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知识界对俄国文学的关注要早于中国，时间相差了三十年，家永三郎在《外来文化摄取史论》里，言及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引用了明治时期的学人的观点，看得出日本知识界对俄国作家的态度。[1]东亚译介域外文学的历史颇为有趣，日本学界行之于前，中国文人动之于后。前者把俄国资源变成为思想的活动，而后者则与社会变革息息相关。这个差异为中日的不同命运进行了一个注解，但内在性的对接里，有民族性与历史的传统在起作用吧。
鲁迅阅读的俄国作品多来自日译本，他与世界的互动，就在那些日文阅读与翻译实践之中。从1907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看，他留学时已经接触了诸多俄国文学的文本，[2]对一些俄国作家是熟悉的。1909年鲁迅兄弟所译《域外小说集》就有俄国文学作品多篇。鲁迅自己就公开说，喜欢俄国作品的味道和那味道里的思想。许多年后，周作人回忆他们兄弟当年的翻译活动，一些细节更能够说明他们与俄国文化的互动与联系。不过周作人在俄国的世界驻足过短，而鲁迅直到逝世，没有中断过对斯拉夫文明的瞭望。显而易见的是，鲁迅的文学观的形成，与对俄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亦有关系。这个过程颇为漫长，始之于留学时期，终之于他逝世之前。我们了解鲁迅与域外文学的关系，俄国的因素是占重要部分的。
查鲁迅日记，会发现他阅读的线索。几乎每年都在购置日文著作，有的通过邮购，有的是从内山书店所得，还有的是朋友所寄。尤其到上海后，他所购书籍甚多，一些年代购书数量极为可观。鲁迅搜购的日文著作不限于文学，还有诸多科学与社会学、哲学的著作。他通过对这些作品的阅读，了解了世界的形势，以及俄国的变化。所以，说起其俄国观的时候，日本的因素是有复杂的中介作用的。
了解鲁迅与俄国文学的关系，留意他留下的藏书，也可以提供相应的视角。这个数目相当可观，这些俄国文学作品有的被其直接介绍过，有的内化在其文字中。由于鲁迅的一部分书留在周作人那里，后来多有散失，藏书尚不能表明他读书的目录仅止于此。但我们通过这个途经走进其世界，也不妨是一种尝试。实际上，过去的八十年，一些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相关的问题。
阅读他的藏书，其知识的部分来源得到了印证。鲁迅一些思想就是在阅读与翻译里相互碰撞产生的。比如鲁迅作品中一些概念的使用，一些意象的移植，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以降的俄国文学传统不无关系。而那些域外译本及翻译家的思路也影响了鲁迅。在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复杂的人文语境里，其思想以奇异的方式表露出来。
日译本里的俄国文学作品，对鲁迅来说是直接进入俄国世界的通道。他在文章里不止一次强调日译本对自己的帮助。而那些书籍的风格，以及译者的观点，也被鲁迅部分接受。他的藏书数量虽然有限，可是利用率很高。部分喜爱的内容被其翻译成了中文，且在现代文坛有相当的影响。这部分作品在他的翻译生涯里有特别的意味，且占据了翻译的很大的比例。鲁迅晚年思想的复杂性，与这些翻译、研究，以及误读都交织在一起。
作为小说家，在鲁迅笔下安德莱夫、迦尔洵的笔意是偶尔可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传统被其久久注意到。斯拉夫文明的血色与禁欲里的悲楚的因素，在鲁迅眼里恰是中国文人笔下缺失的存在。他从日本人的译介里隐隐感到我们民族所没有的超验的存在，以及自我否定的因素。日本的作家夏目漱石、有岛武郎就借鉴了相关的因素。东洋小说的进化与作家摄取包括俄国文学在内的营养颇有关系，此其一。作为思想者，鲁迅关于革命、大众化、人民性的思考，也多取自日本译本的概念。他了解俄国革命的进程，无法绕过日本人与德国人的已经过滤过的思维，或者说，他解释革命文化的时候，纯粹的斯拉夫的逻辑是被改造过的。那些概念在这些外来的非俄国的文字里，多少有些减损或增添。而这些不仅妨碍了他对俄国文化的理解，也给国内的左翼文人间的对话，带来某些错位与差异。而他以愿望代替认识的偏执性因素也不可不避免地出现了。可是其思想的活跃性也随之产生。较之于那些在专业知识领域呆板地自说自话的文人，鲁迅的精神竟因此而得以生长，此其二。
中国的知识阶层，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文学之后，多依傍在其思想里，而后去解释现象，并指点江山。鲁迅的藏书与译书却呈现了如下的态势：那就是通过阅读日文与德文，开始与俄罗斯文学精神与革命精神对话的工作。这些外来的存在在他那里一开始不是作为凝固的元素静止在其中的。他是通过一点点对话、自审，在清理精神的杂物，并试图于异质的话语体系里，找到自我迈步的方式。
在这里，俄国文学不仅成为一种召唤的声音，也成为一种重新定位自我的参照。鲁迅自己说，俄国文学是为人生的，为人生的目的乃是可以改变人生。我们顺着这些角度去看他的审美的变化与书写的变化，许多意外的话题也就联翩而至了。
鲁迅所藏的俄国文学的日文译本如下：
评论、苏联文学史
《二十世纪的欧洲文学》，弗里契著，熊泽复六译，昭和六年（1931）东京铁塔书院，精装，马克思主义艺术史丛书。
《陀思妥耶夫斯基》，布鲁斯丁著，黑田辰男译，大正十四年至昭和二年（1925—1927）昭东京新潮社，六册，精装。
《文学论（全译）》，马克西姆·高尔基著，本间七郎译，昭和十年（1935）东京改造社，平装毛边。
《文学论》，高尔基著，大竹博吉译，昭和十年（1935）东京纳乌卡社（东京科学合同会社），平装。
《文学论》，马克西姆·高尔基著，熊泽复六译，昭和十年（1935）东京三笠书房，平装。
《（第一届）全苏作家大会报告》，文学评论编辑部译，昭和九年（1934）东京纳乌卡社（东京科学合同会社），平装。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吉尔波丁等合著，外村史郎译，昭和八年（1933）东京文化集团社，平装。
《建设期的苏维埃文学》，阿维尔巴赫著，上田进译，昭和七年（1932）东京丛文阁，平装毛边。
《革命后俄罗斯文学》，升曙梦著，昭和三年（1928）东京改造社，精装。
《现代欧洲文学和无产阶级》，马特著，熊泽复六译，昭和六年（1931）东京铁塔书院，精装，马克思主义艺术史丛书。
《现代苏维埃文学概论》，谢夫林·特里弗诺夫著，大竹博吉译，昭和九年（1934）东京纳乌卡社（东京科学合同会社），平装。
《现代英雄》，莱蒙托夫著，中村白叶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岩波书店，平装毛边，岩波文库315—316。
《欧洲文学发展史》，弗里契著，外村史郎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铁塔书院，精装，马克思主义艺术史丛书。
《艺术战线》，谢尔盖·布丹切夫著，尾濑敬止译，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事业之日本社，平装毛边。
《俄罗斯文学研究》，片上伸遗著，昭和三年（1928）东京第一书房，精装。
《俄罗斯文学的理论和现实》，彼得·克鲁泡特金著，马场孤蝶等译，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艺术八版，精装。
《俄罗斯革命后的文学》，马克西莫夫著，秋山炭六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原始社，平装毛边，新俄罗斯研究。
《俄罗斯革命的预言者》，梅列日科夫斯基著，山内封介译，昭和四年（1929）东京第一书房，精装，莫里奇科夫斯基文艺论集。
《俄国现代思潮及文学》，升曙梦著，大正十二年（1923）东京改造社，精装。
《苏维埃文学的十年》，柯冈著，山内封介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白杨社，精装。
《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的展望》，巴·艾斯·柯冈著，黑田辰男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丛文阁，平装毛边。
《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理论》，冈泽秀虎著，昭和九年（1934）东京世界社，平装。
《无产阶级文学论》，巴·艾斯·柯冈著，升曙梦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白杨社，平装毛边。
《马克思主义的作家论》，沃罗夫斯基著，能势登罗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南宋书院，平装。
《俄罗斯文学史》，山内封介著，昭和二年（1927）东京金星堂，精装。
《俄罗斯文学思潮》，米川正夫著，昭和七年（1932）东京三省堂，精装。
《文学与革命》，托洛斯基著，茂森唯士译，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改造社，精装，另一部。
诗
《苏维埃、俄罗斯诗选》，黑田辰男、村田春海合译，昭和四年（1929）东京马克思书店，平装毛边。
《屠格涅夫散文诗》，中山省三郎译，昭和八年（1933）东京第一书房，精装。另一部昭和九年，平装毛边。
戏剧
《工农俄罗斯戏曲集》，卢那察尔斯基、阿·托尔斯泰合著，杉本良吉译，昭和四年（1929）东京马克思书房，精装，工农俄罗斯文学丛书第三辑。
《命运之歌》，勃洛克著，黑田辰男译，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新潮社，平装毛边，海外文学新选第三十四编。
小说
《一周（一周间）》，尤里·李别金斯基著，池谷信三郎译，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改造社，精装。
《一周（一周间）》，李别金斯基著，池谷信三郎译，昭和四年（1929）东京改造社，精装，改造文库第二部第九十三篇。
《工场细胞》，西蒙诺夫著，黑田辰男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铁塔书院，平装，苏维埃作家丛书。
《大旋风》，木村利美、的场透合译，昭和四年（1929）东京黎明社，平装毛边，现代俄罗斯三十人集上卷。
《小说译丛》，普希金等著，升曙梦等译，平装。本书系趣味早稻田文学、新古文林、文艺俱乐部等之部分合订、书名为编者拟、书内目次为鲁迅先生墨笔所书。
《永远的幻影》，阿尔志跋绥夫著，马场哲哉译，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人文会出版社，精装。
《上弦月-奇特的爱情/右边的月亮-奇特的爱情》，（注：日语名字为《右側の月―風変りな恋》），马雷什金著，太田信夫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世界社，平装。
《外套》，果戈理著，伊吹山次郎译，昭和九年（1934）东京岩波书店三版，平装毛边，岩波文库913。
《西方的作家们》，伊利亚·艾林布鲁格著，小出崚、大岛博光合译，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橡书房，平装。
《共产大学生的日记》，奥格涅夫著，杉本良吉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丛文阁，平装，苏维埃作家丛书2。
《死魂灵》，果戈理著，远藤丰马译，昭和九年（1934）东京文化公论社，精装。
《红色亲卫队》，富尔曼诺夫著，小宫山明敏译，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苏维埃文学研究会编，昭和六年（1931）东京铁塔书院，平装毛边，苏维埃作家丛书。
《震吼的中国》，艾斯·艾姆·托尔加科夫等合著，大隈俊雄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世界行动社，平装。
《震吼的中国》，托尔加科夫著，大隈俊雄译，昭和七年（1932）东京春阳堂，平装，世界名作文库325。
《吾爱》，阿瓦迪克著，汤浅芳子译，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纳乌卡社（东京科学合同会社），精装。
《巡洋舰——扎利亚》，巴·拉夫雷涅夫著，杉本良吉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马克思书房，平装毛边。
《旧式地主——附“地妖布依”》，果戈理著，伊吹山次郎译，昭和九年（1934）东京岩波书店，平装毛边，岩波文库987。
《他们生活的一年》，布里尼亚克著，平冈雅英译，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新潮社，平装毛边，海外文学新选第三十六编。
《鞭下沉默》，司格达雷茨（原名司迪潘·卡布里洛维奇·巴托洛夫）著，关口弥作译，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新潮社，平装毛边，海外文学新选第二十四编。
《罪与罚（前编）》，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内田鲁庵译，大正二年（1913）东京丸善株式会社，精装。
《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中村白叶译，大正六年（1917）东京新潮社三版，二册，精装毛边。
《当代英雄》，莱蒙托夫著，高坂义之译，大正九年（1920）东京越山堂，精装，世界名著第九篇，本书译自德人Wilhelm Langc译本。
《工农俄罗斯小说集》，米川正夫编译，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金星堂，平装毛边。
《黑假面人》，安德列夫著，米川正夫译，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金星堂，平装，先驱艺术丛书11。
《被解放的堂吉诃德》，卢那察尔斯基著，千田是也、辻恒彦合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金星堂，平装，社会文艺丛书第三编。
《袋街》，魏列萨耶夫著，松崎启次译，昭和四年（1929）东京马克思书房，平装毛边，工农俄罗斯文学丛书第一辑。
《铁甲列车》，弗夏洛特·伊凡诺夫著，黑田辰男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马克思书房，平装毛边，俄罗斯文学丛书第四辑。
《请愿者》，萨尔蒂科夫著，八杉贞利译，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新潮社，平装毛边，海外文学新选第二十编。
《欧洲的灭亡》，伊利亚·沃林布鲁克著，椎名晠译，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玄文社三版，平装。
《赌徒——附：穷困潦倒的人们》，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原白光译，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新潮社九版，精装毛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5）。
《静静的顿河》，肖洛霍夫著，外村史郎译，昭和六年（1931）东京铁塔书院，二册，平装毛边，苏维埃作家丛书。
《静静的顿河》，肖洛霍夫著，外村史郎译，昭和十年（1935）东京三笠书房，精装。
《静静的顿河（第一部全）》，肖洛霍夫著，上田进译，昭和十年（1935）东京纳乌卡社（东京科学合同会社），精装。
《医生手记》，魏列萨耶夫著，袋一平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南宋书院，平装毛边。
《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伊万兄弟吵架的故事》，果戈理著，原久一郎译，昭和四年（1929）东京岩波书店，平装毛边，岩波文库443。
《伊万·妲·玛利亚》，皮里尼亚克著，尾濑敬止译，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新潮社，平装毛边，海外文学新选第三十二编。
《奥勃洛摩夫（前编）》，冈察洛夫著，山内封介译，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新潮社，精装，改译本。
《考米萨尔》，李别金斯基著，黑田辰男译，昭和四年（1929）东京马克思书房，平装毛边，工农俄罗斯文学丛书第二辑。
《监察官（钦差大臣）》，果戈理著，米川正夫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岩波书店，平装毛边，岩波文库368—369。
《猎人笔记（上下卷）》，屠格涅夫著，中山省三郎译，昭和八年至九年（1933—1934）东京第一书房，二册，精装。
《苏维埃俄罗斯的牢狱》，政治囚犯十数人著，中岛信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金星堂，平装，社会文艺丛书第十四编。
《苏维埃学生日记》，艾努·奥格涅夫著，饶平名智太郎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世界社，平装毛边，著者原名：米哈伊尔·古丽·高里艾维奇·罗扎诺夫。
《被开垦的处女地（上）》，肖洛霍夫著，上田进译，昭和八年（1933）东京纳乌卡社（东京科学合同会社），平装。
《普宁和巴布林》，屠格涅夫著，布施延雄译，大正八年（1919）东京新潮社，精装。
《弗里奥·弗雷尼特和弟子们》，伊利亚·艾林布鲁格著，河村雄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春秋社，精装。
《马丁的犯罪》，比尔·巴弗米切夫著，杉本良吉译，昭和六年（1931）东京铁塔书院，平装毛边，苏维埃作家丛书。
书简
《高尔基文艺书简集》，高尔基著，横田瑞穗译，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纳乌卡社（东京科学合同会社），精装毛边。
《契诃夫书简集》，内山贤次译，昭和四年（1929）东京改造社，精装，改造文库第二部第七十一篇。
《（托尔斯泰对盖尔）人生十字路》，绥拉菲莫维奇·艾斯著，八住利雄译，昭和八年（1933）东京四条书房，精装。
儿童文学
《为了人类》，瓦西里·爱罗谢科著，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刊行社，精装，创作集第三，书名页有钢笔题：“周树人様”。
《（托尔斯泰童话集）寺庙的大鼓》，托尔斯泰著，水谷优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儿童书房，精装，世界宝玉童话丛书。
全集
《近代剧全集》，果戈理等著，山内封介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第一书房，精装，第二十七卷俄罗斯篇，易卜生诞生百年祭纪念出版。
《近代剧全集》，阿尔志跋绥夫等著，山内封介译，昭和四年（1929）东京第一书房，精装，第三十卷俄罗斯篇，易卜生诞生百年祭纪念出版。
《现代苏维埃文学全集》，肖洛霍夫等著，外村史郎等译，昭和十年（1935）东京三笠书房，六册，精装，（缺六、七两卷）。
《新兴文学全集》，下中弥三郎编，昭和四年（1929）东京平凡社，精装，第二十三卷俄罗斯篇Ⅱ，外附新兴文学第十二号一册。
《新兴文学全集》，下中弥三郎编，昭和三年（1928）东京平凡社，精装，第二十四卷俄罗斯篇Ⅲ，外附新兴文学第五号一册。
《俄罗斯现代文豪杰作集》，升曙梦译，大正九年至十一年（1920—1922）东京大仓书房，四册，精装，（缺第一、第四，原六卷）。
1.第二编 《库普林、阿尔志跋绥夫杰作集》
2.第三编 《萨伊切夫、梭罗古勃杰作集》
3.第五编 《契诃夫杰作集》
4.第六编 《诗人杰作集》
《苏维埃·俄罗斯文艺丛书》，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编，昭和三年（1928）东京原始社四册，精装。
1.《皮里尼亚克短篇集》，米川正夫译。
2.《委任状》，艾努·沃尔多曼作，八住利雄译。
3.《佛像回归》，弗夏洛特·伊凡诺夫作，深见尚行译。
4.《妖僧拉斯布钦》，阿·托尔斯泰作，熊泽复六译。
《果戈理全集》，果戈理著，平井肇等译，昭和九年（1934）东京纳乌卡社（东京科学合同会社），六册，精装，卷内夹有鲁迅墨笔手迹一页。
《高尔基全集》，高尔基著，中村白叶等译，昭和七年（1932）东京改造社，二十二册，精装，（内缺十二、十七、二十卷）。
《契诃夫全集》，契诃夫著，中村白叶译，昭和九年至十一年（1934—1936）东京金星堂，十八册，精装。
《屠格涅夫全集》，屠格涅夫著，除村吉太郎译，昭和九年（1934）东京隆章阁，现存一、四、五、六、七、十四共六册。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外村史郎等译，昭和九年至十年（1934—1935），东京三笠书房，十九册，精装。
《托尔斯泰全集》，托尔斯泰著，神田丰穗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托尔斯泰全集刊行会，普及版，平装毛边，第二十八、三十、三十九、四十一、五十、五十三卷，六册。[3]
从这些日文藏书里可以看到，日本知识界对于俄国的关注是较为全面的。他们不仅有作家全集的译介，也有文学史、思潮和理论著述，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人自己所写的研究著述，其中不乏敏感和细致的特点，好奇心与理解的同情均有，甚至也有过度阐释的地方。他们对重要的作家作品都有所关注，而且有相当的深度。鲁迅对这种带着研究目的而译介的态度，是颇为感慨的。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作品的关注，也恰恰证明其内在的活力。日本文化能够有进化的特点，多是敞开大门的缘故。
旧俄的作品，是深入到日本作家的骨髓的。我们看大正与昭和年间日本作家的文本，托尔斯泰的因素也渗透其间，俄国的许多经典都有了译本，而那译本催出了另类的文学。芥川龙之介吸收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的智慧，[4]武者小路实笃的作品，一度就有托尔斯泰的影子，他借助这个俄国人，找到了许多解释心灵问题的话题。[5]国木田独步在一篇随笔里，惊讶于屠格涅夫关于风景的描绘，[6]而永井荷风在厌恶美国社会的时候，就曾从法国与俄国的对比里，看出创造性的可爱。[7]芥川龙之介在一篇文章里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说了一段会心之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充满各种各样的讽刺画。而且这种讽刺画有一大半肯定使魔鬼也不能不为之发愁。”[8]那些俄国作品，不论是写实的还是浪漫的，都是东方文学稀少的存在。东洋人的自我意识的形成，难说没有参照类似的文本。
拥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统的俄国文学，在后来的发展过程里，没有停留在原色调上，新俄的文学很快就出现了。这大概与政治的变化有关。新俄的文学问世不久后，日本译介就捕捉到了，鲁迅于此嗅出了新的存在的气息，那里散出的陌生而有趣的意象与思想，无论对日本还是中国，都有深的刺激。鲁迅购置如此多的新俄文学作品，他自己的解释不多，但这些是伴随着其思想的转变的。他收集和阅读这些文字，有一种对话的冲动。在不同特色的作品里，吸收别样的营养，通过与陌生者的对话，默默地解决自己的灵魂的问题。
从现存的资料看，日本作家与学者，不同时期对俄国文学的介绍有不同的侧面。明治与大正时期是十九世纪的作品集中译介的时期，而昭和之后，革命文学渐渐占了一定的份额。鲁迅对俄国认识的前后不同，其实乃知识结构的变化与现实变化所致。来自日本知识界的态度也加大了这种变化。我们从鲁迅晚年所引用的阶级、革命、意识形态等概念上，都能看出日本译界的影子。
鲁迅所藏日文著作，多是二十年代末与三十年代初所购。我们现在无法看到其留日时期的读本，那些大概都散失掉了。他在上海与内山书店的关系很深，日译本很快就能够进入其视野中。内山完造在介绍自己与鲁迅的交往时，曾谈及相关的话题。鲁迅的一些思想的来源与这个书店的复杂关系，我们深入梳理后，是可以看出文化传播的逻辑过程的。
日本出版物一方面注重译介的水准，另一方面注重印制的优良。他们在纸张的使用、插图的运用上，都有精良之处。鲁迅自己编书，在形式上就借鉴了东洋人的工艺，也模仿他们的思路。对比未名社、北新书局的图书，鲁迅所编的图书中日本的元素显而易见。这些在一般读者那里，并未被意识到。鲁迅有意引进日本图书的设计理念，是有自己的出版之梦的。
1936年，鲁迅编辑瞿秋白的俄文译作时，把两本书稿送到了日本去印制。在鲁迅看来，如此好的译作，如果不能精良为之，对不起已逝的译者，也对不起那深切的精神隐含。这个选择可以看出鲁迅对出版物的要求严苛。而那参照，也恰是从东洋的出版文化里来的。
意味深长的是，鲁迅在大量收集日译本的俄国文学的时候，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时候。他在许多文章里谈到对日本政府侵略的厌恶。而像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被害，也强化了鲁迅对日本权力阶层的反感。[9]在鲁迅看来，存在着两个日本：一个是法西斯的日本，一个是温和的大众的日本，后者与中国的百姓一样，均为被压迫者。而那时候的一些知识人的专心译介俄国文艺，也有对日本文化不满的意味吧？所以，从大量的俄国文学作品与理论著作中，可以看出其与日本知识人的互动。这一点，日本学者早有认识。吉田旷二在《上海时代的鲁迅：鲁迅的国际政治论——鲁迅的抗日外交观与苏维埃·俄国观》里，写到鲁迅在俄国、日本两国政治间的选择[10]。鲁迅对日本出版物中的非日本化的俄罗斯情节有所认同，晚年许多日本左派与他的交往，都有谈论俄国的话题。或者说，那些东洋人是欣赏俄国艺术与精神的。他对日本的亲俄派的好感，不言自明。在内心，他或许觉得，彼此都有相近的心。
日本的文人在近代也经历了由浪漫派到激进主义的时期。但他们的激进主义并没有导致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过鲁迅在世的时候，日本左翼的活动频繁，思想日趋活跃。该国知识界的思想比中国的知识界要深切。鲁迅所藏日文版的图书，多是有激进色调的文人所为。他们的思想和精神品质，也染有俄国的激情。鲁迅从相关的译著里，看到了类似的问题。
从日本知识界精神的逻辑过程可以看到，他们相当一部分人的精神从德国的哲学转向了俄国艺术。厨川白村就曾感叹：
然而在这里，独有一个，为我所知道的正确的事实。这就是，称为世界的强国而耀武扬威的各国度，不料竟恨怕俄国的思想和活动这一事实。就是很怕那既无金钱，也没了武力的俄国人这一个不可解不可思议的事实。其中，有如几乎要吐出自己的国度是世界唯一的这些大言壮语的某国，岂不是单听俄罗斯，也就索索地发抖，失了血色么？仅从俄国前世纪的思想和艺术推测起来，我想，也还是村民发挥着那特有的野性，呆子发挥着那呆里呆气和呆力量罢。[11]
厨川白村的感悟说出了几分真思想。这在日本不是少数的。早在1925年，鲁迅就介绍了片山孤村的理论文章，看得出其鲜明的批判意识。片山孤村批评了人们的思索的惰性，认为文学是国民精神的反映。他以德国文学为例，言及自然主义、表现主义，背后显然有文学进化论的痕迹。到了厨川白村那里，东洋人自觉的批判意识就出现了。鲁迅看到了他对日本的无情的剖析，那理论无疑来自西洋的现代理论。在《东西之自然诗观》里，谈及东洋的厌生诗人与西洋浪漫主义的文人的差异，非东方主义的精神是浓烈的。[12]这种倾向于浪漫主义的诗学风格，在岛崎藤村的文章里亦有体现。他从卢梭的文章里就感受到自我意识的问题，“向着人的一生，起了革命”[13]。
岛崎藤村的作品在中国有许多的回应，周作人就在文章里介绍过他。这个极为敏感而有个性的作家身上的浪漫的情调，给周氏兄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许多年后，当梁实秋批评卢梭的时候，鲁迅出来为那位法国思想家辩护，也让人联想起岛崎藤村的精神。
在日本知识界，俄国的思想被广为传播，也有“白桦派”的作用。这个流派后来被周氏兄弟所引介，与其间的俄国味道也不无关系。有岛武郎、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的作品，都被鲁迅所收藏，有的被其翻译过来。鲁迅在这些日本人的气质里感受到了自我批评和自我凝视的力量。这些对于中国的文人而言，都自有新鲜之处。
精神的进化，离不开的主要是否定意识。有岛武郎在易卜生的作品里，就看到了人类的诸多难题，而解决这难题，就必须有高于易卜生的人出现。那其实就是由思考到行动的转变。而那转变，就必须由革命者来完成了。有岛武郎在《宣言一篇》里，强调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差别，并承认自己不属于那新生的阶级。可是这一阶级对未来的破坏，大概也是不能怀疑的吧。[14]
日本学者关于俄国作家的评述并非都为鲁迅所认同。他对俄国文学的一些判断，有的受到日本人的影响，有些则道路相迥。《壁下译丛》就有多篇涉及文学的进化的问题，特别是谈及阶级性的问题。丸山升在《鲁迅和〈宣言一篇〉》里看到了日本激进作家与鲁迅的区别，也就是说，鲁迅在面对俄国文学时，其出发点与日本人存在很大的差异。丸山升发现，鲁迅对革命文学的理解是从日本的视角穿过之后的另类的存在，不仅和一些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相反，而且在本质上是相异的。[15]
许多日本人对俄国文学里表现出来的思想颇为感动。其中片上伸的许多文章引起了鲁迅的注意。在《“否定”的文学》里，片上伸写道：
俄国是从最初以来，就有着当死的运命的；有着自行破坏的运命的。仗着自行破坏，自行处死，而这才至于自行苏生，自行建造的事，是俄国的运命。俄国的生活的全历程，是不得不以自己的破坏，自己的否定为出发点了的。到了能够否定自己之后，俄国才入于活出自己的路。[16]
在《北欧文学的原理》里，片上伸讨论过托尔斯泰、勃洛克的作品与思想，并从宗教的层面看到俄罗斯文明的逻辑过程。这篇被鲁迅译介过来的文章，不乏深切的学理。鲁迅在这里嗅出了日本学界钟情于俄国文学的趣味走向。一是发现俄国的革命精神走在欧洲的前面，似乎在挽救欧洲的堕落。俄国的文学充满了失败感，但那精神也引起了社会的行动。社会的改变，大概就是由此开始的。片上伸于是提出向俄国学习的话题，他说：
我们的学欧洲文学，学俄国文学，并非为了知道这些，增加些智识，必要的是来思索，看欧洲北方的人，例如伊孛生和托尔斯泰等，对于真理是怎样地着想，我们是应该怎样地进行。[17]
俄国文学的发达，说到底，是因为存在着一个知识阶级的原因。俄国诗人爱罗先珂谈及过这个话题。而日本的青野季吉也有过专门的论述。鲁迅在广东的时候，专门言及俄国知识分子的选择。在他看来，真的知识阶级是超利害的，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无不如此。这个思想的形成，与日本学者的提示也有关系。他从大量的日译本里看到了这个问题。青野季吉批判过日本文坛的十大缺陷，那也是对照俄国与欧美的文学现状的一种感叹。鲁迅在看过了那文章后，心有戚戚焉。他后来批评中国文坛的浅薄，也运用了类似的思路。
俄国文学作品对鲁迅而言，范本的价值是无疑的，还有一点，就是参照性。对照它们而发现自己的所缺。欧美的经验毕竟与我们的历史相隔，倒是俄国，似乎更与我们相关。鲁迅对俄国问题的敏感，是饥渴于精神食粮的民族的一种选择，从其自己的表述里，可以印证这一点。
日本译界对俄国革命文学的热情，也感染了鲁迅。他对俄国文艺思潮的印象，观点也受到了日译本的启示。鲁迅一方面去阅读那些新生的作品，一方面从理论著作中寻找线索。那些陌生的话语给他带来的有兴奋，也有困惑。这些都是一看即明的。
日本学者对文坛最大的不满是庸俗与虚无。鲁迅在翻译青野季吉的《现代文学的十大缺陷》时注意到这样一段话：
现在的作家，大大小小，是都受着自然主义运动的洗礼的。因这缘故，便大抵带些无理想底的心境，即虚无底的心情。加以现在的作家，即使是无产阶级的作家罢，而有一部分，是小资产阶级，或颇有一些小资产阶级的心境的。这也是使他们怀着虚无底的心境的原因。[18]
这样的陈述，有一种自我否定的力量，对照中国文坛的一切，也不是没有参照价值的。中国的文人在译介西洋理论的时候，虽然也批评过中国的文坛，但似乎成了真理在手的上帝，别人均成了恶魔。日本知识界是在真诚地翻译域外的理论，在思考一些问题。但中国的知识界的耐心不够，对外来的思想的理解的皮毛性也是值得反省的。如此说来，我们还在老的路上，名词新了，精神还在旧途上，并无新鲜的所在。在翻译片上伸《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时，鲁迅于小引里有这样一段话：
新潮之进中国，往往只有几个名词，主张者以为可以咒死敌人，敌对者也以为将被咒死，喧嚷了一年半载，终于火灭烟消。如什么罗曼主义，自然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仿佛都已过去了，其实又何尝出现。现在藉这一篇，看看理论和事实，知道势所必至，平平常常，空嚷力禁，两皆无用，必先使外国的新兴文学在中国脱离“诅咒”气味，而跟着的中国文学才有新兴的希望——如此而已。[19]
日文对俄国世界的描述，由于语言的隔膜，在韵律上是有别的。鲁迅在日译本里找到了较为满意的，就进行了转译。其间主要是对文学作品的转译。因为害怕转译的问题，也从德译本进行了校勘。
比如关于托尔斯泰，鲁迅曾十分想得到关于他的传记的文字，寻了许多外国书店而不得，只好从日本井田孝平的译本《最新露西亚文学研究》转译。1928年，日本国际文化研究所编译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所见的托尔斯泰》，就引起了鲁迅的注意，而藏原惟人《访革命后的托尔斯泰故乡记》，也是鲁迅指导许广平所译的。有趣的是，鲁迅还据日本经田常三郎的译本转译过卢那察尔斯基的《托尔斯泰和马克思》。联系他自己收集的托尔斯泰的译本，则很能够感受到他对这位俄国作家的印象了。
鲁迅对日译本的关注，和他晚年的文学实践活动不无关系。他认为域外思想固然丰富多彩，而真有价值的也许只有俄国的文艺。这个思路给他带来了自我更新的刺激，也带来了相关的问题。因为过于集中在俄国的资源上，对与俄国文化相异的存在缺少对比性。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残酷的环境里，他无法进入文化的多元的世界，历史给他的时间太少了。
从鲁迅保存的日译本俄国作品看，许多的翻译是很认真的。那些小说、诗歌，都与纯粹的本土文学不同，有另类的意味。而理论文章的译介，亦多佳作。鲁迅晚年对俄国理论的热情，超出一般作家。他由托洛茨基到卢那察尔斯基，看到了批评的另一种美。他对卢那察尔斯基的批评文章的转译，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期待。
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分别由尾濑敬止、杉本良吉、经田常三郎、茂森唯士、藏原惟人的译本转译而成。在谈到藏原惟人的译文时，鲁迅说：
原译者按语中有云“这是作者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基准的重要的论文。我们将苏联和日本的社会底发展阶段之不同，放在念头上之后，能够从这里学得非常之多的物事。我希望关心于文艺运动的同人，从这论文中摄取得进向正当的解决的许多的启发。”这是也可以移赠中国的读者们的。还有，我们也曾有过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自命的批评家了，但在所写的判决书中，同时也一并告发了自己。这一篇提要，即可以据以批评近来中国之所谓同种的“批评”。必须有更真切的批评，这才有真的新文艺和新批评的产生的希望。[20]
鲁迅看日本思想者的文章，感受到一种研究的深度，他们一方面译介作品，一方面从世界视野里瞭望文学的发展过程，在态度的认真和研究的刻苦上，都值得中国人的学习。从鲁迅的翻译与收藏看，藏原惟人对鲁迅的文学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他对俄国革命文学的理解，鲁迅是从他的文章里感受到其间的主旨的。
藏原惟人对俄国文学的从托尔斯泰到法捷耶夫的历史的描述，看到了俄国文化发展的轨迹，也点到了其间的要害之处。那最大的变化是革命的政党意志进入了文学。在托尔斯泰的时代，文学是个人与世界的对话，乃自我意识的扩张，有自我焦虑的突围。而到了法捷耶夫那里，个体精神的问题只能够在团体的世界里得到解决。鲁迅看到了俄国解决知识分子困境的办法，这对他是有引力的存在。日本左派文人译介俄国文学的目的明显，就是要直面自己的问题。那些问题的提出，是在与新俄文学的对话里完成的。
1930年，鲁迅翻译法捷耶夫的《毁灭》，就引用了藏原惟人的文章，对革命文学与小资产阶级文学进行了区分：
法捷耶夫的《毁灭》，许多批评家们都说是在莱夫·托尔斯泰的诸作品的影响之下写成的。实际上，凡较为注意地来读这作品的人，是谁都可以发见其中有着和大托尔斯泰的艺术底态度相共通的东西的。第一，在作者想以冷静来对付他所描写着的对象的那态度上；第二，在想突进到作品中人物的意识下的方面去的那态度上。
……
但是，托尔斯泰和法捷耶夫，在其对于现实的态度上，是完全同一的么？不是的。法捷耶夫决不像托尔斯泰似地，将人类的行为看作对于“运命”的盲从。他决不将袭击队当作只是单单的自然发生的农民的纠集而描写。在这里，就存在着他和托尔斯泰的对于现实的态度的不同，同时也存在着他的袭击队和例如V·伊凡诺夫的袭击队的不同点。伊凡诺夫在所作的《铁甲列车》，《袭击队》里，描写着西伯利亚的袭击队的叛乱。但他只将这单单当作农民的自然发生底的，意识下底的反抗而描写，也只能如此地描写。然而法捷耶夫的袭击队，一面固然包含着自然发生底的许多要素，但却是在一定的组织者之下，依从一定的目的意识而行动着的。对于同一的袭击队的这态度的不同，也就正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和无产阶级作家的对于现实的认识之不同。于是，法捷耶夫的这态度，和自然主义的写实主义相对，我们称之为无产阶级的写实主义。[21]
藏原惟人在这里礼赞了无产阶级的文学的特点，是有组织性。鲁迅一定感到新鲜。但如何组织，谁来组织，组织的形态如何，鲁迅都不知道。他后来所唯一知道的是，中国的左联的组织活动，是有问题的。苏联的组织形态对于鲁迅不过一个美好的符号。在纸面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里，有很多不能通约的存在。
相比较而言，日本的知识分子左转的时候，不可避免的有空想的成分。他们后来的社会运动未能成功，与没有一个大规模的知识阶层有关，也与知识界和民众的隔膜有关。鲁迅对那些左派的言论是注重的，可是他并不简单的移用。但东洋文人的自我反省，也未尝不和中国的经验相近。日本的借用外来文化的气魄，还是深深感动了鲁迅的。
我们现在梳理他所留下的日本文献，确可以找到过去未曾注意的东西。先前已经有人说过，日本对于鲁迅不过一座桥梁，他走在那上面，却离开了那里。日本的影子不久就被俄罗斯鲜活而生猛的气息所代替。
研究鲁迅的日文藏书，也存在许多的困难。这里固然可以瞭望到他内心最为本然的存在，他的疑惑、徘徊的阅读状态也可见到一二。不过，他的许多藏书没有被其提及，究竟受到了多大的影响还是个问题。我们对照那些译本，有时候会发现鲁迅对一些观点的借用和转用，有时候则能够体会到他左转的心境。鲁迅收藏域外图书的过程，是与异质文化对话的过程，在对话里，自己的缺欠才能够清晰地浮现出来，而自我与他人的联系则更为深切。没有这样的对话，晚年鲁迅则无法摆脱更大的寂寞。
从鲁迅收藏日译本的俄国文学可以发现他和日本读书人相似的地方。二叶亭四迷、武者小路实笃与德富芦花对俄国文学有着痴迷之情，他们的作品，也印有俄罗斯的情调。早在明治前后，谈论俄国文学的文字就引起注意。日本人通过文学翻译，意识到了自己的文学里的问题。内田鲁庵在《再论今日之小说家》里谈及托尔斯泰说：
彼言其为诗人，不若称其为哲学家，称其为哲学家不若言其为慈善家也。其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使众多文学家慨叹不已。同时，观摩《我之忏悔》及《我之宗教》二论文如何能觉醒宗教之梦，可知彼与我国小说家之迥异。……其关注人生问题，始终如痴如狂，深入考察，堪称沉痛之俄罗斯人，非我戏作者阶层可见。[22]
日本学者的这种观点，在许多作家那里得到不同程度的辐射。二叶亭四迷就译过屠格涅夫等的《父与子》，他的小说《浮云》，就有较浓的俄国文学情调，在写实主义的背后能看出屠格涅夫的痕迹。别林斯基的智慧也隐含其间。有学者说：“这一影响，不仅表现在作品的构思上，而且也表现在小说本身的概念上。因为那是他爱读别林斯基批评文章的时代，也就有热情去描绘出日本文明的实质。”[23]周作人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里指出，写实主义在日本近代小说中的出现，其实大有深意，那与俄国文学的影响有关。言及二叶亭四迷，周氏说：
二叶亭四迷精通俄国文学，翻译介绍，很有功劳。一方面也创作，《浮云》这一篇，写内海文三失业失恋，烦闷无聊的情状，比《书生气质》更有进步。又创言文一致的体裁，也是一件大事业。但是他志在经世，不以文学家自任，所以著作不多。隔了二十年，才又作了《其面影》同《平凡》两篇，也都是名作。他因受了俄国文学的影响，所以他的著作，是“人生的艺术派”一流；脱去戏作者的游戏态度，也是他的一大特色，很有影响于后世的。[24]
俄国人对日本的影响，在许多作家那里颇为明显。像武者小路实笃，其作品就带有俄国人道主义的味道。他关于“白桦派”特点的描述，与托尔斯泰的思想很是接近。俄国人的精神深嵌在他的世界里。有岛武郎和克鲁泡特金的接触里，精神也发生过变化。他的作品，后来是有理想主义的色调的。不过，受俄国影响的日本作家的作品，鲁迅并不看好。或者说对他们的兴趣也是短暂的。俄国作家的意义，倒是从日本作家的态度里呈现出来。鲁迅从“白桦派”的作家群里，也嗅出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气息。
日本知识界在二十年代后出现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也引起鲁迅的注意。他的藏书后来趋向于新俄文学的内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著作也数量渐多。这些藏书刺激了他对革命的想象，是伴随其思想转变的过程的。
那时候对马克思有兴趣的多是青年人。最早是日本青年知识分子发起，后来传染给中国的留学生。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兴趣，同年轻人一样，没有暮年的苍老感。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学史序说》发现了一个现象，1885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作家，很少有接近马克思主义的。[25]志贺直哉、谷崎润一郎、菊池宽等，对马克思主义是隔膜或拒绝的。志贺甚至有“超然的无视大众的贵族主义”[26]，而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野吕荣太郎、小林多喜二、藏原惟人、中野重治，都是新世纪出生的人。这和中国的情况很像，“五四”那代人，后来左转的多是青年。左翼作家中，只有鲁迅年纪最大，他对新艺术的追逐，和青年没有什么区别。这可以看出与东亚知识分子不同的一面。
旧时代的作家，对无产阶级文学的隔膜，和自己的阶级状态不无关系。芥川龙之介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也只是停在左翼的旁边，精神大抵是个人主义的。近代的日本许多作家，知识背景是欧美的居多，对俄国传统还是有一些疏远。鲁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夏目漱石留学英国，森欧外曾在德国学医，有岛武郎与永井荷风都有美国生活的经验。他们的写作，对俄国经验的借鉴是有限的。有岛武郎的痕迹可能较深，但精神与俄国的共同点有多少，还是一个疑问。
鲁迅接触的日本青年中，有许多有左翼倾向。比如山上正义、金子光晴、森三千代、尾崎秀实、林芙美子、江口涣、鹿地亘等。这些人与鲁迅的交往，也多含有文学的成分。但左翼话题与俄国话题也是有的。他通过这些日本人，了解了日本激进主义的运动，也了解了那运动与俄国文化的关系。在鲁迅眼里，精神的变革，是要青年的思想者介入的。
另一个不能不注意的现象是，俄国文学给东亚人的不仅是自我的发现，还有社会改造的问题。一切须落实到实践中，行动才是知识分子要关注的选择，鲁迅从俄国知识阶级那里嗅出的革命气息，打中了自己的要害。而日本青年知识分子的可爱的地方，受益于俄国的某些理念无疑。小林多喜二等作家所以引起鲁迅的注意，大概就在于从象牙塔里走出来的缘故。
这个话题说起来颇为复杂。鲁迅日文藏书牵涉到其中的一些内容。我们看得出鲁迅自己的某些期待之情。这不仅仅是对外文化的摄取史的缩影，也无意中有东亚现代文化转型的历史。日文的表达，其实是双重的，有对俄罗斯的敬意，也带着译者的期盼。那些翻译背后的故事，以及与翻译相关的人与事，还有传播过程的文化波澜，都和一代人的生命的律动有关。看鲁迅的遗物，我们感受到了其精神史里非同寻常的一页，那也有意料不到的惊喜吧。
[1] ［日］家永三郎：《外来文化摄取史论》，靳从林、陈泓、张福贵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25页。
[2] 参见《鲁迅全集》第10卷，第168页。
[3] 参见《鲁迅藏书目录》，鲁迅博物馆1958年内部印刷，本部分由徐桂梅女士所译。
[4] 参见叶谓渠编选：《日本随笔经典》，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页。
[5] 参见《鲁迅译文全集》第4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6页。
[6] 参见叶渭渠编选：《日本随笔经典》，第86页。
[7] ［日］永井荷风：《法兰西物语》，陆菁、向轩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8页。
[8] 叶谓渠编选：《日本随笔经典》，第146页。
[9] 参见《鲁迅全集》第8卷，第375页。
[10] 参见《鲁迅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13上海》内部印刷稿。
[11] 《鲁迅译文全集》第2卷，第321页。
[12] 《鲁迅译文全集》第4卷，第41页。
[13] 《鲁迅译文全集》第4卷，第50页。
[14] 《鲁迅译文全集》第4卷，第80页。
[15] ［日］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王俊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16] 《鲁迅译文全集》第4卷，第127页。
[17] 《鲁迅译文全集》第4卷，第110页。
[18] 《鲁迅译文全集》第4卷，第144页。
[19] 《鲁迅译文全集》第4卷，第161页。
[20] 《鲁迅译文全集》第4卷，第388页。
[21] 《鲁迅译文全集》第5卷，第247页。
[22] ［日］家永三郎：《外来文化摄取史论》，第275页。
[23] 叶渭渠：《日本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页。
[24] 《周作人文类编》第7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页。
[25] ［日］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说》，叶渭渠、唐月梅译，外国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版，第393页。
[26] ［日］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说》，第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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