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的翻译生涯里，迦尔洵（В.М.Гаршин，1855—1888）、安德莱夫（Л.Н.Андреев，1871—1919）、阿尔志跋绥夫（М.П.Арцыбашев，1878—1927）对鲁迅的价值是异乎寻常的。《域外小说集》就有迦尔洵、安德莱夫的作品。直到许多年后，谈到俄国小说，鲁迅对他们还是念念不忘。北京时期，鲁迅从迦尔洵、安德莱夫又延伸到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细读他们的小说，在情感的表达方式上，是有着某种联系的。
俄国文学的重要作品，在鲁迅留学时期的日本是有一些译本的。但何以选择了迦尔洵与安德莱夫，这有鲁迅的寄托在。此后的翻译，在翻译对象的选择上，一直延续着这样的思路。不是依据名头，而是看自己的兴趣，和审美的空白的填补，这个考虑，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选择的。
《域外小说集》是周氏兄弟文学梦的开始。所选择的作家，在鲁迅看来都是中土最稀缺的。鲁迅后来回忆说：
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1]
他们的梦不久就被现实击碎了。因了审美的超前和语言的古奥，读者几乎没有反应。这是很大的打击。出师不利并未改变周氏兄弟自己的审美爱好，一方面他们对自己所译的作家的作品是心仪的，一方面也开始调整自己文学路的方向。他们不求闻达，只是不断借着域外文学，刺激自己的精神觉态，这对周氏兄弟是重要的。
日本经验里，似乎没有比俄国文学的元素更让周氏兄弟动情的东西，即便有一点，也是可以称道的。据周作人回忆，鲁迅留学的时候，正是日本社会主义思潮涌动的时候，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和屠格涅夫的书在知识界颇受欢迎[2]。他们那时候关注俄国的文学与思想史方面的著作是自然的了。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在研究夏目漱石和鲁迅的时候，发现了那时候的日本最好的作家和鲁迅一样，共同把目光投射到俄国文学之中。而中国留学生那时候关注俄国，与欣赏民粹主义传统大有关系。[3]从相关的资料里，能够窥见俄国文化的影响力，在革命倾向的读书人中的延续。
按照藤井省三的理解，日俄战争对日本的现代知识界的影响甚巨，其间对鲁迅的辐射力也不可小视。这个看法是对的。俄国的挫折与中国的挫折几乎相近。而那时候俄国关于战争的小说在日本的流布，似乎也能解释俄国人内心的问题。鲁迅是否意识到夏目漱石与俄国文学的关系，还没有资料可以证明。但如果他发现了日本作家对俄国文学的推崇的态度，那么连带对中国在甲午海战的失败的记忆，俄国人对他的吸引力要超过日本，也是可以理解的。
留日时期对外国文学的喜爱，从他后来的言谈里都可以知道一二。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之二》说得明白，《域外小说集》是倾向于俄国传统的：
《域外小说集》两册中共收英美法各一人一篇，俄四人七篇，波兰一人三篇，波斯尼亚人一人二篇，芬兰人一人一篇。从这上边可以看出一点特性来，即一是偏重斯拉夫系统，一是偏重被压迫民族也。其中有俄国的安特莱夫（Leonid Andrejev）作二篇，迦尔洵（V·Garshin）作一篇，系豫才根据德文本所译。豫才不知何故深好安特莱夫，我所能懂而喜欢者只有短篇《齿痛》（Ben Tobit），《七个绞死的人》与《大时代的小人物的忏悔》二书耳。那时日本翻译俄国文学尚不甚发达，比较的绍介得早且亦稍多的要算屠介涅夫，我们也用心搜求他的作品，但只是珍重，别无翻译的意思。每月初各种杂志出版，我们便忙着寻找，如有一篇关于俄文学的绍介或翻译，一定要去买来。[4]
吸引周氏兄弟的是俄国人的忧郁与写实的精神。俄国文学呈现的不是一个完美的画面，而是在不完美里的搏击与突围。在周氏兄弟的经验里，那时候的中国与留学生队伍，其实也正在一种混乱之中。可是对这样的乱象能够清醒地认识者，不是很多。俄国文学以智者的怪异而丰富了人对自己的认识，那种快感里的聪慧所散出的爱欲的光，抚慰着一切受难者。鲁迅其实内心也意识到，自己的同胞，也在这一苦海里。把清醒的目光扫描到的人间真相告知国人，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
而俄国呈现的不都是镜子里的幻象，真的价值是人的内在思想的流动。心灵的苦难与企盼以缠绕的方式纠葛着一切。不是觉醒的人，可以做到此点么？大约是难的。同样是落后的国度，俄国却有着悲悯者的歌哭在，而中国的文人却在睡着。对比起来，岂不可叹也夫？鲁迅大概觉得，心的觉醒，真的该到来了。中国人要走的路，是与此相近的吧。
《域外小说集》闪光的俄国作家的名字是迦尔洵与安德莱夫无疑。他们作品的幽深与奇异，连译者也惊讶不已。鲁迅在《著者事略》中专门介绍了迦尔洵与安德莱夫。谈到迦尔洵时说：
迦尔洵与托尔斯泰同里，甚被感化。俄土之战，自投军中，冀分受人世痛苦，写此情者，有小说曰《懦夫》。后负伤归，记其阅历，成《四日》等篇，为俄国非战文学中名作。迦尔洵悲世甚深，因成心疾，八十八年忽自投阁，遂死。晚年著作，多记其悲观，尤极哀恻，《邂逅》其一也。所设人物，皆平凡困顿，多过失而不违人情，故愈益可悯。文体以记事与二人自叙相间，尽其委屈，中国小说中所未有也。[5]
他对迦尔洵的评价，一直是高的，乃至被别人所不解。1920年，谈及迦尔洵的时候，鲁迅又说：
至于迦尔洵作中的人物，恐怕几于极无，所以更不容易理会。同是人类，本来决不至于不能互相了解；但时代国土习惯成见，都能够遮蔽人的心思，所以往往不能镜一般明，照见别人的心了。幸而现在已不是那时候，这一节，大约也不必虑的。[6]
或许可以说，这是鲁迅对小说艺术领会的一个逻辑起点。迦尔洵的作品不都是生活的陈述，而是内心的一种呈现。他的许多作品是战争的主题，可是却是战争的反对者，或者说是一个托尔斯泰的拥护者。但他缺少托尔斯泰那样的气象，没有汪洋恣肆的翻腾摇滚，只是个体生命的独语和漫步。他的作品以局部和细小著称，往往是人发自内心的描述，把善恶问题和生死问题，诗意地表示出来。鲁迅所译《四日》，就是战争中负伤者复杂心绪的缭绕，读了一唱三叹，有力量的撞击。后来鲁迅小说写人的心理，迦尔洵的因素是不自觉地走进来的，已溶化其间了。
《四日》是战争的负伤者的回忆，大脑在受到重创后的碎片般的光泽闪现着。一面是残酷的战场的硝烟，一面是友善的内心的自责。人在战场几乎死去的时候，面对死亡和血迹，主人公的呻吟写满了对战争的怨怼和无奈。人杀人是一种罪过，但在战场上谁能够保证不去杀人呢？主人公在绝境里的诸多恐惧、不安的神思的流转，是弱者的强大精神的闪耀。这些对那些失败者而言，都有着内发的力量。
留学日本时期的鲁迅喜欢迦尔洵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借着小说表达一种世态和价值观。小说是思想的载体。但这个载体和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及陈天华《狮子吼》是不同的，这完全是个体生命的感觉，而非“群”的感觉。以个性的方式对抗“群”的狂欢和无知，对鲁迅来说恰是重要的方面。这也和尼采的精神不违，歙合的地方也是有的。
在《懦夫》中，迦尔洵以胆小的小人物内心的活动，写出对战争的恐惧。在战争到来的时候，人们没有藏身之所，反战的人也被迫加入战争的行列。小说写到社会的气氛里弥漫着无所不在的紧张、无望。战场上的死灭、凶残如何一步步逼入人的日常生活。作者写那些无奈者的心绪真的漂亮极了，一是把自己的价值观表达出来，二是极为感性，没有一点伪善的痕迹。那些意识的流水，在诗意的直觉里闪耀着无限的光芒。鲁迅在小说里借鉴了《懦夫》和《四日》的手法——《狂人日记》《长明灯》都能使我们想起迦尔洵的笔意来。
鲁迅对迦尔洵的参照，是留下痕迹的。对比鲁迅《在酒楼上》与迦尔洵《邂逅》，在理路颇为接近。鲁迅从迦尔洵小说的人物设计和结构方式获得灵感，遂有了“我”与吕纬甫的对话。《在酒楼上》的人物也是邂逅，是两个老友相逢的对白。《邂逅》写两位大学同学在海边的重逢，一个是中学教员瓦西里·彼得罗维奇，一个是工程师库德里亚绍夫。前者是个安分守己的人，后者却以欺骗的方式获得资产和荣耀。小说后来在库德里亚绍夫的家里的餐厅展开对话，两人的聊天充满了对立和不安。瓦西里·彼得罗维奇虽然寒酸，却保留了一种良知在。他对自己的同学的谴责，有着一种道德的力量。这和托尔斯泰的观点极为吻合。迦尔洵面临的是俄国社会的道德问题，青年如何进步，靠什么进入社会的舞台，看法是有别的。但迦尔洵坚持的是一种信念和爱的精神。鲁迅的《在酒楼上》也是同学间对话，但通篇却是压抑的。无路可走，是鲁迅的笔下人物的命运，因为他们都不想堕落。可是迦尔洵却写了两类人物，明暗对比是强烈的。鲁迅不喜欢道德说教，以为那是无力的表达。中国的道德说教已经上千年了，可是有收获么？在这里，他是按照自己的心得进入问题的，于是显得比迦尔洵更为低沉和痛楚，那是只有在东方专制体制下的人才有的感受，鲁迅借着俄国的意象，转化成中国的故事，讲的是自己内心要讲的话题。
后来重译迦尔洵的作品的翻译家马加先生，专门谈及迦尔洵的特点：“迦尔洵作品的主人公，就其志趣与见解来说，往往是迦尔洵自己或者带有迦尔洵气质的人。”[7]这或许显得单一，但透彻、深入，有穿透的力量在。其实鲁迅的小说里，有着自己气质的人物，何尝没有呢？只是他有着与迦尔洵完全不同的背景，则文体的内在之力上略有差异而已。迦尔洵的神经质的语言片断，是人的内在宇宙的一种探视，也因了这种非常规的思维，就把人的主观的世界与外部的世界联系起来，有了异样的色彩。人性的解释，是与心灵的拷问联系的。中国文化所缺者，鲁迅在迦尔洵这类作家身上找到了。
许多年后，鲁迅专门翻译了日本学者研究迦尔洵的文章《人性的天才——迦尔洵》。那时候他已经左转了，但还念念不忘这位俄国的老师。他从其作品里得到的启发，是刻骨的。有思想而又不被思想所累，能够从更广阔的世界感知人间的隐秘，且坚守自己的信念，那才是中国所需要的。已经有了寻路的目标时，他还驻足于迦尔洵，也有耐人寻味的地方。[8]
在最初接触的俄国作家中，安德莱夫留给鲁迅的印象最深。其作品都很抑郁，压抑的成分多于平常的一面。他的作品是精神的多层的打量，心理学层面的存在颇多。鲁迅自称自己是受到安德莱夫的影响，许多研究者在鲁迅的那里看到了内在的联系。藤井省三在《俄罗斯之影》里对鲁迅、夏目漱石如何共同受到安德莱夫的影响，曾做过精彩的描述。赵京华在介绍这个话题时，把鲁迅与安德莱夫的关系也解释得颇为深刻：
伴随着日本现代文学在1890年代前后对个人主题“内面世界”的发现，1900年代安德烈夫文学开始作为表现“内面”孤独的最新方法介绍到日本来，而在“大逆事件”（1910年）前后人们甚至将其作为“抵抗的文学”来阅读。安德烈夫文学所描绘的不安和恐怖心理，色彩浓烈地反映出第一次革命前后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混乱。如果从思想结构上阐释清楚夏目漱石和鲁迅对安德烈夫的接受过程，那将引导我们深入理解日俄战争之后深陷革命与反革命漩涡之中的东洋封闭窒息的时代之精神状况。[9]
藤井省三的看法提供给了我们认识鲁迅与安德莱夫的视角。夏目漱石的一些作品在心理分析方面确有安德莱夫的痕迹，鲁迅在阅读其作品时是否感受这一点，还值得探讨，但在夏目漱石与安德莱夫之间，鲁迅对后者的印象更深。鲁迅在谈及安德莱夫的时候就说：
安特来夫幼苦学，卒业为律师，一八九八年始作《默》，为世所知，遂专心于文章。其著作多属象征，表示人生全体，不限于一隅，《戏剧》《人之一生》可为代表。长篇小说有《赤笑》，记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事，虽未身历战阵，而凭借神思，写战争惨苦，暗示之力，较明言者尤大。又有《七死囚记》，则反对死刑之书，呈托尔斯泰者也。象征神秘之文，意义每不昭明，唯凭读者之主观，引起或一印象，自为解释而已。今以私意推之，《谩》述狂人心情，自疑至杀，殆极微妙，若其谓人生为大谩，则或著者当时之意，未可知也。《默》盖叙幽默之力大于声言，与神秘教派所言略同，或生者之默，则又异于死寂，而可怖亦尤甚也。[10]
在《域外小说集》里，安德莱夫的《谩》《默》给人的印象尤深。鲁迅用文言的方式试图还原俄国人惊恐的意绪，其笔法是深入骨髓的。《谩》启发了鲁迅心理小说的写作，《狂人日记》里未尝没有它的影子。一个分裂者的无序的独白，真的让人悸动，在分裂的思绪里，精神多维的存在被一一描绘出来。《默》写牧师家庭的悲剧，两代人之间的隔膜，人陷在苦难的大泽里，一切都被悲伤笼罩着。当牧师在墓园里与死去的女儿对白的时候，心情与死灭的存在，如夜空般沉静辽远。鲁迅后来在《药》里写夏瑜的死，亲人的到墓地的追悼，用的就是安德莱夫的笔法。他从那死后的祭奠里，学到了灵魂的对话。
1921年，鲁迅译了安德莱夫的《黯淡的烟霭里》《书籍》，译笔和文言文的时期颇为不同，惆怅的调子更浓了。在早期翻译的安德莱夫的作品中，古奥的句子不太易传达忧伤的音律。而在白话翻译里，安德莱夫式的忧郁再现了出来。《黯淡的烟霭里》是安德莱夫作品的艰涩的裸露。小说写一个离家出走七年的青年尼古拉忽然返回家中，他与亲人格格不入，世俗的一切都和其隔膜无关。他的古怪的性格使亲人感到恐惧，除了血缘的关系，再没有其他的精神的联系了。尼古拉最后再一次出走，消失在烟霭里。那个孤独的身影，和亲人对视时的冷然的目光，都是不可思议的外来之电的闪动。父子之间的无法沟通，日常生活里的快慰的气息和自己似乎无关。在圣诞到来之际，人们沉浸在快慰里的时候，他依然是沉郁的样子，精神在另一个世界里。他最后离家时与仆人的对视，尤为生动，是人性的陌生化的写真。这在仆人和亲人看来，都是可怕的选择，乃离经叛道之举。安德莱夫在处理这一话题时的寂寞的苦楚，是满溢纸面的。
这让人想起无政府主义者的声音，尼采式的不安与决然也是有的。这个主题对鲁迅的知识分子话题的写作都有辐射。当我们想起《孤独者》里的不被人理解的悲哀，在安德莱夫那里不能不说是一个源头。安德莱夫把个性主义者与大众的对立，以家庭话题的方式呈现出来，鲁迅是受益很深的。他由此也开始思考独异与庸众之间的紧张对立，思考寂寞的独行者如何选择自己的路径。而且重要的是，安德莱夫以印象的、隐喻的方式，达成了这样一个主题，在艺术上不能不说是一个贡献。在译过《黯淡的烟霭里》之后，鲁迅写道：
安特来夫的创作里，又都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他的著作是虽然很有象征印象气息，而仍然不失其现实性的。
这一篇《黯淡的烟霭里》是一九〇〇年作。克罗绥克说，“这篇的主人公大约是革命党。用了分明的字句来说，在俄国的检查上是不许的。这篇故事的价值，在有许多部分都很高妙的写出一个俄国的革命党来。”但这是俄国的革命党，所以他那坚决猛烈冷静的态度，从我们中国人的眼睛看起来，未免觉得很异样。[11]
显然，这说出了鲁迅心仪之所。他翻译此篇，其实就是要流布安德莱夫的艺术灵光，刺激中国沉默的文坛。鲁迅以为，好的作家，除了现实性的因素外，不失艺术陌生化的表达，则高矣贵矣，岂是常人可及？
1924年，在青年学生李霁野那里，鲁迅读到了安德莱夫的话剧《往星中》，他颇为兴奋，竟自己出钱把这本译著出版了。鲁迅致许钦文信里附有对安德莱夫的评价：“全然是一个绝望的作家。他那思想的根底是：一、人生是可怕的（对于人生的悲观）；二，理性是虚妄的（对于思想的悲观）；三，黑暗是大有威力的（对于道德的悲观）。”[12]
安德莱夫的剧本引起了鲁迅的好奇。他对于剧本的概括很能显示其作为小说家的敏感，那印象的描述是鲜活的：
一个天文学家，在离开人世的山上的天文台上，努力于与星界的神秘的交通；而其子却为了穷民之故去革命，因此入了狱。于是天文台上的人们的意见便分为两派：活在冷而平和的“自然”中呢，还是到热，然而满有着苦痛和悲惨的人间去？但是，其子入狱之后，受了虐待，遂发狂，终于成为白痴了，其子之未婚妻，却道情愿“回到人生去”，在“活死尸”之旁度过一世：她是愿意活在“诗的”、“罗曼的”“情感”的境界里的。
而天文学家则并非只要活在“有限的人世”的人；他要生活在无限的宇宙里。对于儿子的被虐，以为“就如花儿匠剪去了最美的花一般。花是被剪去了，但花香则常在地面上”。
但其子的未婚妻却不能懂得这远大的话，终于下山去了。[13]
安德莱夫所涉猎的其实就是象牙塔与民间的关系，也是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往星中》的主题恰是二十年代中国知识界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和屠格涅夫的《前夜》《父与子》在精神上是暗自衔接的。它的出版，对于那时候的读书人，是引起思考的著作。不过，鲁迅和李霁野未必知道，安德莱夫的作品是受到苏联革命作家的批评的，他对革命的态度，多少含有消极的因素，灰暗总要高于亮色，精神的太阳迟迟不能升起。高尔基看到他的一些作品时，有些不安，在阅读了其小说《黑暗》和《七个绞刑犯》时，就批评说：
黑暗的主人公无疑是低能儿，此人意志薄弱，一番怪论就可以把他打倒。《七个绞死者的故事》中的革命家对于他们为之而上绞架的大事丝毫不感兴趣，在整篇小说里，这些革命家中任何一个都没有片言只语提及这些事。他们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仿佛这些人都苦闷不堪，度日如年，他们同狱外的世界没有一点实际关系，他们接受死刑，就像一个无可救药的病人服一勺苦药。[14]
高尔基的看法，对中国读者都是陌生的，鲁迅那时候还不会从高尔基的视角去打量问题，只是到了1927年后，他才对革命与旧知识阶级之关系，有了深切的认识。不过，安德莱夫给鲁迅的启示是较大的。因为其作品对内心世界无限广大的展示，以及精神暗区的多维度的描述，是罕见的。他和李霁野对话里，其实涉及了类似的话题。
安德莱夫与高尔基曾是很好的朋友。他们彼此的通信透露了各自不同的审美偏好。高尔基曾经帮助过这个敏感的作家，两人起初还很密切，后来竟有了很大的差异。不过他们对之前的坦率交往，还是怀念的。他在致高尔基的信里谈到自己的审美选择：
我对于生与死思考了很多，并认为他们之中有很深奥的秘密，但是我对于这种神秘的感受就像对一幅拉下来的幕布；想把它稍稍拉起来，可怎么也不能沿着那个方向爬到黑暗中去。[15]
坦率得很，真实得很，在这封信里，能够看到这个俄国人内心丰富的痛苦。俄国人的这一表述方式对鲁迅来说是一大优点，而高尔基却发现了问题。那问题不是审美的层面的，而无疑是非文学的因素。比如高尔基从社会进化的角度要求作家的写作，而安德莱夫则本于内心的感受去传达个体的情感。这两者都是一种各有意味的存在，强求一律大约是个问题。高尔基对安德莱夫的批评，是左翼精神的一种必然反应，鲁迅后来的思路里，也是有高尔基的因素的。
安德莱夫是一种隐喻的表达，高尔基则要求直接的表达。前者倾向于心理的猜想，是一种精神现象的表露，后者则把价值观和审美观结合起来，是一体的存在。鲁迅在那时候显然倾向于前者。在他眼里，艺术的表达与政治的表达毕竟不同，文学家的隐曲复杂的歌咏是允许的。当一个人不知路在何方的时候，在焦虑和冲突里诗意的表达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选择。
与安德莱夫同时进入鲁迅视野的还有梭罗古勃、勃洛克、叶赛宁、梭波里等人。然而对鲁迅吸引较大的还是阿尔志跋绥夫，他在其作品里看到了比安德莱夫更为复杂的存在。因为这位作家的文本涉及了思想层面的问题，他呈现的问题曾让人处于两难的地步。一扇门打开了，魔鬼也进入其中，在瞭望到外面的世界的同时，不安的感受也孕育着。鲁迅在那里受到的震动是久远的。
二十年代鲁迅对阿尔志跋绥夫发生了兴趣。较之于迦尔洵和安德莱夫，阿尔志跋绥夫的思想更有斑驳多姿的色调。鲁迅翻译过《幸福》《医生》《工人绥惠略夫》几篇作品，都很精彩。阿尔志跋绥夫的特别处是，摇摆于托尔斯泰与尼采之间，在抵抗和非抵抗中徘徊不已，最后成为了厌世的作家。他在弱小者那里看到了世道的不可救药性，一再在文本里暗示自己的价值立场。可是这种暗示又常常是矛盾和困苦的。他对未来的失望也尽在笔端，以致像雾一般弥漫在作品的上空。可是这种不安里我们也能够谛听到一个远远的声音的召唤。那是作者个人生命力的回响，其文本感人的地方或许就在这里。在译过了《幸福》之后，鲁迅说：
阿尔志跋绥夫的著作是厌世的，主我的；而且每每带着肉的气息。但我们要知道，这只是如实描出，虽然不免主观，却并非主张和煽动；他的作风，也并非因为“写实主义大盛之后，进为唯我，”却只是时代的肖像：我们不要忘记他是描写现代生活的作家。对于他的《沙宁》的攻难，他寄给比拉尔特的信里，以比先前都介涅夫的（Turgenev）的《父与子》，我以为不错的。[16]
说作者是“主我的”作家，那是会心之言。《工人绥惠略夫》阴森可怖的画面，可以证明这一切。但作者也是正义感很强的作家，他在《医生》里写一个有良知的医生放弃对屠杀犹太人的警察的医疗，则系价值观的一种诗意的表达。阿尔志跋绥夫常常把人物放到极端的无路可行的地方，拷问着人心。在极度紧张里放射出自己的思想。鲁迅对《医生》的评价很高，译过之后，他深切地说道：
在这短篇里，不特照例的可以看见作者的细微的性欲描写和心理剖析，且又简单明了的写出了对于无抵抗主义的抵抗和爱憎的纠缠来。无抵抗，是作者所反抗的，因为人在天性上不能没有憎，而这憎，又或根于更广大的爱。因此，阿尔志跋绥夫便仍然不免是托尔斯泰之徒了，而又不免是托尔斯泰主义的反抗者，——圆稳的说，便是托尔斯泰主义的调剂者。[17]
鲁迅在这里看到了作者的矛盾，但这一矛盾却带来深刻的精神冲击。一切思想都不能解决现实的问题，作家面临的是理论无法解释的一切，于是便犹豫、甚至偏离理性之轨。《医生》是良心的闪动。在压抑的氛围和死亡的气息里，主人公选择了与统治者对立的方式，结局是那么感人。医生面对屠杀犹太人的警察，明明知道可以救治他，可是看到惨烈的景象，心向着弱小者，便扬弃了医德。这个看似极端的选择，却有正义的精神，那是一般作家难能为之的文本。
另一作品《工人绥惠略夫》，无疑是一部恐怖主义之作。小说写到了被迫害者的复仇，以血迹洗刷罪恶的选择给人以抑郁的感觉。作品通篇是沉闷的空气，人们之间的隔膜、冷漠，像霜一般冻着人心。对复仇，鲁迅是赞成的。可是对无辜者下手，则问题重矣。鲁迅对滥杀无辜是警惕的。他在谈到《工人绥惠略夫》时这样说：
《工人绥惠略夫》的作者阿尔志跋绥夫是俄国人。现在一提到俄国，似乎就使人心惊胆战。但是，这是大可以不必的，阿尔志跋绥夫并非共产党，他的作品现在在苏俄也并不受欢迎。听说他已经瞎了眼睛，很在吃苦，那当然更不会送我一个卢布……。总而言之：和苏俄是毫不相干。但奇怪的是有许多事情竟和中国很相像，譬如：改革者，代表者的受苦，不消说了；便是教人要安本分的老婆子，也正如我们的文人学士一般。有一个教员因为不受上司的辱骂而被革职了，她背地里责备他，说他“高傲”得可恶，“你看，我以前被我的主人打过两个嘴巴，可是我一句话都不说，忍耐着。究竟后来他们知道我冤枉了，就亲手赏了我一百卢布。”自然，我们的文人学士措辞决不至于如此拙直，文字也还要华赡得多。
然而绥惠略夫临末的思想却太可怕。他先是为社会做事，社会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杀害他，他于是一变而为向社会复仇了，一切都是仇仇，一切都破坏，中国这样破坏一切的人还不见有，大约也不会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18]
这里透露出鲁迅对极端个人主义的态度，也能够看出他对无政府主义式的复仇的保留意见。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价值在鲁迅看来逊于托尔斯泰和果戈理，但却有现实的意义。鲁迅觉得他所展示的题材里有我们个性主义的精神本色。在四处灰暗的时候，什么才是占据我们精神的灯火呢？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似乎有这样的情思的涌动。但是他是尼采和托尔斯泰思想的破碎的组合者，那些美丽的瞬间还有着邪毒的东西。鲁迅清醒于此，知道哪些可取，哪些要抵制。他后来转向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本的关注，或许也是对自己当年过于钟爱阴郁的文本的警惕。
在整个俄国文学作品的翻译里，阿尔志跋绥夫是个关键性的人物，他衔接了知识阶层的两极，鲁迅通过对其跨越而进入到新俄文化的历程。在“同路人”作家（попутчик）未进入鲁迅视野之前，这个俄国作家的选择使鲁迅看到了旧俄作家自身的矛盾和不可克服的困顿。鲁迅意识到他的危险性，但并不知道苏联对他的排斥性。在鲁迅译介这位作家作品的时候，这位反政府者已经被逐出自己的祖国，此后成为终生反共的知识分子[19]。然而即便是这样的作家，鲁迅以为中国也十分稀少，那原因是视野的不太开放和认知的局限性。鲁迅后来意识到，高尔基、法捷耶夫的价值可能更高于那些旧俄的作家，因为他们把另一种光泽折射到自己的文本里了。
无疑的是，在和这些作家相遇的时候，鲁迅不仅受到了艺术技巧的启发，关键还在于，刺激了他自己的诸多的问题意识。俄国知识阶层的声音里，恰有我们民族沉睡精神的因子，或者说，那些因子因为俄国文本的出现而被激活了。比如个人主义与虚无话题，比如黄金世界的有无，比如不抵抗主义，都被鲁迅引入到对中国的社会问题的关照里。
后来，在外国作家那里，他知道了“知识阶级”这个话题，其中主要源于俄国作家的实践。在鲁迅看来，那是一个独立的阶层，有诸多重要的社会情怀。鲁迅在《两地书》里讨论的话题，许多是俄国作家的思路的延续，只是被自己消化成中国的问题意识，不太易被人所发现。1925年3月18日写给许广平的信里说：
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那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们各各不同，不能像印版书似的每本一律。要彻底地毁坏这种大势的，就容易变成“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工人绥惠略夫》里所描写的绥惠略夫就是。这一类人物的运命，在现在，——也许虽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20]
鲁迅说的话，都是从自己的译文的启发而来。首先是对黄金世界的怀疑，这是俄国知识阶级常常讨论的话题，被移到中国来了。其次是对个人主义的同情，他们要救群众，但群众却成了自己的敌人，反而坑害自己，是大可悲哀的事情。第三，是当个人主义者无法与世界沟通的时候，选择与世界的对立是错误的，那是一条绝径。这里，鲁迅的意识充满了矛盾的因素。他同情绥惠略夫，因为自己就有和他们相近的东西。但极端的自我，在鲁迅看来是危险的存在，是要放弃的。他后来左转，其实就是要与社会的沟通。个人主义而又要与社会沟通，是大难之事，但晚年他去克服这些困难，积极与社会交流，那就告别了阿尔志跋绥夫的思路了。
在北京时期，鲁迅的作品的黑暗感，许多来于俄国作家的启示。在《野草》里，无边的苦海翻卷着，还带着怨怼之情的流溢。《彷徨》里的调子，可以看出安德莱夫和阿尔志跋绥夫的一些痕迹。那些情感的表达，在中国旧文学里是没有的，完全是鲁迅自我意识与俄国文本对话的产物。那里几乎没有日本的元素和德国文学的痕迹，反倒是对俄国文化的诸多借用。他和许广平说自己的内心太黑暗了，唯黑暗与虚无乃为实有，简直是安德莱夫的翻版。鲁迅把这些域外的元素，很好地与自己的体验结合起来，古老中国的幽魂也游荡其间，形成了独特的文本。但是他知道，那些黑暗感一多，如和社会隔膜，反易被黑暗所吞没。他一方面欣赏俄国作家的黑暗的体验，把诗意的存在移到自己的世界，一方面清醒地和现实对话，不被小知识分子的情调所囿。在他眼里，按照小说里的情景生活，大抵是要吃亏的。在与许广平的通信里，他讲到了这个问题：
小鬼不要变成狂人，也不要发脾气了。人一发狂，自己或者没有什么——俄国的梭罗古勃以为倒是幸福——但从别人看来，却似乎一切都已完结。所以我倘能力所及，决不肯使自己发狂，实未发狂而有人硬说我有神经病，那自然无法可想。性急就容易发脾气，最好要酌减“急”的角度，否则，要防自己吃亏，因为现在的中国，总是阴柔人物得胜。[21]
这真是悟道之言。鲁迅所讲“学者之良知与市侩之手段”都是这个意思。“五四”后的作家，沉浸在黑暗和感伤的地方的人多，一时拔不出身来，便与社会渐渐对立起来。鲁迅是感受的深也有，理性的清醒也在，他把不断与世俗社会周旋的斗士风采和诗人气质都结合得甚好。俄国作家在揭示问题上是无人过之的，但一旦谈到现实的改造，许多都交了白卷。那原因是对生活的复杂性的理性判断不够。鲁迅常常是把新旧分开，内外分开，长幼分开来讨论问题。这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一方面对灰暗的作品充满兴趣，一方面阅读理论著作。其实是为了克服自己的情感的片面性，保持认知世界的敏锐的目光。俄国小说的表现所得出的结论以及改造社会的冲动，对他来说是重要的。他以为，为人生的目的，其实恰在于去改良人生。
多年后，当中俄文化之交流活跃的时候，鲁迅念念不忘当年自己从俄国文化受到启示的往事。在他看来，这些为了人生的作品，是社会改革的先导。知识阶级要做的，大概是这样的事情。欧洲曾说俄国是半开化的民族，但却诞生了一流的文学。这原因何故？鲁迅对此是颇多心思的。他由此也想，落后的中国，或许靠知识阶级的努力，便也可做出改造社会、影响人心的事业。这样的时候，他就感到，只有呐喊还远远不够，走出象牙塔，到十字街头去才是更重要的。如果这时候还在顾影自怜的路上，是大有问题的。他自己就在阅读俄国作品的过程，发现了与俄罗斯知识人接近的内心，也一面意识到这内心的可怕。由此坚定了铲除旧的思想痼疾的信念。他后来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发生兴趣，都与这个思路有关。
从迦尔洵、安德莱夫到阿尔志跋绥夫，这条线索的俄国文学，是心灵的敞开的文学。在精神的深与灵魂的深上，是极为突出的。鲁迅意识到文学的深度往往与这样的特别的表达有关。中国文学不补上这一课，大概还是一个问题。这里涉及写实与现代主义的关系，涉及到非理性与理性的差异。我们看到，在鲁迅的接受的眼光里，这些矛盾的存在是被其不矛盾的眼光所欣赏地打量的。任何人的精神与审美都有各类的可能性，鲁迅是走到多种语境里的作家，他对各类体验下的包容的心的理解和认识，是思想洞开的一种折射。在落后的中国文坛，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1] 《鲁迅全集》第10卷，第176页。
[2] 《周作人文类编》第10卷，第228页。
[3] 参见赵京华：《周氏兄弟与日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页。
[4]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选》第2卷，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页。
[5] 《鲁迅全集》第10卷，第174页。
[6] 《鲁迅全集》第10卷，第178页。
[7] 马加：《〈迦尔洵小说集〉译后记》，《迦尔洵小说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36页。
[8] 关于迦尔逊，俄国批评家有许多批评文字，其中以Г.А.Блый为代表。参见其《В.М.ГАРШИН》，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5.
[9] 参见赵京华：《周氏兄弟与日本》，第104页。
[10] 《鲁迅全集》第10卷，第175页。
[11] 《鲁迅全集》第10卷，第202页。
[12] 《鲁迅全集》第11卷，第517页。
[13] 《鲁迅全集》第11卷，第517页。
[14] ［俄］高尔基：《〈论文学〉续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9页。
[15] 李建刚：《高尔基与安德烈耶夫诗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页。
[16] 《鲁迅全集》第10卷，第188页。
[17] 《鲁迅全集》第10卷，第193页。
[18] 《鲁迅全集》第3卷，第376页。
[19] 参见［俄］德·斯·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下卷，刘文飞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2页。
[20] 《鲁迅全集》第11卷，第20页。
[21] 《鲁迅全集》第11卷，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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