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海西街十八号

前海西街十八号是父亲最后的住所。它位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前海的西侧。作为住所这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十八号原本是乐家老铺修建的。解放后曾作为蒙古驻华大使馆，又曾是宋庆龄的居所。1963年全家搬入这个院子。我还记得在几个孩子还没有进入房子之前，妈妈把我们拦在前院行道上，妈妈说：“这不是我们的家，这是工作需要，随时都可以搬出去。”妈妈先给我们敲了个警钟。

父亲在这个院子里住到1978年去世。71岁的老父亲进住十八号院，在这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送走了两个儿子，经历了批林批孔，1976年大地震，以及病魔的袭击。

1978年，父亲病逝离开了十八号院，与父亲共同生活了四十年的母亲心情非常沉痛。后来在听取调查大弟弟世英之死工作组的报告时，看到了世英的遗体照片，赤裸的身体满身是鞭打的伤痕；双手腕、双脚腕捆缚处的伤口已皮肉筋外翻，露出了骨头。据分析，这样的伤痕是手脚被捆，用钢鞭套着橡皮套抽打，由于痛苦挣扎而造成的。世英遗体的照片我们藏了十年，一直都不敢给父母亲看，怕他们、特别是母亲精神上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但是工作组不知道母亲的身体情况，将照片连同所有的文字材料都给了母亲。母亲在世英被害时，曾对着天痛苦地大喊道：你们这些人冲着我来啊！为什么要冲着年轻人。她白天强烈地抑制着自己的悲愤，而晚上却一个人在床上悲痛地哭喊着。这次看到儿子遍体鳞伤的遗体照片，母亲受到了很深的刺激，我们知道后已经晚了……。尽管邓妈妈对母亲说，中央研究郭老去世后母亲可以继续住在十八号院，但母亲接受不了这种待遇。组织上安排母亲到海边、外地疗养，母亲不接受，她还参加了一些外事及社会活动。她病了。父亲去世后八个月，母亲也去世了。

▲1972年夏，颐和园。图左起为郭汉英、郭平英、于立群、郭沫若、郭庶英、郭建英。其时郭世英、郭民英已经去世。

妈妈与疾病斗争着。她曾任全国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于立群在练习书法。

她同爸爸都喜爱书法艺术。妈妈擅长隶书、篆书，也写得一手好颜体，被称为“女书家”。她的字严谨而有气势。邓拓同志曾就妈妈书写的“乘风破浪，冒雪报春”评道：“隶书其大如斗，诚属罕见”“往来多少幽燕客，不敌立群意气豪”。妈妈书写的六个篆字“江山如此多娇”每字每幅2米见方；隶书毛主席诗词三十七幅，每幅一丈二。她的作品，人看人叹服。爸爸也戏赠对联：“摧翻经石峪，压倒逍遥楼”。泰山经石峪字大如斗，四川梓橦县颜真卿书逍遥楼也字大驰名。妈妈认为：“古人能做的事，今人也应做到，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也能做到。”她坚持不懈地研究和创作，她说“既不急于求成，又不能失去自信”。毛泽东主席看到妈妈书撰的隶书，亲笔写信鼓励：“你的字好，又借此休养脑筋，转移精力、增进健康，是一件好事。”

▲于立群在与日本友人交流书法技艺。

妈妈完成巨幅书法作品的毅力和付出的体力是令人钦佩的。我们估算了妈妈书写特大字时用的笔，加上蘸上的墨，每下子就约十斤重。墨不可滴在纸上，书写要有力，边写边向上移动着悬挂的纸张，气韵又不断，这是要有非常的专心和气度的。妈妈自创的书写技艺，完全是一个人独自完成的。她赤脚在大纸上运步，她用大桶来盛墨，她用竹竿装上滑轮来吊纸，书写时她不借助任何人的帮助。

▲于立群的书房，上面悬挂的是父亲的草书，下面是母亲写的篆书。

▲郭沫若的客厅，墙上悬挂的是傅抱石的山水画。

妈妈练字的毅力和刻苦体现着她的性格。她常常在人们还没起床或已经休息时，自己在安静的地方练字。记得有段时间妈妈写字写到右手腕背上鼓起一个大包，是腱鞘炎所致。治疗之中仍有疼痛，但她并没有间断她的书法练习。陈毅老帅对妈妈的书法写过一段感人肺腑的话：“书法系艺术劳动，亦系体力劳动，立群同志运用书法恢复健康，这是重要的创造，值得我们学习。目前立群同志已恢复工作，书法亦臻佳绝，是为两得，可喜可贺！”

朋友的首肯和鼓励是对妈妈书法成绩的鉴证。……

为了纪念父亲，申请前海西街十八号作为“郭沫若故居”的报告，中央批准了，并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十八号院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移交给中国社会科学院。邓妈妈题写了大门牌匾，李一氓、成仿吾的题匾分别放在“国家级文物单位”及客厅正门处。“郭沫若著作编委会”在院内办公，把父亲已发表过的作品重新编辑、注释，以文学编、历史编、考古编的分类，出版了《郭沫若全集》三十八卷。完成全集的编辑工作后，又在编委会的基础上，于1983年成立了“郭沫若学会”，1994年将“郭沫若故居”更名为“郭沫若纪念馆”。

十八号院作为展览场所，按照父亲生前的布局，在前排北屋保留了父亲的客厅、办公室、卧室及后排北房的中间大房间，原样摆放着父亲与母亲会亲友和写书法的布局。这排房的另外几间房间和前院的东厢房、西厢房作为陈列室，展出了父亲的生平和成就。

院内的草坪上坐着一尊父亲的铜像。这尊像是中央美院司徒兆光教授的作品。铜像展示着父亲安详、泰然的神态，仿佛在思考、仿佛在休息。

父亲生前选种的白果树和雪松、塔松都粗壮地参天长着，从大院胡同五号移来的“妈妈树”在二老去世后患过病，又被风把树尖折断，现在仍生长茂盛，每年结果累累。只是爸爸妈妈喜欢的枣树全部患病无法结果了。

纪念馆后来又被确认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纪念馆”对社会定时开放，每当回到这里，我时常浮想起当年与父母亲生活的情景。每年春天，院子前院的草坪和土丘上都一片片地开放着淡紫色的草花，我们叫作“二月兰”。后来知道它的学名叫“诸葛草”。这是我们从别的地方引籽撒种的。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一个早春，我们随父母亲到颐和园后山小道散步，那时那里还很荒芜，没有什么游人。一次偶然遇到几个人在采摘“二月兰”，我们打听到这是摘来吃的，父亲鼓励我们也摘些。父亲说试吃野菜可以用蒜炒，或用银筷子试，银器变黑了是绝对不能吃的。我们试吃了“二月兰”以后，大家一致认为它是野菜中的佳品。味道清香，口感柔绵，介乎于豌豆尖和菜心之间。每当大家去散步时，都要采些回来，最好是采花蕾尚没开放的部分，当你掐取它的顶部，它还会长出侧芽。后来为了食用方便，索性引些种子在院内种上了。春天来临当新鲜青菜还没上市时，这便成了家中自食和用来迎客的郭式推荐菜了，许多人吃了都说好吃。

▲郭沫若、于立群和庶英。

父亲时常告诉我们许多野菜可食，马齿苋、野苋菜等等，我们还食红薯秧的尖，不结瓜的南瓜花，白色紫荆花，枸杞芽，玉簪花……。我们的食谱很宽，父母亲绝对不允许我们挑食，不可以养成这个不吃那个不吃的毛病。饭菜要吃完，不可以随便倒饭、倒菜。父亲的饮食很节俭，国管局派来的倒班厨师，有的有很好的厨艺，他们为了展示厨艺，只取菜的精华，许多可食的部分都被摘取掉了。一次父亲在休息时漫步到厨房，他看到丢掉的菜叶太多，觉得太可惜了，便弯下身从桶里捡起一些菜叶，告诉厨师说：这些都还能吃嘛！父亲向来是和我们一起用餐的。从不要特别加菜。有时给他加点菜，他都推让给大家吃。因为工作忙，影响了工作人员就餐，他就请他们和我们一起用餐。

▲于立群与庶英、平英在前海西街十八号。

父亲爱吃的菜很多，特别是四川豆花，咸味葱花红豆汤，黄豆芽汤等，日本的荞麦面也是父亲爱吃的食品，他说在一次接见日本朋友时曾提过：学生时吃过的荞麦面印象很深。后来许多日本朋友带来各种各样的荞麦面送给父亲，可谓是礼轻情义重。家里餐厅的玻璃柜内的白绸上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基本吃素，坚持散步，心情舒畅，劳逸适度。”的养生规则，在不时地提醒着大家。

饭厅是全家人聚会最多的地方。圆的餐桌不远处放着一个方桌，在这个桌子上妈妈曾经批量地做过几次灌香肠，有两三种品味，很有特色的口味，不仅全家人爱吃，送给朋友们也颇受好评，被视为佳品。爸爸在休息时，也动起手来，参与往肠衣里灌入腌好的肉。做香肠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很有意思。

在肥皂供应缺少时，我们干过在加热的牛油中，不停地滴入火碱NaOH，一边搅拌一边滴，使油碱完全融合，冷却后形成肥皂。父亲也和我们一起干过。出了不少皂块，满足了全家人洗衣物的用量。

动手做事是父亲很主张的事。每到暑假，父亲总要倡议每个人做一道菜，比比味道和创新，记得父亲设计了一份拔丝苹果。大家的菜做得不怎么样，可是很开心，也是因为饿了，总是吃得一干二净。

▲于立群和建英在前海西街十八号。

每当外事活动安排父亲在客厅接见外宾并要在餐厅里用餐时，我们自然要另找房子吃饭。而当父亲休闲时，我们又常与父亲在餐厅的小方桌上下棋，打扑克。和父亲下过棋的表弟于超英说：一次陪郭老下棋，我看棋势不妙，乘他去吐痰的时候偷了棋子。没想到郭老回来后一眼就发现了，真不好意思。他说：本以为郭老年纪大了，可以懵一把，可是郭老一点不糊涂，笑着让我把拿掉的棋子放回原处。这事我永远也忘不了。父亲的棋术并不高明，哥哥、弟弟们常与父亲对弈，在父亲年迈后，他们会让父亲几盘。

▲在极左狂潮荡涤整个国家的时候，郭沫若一家同样未能幸免于难。从1967年春到1968年春仅仅一年零半个月的时间里，他接连两次遭受了痛失爱子的重创。郭沫若含泪抄录了两个孩子的日记，连同两个孩子中学时代的合影，一起放在案首，以寄父子之情。

“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停课，学生失去了学习的机会。小弟建英也是一个受害者，因为他还是初中阶段。妈妈很着急，希望父亲给建英补文化。那时父亲几乎每天抽时间，给建英讲英语和古文等。我还记得父亲在给建英讲英语时，在按课文念了一遍以后，就合书背了出来。建英在父亲的教授下学得十分认真，以后他自学英语“跟我学”和史记，坚持翻译史记，把古文翻成白话文，每天五页。正当宣布大学招生，恢复高考时，建英考入了清华大学。清华毕业后，考入北大读研究生。建英曾担任过英国计算机代表团的翻译，当时，为这个代表团派出了两名翻译，中科院一名，清华、北大联合派出了一名，就是建英。当建英在讲台上翻译时，他的导师在台下对旁边的学生说：郭建英的翻译，好就好在他有很好的中文底子。父亲的引导，建英的好学和努力得到了好的效果。这真正是建英的幸福。

爸爸的办公桌左上端整齐地放着一摞蓝皮线装书，这是父亲为两个去世的儿子亲手抄下的儿子的日记。他们俩的日记，周伯伯、邓妈妈曾拿去看了很久。父亲把老年失子的悲痛化入了一笔一画的书写中。这是父亲寄托的感情。以后父亲的寄托得到了安慰。父亲去世后，世英已经在全校大会上得到了平反——作为学生这是惟一的一名。会上宣布违纪者受到了处理。

▼此图是世英（左）与民英中学时去农村劳动返家时母亲所摄。

父亲办公室沙发前的长几上放着父亲留日时挚友成仿吾著的《长征回忆录》，父亲为这本书题写了书名。这本书，父亲在病中看了好几遍。他说：“这是创造社的骄傲。”在父亲去世后，成老伯来到爸爸的客厅，坐在沙发上失声恸哭起来，老人真挚的哭声和眼泪使我感到了他们风华正茂，为国奋斗的一幕一幕。讷言的成老伯挺坐在沙发上，双手支着手杖——一位曾任过山东大学校长、人民大学校长、高级党校顾问的老人。他真诚的感情流露，才使我懂得为什么那么多书中，一本薄薄的《长征回忆录》总是和父亲放得那么近。他们的友谊是那么的“真”。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真”的东西更宝贵啊！

父亲办公室沙发前的长几玻璃板下，压着一张便笺，上面用毛笔画着“原子结构图”。这是父亲与学习理论物理专业的大哥汉英交谈后画出的。爸爸年纪大了，但是知识的汲取从没有中止过。

▼郭沫若手绘原子图。

父亲经常活动的办公室、客厅和卧室的地面上没有铺地毯，一则父母亲觉得铺地毯会增加工作人员清理的麻烦；二则觉得地毯不会很清洁。老父亲病后腿劲不足，走起路来脚在地面上蹭着走。为了怕他摔倒，周总理还做了具体的指示。那是在1974年1月25日，上午“四人帮”召集了一万八千人的“批林批孔”大会，会上父亲几次被点名，还点名让83岁的父亲当众站起来。江青延续着她说过父亲“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的口径，布置着“批林批孔”。出席会的周总理当晚派人到十八号院，传达着总理的关怀，据秘书王廷芳的回忆，总理指示：郭老已经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要保护好郭老，要保证郭老的安全。并指示四条：第一条是，郭老身边二十四小时不能离人，要配备专人昼夜值班；第二条，要郭老从十多平方米的小卧室中搬到大房子里去住（理由是房子小，氧气少，对老年人身体不利）；第三条，郭老在家活动的地方，要铺上地毯或胶垫，避免滑倒跌伤；第四条，具体工作，由王廷芳组织执行，出了问题，由他负责。以后总理再次强调，如果不铺上地毯就不会再到家里来了。周伯伯关怀得无微不至，他的好意温暖着大家的心。以后在客厅的中部铺了一块大方形地毯，爸爸没有搬出他的小屋，值班的人晚上用一个折叠床支在父亲卧室门外，值班的人怕半夜睡熟了，父亲起来不知道，便在暖气木罩上安了一个小电铃，铃线连在父亲的床头灯开关上，每当父亲起来开灯时，电铃一响，他们就会醒来。耳聋的父亲又不会听到电铃的声音。父亲为了不影响工作人员休息，每次起夜都轻手轻脚地，但他发现，每次起来值班的工作人员还是能起来帮助他。经过询问，他得知了情况之后，父亲竟然晚上起来不开床头灯了。工作人员劝说着父亲，大家说年老体弱不开灯是很危险的——这是值班的人对我们讲述的故事，他们述说着对父亲的情感和怀念。

▲郭沫若的卧室。

1974年7月父亲又一次入院，因点滴产生致热反应，全身颤抖，血压几乎没有了，迅速高烧三十九度以上。父亲的病情报告了总理，病中的总理仔细看了医院给中央的病情报告，又反复看了当日的病情报告，对医院做了指示，对父亲这样的老人用药要特别慎重，必要时要做实验，并要求医院查出致热源。经过抢救，父亲度过了危险，他又一次可以出院回到十八号院中。父亲病后先后十四次出入院，多病的老人总是非常想回家。1978年的春节本来都想和父亲好好过个节，但是初二父亲的体温又升起来了，不得不与医院联系，准备又一次入院。大家跟着轮椅，把父亲从他的房间里送到廊子的西门口，送父亲上了车，不知为什么这次给父亲送行有一个失落、恍惚的感觉。大家静静地陪着妈妈坐在客厅里，什么也没说，又不约而同地到父亲办公桌旁留影。令我终身遗憾的是底片质量太差，粒子粗得几乎无法看清图像。爸爸的这次入院是最后一次，再也没能出院。

父亲的病情此后急剧恶化，肺炎大面积复发，爸爸曾握着妈妈的手说：“时间很重要啊，时间特别重要。”爸爸还有很多、很多的事还想做呢，他已经没有力量了。他叮嘱着活着的人要努力！

▲郭沫若的书房。

▲郭沫若最后一次去住院，与平英告别。

▲1978年6月12日16时50分，郭沫若因患肺炎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86岁。6月18日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外交部全天下半旗志哀。郭沫若同志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致悼词。

6月初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召开，父亲无法出席，以书面形式向大家致意、问候。当12日上午张光年到医院看望父亲，含着泪大声说：“郭老啊，全国文艺界的同志们都特别挂念你，想念你，你一定要保重啊！”父亲听到了，很艰难地说了“谢谢”，就不能再说什么了。

就在这一天，1978年6月12日下午4点50分，父亲走了，他留下了他的作品。已编辑出版的《郭沫若全集》三十八卷。父亲生前的作品一部分曾被翻译成了多国文字；话剧《屈原》曾由前苏联和日本的剧团排练演出过。文化的交流增进着人们的相互理解和认识，增进着人类的和平和发展。

父亲走了，他的遗体火化后，骨灰洒在了大寨的田野上。他希望最后一次地奉献自己，把自己的躯体作为肥料促进植物生长。父亲曾说过“我要以松柏的态度来刻画出自己的年龄，能成为合抱的大木给天下的劳人以一片清荫，即使中途遭了电击或者枯死，我也希望它的残骸能够供给贫苦人一把取暖的柴。”这句话也正是“纪念馆”展览的最后的引语。

为人民、为大地奉献自己的一切，这正是父亲的希望，也正是父亲的精神所在。

总括起来，郭先生的全人格全生涯给了我这样一些印象，他不仅是光明、真理、自由、解放的号手，而且是真正改造世界的战士。他是伟大的自我牺牲者。为国家民族的独立解放，为后来一代的光明幸福，不惜放弃他个人的事业，牺牲他自己的荣誉以至生命。他就是那投火自焚的凤凰。

——李初梨

郭沫若的巨大贡献是难以一篇短文表述的，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实践业已融入缔造新中国的历史。我仅以切身经历的事实和感受，来纪念他的百年华诞。我们的国家已经历了许多坎坷、许多艰难，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多难兴邦，我们必将通过艰苦奋斗，取得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胜利。爱国主义的旗帜永远召唤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郭沫若为代表的老一代文化战士追求的事业，必将在新的历史时期开拓出崭新的境界。

——阳翰笙

我想起恩格斯曾经把歌德比喻为奥林普斯之神，我面前的这位老人不也可以比作泰山之神吗？两个文化巨人确有相似之处。文思的敏捷和艺术的天才，百科全书式的渊博知识，对自然科学的高度热爱，都是相似的。……但是比拟总是不能完全切合的，郭老和歌德到底不同。我对郭老说，您是歌德，但您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中国的歌德。这位《浮士德》的译者，听了我的话微笑了。郭老和歌德一样是文化巨人，是自己民族的骄傲，就这一点上也是相似的。

——周扬：《悲痛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