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医的文学家

1949年7月新中国成立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父亲被选为主席。在文学艺术工作方面要“扫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文学旧艺术的残余势力”，“批判地接受一切文学艺术遗产”，“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父亲说“各路文化大军为了建设新中国而在北平会师了”，号召大家“活到老学到老”。面临崭新的任务，为共和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工作者充满着激情，肩负着责任和任务。

父亲成为文化领域里十分有影响的人物。其实，正如大家都熟知的，父亲学习的专业并不是文学，而是医学。年轻时的父亲曾抱着科学救国的志向赴日求学，选择了医学专业。但是肠伤寒和斑疹伤寒的袭来，造成的耳背重听，无法从事医学。虽然父亲取得了令人羡慕的医学文凭，但是当他面对着国家动荡、危难、民不聊生的状况，忧国忧民的心境使父亲选择了弃医从文的道路。想必那时的父亲会认为唤起民众比科学救国更为有力。他说：“在那时很渴望中华民族复兴。”

父亲选择从文道路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这种选择有着它必备的条件。父亲三岁时，他的母亲就成为了他诗歌的启蒙老师，幼时能背得：

▲1949年7月2日至23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郭沫若作题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并当选为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图为主席团全体成员的合影。

淡淡长江水，

悠悠远客情。

落花相与恨，

到地亦无声。

翩翩少年郎，

骑马上学堂。

先生嫌我小，

肚内有文章。

父亲说“我的母亲爱我，我也爱她”。“假使我也可以算得个诗人，那个遗传分子确也是从我母亲来的了。”父亲四岁半时，就进入了家塾“绥山山馆”。父亲说：唐人司空图的《诗品》读得最早。他还读了《唐诗》、《诗经》、《书经》、《春秋》、《古文观止》……十二岁时写有五律《村居即景》：

闲居无所事，

散步宅前田。

屋角炊烟起，

山腰浓雾眠。

牧童横竹笛，

村媪卖花钿，

野鸟相呼急，

双双浴水边。

▲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上半年，郭沫若受到美国诗人惠特曼和德国作家歌德艺术风格的冲击，创作出大量充满浪漫色彩和爱国激情的新诗。他曾回忆说，那是“最可纪念的一段时期”，“个人的积郁，民族的积郁，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我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我在那时差不多狂了。”图为当时的郭沫若。

十几岁的父亲每晚独自阅读《资治通鉴》这部贯串了一千三百六十余年浩繁史事的古书。戊戌变法后，他开始阅读《地球韵言》、《史鉴节要》、《左氏春秋》《东莱博议》等等，大量的阅读为父亲以后从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07年时，父亲的求知欲使他用课余时间，开始读西洋小说《迦茵小传》、《艾凡赫》、《箭与歌》……赴日留学期间，父亲在我国留日学生中创造了一个神速考取官费的奇迹。在一高医科预备班攻读日语，冈山六高医学预科读书学德语时，以读歌德作品为主；在学英语时，常读泰戈尔的诗作，那时，父亲已经把若干首泰戈尔的诗歌译成中文。在泰戈尔访日期间，父亲每天下午一下课，就跑到阅览室捧读泰戈尔的诗著，随之接触了海涅、惠特曼、雪莱、歌德等名作家的作品。

在吸取世界优秀文化知识的时候，父亲对自然科学的学习仍很努力。据说对他感到棘手的数学，也取冠于全班之首。九州帝大医学课程紧张、严谨，父亲耳背不能完全听清授课内容，他便课后修改笔记，受到老师的格外关切。父亲的家信中写到“学有缉熙于光明，不藉学之光明，失所搘柱，鲜不中流失柁，而歧路之羊也”。他在学校听过俄国著名生物学家巴甫洛夫用德语对消化腺生理问题的讲座，前后达半年之久；而且还听过爱因斯坦关于“相对论”的讲演。

自然科学的知识与社会科学的知识，大量接触的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知识，充实着年轻时的父亲，并一直影响着他以后的创作。父亲在《武则天》序中曾写道：“我是想把科学和艺术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想把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这正是父亲创作中所希望遵循的。

青年时的父亲开始为安娜夫人写的诗在报纸上发表以后，在五四运动浪潮的影响下，他创作激情在迸发。在上课时，睡觉前、在聚会时诗兴的冲动给父亲带来了写宇宙、写地球、写星空、写心灵的浪漫诗篇。父亲那时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父亲感悟到灵感把诗人蕴藏着宇宙万汇印象的心——一湾清澄的海水激起了波浪，——这便是高涨着的情调，也便是诗的本体。

1919年父亲对段祺瑞政府丧权辱国、日本军队大批进入我国东北境内的时局不满，与留日好友成立了“夏社”。因为成员是学医的，几乎由他一个人为杂志承揽翻译和撰稿。1921年父亲的五十多首诗汇成《女神》出版。同年成立了中国新文学团体“创造社”。次年出版了《创造》季刊创刊号，创造季刊的发行，对社会影响、特别对青年人的影响很大，被称为“异军突起”。父亲用诗文大胆地向黑暗势力宣战，热情地赞颂无产阶级的暴动，呼唤人们用血与火来迎接中国的再生。

父亲去世后，1979年在乐山召开“郭沫若逝世周年暨郭沫若研究学术研讨会”时，参加会的一些老代表对我说，那时的年轻人在每期《创造》季刊发行时都排队成龙，竞相争购，喊着“买创造，买创造”，并相互传阅。有位代表说：“我的名字‘维特’，就是看了郭老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而改名的，一直用到今天。”“创造社”和《创造》季刊的出现，在我国新文学史上抹上了重重的一笔。

▲1919年7月，郭沫若与部分中国留学生在国内发生的“五四”运动的感召下，在留日同学夏禹鼎家中成立“夏社”。编写揭露日本扩张行径的文章，自费油印向国内散发。“夏社”的通讯处即设在郭沫若的住处，常常由他一人写稿、刻印、邮寄，每月出版一至二期。图为郭沫若（前中）与夏禹鼎（右一）等同学的合影。

▲1921年6月初，创造社由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在日本东京组织成立。早期创造社主张解放个性，藐视因袭传统，他们勇敢地冲击了中国的旧文化，在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图为创造社主要发起人郭沫若（中）、郁达夫（右）、成仿吾（左）1923年在上海的合影。

在文学一钱不值的旧中国，从事文化工作的人生活得不到保障。父亲维持家用的衣食、教育费用时常没有着落，在翻译日本河上肇的学术著作《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时，父亲穷得买不起像样的笔墨……。困难并没有动摇父亲从文的选择和热情。他持之以恒地刻苦、认真、严肃、专心地研究和写作。他在完全不熟悉的历史、考古领域，于1928年至1937年在日本居住的后十年中，不顾日本宪兵监视、骚扰的恶劣环境，他仅仅用了二个月的时间就读完了东洋文库所藏的全部甲骨文、金文书籍，还尽量阅读朋友们从中国境内寄到的书籍和资料。与此同时父亲还认真研究《诗》、《书》、《易》等古代文化遗产，并作了考证。在这样的基础上，父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他相继完成了九部考古、金文方面的专著。同时他还完成了大量的译著《政治经济学批判》、《生命之科学》、《战争与和平》、《美术考古学发展史》等大部头的著作。

1937年抗战回国，父亲提出：“要把写作当做作家们的经常任务，提高作家的冒险性、勇敢性、拿起笔杆如同战士扛着枪杆一样地上前线去！”作为白区的文化工作者面对着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救国反战与卖国求荣的斗争，父亲在斗争环境中所创造的史论、史剧及檄文正如同战士扛着枪杆一样地上了前线。

▲1922年5月《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一号在上海出版。

新中国成立时，父亲已经五十七岁了，面对着大半生奋斗的胜利喜悦，在文学创作上，表现了歌颂、赞美和赞扬。他希望新生的共和国得到成长和壮大。虽然当时的任职很多，国务事务繁忙，他总是不忘阅读和创作。在立题确定之后，争取时间，高度集中精力，在创作上速战速决。每当父亲写作的时候，妈妈都不让打扰他。而且每次都给父亲的桌上摆上他爱吃的小核桃酥，配另一种小甜点，父亲写作时总爱吃甜的东西。

▲1962年6月底，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了郭沫若的史剧新作《武则天》。图为郭沫若和导演焦菊隐及演员朱琳、董行佶在推敲如何改进剧本的舞台处理。

在写大部头的作品时，父亲常常请秘书帮助从图书馆借阅各种资料、图书，阅读之后便如数归还。他经常为某个问题与专家沟通、致信、商谈。大量的知识装入了父亲的头脑中。弟弟建英说：父亲的财富就是他的大脑，知识都在他的脑子里。父亲有时在写作之余，得空在屋里漫步吟诗。因为他耳背，吟诗的声音有时还挺大。他的吟诗音律大概是很传统的，我们听不懂，也很少听到别人吟过。

父亲在建国以后著有《新华颂》、《屈原赋今译》、《百花齐放》、《雄鸡集》、《骆驼集》、《蔡文姬》、《武则天》、《读随园诗话札记》、《李白与杜甫》等等。

在父亲的诗文中，显现出了我国历次运动脉络，以及时事宣传的痕迹。每当政治时事的需要，主要报刊的记者不时地来约稿。时间很紧，父亲应急成稿，使大家能完成任务；面对重大政治事态要求各单位处以上干部均要表态的时候，父亲为了避免长篇的赘述，也用诗句完成。……一次父亲对我中学好友的小表妹打趣地说：“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大概正是对这一类诗句的评述吧。

▲周恩来总理在《武则天》成功演出百场时，在舞台上和郭沫若、于立群、焦菊隐及全体职员合影留念。

我有时也觉得父亲能搁下手中的笔，少写一些，少引来一些争论和是非会多轻松啊。但是，他却是一直不停步地走着。他一生中总是在进行着推陈出新。晚年“替曹操翻案”、写《蔡文姬》、《武则天》、写《李白与杜甫》等，在文章、剧本、书籍一发表后，各种观点、评论随之而来。引起诸家争鸣，看来步入老年父亲的勇气和活力比年轻人还要大。

尽管父亲在诗歌、考古、历史、翻译、书法、剧作等文化领域有着公认的成就，但是他对孩子们丝毫没有子承父业的想法和安排。他认为路是要靠自己走出来的。时而父亲也关心着我们的阅读。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父亲读了世界名著《红与黑》，阅后他问母亲，这样的书孩子们看过吗？表现了不宜早读的心情。已经七十多岁的老父亲还是把我们当做小孩子看待。那时我们四个大孩子都二十多岁了。

父亲很敬重毛泽东主席，对主席诗词表现的大手笔、大气魄十分钦佩。主席诗词发表前，毛主席曾致信父亲征求意见。父亲也就对其待发表诗词中个别字音律及标点方面提了自己的看法。

那时，正值主席诗词发表前后，我们陪父亲散步休息时，父亲让我们背诵主席诗词，也抽空给我们讲解主席诗词。我曾经边听边做了笔记，爸爸还帮我的记录做了修改。

父亲在报纸上发表了毛主席诗词的注释文章，其中有一篇是解释《忆秦娥·娄山关》。他在报纸上发表的解释文章把诗词中上半阕和下半阕的时间解释为两个节气，而毛主席诗词表现的是一天发生的事。父亲的这一注释出现了差错。那年暑假在北戴河，我和叶剑眉去周伯伯住处，周伯伯提出父亲的解释有误，还说大家都这么熟了，打个电话问问，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解释。周伯伯让我回家转告父母亲，当晚要到中海滩文联疗养地去看望文艺界的朋友，希望父母亲也去。回家我向父母亲转告了周伯伯的意思，晚上七点半父母亲先到了文联疗养地与许多文艺界朋友聚会。周伯伯、邓妈妈晚些时候也到了。大家十分畅快，谈了影剧，还谈到文艺创作如何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父亲对《娄山关》一词的重新注释的更正在报刊上发表了，文章的题目是“更正一个错误”。

在创作上父亲是敢于立新、敢于修正错误，也注意听取别人的意见。著名古文字学家商承祚的怀念文章中说：“郭老在古文字学上的贡献是举世公认、不可磨灭的，但他绝不自满，虚怀若谷，要求自己是十分严格的。在重印解放前出版的著作时，总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改正错误，加以修订。……”于伶同志回忆道：“郭老在广州用七天时间，写完《蔡文姬》，来了上海……我带了精装的十二卷本《沫若文集》的第一卷，请郭老签名。郭老在卷首写了我的名字之后，写着‘指正’二字。我连忙说：请签个名作纪念的，指正，我怎么敢当得起？不料郭老却加写了：‘我特别希望你不客气地指正’这两行字。……”不少专家都曾说过，凡是一种著作出版之后，父亲总是不断修订，不断删改，不畏艰难险阻，勇攀科学高峰。用父亲的话说：“差不多常常是今日之我和昨日之我作斗争。”

▲17卷本的《沫若文集》自1957年开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发行。《沫若文集》收编了作者“五四”时期以来至50年代诗歌、戏剧、小说、散文、自传、评论和历史、考古等门类的主要作品。全书经过作者重新改定。

父亲创作的剧本《蔡文姬》发表后，在人民艺术剧院排练时，父亲致信周扬、翰笙、寿昌、曹禺、菊隐时写道：“您们改的剧本，我仔细斟酌了几遍，认为改得很好。我很感谢您们。……您们是费了苦心的。凡所删改，除极少处无关宏旨的地方，我都尽量采纳了，……”在《武则天》剧本序中，父亲写道：“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这个剧本的改定，得力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帮助很大，特别是导演焦菊隐同志费了很大的苦心。我和同志们共同斟酌了多少遍，我要特别感谢他们。”这些文字与剧本一并收入了《郭沫若全集》中。

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在“五一六通知”中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大批领导干部和文化工作者被打倒，文化遭浩劫，群众斗群众，长达十年的时间，学术空气被扼杀……。面临着这样的局面，父亲虽然作为没有被揪出、没有被打倒的文化老者，心情是沉重的，而且他还承受着老年丧子的悲痛。两个儿子民英、世英于1967年、1968年因精神打击和迫害，相继去世。在这样残酷的局面和精神极度压抑情形之下，父亲仍然写作了《李白与杜甫》、《出土文物二三事》、《英诗译稿》等作品。父亲送给我们每个孩子一本亲笔题写的精装版《李白与杜甫》，这是父亲为我们题字纪念的惟一的一本著作。对父亲的努力，我想正像父亲说过的一句话：“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啊！……”

▼在海南岛由蔡楚生导演、钱江摄影的全家福。左起：平英、汉英、于立群、民英、郭沫若、世英、庶英及最前面的建英。背景的白色柱子恰好为郭沫若留下了题字的位置。

在“四人帮”被打倒后，父亲道出了心中的畅快，写出了“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这一被广泛传诵的诗句。全国科学大会上，年迈的父亲因为多次住院，身体已经很虚弱了。已经不能再用他宏亮的声音宣读《科学的春天》了，他只有请别人代读。朗读声被代表们热情的掌声无数次地打断，它激发着人们无法抑制的振奋心情——这也正是在病魔的折磨下，父亲完成的以科学为主题、富有文学色彩的发言——为即将到来的“科学的春天”而欢呼，它广泛地铭刻在这一代人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