的强烈愿望,要由非洲人自己来写非洲的历史,讲述非洲的故事。虽然他的家庭环境和他所受的教育,突出了欧洲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非洲人的生活方式被认为是低劣的,在举行重要的庆典活动时,人们宁愿跳英国人的“五朔节花柱舞”而不跳传统的伊博舞蹈,有时阿契贝也曾产生过“我们所做的一切无不是原始的和野蛮的”这样的想法,但是强烈的民族意识在他的思想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1953年阿契贝由伊巴丹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他是第一批受到完全教育的尼日利亚知识分子。阿契贝大学毕业后当过教师。1954年～1966年他在拉各斯尼日利亚广播公司工作。1956年曾前往伦敦英国广播公司学习。阿契贝从学生时代起就开始了业余写作,1958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瓦解》。这部作品使他一举成名。1959年因他对非洲文学的贡献而被授予玛格丽特·翁纪念奖。1960年尼日利亚宣告独立,他于这一年发表了第二部长篇小说《动荡》,因这部作品而获得尼日利亚国家文学奖。1960年底至1961年初他曾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前往东非各地旅行。东非之行开阔了他的眼界,使他对自己生活的大陆有了更多的感性认识。1961年阿契贝被任命为尼日利亚广播公司广播部负责人。1962年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祭神的蛋和其他故事》。1963年他曾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的身份前往美国、巴西、英国等地考察,对西方社会有了更多的了解。1964年他发表了第三部长篇小说《神箭》,因此而获得乔克·坎贝尔新政治家文学奖。1966年他发表了第四部长篇小说《人民公仆》和儿童故事《契克过河》。从1966年起,他开始从事专业写作。阿契贝是尼日利亚作家协会的创始人,并曾担任过尼日利亚作家协会主席。1966年1月,尼日利亚发生了第一次军事政变,7月发生了第二次军事政变。是年,阿契贝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比夫拉事变期间,阿契贝曾为退出联邦政府宣布独立的比夫拉共和国政府工作,并作为比夫拉的巡回大使出使过欧洲和北美。

比夫拉事变是尼日利亚现代史上一桩最重大的事件。自1960年独立以后,尼日利亚社会出现了新的矛盾,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感到悲观失望,预感社会面临着新的灾难。比夫拉事件使这种预感变成了现实。由这次事件引起的内战在伊博土地上整整打了两年半,对伊博民族和尼日利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都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对阿契贝的思想和创作的影响更为直接、深刻。自比夫拉事件以后,阿契贝中止了长篇小说的创作,转向了短篇小说、诗歌和论文的写作。其后的创作远不如前一个时期那样活跃。还有一些作家,例如埃克文西,在战后也沉默了下来。这次事件的影响如此之大,因而有必要做一些简略的介绍。

尼日利亚内战的起因可追溯至1965年10月的尼日利亚地方选举。当时,一个由伊博人控制的军官集团,试图凭借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平息由选举引起的骚乱,革除日益增长的腐败现象,于1966年1月发动了一次成功的军事政变,掌握了国家的权力。在政变中,联邦政府总理和两个地方政府总理被杀,国家的管理权移交给了军队总司令艾朗西将军。他废除了联邦宪法,建立了军人政府,在四个地区分别任命了地方军事长官,开始了他称之为的消除“近代、过去强烈地方主义的最后残余”,以促进国家统一的尝试。1966年5月他宣布废除以前的各个地区,重新划分为四个州集团。埃米尔们立即提出抗议,北部地区随即发生了反对中央政府的示威游行。消除政治腐败的运动变成了激烈的氏族纠纷。北方的伊博人面对不断升级的迫害,开始返回他们的东方故土。1966年7月,由持不同政见的北方人组成的尼日利亚军队中的暴动部队在伊巴丹逮捕了艾朗西,推翻了军人政府,阻止了强化中央集权政府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军队总参谋长陆军中校戈翁取代了艾朗西,于8月正式恢复了政府的联邦制。

这第二次政变既未能恢复国内秩序,也未能缓解地方政府对于它们在联邦政府中的独立性将被削弱的担忧。1966年9月和10月,北部地区发生了多次蔓延很广的严重暴乱活动,很多伊博人在卡杜纳和卡诺遭到杀害。东部地区随之发生了某些反对豪萨人的报复行动。其后,北方开始遣返成千上万的伊博人。大屠杀和有关大屠杀的传闻迫使伊博人放弃自己的财产,放弃他们在工业和公用事业部门中的重要职位,逃回东部地区。伊博人现在开始迫切要求放松联邦制的束缚。他们担心七月政变是北方人试图统治整个尼日利亚的尝试,驻扎在西部地区的北方部队是对他们独立的威胁。因此,东部地区的军事长官,陆军中校奥朱克乌,抵制1966年10月举行的有关联邦宪法的对话,迫切要求放松各地方政府之间的联合。当东区和联邦政府的谈判看来不可能达成协议时,东区地方政府于1967年3月宣布,它不再承认戈翁为联邦军事政府的首脑。

在戈翁宣告全尼日利亚处于紧急状态,现存的四个区改为十二个州之后,奥朱克乌于1967年5月30日声明他的地区退出联邦政府,改名为比夫拉共和国。由此引起了1967年开始的全面战争。退出联邦政府的要求变成了北方人和伊博人之间的流血冲突。战争初期,伊博人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不久,到1968年5月,战争的形势就发生了有利于联邦政府的决定性变化。当时联邦政府军占领了哈尔科特港。这是比夫拉剩下的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最后一个补给点。但一直到1968年底,尽管比夫拉的军队被包围和限制在伊博中心地带的一个很小的地区——原东区的一个弹丸之地内,但联邦军队无法突破军事的僵持局面。战斗死伤惨重,而伊博人在围困中因饥饿而死的人数超过了战死的数字。随着战争的延续,比夫拉的幻灭情绪日益增长,有人指责奥朱克乌为了宣传的目的而拖延战争。当早期的热情逐渐消失,流言蜚语四起之时,引起比夫拉战争的腐败和卑鄙行为在比夫拉也流行起来了。在相持了一段时间之后,比夫拉于1970年1月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后,值得注意的是和平秩序迅速建立起来了,没有发生任何报复和反报复的行为。伊博人接受了他们在新政治体制中的地位,迅即着手建立他们自己的新的生活。

在内战期间,作为伊博民族主义者的阿契贝虽然在为比夫拉政府工作,以一个比夫拉的政治发言人的身份进行活动,但他对内战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与内战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在战后他所写的某些诗歌和短篇小说中,表明了他对内战的态度。例如在短篇小说《战争中的姑娘》中,他就相当尖锐地讽刺了比夫拉军队中某些上层人物的堕落行为,描写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

阿契贝于1971年发表了他的诗集《当心啊,我心灵的兄弟》,1972年出了该诗集的修订本,因该诗集而获得联邦共和国诗歌奖。另外,还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集《战时姑娘及其他故事》。1972年阿契贝寓居美国。1972年至1976年任美国阿姆赫斯特马萨诸塞大学英语系访问教授和康涅狄格大学教授。1975年发表了他的论文集《创世日的黎明》。1967年至1975年任恩苏卡尼日利亚大学非洲研究会研究员,自1976年起任该大学文学教授。阿契贝除了在创作和教学方面的建树外,还是海恩曼《非洲作家丛书》的创办人,并于1971年创刊了非洲新文学杂志《奥基凯》,任该杂志主编。阿契贝为当代非洲文学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阿契贝的主要作品是他的长篇小说四部曲《瓦解》、《动荡》、《神箭》和《人民公仆》。前三部作品反映了尼日利亚独立前殖民地时期各个主要阶段的社会生活;后一部作品则反映了独立以后尼日利亚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政治危机。

《瓦解》描写了20世纪初第一批殖民主义的传教士和行政官员进一步入侵非洲大陆的历史。伊博社会的缩影——乌姆奥菲亚是伊博人祖祖辈辈艰苦斗争、辛勤劳作、安居乐业的家园,有它固有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但随着外来势力的侵入,这里不再是平静的世外桃源。殖民主义者利用宗教诱惑和暴力镇压两种手段,双管齐下,终于使传统的伊博氏族分崩离析,趋于瓦解。阿契贝把民间创作的传统成分和纯文学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巧妙而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简练的,但充满惊心动魄的内容的作品形式,展示了动荡的伊博社会的生动画面。

《动荡》发表于尼日利亚独立之年。这部小说表明了阿契贝对殖民统治所造成的后果,特别是在伦理道德方面的后果所持的态度。小说描写了一个颇有抱负的青年,在国外接受了高等教育,带着改变尼日利亚现状的雄心返回家园,但在殖民地资本主义化的都市生活中逐渐堕落变质,终于成为贿赂的俘虏,以致被送交法庭审判,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故事情节简单,甚至有些枯燥乏味,但作者的用意不在于故事,而在于揭示这个青年堕落的原因——资本主义统治的恶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对伦理道德的毒害。

《神箭》虽是阿契贝的第三部小说,但在题材上紧接第一部小说《瓦解》。这部小说反映了英国人在尼日利亚站稳脚跟之后的氏族社会生活。殖民主义千方百计力图巩固自己的势力,因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与依旧要维护自己特权的氏族上层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又与氏族上层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作品反映了尼日利亚社会矛盾的日渐深化和氏族上层统治集团的日益背离人民,表明了作者鲜明的民族意识和民主思想。

《人民公仆》是一部具有批判现实主义倾向的优秀作品。这部作品形象地反映了尼日利亚独立以后的各种社会矛盾,表明了作者对社会的本质现象和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日益深刻。作品对尼日利亚社会的政治腐败现象作了淋漓尽致地揭露批判,阿契贝充分发挥了他的讽刺和幽默才能,辛辣地嘲讽了自称“人民公仆”的政客官僚。这些政客在达到了他们自己的目的之后,只满足于叫喊反殖爱国的口号,把自己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对立起来,损公肥私,贪污腐化,营私舞弊,胡作非为。寡廉鲜耻的政客兼有氏族统治者和尼日利亚暴发户的双重本质,不过像一切丑类一样终究难逃其可耻的下场。这部作品既表明了作者要求把群众组织起来参加改造社会的斗争的思想,又表明作者依然抱有通过普及教育就能改造社会的空想。

《战时姑娘及其他故事》是阿契贝自学生时代起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二十余年间所写的短篇小说的结集,共收了十三个短篇。这些作品中有学生时代的天真习作,也有对国内战争的抑郁的描写,还有对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的思考和探讨,显示了作者未曾在长篇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另一种风貌。《当心啊,我心灵的兄弟》这部诗集,主要抒发了诗人在战争期间的所感所想和战后对自身作用的深刻内省。多数诗篇都呈现出一种忧郁的情调。

阿契贝这些不同内容、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作品,形象地展现了自20世纪初到70年代中叶尼日利亚社会激烈动荡的历史画面,展示了广阔的社会背景,针砭了社会时弊,提出了有重大意义的社会和道德问题。他的作品可以看做尼日利亚七十余年来的编年史,它们表现了一个具有民族和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对尼日利亚社会的深刻认识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也表现了作者对社会下层人民生活的关心和同情。这些作品不仅在民族独立和自我觉醒运动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还显示了作者较为成熟的艺术个性。作者风格严谨,力求使作品具有历史的真实感和时代特色,竭力塑造出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描绘出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环境,传达出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思想。这些特点在非洲文学中是不多见的。可以说,阿契贝的这些小说代表了非洲长篇小说的最高水平。

阿契贝的声誉是以他的作品为基础的。他把他的作品看做革命的组成部分,当然这种革命实质上是一种文化革命。他激于对西方某些有偏见的作家对非洲的歪曲描写,对非洲历史的轻蔑和对非洲黑人的丑化的义愤,开始走上了自己的文学创作道路。他决心“用非洲人自己写的小说”来讲一讲非洲的故事,以纠正西方根深蒂固的陈旧观念,消除殖民统治对非洲的影响,唤起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恢复黑人的尊严。阿契贝是一位严肃的、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的成功极大地归因于他的强烈的非洲传统意识,归因于他对作家与社会的关系和作家的社会作用的正确认识,归因于他的美好意愿——把他的国家从氏族殖民地变成独立自主、和平公正的现代国家。当然这并不否认他深厚的文学修养和高超的艺术技巧。他的文学作品和他的有关论文清楚地显示了他追求探索和思想观念转变发展的轨迹。在短短的二十年里,他经历了一个从历史学家到社会批评家,再到社会改革家的转变过程。

阿契贝继承了非洲雕塑家、舞蹈家们久远的艺术传统。这种传统表明艺术或文学在本质上都含有共有的、实用的和功利主义的性质。他对自己这一代非洲知识分子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有深刻的理解。他认为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非洲的知识分子必须同他的社会保持最密切的联系,要为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负责,要继承发扬民族的优良传统,为自己的民族服务,并且要站在时代的前列,引导时代潮流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作家要充分利用文学这一利器。他在论文集《创世日的黎明》中反复论述了这种思想。在《非洲和她的作家》一文中,他描写了伊博人为庆祝氏族神形象的完成而举行的向地母阿拉表示敬意的“穆巴里”仪式。由这一活动得出了如下结论:在非洲,艺术不是特殊的特权阶级或个人专有的事业;艺术属于全体人民;艺术来源于人民大众的生活;艺术是公共活动的基本内容。阿契贝经常很严厉地抨击与非洲美学相反的观点。他认为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是与非洲的美学原则背道而驰的,它必然导致艺术家脱离群众。他担心非洲作家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而偏离了自己的方向。他指出,这种观念来源于欧洲社会。在那里,“过了很多代,在贵族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异”。它还抨击了那种力图使作家脱离他生活的环境,脱离他深刻了解的现实的思想倾向。他认为当一个作家的作品被赞扬具有普遍性的时候,尤其是西方评论家用普遍性这个字眼来评论非洲文学作品的时候,普遍性是一个让人十分反感的字眼。他认为这是一种殖民主义者的评论腔调。“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永远不会怀疑自己文学的普遍性。一个西方作家的作品很自然地具有普遍性”。他不喜欢那些上了这种骗局的当,试图分析——往往是绝望地——人类灵魂状况的作家。他把这种人称之为“人类状况综合征”,是又一种同他的社会和他的真正作用隔断了联系的那一类作家的症状。显然,阿契贝反对这种笼统的概念,是由于它们的教条的和主观规定的内涵与伊博人的思想方式相背离。伊博人认为“某些事物不论存在于什么地方,总会有另外的事物存在于它的旁边”。而普遍性则含有绝对性的意义。

有些评论家认为非洲作家“在构思他的小说的时候,也可能顾及欧洲出版商的要求——非洲作品的爱好者期望更多异国情调的非洲状况的资料,这就是那些为非洲以外读者着想的非洲小说中有颇为丰富的人类学资料的原因”。认为某些非洲作品是专为外国读者而写的。阿契贝断然否认这一点,“我不知道非洲作家是否总是想着外国读者,我所知道的是他们并非如此,至少我没有这样去做。”他和现代许多比较著名的非洲黑人作家一样,都曾接受过欧洲的教育,都吸收过世界文学的营养,都是在世界文学的影响下走上了自己的文学道路。但是他们在进行创作的时候,首先依靠的是本民族民间创作的传统,因为这一传统与他所要描写的世界血肉相连、气息相通,与作家本人的感受和思想方法相一致。作家从童年时代起就对这种传统十分熟悉。因而,他的作品虽然采用的是外国语言和外来的文学形式及表现手法,但表现出来的思想情感总是带有本民族共同的心理特点。他的作品是为自己的民族而创作的,他时刻想着的是自己的同胞。

阿契贝的作品具有18世纪启蒙思想家作品的特点。他在某些论文和讲话中,也反复强调作家要担当起教师的职责,向人们进行必不可少的启蒙教育,使非洲人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过去,肯定自身的价值,树立起从相对落后和蒙昧的状况中解脱出来,跟上迅速发展的世界潮流的信心和决心。阿契贝亲身经历了从殖民统治到独立运动再到政治幻灭这样一个急剧发展的历史过程,但他的基本立场始终是一致的。在1965年他关于非洲作家的任务的一次谈话中讲到,他的任务实质上就是恢复他自己民族的尊严,以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

当时对于我来说是一场支持,帮助我的社会树立自信心,抛弃污蔑和自卑年代的变态心理的非常必要的革命。就这个词最恰当的意义来说,实质上是一个教育问题。我认为,我的目标和我的社会的最深切的愿望是和谐一致的。因为没有人认为非洲人能够摆脱我们灵魂创伤的剧痛。你们都听说过非洲的性格、非洲的民主、非洲的社会主义道路、非洲对黑人文化传统的自豪感等等。它们都是在帮助我们自己争取独立自主的不同时期所形成的支柱。一旦我们站了起来,我们将不再需要它们中的任何一个。

怎样去引导自己的人民赢得争取独立自主斗争的胜利呢?阿契贝认为负有教师责任的小说家必须进行的最有效的工作,就是“非洲过去的重新发现”,就是用描写非洲过去的作品去唤醒民众,坚定他们争取胜利的信心。他是这样来看待他自己的作品的:

如果我的小说(特别是我以过去为背景的小说)只是向我的读者讲授了他们的过去而没有别的作用,我也是非常满意的。我所说的他们的过去——带有它的全部缺点,并不是一个没有开化的浪漫黑夜,并不是第一批欧洲人以上帝的名义才把他们从黑夜中拯救了出来。或许我所写的作品是不同于纯艺术的应用艺术。然而谁会介意呢?艺术是重要的,而我心目中的那类教育也是重要的。我没有看出这两者有互相排斥的必要。

阿契贝虽然强调非洲作家要表现非洲的过去,但他的观点与塞内加尔著名诗人桑戈尔的“黑人性”——黑人世界的文化价值的总和的观点不尽相同。阿契贝认为既要肯定非洲黑人传统文化的价值,同时又要有客观的态度,“我们不能自认为我们的过去是一首很长的、色彩明丽的田园诗。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民族的过去像其他民族的过去一样,有它好的方面,也有它不好的方面。”他的《瓦解》就是他描写过去的实践的产物。在这部作品中,他表现了“新”与“旧”,传统的非洲文化和外来的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冲突,描写了伊博族在殖民者侵入之前的淳朴生活和古老习俗。伊博族人朴实自然地生活在原始大自然的怀抱里,形成了他们自己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但是这里也并非一个理想的极乐世界,氏族的习俗中也存在野蛮落后的成分。他们中间的一些受社会鄙弃和宗教迫害的贱民最早皈依基督教,就是这个社会固有矛盾的直接反映。作品对这个传统社会的阴暗面也作了客观的、真实可信的描述。

独立之前和独立初期,阿契贝的思想处于历史学家阶段。他致力于发掘非洲的过去,揭示非洲过去的价值,为建立新的生活奠定基础。然而他毕竟是一个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具有锐敏感受力的人,并非对当代的社会现实熟视无睹、充耳不闻,仅仅沉醉于陈曲旧酿之中。在1965年的一次讲演中,他也承认作家应当关心当代问题,而且这是应该首先处理的重要主题。“毕竟小说家的责任不是绕过今天早上主题性的大字标题,而是要深入研究人的现状。但在非洲,除非他有真正的历史意识,否则他是不能完成这项任务的。”作家在引导他的人民回顾他们的过去的时候,要向他们指出,他们的过去,“时常有一种极其深刻,很有价值、相当完善的哲学;他们有诗歌,最重要的是他们有尊严。”他认为非如此,不能治愈他们的心灵创伤,消除他们的“精神危机”,为新的社会生活做好准备。同时阿契贝又强调:

我所说的意思绝对不能理解成我不承认当代题材是小说家最合适的题材。决不是这样,我已有一部小说是涉及当代的作品,下一部作品也还是关于当代的。我所说的意思只是认为由于我们的形势的特殊性,在我们恢复起我们的基础之前,它是无关紧要的尝试而应放弃。我们必须首先确定真正的非洲的背景,接下来才能是重大的意义和向纵深发展。我认为,这就是艾梅·塞泽尔所说的通向未来的捷径是经由过去的含义。

显然,阿契贝并非对当代题材不感兴趣,并非一位钻进了“象牙之塔”的小说家。他有他自己的目的,他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命运和前途,曾为尼日利亚的独立做过工作。尼日利亚于1960年在世界民族独立的浪潮中,未经长期的艰苦奋斗和流血而获得了独立。但独立后不久,尼日利亚的社会现实使阿契贝感到失望。它并没有出现独立之前不久尼日利亚总理所预言的那种局面:“独立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一种手段。我们依靠独立,决心确保尼日利亚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其充分的作用;我们依靠独立,使尼日利亚人民能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在为独立而进行的工作中,我们正在树立民族的自尊心。”到阿契贝着手写作《人民公仆》时,他对尼日利亚的前途更加悲观,似乎感到绝望。他后来把《人民公仆》这部小说看做是“一份独立后非洲的颇为严肃的控诉状”。他曾写到“在独立后的六年中,尼日利亚成了一个腐败和混乱的藏污纳垢之所”。在这部小说出版的当年他所发表的一篇论文中,阿契贝承认现在的小说家更应当集中全力于当前的问题,不过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使得这个问题复杂化了。首先,他现在对非洲在与欧洲的遭遇中所蒙受的由来已久的伤害更加悲观。“在人类尊严和人类关系方面,这种遭遇几乎是黑人种族的一场全面性的灾难,它扭曲了黑人和白人两方面的心理状态。”作家所具有的教育职能在“由白人按照他们的思想逐渐创造出来的世界”中很难发挥。在阿契贝看来,这种情况显然没有随着他后来所称的“伟大的共谋欺骗就是独立”的实现而结束。其次,在这个政治腐败和幻想破灭的时期,对于作家来说,使他自己与他自己的社会完全一致越来越困难。他此时的任务是必须以各种方式批评和揭露他所发现的各种不公正现象。《人民公仆》就对独立之后社会的不公正现象做了揭露和抨击。这部作品以犀利的笔锋,对独立后尼日利亚的腐败政治和官僚政客的无耻嘴脸做了入木三分的描绘,暴露了尼日利亚社会所面临的危机,揭示了随后不久就爆发了的国内战争的社会根源。此时的阿契贝已经由历史学家变成了社会批评家。

比夫拉事变期间,具有伊博民族主义思想的阿契贝,以比夫拉巡回大使的身份出使在北美和欧洲时,曾于1969年在得克萨斯大学做过演讲。在演讲中他除了再次评价了作家的社会作用外,他还力图正确解释他的思想观念所发生的变化。他认为在第一个阶段提出对非洲过去的重新发现是必要的,不过它持续的时间太长了。“因而当非洲的知识分子正在忙于展示非洲过去的文化时,灾难深重的非洲民族已经创造出了新的革命文化。这些文化注意到了他们的现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落后了,他们还停留在他们的文化博物馆里,现在必须赶上“创造文化的人民”。在似乎是对比夫拉战争所作的介绍中,他说,人民的真正的新生力量“今天在非洲革命中显示出来了;这是一次目标朝着真正独立的革命,朝着现代国家的创立以取代我们今天现存的新殖民主义的‘残余领地’而前进的革命,一场非洲意识形态方面的革命”。在尼日利亚独立以前,他没有意识到有进行这种革命的必要,他同职业政治家站在一起;但“在独立以后,我发觉他们和我现在不是在同一边,因为他们没有做我们同意他们应当做的事,于是我成了一个批评家。我发现我自己是站在反对他们领导人的人民一边——这个时期的领导人是黑人”。这场反对政治腐败、贪污腐化、争取社会公正运动的高潮就是国内战争。此时他感到作家不仅不应只是一个历史学家,也不应只是一个社会批评家,而应是一个积极投身于改造社会的社会改革实践家。作家应当帮助决定社会的前途命运。“他的任务是行动而不是复古。”到1969年,阿契贝再一次与他自己的社会明显地协调一致起来了,他由批评家成了社会变革的参与者。

阿契贝的思想认识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深化,他的创作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1969年的同一次讲演中,他声明他不再写小说:

我能够创作,然而肯定不是我处于安逸舒适情况下所创作的那一类东西。现在我不能写小说,我不愿意写,即使我愿意写,我也不能写。因此,那种特殊的艺术家的姿态此刻对我来说是不相宜的。我能写诗——某些短小的、热情的、和我的情绪更加相一致的东西。我能写论文,我还能讲演。在我们正在斗争的情况下所有这些形式的作品正在创作之中。

阿契贝自1966年《人民公仆》发表以后很长时间再没有发表长篇小说,只发表了数量不多的短篇小说、诗歌和论文。

在沉默多年之后,阿契贝于1986年发表了论文集《尼日利亚的不幸》。

1988年初,阿契贝又推出了第五部长篇小说《热带草原蚁山》。

这部历时15年写成的小说以一个名叫康刚的西非落后国家为背景,主人公萨姆、克里斯和埃克姆三个人是好朋友,在一次政变中,萨姆当了总统,克里斯当了情报部长,埃克姆成了主要报纸《国民公报》的主编。萨姆上台后,实行独裁统治,大搞个人迷信,企图通过公民投票成为终身总统,而对威胁全国的严重自然灾害却漠不关心。埃克姆对此提出批评,立即遭到逮捕,惨遭杀害。克里斯也逃往外省,全国陷于动乱之中,特务横行,民不聊生,群众反抗风起云涌,后来发生了一场新的军事政变。小说揭露了非洲独立后出现的各种腐败现象,谴责走马灯似的军事政变。作家语重心长地告诫非洲各国领导人,停止争权夺利,应以人民利益为重。他指出“非洲的真正主人是那些亿万缄默不语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