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小品》与“雅舍”佚文

《星期小品》与“雅舍”佚文

陈子善

梁实秋先生谢世之后，余光中先生在《金灿灿的秋收》①一文中高度评价梁实秋在散文、翻译、文学批评、学术研究和教育五个方面的卓越贡献，深得我心。但依旧者所见，余先生还遗漏了一点，那就是梁实秋作为新文学编辑家所取得的成就，同样是相当突出的。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既是作家又是编辑家的一身而兼二任者大有人在，而梁实秋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从早年编辑北京《清华周刊》“文艺”栏和《文艺增刊》开始，梁实秋先后主编过《大江季刊》（一九二五年七月至十一月）、上海《时事新报·青光》（一九二五年五月至八月）、《新月》月刊（一九二八年三月至三三年六月，梁实秋数度参与编务或独立主编）、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至次年十二月）、北平《世界日报·学文周刊》（一九三五年三月至六月）、《自由评论》周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至次年九月）、《北平晨报·文艺》周刊（一九三七年一月至六月）、重庆《中央日报·平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至次年四月），以及本文将要介绍的《益世报·星期小品》。时间之长，刊物之多，影响之大，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实属少见。

梁实秋晚年在《副刊与我》、《我与青光》等文中深情地回忆他当年编辑这些刊物的情形，但他提到《益世报·星期小品》时只说了一句：“罗努生主持天津《益世报》的时候，我应邀编一个文艺周刊，后改名为《星期小品》。”①语焉不详，且与史实略有出入。梁实秋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编的《文学周刊》与四十年代后期编的《星期小品》，虽同为《益世报》副刊，性质却有所不同，两者实际上并无承继关系，前者以刊登文学评论为主，后者乃是揭载散文小品的专门刊物。作为梁实秋离开大陆前主编的最后一种副刊，《星期小品》自有其鲜明的艺术特色。笔者最近在查阅该刊时，又意外地发现梁实秋用笔名发表的隽永散文十余篇，均未结集。一下子新出土那么多“雅舍小品”，怎不令人惊喜万分？遗憾的是“雅舍”主人已不及重见了。

《星期小品》创刊于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刊名由梁实秋亲笔题写，星期天出版②，每次半版篇幅。当时梁实秋担任北师大英语系教授，遥领《星期小品》编务，按时把稿件寄到天津拼版付印。次年一月十六日《益世报》第四版刊出一则“小启”：“《星期小品》因稿未到，改刊《别墅》（该报的一个通俗性副刊），希读者注意。”《星期小品》就此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只出廿五期，历时近半年。这是一个很别致的文学周刊，创刊时没有开场白，停刊时也未向读者告别，悄悄地诞生，悄悄地结束，不事张扬，只顾埋头耕耘，一如梁实秋的为人。刊名强调“小品”两字，不登小说、诗歌、剧本和评论文字，举凡怀旧伤悼、山水游记、读书随想、品物杂识等等，都可在《星期小品》上占有一席之地，自由驰骋。经常为该刊撰稿的有谢冰莹、老向（王向辰）、李长之、陈纪滢、隋树森、季羡林、叶雅（龚业雅）等位，全是擅长小品的名家高手，作者中也有刚出茅庐的新秀，如北大文学院学生，后来成为大陆名诗人的李瑛便是。因此该刊珠玉纷陈，美不胜收，不仅四十年后的今天读来有耳目一新之感，当时就颇获京津文坛好评，著名散文家朱自清读了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七日第廿一期所载《老境》（叶雅作）一文后，感慨系之，特赋七律一首寄赠梁实秋，诗中就有“笔妙启予宵不寐”之句③。

梁实秋因在重庆《星期评论》和南京《世纪评论》连载“雅舍小品”，已经名噪士林，既编《星期小品》，自己当然也要披挂上阵。但是遍查该刊，在总共六十八篇小品中，署人们熟知的子佳笔名和梁实秋本名的文章只有六篇，它们是《写字》（七月二十日）、《客》（八月三日）、《握手》（八月十七日）、《闻一多在珂泉》（九月十四日）、《我的国文先生》（十一月十六日）和《法巡捕房的一幕》（十二月廿二日）。经笔者核实，前三篇已被收入《雅舍小品》初集①，早已脍炙人口。后三篇均系回忆录，《我的国文先生》也已改题《我的一位国文老师》收入《秋室杂文》②；《闻一多在珂泉》的主要内容则已写进梁实秋六十年代所著《谈闻一多》一书，不过文中披露的闻一多一九二四年负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时所作有名的英文诗《另一个华人的回答》，《谈闻一多》却未录，这是应该特别加以说明的。

显而易见，梁实秋在《星期小品》上发表的文章远不只上述六篇，因为这不符合梁实秋编辑副刊的独特风格。由于“好稿不易得”③，梁实秋编副刊喜欢亲自动手，往往一个版面半数以上文章由他本人执笔，有时甚至独自包揽，这就需要不断变换笔名，以免读者发觉主编唱独角戏而减少兴味，不消说，也有不便署真名，非得用笔名发表不可的。从《时事新报·青光》到《中央日报·平明》莫不如此，《星期小品》想必也不会例外。看来要寻找梁实秋在《星期小品》上的佚文，还得从结合文章内容，查考他的不为人知的笔名入手，尽管梁实秋在一九八六年公开声明过，自编《时事新报·青光》之后，“我很少用笔名，近三四十年几乎绝对不用笔名。”④

笔者首先注意到下列诸文：署名刘惠钧的《推销术》（十月五日）、署名灵雨的《钱的教育》、署名马天祥的《房东与房客》（十一月廿三日）、署名魏璞的《市容》和署名吴定之的《沙发》（均为十一月三十日），这五篇小品淳朴淡雅，机智含蓄，而且亦庄亦谐，常于不经意处极讽刺之能事，无论从思想、情趣，还是从纵谈自如的文笔看，都是典型的雅舍小品，作者非梁实秋莫属。最有力的证据还在于它们半年多之后重新发表时，全都署名梁实秋，《市容》、《沙发》、《钱的教育》、《房东与房客》分别载一九四八年四月至七月谢冰莹主编的大型文艺月刊《黄河》复刊第二至五期，《推销术》载同年四月十六日邵洵美主编的《论语》第一五一期。因此，这五篇小品出自梁实秋手笔已无庸置疑。同时，梁实秋的五个笔名也得到了证实。

《星期小品》上署名刘惠钧的还有一篇《考生的悲哀》（九月廿一日），署名马天祥的还有一篇《电话》（十月五日），依此类推，自然也是梁实秋的作品。《考生的悲哀》中说某次考生遇到偏题《卞壶不苟时好论》一筹莫展，只得缴白卷，以及《电话》中所追忆的早年家中安装电话的情景，梁实秋后来写的《谈考试》和《电话》①中又一次分别提及，这不是偶然的巧合，两相对照，只能进一步证明作者是同一人。关于刘惠钧这个笔名，还应补充一点，梁实秋三十年代主编的《世界日报·学文周刊》和《自由评论》周刊上有不少署名刘惠钧的译诗，梁实秋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自由评论》文艺专号的《编者后记》中说：“刘惠钧先生是山东大学毕业生，他译过百余首Burns的诗，皆忠实可诵。”这不知是梁实秋故弄玄虚，还是当时真有一位刘惠钧，待考。但《星期小品》上的“刘惠钧”就是梁实秋，却是确定无误的。灵雨、吴定之和魏璞三个笔名虽然在《星期小品》上只出现了一次，但灵雨和吴定之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子佳，梁实秋在《益世报·文学周刊》和《自由评论》上的许多精彩之作都使用这两个笔名，以后有机会当另文论述。

接着使笔者感到兴趣的是署名李敬远的《火》（九月廿八日）、《疟》（十月廿六日）和《雷》（十二月十四日）三篇小品，同样委婉多讽，谈言微中，酷似“雅舍”风韵。

李敬远的名字首次见诸梁实秋主编的刊物，还得追溯到二十年前。一九二七年七月廿四日《时事新报·青光》刊出署名李敬远的《竞学大纲》，嘲笑“性学大师”张竞生。《新月》月刊问世以后，“书报春秋”专栏上署名敬远、李敬远的书评又有好几篇，这次在《星期小品》上亮相已是第三次了。试想一下，二十多年沧桑变迁，李敬远却一再在梁实秋主编的刊物上出现，这难道会是偶然的吗？梁实秋的文字之交中并无李敬远其人，唯一合乎情理的解释就是李敬远是梁实秋的又一个笔名。再说《疟》这篇中引用老杜主张以诗治疟的逸事，谈论风生，其时梁实秋正在搜集杜诗版本，潜心研读杜甫，六天之后，《文潮月刊》第四卷第一期发表了他的《杜审言与杜甫》一文，正可作为一个佐证。

《星期小品》上又有署名绿鸽的“三记”，即《演戏记》（七月廿七日）、《相声记》（九月十日）和《画梅小记》（十二月十四日），也都逸趣横生，引人入胜，其实仍是梁实秋的杰作。乍看之下，绿鸽这个笔名似乎难以查考，然而，只要对梁实秋生平稍微有点了解的人，把“三记”通读一遍，马上就能断定作者除了梁实秋，不作第二人想。梁实秋年轻时一度醉心丹青，画梅尤其出色，晚年封笔，偶一挥毫，人见人爱。他曾在《岂有文章惊海内》中回顾往昔画梅的经历，三言两语而已，《画梅小记》恐怕是梁实秋详细谈论画梅甘苦的唯一的一篇文章，从养梅、爱梅说到画梅，清俊简洁，意味深长，确实十分难得。而《相声记》中与老舍合作表演相声的“我”，除了梁实秋还会有谁呢？两人抗战期间在重庆联袂登台的热闹情景，海内外读者早已从梁实秋后来所作的《忆老舍》中领略一二了，不过远不及《相声记》生动具体。此文把老舍说相声时的神态举止刻画得惟妙惟肖，毕竟年代相去不远，才会有如此真切的记录。至于《演戏记》所记作者排练、主演一出外国悲剧时的形形色色，同样使人莞尔。这出戏当指抗战期间国立编译馆在露天的北碚民众剧场为劳军而演出的法国名剧《天网》（陈绵译），梁实秋后来在《回忆抗战时期》中也曾提到过的。

除此之外，《星期小品》上还有署名紫华的《跃马中条记》八月三十一日）和《寂寞》（十一月三十日）两文，真正作者仍是梁实秋。紫华这个笔名并不难识别，一望便知是梁实秋原名治华的谐音。梁实秋写过两篇同名的《跃马中条记》，另一篇作于五十年代，已收入《秋室杂文》。一九四〇年一月，梁实秋参加“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视察华北前线，道出山西中条山，涉水越岭，历尽艰险。两篇《跃马中条记》所记都是这段经历，尽管详略不同，措辞各异。而作者一记再记，足见此次旅行印象之深刻。《跃马中条记》的作者既已明了，语涉玄妙、富于哲理的《寂寞》的归属也就不言而喻了。

《星期小品》上的梁实秋作品，在他多姿多彩的散文创作生涯中处于一个承先启后的地位。其中连作者本人也已遗忘的这批佚文，侧重议论性的本应像《写字》、《客》等文一样编入《雅舍小品》初集，侧重记录性的也可像《我的国文先生》一样编入《秋室杂文》，不料竟长期埋没，直到整整四十年后才由笔者挖掘出来，重放夺目的光彩。原因何在？也许作者自己并不满意，编集时严加删汰，也许作者当年匆促南下，未能携出全部剪报，可惜雅舍主人已归道山，无从请益了。不管怎样，这些新发现的佚文中固有为凑版面的急就章，但大都能与已收集的《雅舍小品》媲美，它们或在平正朴实中流露风趣，或在幽默诙谐中显现温厚，“在最寻常的人生态中体味到人世最深沉的悲哀”①，曲折灵动，情思绵绵，其艺术价值完全值得充分肯定。在中国现代学者散文中，雅舍小品堪称一绝，久享盛誉，就作者的睿智、才情和深厚的功力而言，几乎无人可以企及，证之这批旧作，犹可信矣。

附记：

拙稿杀青后，笔者收到北京隋树森先生四月廿八日惠函。隋先生系知名的古典文学研究家，梁实秋在重庆北碚国立编译馆的同事，《益世报·星期小品》的作者，现已届八十高龄。信中所忆有助于了解梁实秋主编《星期小品》的情况，谨录如下：“四十年代末，我在南京天山路国立编译馆任特约编审。梁实秋原来在四川重庆时与我同事，我们复员后，我仍留编译馆，梁先生辞职回北京，主持《星期小品》副刊。梁先生约我们撰稿，我先后写了三篇文章（指《香汛期中的鸡鸣寺》、《汽车》和《忆澄江镇》——笔者注）。后来梁先生不编此刊了，我们也就不写稿子了。写稿的人多为南京编译馆的同事，文章背景多叙南京，我还记得梁先生曾提出希望把背景改一改呢。”

（原载一九八八年七月香港《明报月刊》第二七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