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华与勤奋

父亲自述道：“……自己没有什么天才。大体上是一个中等的资质，并不怎么聪明，也不怎么愚蠢，只是时代是一个天才的时代，让我们这些平常人四处碰壁。”父亲特别明确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四处碰壁”使他得以成长。然而人们公认着父亲的才华。

父亲说幼时在玩耍时，听着兄长背诵诗词，在兄长还没背会时，他在一旁就可以朗朗上口了。

四岁半他进入了家塾“绥山山馆”，发蒙读的是《三字经》、《诗品》等。父亲在年龄、程度参差不齐的学生中最聪明，也最调皮。

九岁时父亲已经能做对句，“起初是两个字，渐渐做到五个字，又渐渐做到七个字以上。”常常得到老师称赞。有传说，一次老师对学生偷庙里桃子的事情，出了一联：“昨日偷桃钻狗洞，不知是谁。”父亲随口对答：“他年攀桂步蟾宫，必定有我。”他的淘气中透着聪颖。父亲说在家塾“白日是读经，晚来是读诗”，他说这是在受“诗刑”。

十五岁在乐山县高等小学堂，第一学期以全年级第一名的成绩名列榜首。那时的父亲成了“学堂里的一个小领袖”，受到学校的斥退，由于邻近学校老师的联名写信质问，父亲才回到学校。他在第三学期名列第三，并以优异成绩提前毕业了。

1909年父亲十七岁，在嘉定府中学堂，学习成绩优良。如果人们到乐山沙湾“郭沫若旧居”去参观，就可以看到学生时父亲的修业文凭，学期考试成绩，总平均为八十分，其中作文、外语、代数、几何、博物等课都是九十分以上，“列入最优等”。去展室参观，还可以看到父亲的笔记，那都是用毛笔书写的，包括数学、物理等科笔记，书写字体流畅、整齐、作图匀称。学生时大量地使用毛笔，这应该是父亲为以后被称为“郭体”书法奠定的十分早期的基础。

父亲留日时，攻读日语的速度超过了一般的留日学生，他从只会几个日语假名的状况，仅仅用了半年时间便顺利进入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以后升入优等的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医科。在1918年进入九州帝国大学医科——这是日本最高学府之一。这样的学府，这样的专业，连日本学生也很难考入。一个中国留学生能进入这样一流大学，又是最难考入的医学部，在留学生中引起了轰动。一位老同志曾对我说：当时留日的中国学生相互传告，引以为荣，觉得中国学生能考入著名的“帝大”，是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女神》于1921年8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它以全新的时代精神和浩瀚磅礴的浪漫主义风格，成为中国新诗发展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标志着我国新诗歌运动的辉煌起点，开辟了诗歌史上的一个新的时代。

父亲在五四运动浪潮的影响下，在学医的同时表现出了他对诗文作品的狂热。他写作的激情和浪漫影响着读者。父亲写道：几乎每天都感到诗兴的猛袭。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女神》的“出版说明”这样写道：“作者以火一般的热情，唱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洪亮歌声，显示了那个时代的战斗精神和英勇姿态，表现了企图创造‘未来’的信心与力量。”1919年到1920年，父亲狂涛般地创作，题材广泛地写了几十首新诗。字里行间都流露出真挚的情感和冲动。他这个时期的文学才华在《女神》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郭沫若为部队官兵题字。

父亲的一生涉足了许多专业领域。而每涉及的专业领域都能处于这个领域的领先位置，可以和这些领域的一流专家学者交流、对话，并产生出颇有建树的作品。他的观点，他的建树，他的成就常常令人叹服。父亲的作品时而又会引来不同观点的争论，这大概正是他的才华和活力所在。

▲书法家的喜悦。

1928—1937年的十年中，九部考古、金文著作，显示出父亲在完全不同专业领域的学术成就。一旦他做了，他会做得很好。

▲郭沫若为荣宝斋题字。

▲郭沫若为中华书局题字。

重庆时期父亲借古讽今，以史论、史剧作为利剑与反动势力进行斗争，这些使人们都难以忘记。对历史剧的创作，父亲在解放后的新作，不论在创作时间、剧本立意、人物塑造上仍然为人们所难忘。1959年父亲在广州迎宾馆，仅用了七天时间便完成了《蔡文姬》这个剧本的创作。剧本完成后，爸爸待我们放寒假时，自费让我们乘飞机到他那里团聚。他一面休息，一面高兴地给我们讲着剧本里的故事。对父亲的创作，剧作家曹禺同志20世纪80年代初在政协礼堂会议室参加“郭沫若著作编委会”发言中说道：郭老的功底太厚了。

▲郭沫若为中国银行题字。

我们在学生时期，假期有机会跟随父亲游览胜地，参观工厂、农场、部队或舰艇。在随意中当主人要求父亲留言时，他总是提笔成诗，诗中含蕴了当时、当地的情景。在铺好的宣纸上，父亲题写予以留赠，大家都很高兴。我想这正是父亲留意观察，有丰富的知识和诗词韵律功力的表现。父亲的书法很多人都喜欢。他从来不拒绝来自各方面求字的要求，得到父亲书法的人很多，有身边的工作人员、有医护人员、宾馆服务员、厨师、教师、文化人士、一般干部和高级干部、还有外国友人。

父亲的题字中大家所熟悉的“中国银行”“荣宝斋”“故宫博物院”“中国旅行社”等字体都体现着中华书法艺术的美感和豪气，父亲曾和我们说：我没有什么本事，为大家题字也是为人民服务。不少人说：郭老书法的笔画中显示着他的才气。父亲自成一体的书法被人们称之为“郭体”，它汲取了自古以来各家书法之长，创出了自身的风格。“他在书法艺术上的造诣，同自身丰厚的文化积蕴一脉相承。”

父亲受两次伤寒的袭击，高烧损伤了听神经；父亲还有头脑时而胀痛的毛病。他在很忙、很累的时候，总是喜欢抽出时间带我们去郊外，去公园。他非常喜欢大自然，夏天父亲到海边，他争取时间下海，在海上父亲常常游到深水处，把两脚分开，两臂伸开成一字，躺在水面上休息，一动不动，好像睡着了。有时他躺的时间太长，让我们误认为他是不是出了事。他听不见，我们会很快地游到他身边，碰碰他，父亲用疑问的眼光看着我们，以为我们要找他有事。父亲不喜欢我们在海滨不争取时间下海。父亲带我们外出，当我们不好好地听别人讲解介绍时，父亲也不高兴，甚至带有怒气。父亲精力的焕发，父亲知识的汲取，往往是随时的，也是充分的。

父亲有着惊人的记忆。一次父亲让汉英、平英、建英看着庄子的“逍遥游”，听着父亲背诵。平英说：“几页下来，父亲背诵只字不错。”

“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期间，父亲不满“四人帮”的说法与做法。一天他与王廷芳秘书谈及的时候，把20世纪40年代评写秦始皇的段落，评写孔夫子的有关段落，重述了出来，并讲述当时自己的观点。坐在一旁的王廷芳对着《沫若文集》中的文章，惊讶地发现完全相符。他不时地感叹着已进入老年的父亲还有这么好的记忆力。父亲说过，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时期以及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

父亲去世后，在编辑父亲全集的工作中，编辑人员发现：父亲在抗日战争时著作中的一些引证与版本核实时，会出现一些虚词或标点方面的细微出入。看来这些是因为在抗战期间资料不足，由于环境所限很难借到书籍，这些引证都是靠父亲的记忆落笔的，因此也难免出现些小出入。但是人们从这里确实可以发现父亲惊人的记忆力。

人们在谈及父亲时，无不惊叹他学术成就的涉及面。学者们说：一些学者在某个方面的学术成就可以超过郭老，但是像郭老那样涉及面广，集诸多方面的成就于一身，在相当一段时期很难再有了，也更难超越了。

我想“聪明”无非是反映一个人的快速理解和接受知识的能力；同时又必须反映出他对各种知识的丰富储存，具有出色的记忆力。就如俗话说“过目不忘”，又可以随时快捷检索应用。用现代的语言说，便是“速度快、内存大”。

在父亲病逝后，我听到医务方面的一位负责人介绍：郭老的大脑很大，表面沟回多，而且深。这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练成的？也许都有。但是，物质的存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父亲——聪明。

中国人常爱说“聪明反被聪明误”，如果聪明而不勤奋的话，就会被贻误终生。

父亲被公认为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剧作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翻译过大量外国诗文、哲学著作及长篇名著等，他的成就的取得是和勤奋努力不可分割的。

年幼时的父亲在“扑作教刑”下，已经读了大量的古诗词，而且他读过不忘。据陈龙泉描述：父亲还喜欢把大哥带来的《海上名人画稿》和《芥子园画谱》当做儿童画报一样翻阅。又临摹字帖，每天早上要写三道字，第一道用墨写核桃字，第二道用土红写大碗字，第三道用土红写斗方字。为了节约，他用的都是土彦纸，常练不断，用过的纸摞起来有书桌那么高。

父亲许多遍阅读《资治通鉴》等古史古书，常常深夜手不释卷。由于夜晚长时间在菜油灯下苦读，父亲的眼睛开始近视。

1912年父亲回家度假，喜欢读的书是《庄子》、《楚辞》、《文选》、《史记》……。特别喜欢《庄子》。那时的父亲也积极地接触外国科学和文学读物。父亲在成都高等学校理科学习，在读美国诗人朗费罗的《箭与歌》，“一个字也没有翻字典的必要便念懂了”。第二年6月父亲报考天津陆军军医学校，被录取了。他初出夔门——实现了“一生的第二个扭转点”。

父亲赴日留学时，他在家信中写道：“不苦不勤，不能成业。……力求实际学业成就，虽苦犹甘，……所矢志盟心日夕自励者也。”他一面学习日语，一面突击基础科学知识。父亲曾暗暗发誓：我此去如于半年之内考不上官费学校，我要跳进东海里去淹死，我没有面目和大哥见面。功夫不负有心人，五个多月的时间，父亲凭着他的天资和努力，确实实现了考取官费的宿愿。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父亲回忆道，“这是一生之中最勤勉的一段时期”，三四个月间“除了到神田的日本语学校有一段步行外，出外的时间几乎是没有的。”他在以后的学习中，用“士不可不宏毅，任重而道远”来激励自己，并为自己取字“毅夫”。

父亲自幼顽皮、爱造反，但是他没有放弃过读书和走向知识高峰的努力。钱潮曾回忆道：“紧张的日语学习，并未影响其国学嗜好，有时他自言自语，原来是在背诵《离骚》章节，对司马迁《史记》中主要人物，能栩栩如生的绘述。……”还说父亲“好学少言”、“接受和理解力特强”。紧张的学习使父亲在升入冈山六高时“竟得了剧度的神经衰弱症”。他每日坚持静坐，使症状渐渐好转。他在“实行静坐的时候”，还“往往会陶醉于泰戈尔的诗里……”

1916年与安娜组织家庭，给父亲带来的生活责任，迫使他必须努力。当全家四口人只靠父亲的助学金过活时，常常只能用五分钱去买烧红薯来充午餐。每当“临时有了稿费收入或者刚刚领回助学金”才能吃上盒饭。据和夫回忆，父亲“天天伏在饭桌上写作”，累了就带孩子们到河边散步，常见便衣警察跟踪监视。

父亲翻译了歌德的巨著《浮士德》，辛辛苦苦完成的译稿许多部分竟被老鼠咬碎。他承受着意外的打击，又拿起笔进行补译。1928年2月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书的《译后记》说明近十年来翻译这本书的过程，进行了补译，又彻底润色了残存的旧稿，并说“译文是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取其流畅”，“对于原文也是尽量地忠实的”。指出“译文学上的作品不能只求达意，要求自己译出的结果成为一种艺术品。这是很紧要的关键。”父亲翻译的另一部巨著《生命之科学》，150万字是从英文版倾情翻译完成的，原著被称为科学经典和科普经典。父亲自1931年开始翻译，1934年10月出版第一册，1949年11月出版第三册，历时15年才全部出齐。李元先生说：“以一人之力译此巨著——一本科学巨著——据笔者所知，在我国可能还没有第二个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3年再次出版这本译著，被称为“这是一部不能遗忘的科学巨译”。

再版本中写道：“本书是一部关于生命科学的巨著，是对于生命发展历程的大检阅。……”称父亲“严守原作综合化、大众化与文艺化的特点，将其译成了一部伟大的适合国人阅读的关于生命科学的文艺作品”。

父亲的创作环境是不平静的，生活的困窘、动荡；政治的黑暗、残酷；听力上的障碍和痛苦……一切的阻力没有压垮父亲。各种逆境不断地丰富着父亲，而且也造就了父亲十分勤奋的品格。

有位资深的老专家说：郭老一生中的创作量，如果从他的出生到去世的八十六年间，计算他已经发表的著作和未发表的讲话、题字等等稿件，大约他每天要写约千字。这个创作量是不可思议的，国内外的作者中也是难以找到的。他的这段测算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他用数字体现了父亲的勤奋。

长年在父亲身边工作的王秘书曾经说过，常常跟父亲工作，整天下来，累得脚要放在摞着的被子上，这样高位放着来恢复疲劳。往往当他们去休息时，父亲房间的灯还亮着；而当第二天起来后，父亲已经在工作了。王秘书说：一次清晨，他七点刚过就上班了，只见到父亲趴在地上为一幅画卷题写了一首长诗《题文姬归汉》，正准备盖章。王秘书用亲身感受说道：“精力旺盛，思维敏捷”——这是年事已高的父亲的特点。他说接触了比父亲小十多岁的人，精力还远不及父亲。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里，郭沫若利用他所能利用的一切机会，使这场浩劫对科学文化事业，特别是文物考古工作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他承受了失去两个爱子的精神创伤，顶住了所谓“批林批孔”运动的政治压力。在那种非常的环境下，克服重重阻力，协助周恩来总理开展了国际交往方面的工作。为建立与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为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做出历史的贡献。

1969年父亲七十七岁。正值“文化大革命”疯狂摧残文化的时候，父亲对日本学者山宫允选编的《英诗详释》——一本收编了六十首英美短诗、加有日语译注的英诗诗集——进行了翻译。父亲的译文和批注写在诗页的空白间。译文既忠实于原诗意，又体现了丰厚的中文功底。诗句完全呈现了中国诗的风格。父亲的老朋友成（仿吾）老的“序”中写道：“把这样的短的抒情诗从英文译成中文，当然是很困难的。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沫若是费了一番力气的，或者也可以说是同样的大诗人间的几次摔跤吧。”译文完成十年后，父亲去世两年，我们把因为“文化大革命”无法出版的书整理出版了，称为《英诗译稿》。

▲郭沫若译文手稿。

父亲的阅读和创作成了他生活的必需，就是在他晚年久病之后，身体虚弱，视力出现过双眼视差，使得看到的影像都成了双影，这时的父亲仍然在阅读，他眯着一只眼睛，用一只眼睛读阅，累了再换另一只。远远地看到父亲阅读和伏案的身影，我觉得我感悟到了什么是“生活的第一需要”。父亲的阅读、创作、研究行为已经成了他的习惯，已经是他生活的第一需要了。

1977年1月父亲曾向朋友说述自己的病情：“打针，药都打不进去了。”“视力差，看甲骨文很吃力了。”在1973年《甲骨文合集》一书恢复编辑时，父亲曾给编委会专家胡厚宣写信：“工作既在进行，就积极推进，把稿子编好，是目前第一要紧事。”他作为主编，对编书的工作、人员的配备、资料的收集、注释等方面做了大量的指导和关怀；并让编委尽可能把材料搜集齐全，书后多增加一些附录……。当编委们希望父亲为这本很有中国特色、学术性很有权威的书写前言时，父亲回信说：“前言我不能写，因为我没有参加工作。”父亲手颤，还是应邀尽力地为《甲骨文合集》题了书名。

父亲逝世后，巴（金）老在悼念父亲的文章中真诚地写道：“在痛苦难熬的日子里，我想到许多我所敬爱的人，我想中国还有他们在，我就应当好好地活下去。这些人中间就有郭老。”他还对《科学的春天》一文这样评述着老父亲：“精力虽然衰退，热情却从未衰竭，心灵之火永远在熊熊地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