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朱湘先生

悼朱湘先生

偶于报端得知朱湘先生死耗，但尚不知其详。文坛又弱一个，这是很令人难过的。我和朱先生幼年同学，近年来虽无交往，然于友辈处亦尝得知其消息，故于朱先生平素为人及其造诣，亦可说略知一二。朱先生读书之勤，用力之专是很少见的。可惜的是他的神经是从很早的时候就有很重的变态的现象，这由于早年家庭环境不良，抑是由于遗传，我可不甚知道。他的精神变态，愈演愈烈，以至于投江自尽，真是极悲惨的事。关于他的身世遭遇理解最深者在朋友中无过于闻一多、饶子离二位，我想他们一定会写一点文字，纪念这位亡友的。

在上海《申报·自由谈》（十二月七日、十九日）有两篇追悼朱湘先生的文章略谓：“他的死，可说完全是受社会的逼迫。固然，他的性情，不免孤僻，这是他的一般朋友所共知；不过生活的不安，社会对他的漠视，都是他自杀的近因。他不知道现在社会，只认得金钱，只认得势利，只认得权力，天才的诗人，贫苦的文士，（那）在它的眼下！朱湘先生他既不会蝇营狗苟，又不懂得争权夺利，所以在这黑暗社会中，只得牺牲一生了。我恐怕现刻在社会的压迫下，度着因苦的生活，同他一样境遇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呢？朱湘先生之自杀，正是现代社会不能尊重文人的表现。”（余文伟）“这件事报纸上面好像没有什么记载，其实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它的意义并不限于朱湘一个人。这位诗人的性情据说非常孤傲，自视很高。据他想像这样一个诗人，虽然不能像外国的桂冠诗人一样，有什么封号，起码也应该使他生活得舒服一点，使他有心情写诗。可是这个混乱的中国社会，不但不给他舒服的生活，而且简直不给他生活。这种冷酷他自然是感到的。也不能认识社会，了解社会，既不承认能够优容他，把他像花草一样培养起来的某种环境已经崩溃，更不相信那个光明灿烂的时期真会实现，所以他只看到一片深沉的黑暗。这种致命的绝望，使他没有生活下去的勇气，使他不得不用自杀来解决内心的苦闷。朱湘已死了，跟他选上这条死路的，恐怕在这大批彷徨歧路的智识群中，还有不少的候补者罢。”（何家槐）

这两位作者认定朱先生之自杀“完全是受社会的逼迫”，“这个混乱的中国社会……简直不给他生活。”对于死人，照例是应该说好话的。对于像朱先生这样有成绩的文人之死，自然格外的值得同情。不过，余、何两位的文章，似乎太动了情感，一般不识朱先生的人，读了将起一种不十分正确的印象，将以为朱先生之死，一古脑儿的由“社会”负责。

中国社会之“混乱”，自然是一件事实，在这社会中而要求“生活得舒服一点”的确是不容易。不过以朱湘先生这一例来说，我觉得他的死应由他自己的神经错乱负起大部分责任，社会之“冷酷”负小部分责任。我想凡认识朱先生的将同意于我这判断。朱先生以“留学生”、“大学教授”的资格和他的实学而要求“生活得舒服一点”不是不可能的。不幸朱先生的脾气似乎太孤高了一点，不客气的说，太乖僻了一点，所以和社会不能调谐。若说“社会”偏偏要和文人作对，偏偏不给他生活，偏偏要逼他死，则我以为社会虽“冷酷”，尚不至于“冷酷”至此！

文人有一种毛病，总以为社会的待遇太菲薄。总以为我能作诗，我能写小说，我能作批评，而何以社会不使我生活得舒服一点。其实文人也不过是人群中之一部分，凭什么他应该要求生活的舒适？他不反躬问问自己究竟贡献了多少？譬如郁达夫先生一类的文人，报酬并不太薄，终日花天酒地，过的是中级的颓废生活，而提起笔来，辄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会的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沦落似的。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朱湘先生，并不是这样的人，他的人品是清高的，他一方面不同流合污的攫取社会的荣利，他另一方面也不嚷穷叫苦取媚读者。当今的文人，最擅长的是“以贫骄人”，好像他的穷即是他的过人的长处，此真无赖之至。若以为朱先生之死完全由于社会的逼迫，岂非厚诬死者？

本来靠卖文维生是很苦的，不独于中国为然。在外国因为读者、识字的人多，所以出版事业是营利的大商业，因之文人的报酬亦较优厚，然试思十八世纪之前，又几曾听说有以卖文维生的文学家？大约除了家中富有或蒙贵人赏拔的人才能专门从事著述。从近代眼光看来，受贵人赏拔是件可耻的事。在我们中国文人一向是清苦的，在如今凋敝的社会里自然是更要艰窘。据何家槐君说：

“他的文章近几年来发表得很少，而且诗是卖不起钱的，要想靠这个维持生活真是梦想。听说有家杂志要他的诗稿，因为他要求四元一行，那位素爱揩油的编辑就很生气的拒绝刊登。”

我奇怪的不是编辑先生之“拒绝刊登”，而是朱湘先生的“要求四元一行”，当然那位编辑先生之“很生气”是大可不必的。文学只好当作副业，并且当作副业之后对于文学并无妨。有些诗人以为能写十行八行诗之后便自命不凡的以为其他职业尽是庸俗，这实在是误解。我们看古往今来的多少文学家，有几人以文学为职业？当今不少的青年，对于文学富有嗜好，而于为人处世之道遂不讲求，这不是健康的现象。我于哀悼朱湘先生之余，不禁的想起了这些话说。

朱先生之死是否完全由于社会逼迫，抑是还有其他错综的情形，尚有待于事实的说明。如其他是神经错乱，他自己当然也很难负责，只能归之于命运。不过神经并未错乱的文人们，应该知道自处，应该有较强的意志，“韧”性和毅力，来面对这混乱的社会罢？

还有一点，写诗是和许多别种工作一样，并不见得一定要以“生活舒服一点”为先决条件的。饿了肚子当然是不好工作的，“穷而后工”也不过是一句解嘲的话。然而，若谓“生活得舒服一点”，以后才能“有心情写诗”，这种理论我是不同意的。现下的诗人往往写下四行八行的短诗，便在后面缀上“于莱茵河边”、“于西子湖畔”，这真令人作呕。诗是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写的，不必一定要到风景美的地方去。诗在什么时候都可以写的，不必一定要在“舒服”的时候。所谓“有心情写诗”，那“心情”不是视“舒服”与否而存灭的。诗人并没有理由特别的要求生活舒适。社会对诗人特别的推崇与供养，自然是很好的事，可是在诗人那方面并不该怨天尤人的要求供养。要做诗人应先做人。这并非是对朱湘先生的微辞，朱湘先生之志行高洁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他的自杀是值得我们哀悼的。不过活着的文人们若是借着朱先生之死而发牢骚，那是不值得同情的。

（原载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五十七期，署名梁实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