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春，郭沫若、童第周（左三）、竺可桢（前右二）、严济慈（前右一）等在中国科学院化学所视察。
父亲耳背重听是众所周知的，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他左耳带着耳塞，手持助听器，但人们并不知道他重听到什么程度。实际上父亲右耳几乎完全失去听觉，左耳只有微弱的听觉。不借助助听器很难与他对话，和他交流要准备笔和纸，有时也用一些手势。每当我们请他去用餐时，都用左手做出碗状，右手向嘴的方向划动，他看到后便点点头表示知道了。每当父亲非常专心写东西的时候，我们都是站在他对面，等他发现我们时再做手势，生怕惊吓了父亲。父亲基本上不能听电话，除极个别一定要听的电话，对话是很困难，也是很短的。特别是随年龄增长，听力的下降，每当父亲看电影、电视、听音乐会没有特别为他准备的扩音装置时，父亲几乎听不到，而所装的扩音装置的音量和音质不很好，时间长了使父亲听得不舒服，在不是非常需要的情况下他是不用的，当然他也不愿意麻烦工作人员。那时，助听器用的电池很贵，也不容易得到，或是日本朋友送些，或是托朋友在香港带些，所以不是必要用的时候，耳机平时多是不开的。
▲1962年底，郭沫若手持助听器与人艺导演焦菊隐交谈。
每次中央或各部门开重要会议，规定秘书不可以入场，但是因为父亲的重听，属于中央特别批准可以照顾的少数几个老人之列。父亲的秘书可以入会场，由秘书给他转达或笔录。
因为父亲是一个文化人，常常有机会安排他看各类文艺演出。出国开会期间，观看歌剧、芭蕾、民间歌舞等表演，在国内时观看京剧、话剧，一些地方戏及歌舞演出等。虽然听力困难，但他出于对文化工作的关心，常常是在有可能的情况下，都是要出席的。以往的新闻中经常可以看到父亲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出席国际音乐团体来华演出等活动，这对他来说可谓是个“苦差事”，因为他听不清。父亲曾开玩笑说：“我是聋子听音乐，摆样子。”尽管如此，他仍在积极从事促进文化交流的活动。安排他出席的活动，他这个聋子基本上没有推托过。
父亲的耳聋是两次患伤寒高烧导致听神经受损而造成的。
1908年，父亲在乐山读中学的时候，患了肠伤寒，高烧持续了一个多月。患了伤寒病的人，凡能渡过生命难关的，均会留下后遗症。那时，生病后的父亲并发了“中耳炎”，听力损坏了，导致了“重听”；同时并发了“脊椎加里斯”，腰椎也受到了损伤。疾病的后遗症给父亲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痛苦。
▲在冈山六高学习的郭沫若，在医学专业必修的德语课上接触到大量的外国文学名著。他受泰戈尔、海涅等作品的影响，开始了新诗创作的最初尝试。保存下来的早期作品有《死的诱惑》、《新月与白云》等。图为在冈山六高学习时的郭沫若。
在1927年12月，父亲又患了斑疹伤寒。这一年局势紧张，父亲当年3月31日写下《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之后，蒋介石制造了“四·一二”大屠杀，背叛革命。蒋介石亦通缉父亲，白色恐怖时期党组织打算安排父亲转移到苏联海参崴。又一次的伤寒袭击了父亲，重病高烧40度，持续两个星期处于昏迷之中，不断发出呓语，时而表现狂暴，医生已通知家属准备后事。一般三四十岁以上的人得了斑疹伤寒多半难免于死。虽然父亲又一次闯过了生死难关，幸运地活存下来了，但疾病使耳疾加重，双耳听力进一步下降。疾病也耽误了父亲去苏联的船期。
▲泛舟漓江。
父亲是一位激情满怀、热情澎湃的人，失聪的开始出现使他几乎无法忍受。1946年6月父亲在重庆社会大学的演说中说道：“……十七岁以前的学生时代，因为那个时代我耳朵还没聋，先生讲的什么话都能听得到；可是十七岁以后，一场大病，两耳就不灵了，尤其在日本学医时候，两个耳朵更重听了，起初二年，只是在课堂内上课还比较能忍受，可是第三年要临床学习，一切都离不了听，那时我真急得发疯，甚至想自杀，苦闷得三个月没有下楼。”疾患使他弃医从文，他在热爱生活的激情支持下，苦闷得到了克服。父亲说：“因为我耳聋，我就拼命地用眼睛，我把力量用在文学上去，……从这里我得到了一点经验，就是有缺陷也一样可以得到成就，只要你自己不灰心，努力学习，尽量用一切办法补救自己的缺陷。”父亲是这么说的，也正是这么做的。耳聋影响了他的听，但不影响他的看，不影响他的写。他一直在努力着。
当然父亲也渴望着有一天能恢复听力。解放后中医的针灸，西医的疗法或手术都进行过探讨。但是由于父亲耳神经损伤的时间太久，父亲的年事已高，还是放弃了医疗方案。父亲当时还曾说过，如果听力正常了，能听到世界上的各种声音，可能会不习惯的。尽管心里很矛盾，我想他还是十分渴望能恢复听力，成为一个有正常听力的人。
▼1977年4月，郭沫若观看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殷代皇室陵墓——武丁配偶妇好墓新发掘的青铜器。郭沫若兴奋地指出，这个新发现再次证明殷代文化在武丁时代即相当发达，与他过去的见解完全吻合。
在父亲重病弥留之际，我们围在他的病床边，希望父亲的生命不要停止，希望他能有转机，医护人员在进行着紧张的抢救，所有的人都静静地候着。突然，父亲大声地迸出一句话来：“拿耳机来！”我们赶快把床头桌上放的耳机拿过去，给父亲塞好耳塞，把音响调到最大，等待着父亲讲话。大家都在喊“爹爹，爹爹听到了吗？”“郭老，郭老，您听到了吗？”只见到父亲的嘴唇在动，听不清说什么，真希望刚才不是“回光返照”。许多人还在等待着父亲要说什么，可是谁料到这竟成了他给人世间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他留下了他最真切的希望——他要听！！“血压没有了”、“脉搏摸不到了”、“心脏停止跳动”，“现在是四点五十分”，一连串的报告使在场的我们失去了最后一线希望，心凉了，全身像触电一样，顿时恸哭起来。一生的耳疾给父亲带来了冲击、苦闷和激励，他没有消沉他却成功了！取得了常人都难以取得的成就。可以告慰了？！真像父亲所写的：“多谢你们呀，红杏和玉兰，东风的使者！我虽然是个聋子，到处都听到春天的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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