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反逆”

父亲说：“听说我生的时候是脚先下地，这大约是我一生成为反逆者的第一步……”

父亲进家塾“绥山山馆”读书时，“读不上三天便逃起学来”，结果是祖父“用强制手段”把父亲“抱进学堂里去”。

父亲十二岁时曾一面读《左氏春秋》，一面读《东莱博议》。从中受到很大的启发，父亲写道：“好发议论的脾气，好做翻案文章的脾气，或者就是从这儿养成的。”

少年时的父亲在乐山高等小学第一期获得了第一名。可是学校里的老童生和城里的学生不服而闹事，他们一面撕榜一面要求查卷。老师屈服了，借故把父亲的总平均分数扣了六分、降到第三名。父亲说这件事对自己一生“是第一个转扭点”，“开始接触了人性的恶浊面”，“恨之深深”，“内心的叛逆性便被培植了”。第三学期，父亲被同学推为代表，因为要求校方恢复周末半日休假制度，校方不许，而率同学罢课，在乐山高等小学遭到斥退；中学时父亲不满学校与教职人员的腐败，和营防军闹事，被嘉定中学开除，通饬全省，修身被判三十五分；随后他冲出了父母亲的阻力跑到成都上学，又因闹国会请愿，再一次被斥退。

▲郭沫若四岁半开始进家塾“绥山山馆”读书。执教的沈焕章先生严格而又注重教育的革新。郭沫若在这里读书近十年。日诵经，夜读诗，学习了大量的传统文化，打下坚实的旧学基础，同时也接触到格致、地理等许多自然科学知识。

青少年时的叛逆，使父亲对中国社会的命运做出了最真实的发问：“中国哟！你究竟该到哪儿去？”父亲在1911年11月表述道：“最大的喜兴”便是“把辫子剪了”。父亲在成都读书时，正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下，父亲参加了四川保路运动。1912年父亲不满社会现状，“反逆”了父母亲的包办婚姻；离开了父母择婚的张琼华。在曾留学日本攻读法政的长兄郭开文的支持下，初出夔门，走向科学救国的道路，到日本去求学。

到日本以后，父亲于1918年5月为抗议段祺瑞政府与日方签订“中日军事秘约”，而参加了两周的罢课斗争。他虽然在日本学习，而且成绩优异。但祖国“五四”运动的狂飙，无时不在激荡着父亲的心。他以反叛传统的精神，与同学成立了“夏社”，进行爱国反日宣传。父亲以当时被世俗认作“匪徒”的人物为原型，写了《匪徒颂》的六节诗。

▲1907年秋，郭沫若升入嘉定府中学堂。在一场营房士兵与同学的冲突中，坚持要求校方为同学们伸张正义的郭沫若再次被学校开除。校方的无能与无理更激发了郭沫若的反叛情绪。图为郭沫若1909年中学二年级的修业文凭，其中修身一项仅得三十五分。

求学中父亲随时关注祖国国内的政治形势，成为社会活动的先驱。1921年与郁达夫、张资平、田寿昌（田汉）、成仿吾等成立“创造社”，出版《创造》季刊。父亲以彻底反抗旧社会的个性解放精神，发出“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的激愤诗情，迸发在文学创作中，他呼唤“猛把黑暗劈开，地狱已倒坏”……

▲郭沫若与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带领政治部成员从广州出发，经韶关、长沙、汨罗，直驱湖北崇阳，参加了攻打武昌的血战。图为郭沫若（右一）1926 年7月22日抵韶关后在曲江河畔与邓演达（中）、苏联顾问铁罗尼（左一）等候渡江时的情景。

完成学业后，已活跃在文坛上的父亲于1926年到广东大学文学院任文科学长，相继认识了毛泽东、周恩来。五月父亲应毛泽东之邀，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报告，任第六届广州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父亲参加了北伐军，由宣传科长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是第六期黄埔军校教官；1927年父亲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任政治部主任。虽然蒋介石在1927年3月曾秘密委任父亲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并一再表示：“你无论怎样要跟着我一道走，……文字上的事体以后要多多仰仗你。”父亲马上把此情况密电武汉中央，中央指示“虚与委蛇”，他“反逆”了蒋介石。当时蒋介石在政治上面目尚不明朗，父亲就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于当月31日，在朱德住处写出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指出“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了。”“他的总司令部就是反革命的大本营，就是惨杀民众的大屠场。”随后父亲受到了蒋介石的通缉。4月12日蒋介石撕去了面纱，对革命志士开始了大屠杀。

▲北伐军攻克武昌后，郭沫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6年11月，郭沫若由武汉抵南昌主持总政治部工作。他敏锐地察觉到蒋介石分裂国民党、背叛革命的阴谋，于1927年3月报告武汉中央，力主迅速反蒋，肃清一切反革命势力以保证北伐成功。图为1927年春，郭沫若（前左二）在南昌与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前右一）、第三军党代表朱克靖（前右二）、第六军副党代表林伯渠（后左三）、总政治部秘书李一氓（后左二）等人的合影。

▲1927年3月31日，郭沫若在南昌朱德住处草就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揭露蒋介石制造“三·二三”安庆惨案的真相，指出：“蒋介石是屠杀民众的刽子手”，“总司令部是反革命的大本营”。武汉《民国日报》首先印发此文，随即在革命阵营内迅速传开，使国民党右翼势力为之震怒。图为4月10日《湖南民报》转载的这篇文章。

南昌起义后，革命形势陷入低潮，父亲随军南下。在这个时候，于1927年8月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在瑞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部队从江西向闽西南走，在瑞金、长汀活动。“一路上把敌人打了个落花流水”，朱德、叶挺在会昌打了胜仗而一起与当地群众祝捷。父亲随队伍经上杭，到大埔，抵潮州。又随总指挥部撤退到流沙；很快在农会干部的协助下，从神泉乘帆船赴香港，随后返回上海与家人相会。

12月初，由于被国民党政府通缉，不能在国内久住，周伯伯计划父亲携全家去苏联以保存力量。但是恰恰6日赴苏的轮船因为故障更改了启航日期。又恰恰在两天后父亲遭到了第二次伤寒的袭击，几乎丢了性命。高烧入院三周后，因“并发了中耳炎”“耳朵便更加重听”，也贻误了去海参崴的船期。1928年2月10日父亲与周恩来、李一氓“同吃午饭”，决定乘18日客轮先去日本，再争取转道去苏联。然而在父亲再一次进入日本后，当即受到了日本刑事厅和警事厅的严密监视，父亲只能在日本又居住了十年。

在这十年中，父亲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果，这时的他却毅然地选择了只身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这个选择对父亲的家庭来说，正如父亲诗句中写道：“别妇抛雏断藕丝”“此来拼得全家哭”。

1937年父亲冒着风险，在特别的安排和接应下，回到了阔别十年的祖国。蒋介石又一次请父亲到南京，并在自己的住所与父亲见面，他对父亲从事金文、甲骨文研究深表关心。还希望父亲能留在南京，表示要给一个相当的职务。面对着是与非、民主与专制，在是否抗战之间，在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势力对比悬殊的时候，父亲参加了周恩来主持的长江局会议。他作为特殊支部的特殊党员，以K字代号，交纳党费，秘密地为党工作，公开身份是无党派民主人士。父亲为此承受了许多不知情的各种议论，说他在革命低潮时脱离革命，脱离党组织等等、等等。

在抗日战争期间、在解放战争期间，父亲组织、动员、号召进步文化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并以各种形式与反动势力作斗争。

对此，邓小平为父亲所致的悼词中明确地说：“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同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并积极支持留日青年和国内文艺界的革命文化活动。……”中央组织部对父亲1927年赴日保存力量及关于他的党籍问题专门行文：“郭沫若系于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经组织同意，旅居日本，继续为党工作。抗战时归国后，即恢复了组织关系，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1958年以重新入党的形式，公开共产党员身份。”

▲随着全国抗战的展开，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国民政府恢复了北伐时期的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1938年1月1日，陈诚接受周恩来提议，电邀郭沫若赴武汉。6日，郭沫若和于立群由广州起程，在车站与送行的林林（左一）、叶文津（左二）、欧阳山（左三）等合影留念。

▲1938年1月，郭沫若与周恩来、叶剑英往汉口大智门车站迎接来自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时，在站台上的合影。

▲美国记者斯诺在武汉与郭沫若、郁达夫会面时的合影。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参政，承担了很重的工作任务，他仍然积极主张革新，而不守旧。1952年2月父亲出席了“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会”，他讲道：“中国文字改革是一个长远的问题”，“应该采取慎重态度”，“建议将来拼音化了的中国文字宜横写右行”。父亲一直主张中国的文字改革，他主张简化字，主张拼音化。他说过日本语的假名用了中国字的偏旁，易于掌握、学习、书写。为了中国孩子的学字方便，文字要适应于中国的发展，父亲提倡并支持文字改革工作的进行。

1955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55 年10月15日父亲出席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父亲发表讲话《为中国文字的根本改革铺平道路》，他分析了汉字的发展历史和进行改革的必由之路，指出：“汉字发展到了今天，已经到了非彻底改革不可的阶段。”

父亲完全支持1956年吴玉章在全国政协作的《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报告，建议“在讨论中要为了长远的利益，广大人民的利益着想，……”发言全文以《希望拼音方案早日试用》刊登于《光明日报》。

父亲作为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成员一直为汉字简化和拼音化的推动而工作。

父亲也十分主张推广普通话，全国统一语音，对推动文化和经济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的“反逆”精神在学术上表现突出，他替曹操翻案，选择人物和故事情节创作了话剧《蔡文姬》。那时父亲对我们说，曹操自古以来的白脸奸相在《蔡文姬》剧中将会改变；父亲还写了《武则天》，对中国古代女皇执政的业绩予以肯定。这些都打破了长时期以来人们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固有观念。我们几次到“首都剧场”观看了父亲这两部历史剧的演出。还跟随父母两次参加了父亲用演出费邀请剧团有关人士去西山植物园春游观花活动。他对人艺的导演、演员和一些工作人员表示感谢，让他们在演出间歇时能换换环境，好好休息。他总认为一个艺术作品的产生，离不开大家的努力。父亲去世后，我们走访了饰蔡文姬和武则天的著名演员朱琳，她说：郭老从不谈剧本演出费用。他把所有的费用都用来慰问演员，请中科院、科大和各方面的朋友看戏，并听取意见。朱琳还说：郭老的剧本中总是有一个哲学主题。她以切身的体会说：在《蔡文姬》的剧中突出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在《武则天》剧中突出了“要任人唯贤，不要任人唯亲”。这些都是郭老与众不同的地方。

1966年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纵观中外历史，推动历史发展中出现过工业革命、农民革命，然而却没有发生过“文化革命”，而且是“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称为是无产阶级与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殊死斗争。父亲在国家任了许多职务，我只认为他是为人民的服务者，并不是掌握权力者。面临着“文化大革命”的一场风暴，父亲又是文化方面卓有影响的人物，他虽然是有着历史斗争经历的人，对于这样一场革命，我想父亲大概只有从先革自己命的态度来进入这场大革命中。他在人大常委的表态会上道出了否认自己作品的态度。要把自己以前的书烧掉！这一“反逆”之举（之所以称“反逆”，是绝少人会毁自己的作品，掌权者也是毁他人之作）被公布到报纸上。那时父亲不在北京，更无法料到这一公布使得一个自我批判的态度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这一公布预告了这场革命的严重性，这一公布使文化工作者心中一惊！有人议论父亲的这句话是用来换取个人不被打倒的用心。

如果说用推陈出新，用凤凰在涅槃中永生来看这句话，它是彻底的。父亲经历着“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文化的摧残、对中国文化人士的摧残，他无奈、他忧虑、他心情沉重。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在中国文化荒芜的时候，他身体力行，仍旧在创作，他十分注意适时地、力所能及地解放学者、恢复学术刊物的发行，促进我国文化与国际交流，为振兴中华文化而努力着。

20世纪70年代初，外电传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摧毁中国文化的评论。“四人帮”为了掩饰罪过，他们商议，认为只有推出郭老……。于是江青突然为父亲、母亲亲自拍摄了许多大幅肖像；父亲被江青邀请为样板剧团的总顾问，每个样板戏的本子都送来请父亲修改，记得父亲曾将《红灯记》中铁梅唱词中“不许泪水腮边洒”改为“不许泪水腮边挂”；在京西宾馆礼堂举办的一场文艺演出，父母亲应邀出席。演出中间休息，在从休息室出来的时候，江青搀着父亲步入剧场，随后跟着当时的军政要员。这一动作引起全场军内师以上干部观众的窃窃私语：“江青搀着郭老出来，又有什么新动向。”我们坐在后排观众席中，看到大家的交谈和好奇也很茫然。后来，江青又特别邀请父母亲去钓鱼台——当时“文革”小组实施党政军权力的集中地，是党政军要人出入活跃的地方。江青这一次邀父母到钓鱼台，她指着一幢房子对父母亲说，为了工作请他们住入这里，并说挨着这幢房子的一边住着康生，另一边住着江青自己。她还说子女不能进入钓鱼台，如果见面，要另选地方。父母亲回家后对我们讲述这一情景时，心情并不轻松。

▲1974年初，“四人帮”掀起“批林批孔”运动，要挟郭沫若批“周公”，把矛头指向周总理。郭沫若视破其奸。沉重的政治压力夺走了他的健康，接连几度因肺炎发作住院救治。1975年9月，西园寺公一（左一）偕家人来华。郭沫若从医院请假回家接待友人。图为郭沫若向西园寺公一介绍自家栽种的蛇豆。

对江青的这一安排，有人认为钓鱼台这个“神圣”的地方，应该进住，机会难得。然而父亲面对着这样的诱惑，他看得很淡，他非常清楚地回辞了！父亲推说妈妈身体不好，小儿子建英患过肾炎。妈妈也说建英需要照顾，他现在在玻璃总厂某分厂高温车间当吹玻璃工人。随后江青授意玻璃总厂的军代表找建英谈话，让建英在总厂范围任意选择一个工作，可以脱离高温车间岗位。建英没有同意，因为高温工种每天只工作五个小时，政治学习一个小时，这样可以在八小时工作时间中省出两小时，他就能利用两个小时来学英语和古文。一连串的理由，一连串的回绝，以很平常的事因为由，父亲没有进住钓鱼台。父亲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他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然而父亲的回辞引来当权者的不满。

……

以后在1974年开展了批林批孔，父亲是靶子之一。江青说父亲“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江青、张春桥逼迫父亲承认：在抗战期间为揭露蒋介石反共卖国独裁统治所写的剧作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江青要父亲写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父亲当即反驳说：“我当时是针对蒋介石的。”父亲对母亲说：“历史自有公论。”还说：“他们是针对周总理的。”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噩耗传来，郭沫若悲痛无言。他用颤抖的笔在医院里写成这首当时不能发表的七律：“革命前驱辅弼才，巨星隐翳五洲哀。军民热泪纷纷落，吊唁洪潮滚滚来。盛德在人长不朽，丰功垂世久弥恢。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诗的前三行是郭沫若的亲笔；后五行因为手抖得字不成形，字迹是夫人于立群用铅笔重新描过的。原诗句与粉碎“四人帮”以后发表的诗句略有不同。

1974年2月9日，父亲曾到医院向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同志遗体告别，为此他感冒发烧。次日，江青来到家里，当面逼迫父亲写检查，折腾父亲竟达三个小时。我从窗外看到当时的父亲带着耳机端坐着、面色潮红，但没有听见父亲讲话，看来他那时已经很不舒服了。半夜，父亲被紧急送进医院，他高烧，夜间烧得昏迷，82岁的父亲患了肺炎——这是老年人必须防范的呼吸系统疾病。免疫功能的下降、内心的愤懑使父亲前后十四次入院。其间父亲在1976年1月8日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的词句与周伯伯告别；于7月与朱德伯伯遗体告别；9月9日以“伟哉领袖万民亲，改地换天绝等伦”，“革命风云蒸海岳，光芒四射永生时”的诗句为毛主席吊唁。巨星的相继陨落，一个接着一个的打击，沉痛的心情使父亲几乎无法站立了。

事隔一个月，最令父亲振奋的是，10月6日听到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时，父亲激动地说：我们又一次得到解放！这正是父亲对一撮极左思潮统治的浩劫给予的抨击。“四人帮”被揪出后，心中大快的父亲在天安门的群众大会上，迎着阳光和微风，居然从轮椅上站起来长达两个多小时。毕竟年老病重，开完大会后，父亲便被送回了医院。

在医院里，父亲又听到阿英病逝的消息，他为悼念阿英同志病逝，不顾医生的劝阻一定要参加追悼会。他一面落泪坚持抱病参加追悼会，一面咏出：“你是‘臭老九’，我是‘臭老九’，两个‘臭老九’，天长又地久。”的一首五绝。父亲十分诙谐地以“臭老九”的自称肯定了知识者在历史长河中的作用，这首五绝体现了父亲与阿英的友谊，也映衬出父亲与多年相处的作家、文化工作者的友谊。

▲1976年初夏，郭沫若与邓颖超在家中合影。

▲六位剧作家——郭沫若、欧阳予倩、田汉、李伯钊、夏衍、陈其通的合影。

▲郭沫若与阿英（右二）、张劲夫（右一）在西四大院胡同五号寓所的客厅里。

在“文化大革命”最猖獗的时候，父亲用过“老兵”的署名，又幽默地把“兵”字分开写为“丘八”，便又有“老丘八”的署名。他的这一自讽，并不是软弱，而是含笑的自豪。表弟于超英在内蒙古插队时，接到过父母亲的来信，父亲信上的署名是“老兵”，他写到：如果我身体恢复了，我也到农村去滚上一身泥巴。超英看完信后，一股亲情和温暖使他跑到旷野处大哭了一场。

四川省原文联主席马识途老先生曾这样评述父亲：“我们现在也正需要他那种敢于蔑视一切陈规教条，敢闯敢冒险的创造精神，需要他那种扫荡一切因循守旧，怠惰停滞的狂飚精神，需要他的热血沸腾，他的奋不顾身，天不怕、地不怕、不信神、不信鬼的勇敢精神。”

郭沫若学会秘书长蔡震说：郭沫若的一生追求浪漫和理想，他是要创造新的，他是要走在时代前面的。

对父亲的一生，他的“反逆”精神使他不断地选择着与时代车轮共进；每每在政治变迁的重要时刻，选择着重大局的一步。他的一生是为人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