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托尔斯泰的遗绪里

时间：2023-12-1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托尔斯泰讨论文学的时候，很少在单一语境里为之，他深思审美问题的过程，是以超越国家的眼光为起点的。罗素反对本国人的对外战争，托尔斯泰攻击现行教会制度，甚至成为自己的祖国的敌人。国民党当局的民族主义文学理论旨在抵挡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鲁迅看到了这种爱国主义的问题。反对鲁迅的人认为，鲁迅缺少对本民族历史的尊敬。

刘半农说鲁迅的特点是“托尼文章，魏晋风骨”，^[1]一时被许多人所认可。“托、尼”指托尔斯泰（Л.Толстой，1828—1910）、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这两个人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甚广，但将其化为血肉里的，也系少数。鲁迅的文字的迷人之处，未必都与尼采、托尔斯泰有关，但人们如此联想，也是有道理的。

在一般人眼里，鲁迅谈尼采多，讲托尔斯泰少，后来很少涉猎托尔斯泰，倒是让人思考的现象之谜。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青年时期的鲁迅喜爱尼采，也兼及托尔斯泰，直到晚年，托尔斯泰的话题都没有消失过。对于他来说，前者是动的能量极高的英雄，后者系静的伟岸的存在。我个人认为，作者是从动的尼采传统，完成静的托尔斯泰的梦想。只是这一理想不易被人察觉到而已。

鲁迅一直是国家主义话语里的一个异端。这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文学。但是在他的思想背后复杂的隐含，并未被左翼文化人士所继承。从后来的文化发展格局来看，鲁迅的问题意识被窄化解释的情况一直存在着，以致混淆了其思想的各种元素之间的界限。

很少有人像鲁迅这样有国际主义的视野，他后来持续不断的翻译实践，使其与自由主义和左翼队伍都存在距离。在面对民族、国家之类的话题里，他的多元意识使其精神视野变得开阔起来。

早期的鲁迅受章太炎影响，是个民族主义者。但同时也接受了世界主义的思潮。这两者在他那里交互出现，形态颇为复杂。留日时期，他是借世界主义讨论民族解放之业，根底在民族的自救。这时，章太炎的排满意识被其接受，同时拜伦的解放他国人民的义举被其深深认同。兴汉业，保种姓，在他那里是一个主题。而那视野，是在与日本文化对比里形成的。

章太炎的排满意识，有大中华的因素。但其过程也含带联合印度、越南等国家推翻帝制的梦想。联合他者，就有了超越民族主义的一面，这对后来的多元意识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排满思想在《民报》那里一直是一种主旋律。鼓动汉学的精神，驱逐外来入侵者，乃一时舆论的中心。不过鲁迅那时候发现了排满的爱国主义，可能也存在问题。他在《破恶声论》里提出了“兽性的爱国主义”^[2]。即以野蛮的方式去对待弱者，以爱国之名而行非人道之事。“兽性的爱国主义”的根底是以强凌弱，与民间的思想相违。他认为：中国的文明，“不借暴力以凌四夷，宝爱和平，天下鲜有”。^[3]但晚清以来讲爱国主义的人，带着反和平主义的思想，倚强凌弱的思想甚浓。他警惕到，这是极为危险的倾向。

他最早注意到托尔斯泰，其实就是那种反凌辱的意识所含的暖色。这是超越国家意识的精神资源，与“兽性的爱国主义”相去甚远。托尔斯泰的伟大处是，“恶兵如蛇蝎，而大呼平和于人间，其声亦震心曲”^[4]。托尔斯泰讨论文学的时候，很少在单一语境里为之，他深思审美问题的过程，是以超越国家的眼光为起点的。应当说，法国、德国的文学，是他检讨俄国文学的重要参照。

当外来资源使用越来越多的时候，鲁迅发现，近代以来的许多思想家都是世界主义者。这引起了他的注意。罗曼·罗兰、爱罗先珂、萧伯纳、巴比塞，都是放眼世界的人。在对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看法就非同寻常了。罗素反对本国人的对外战争，托尔斯泰攻击现行教会制度，甚至成为自己的祖国的敌人。这些信息给中国知识界很大的启示，中国的世界语普及和国际主义运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鲁迅成了这些工作的积极支持者。

鲁迅对自己的文化环境是极为清楚的。他认为汉族文化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主干。但他同时意识到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国的被忽略的现实。在他看来，中国文化内部一直存在一些问题，要么汉族文化压抑少数民族文化，要么是外族对其他民族的侵扰。中国文化是建立在主奴文化的基础上的。没有一个多元共存的文明环境，其文明是有污点的文明。他讨论压迫的时候，对排除异己的思维方式的反感一直挥之不去。文化中的奴性，使民族与国家都处于非常态化的状态。

使鲁迅思想发生变化的是“一战”的经验。他意识到，每个民族都不易独立的发展，而且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是平等、自然的关系。一战所折射的人间互利意识，在他那里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波。

1919年，在译介了武者小路实笃《一个青年的梦》后，鲁迅发现了托尔斯泰思想的内在逻辑。对于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思索。在那译文的后记里，他写道：

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并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譬如现在论及日本并吞朝鲜的事，每每有“朝鲜本我藩属”这一类话，只要听这口气，也足够教人害怕了。^[5]

高远东教授将这些看成“互为主体”的思想^[6]。即鲁迅精神的原点，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此后，鲁迅关于民族与国家的系列文章里，表现的都是类似的意识。即在强调民族自立的同时，警惕大中华主义。在反对外来入侵者的时候，又意识到向自己的敌人学习的非民族主义思想。

民国之后，大汉族主义与专制意识是复杂地纠葛在一起的。国民党当局的民族主义文学理论旨在抵挡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鲁迅看到了这种爱国主义的问题。他与俄国文学对话以及与日本左翼作家的对话，都被对手侮辱成投降或汉奸之举。反对鲁迅的人认为，鲁迅缺少对本民族历史的尊敬。但事实是，鲁迅是通过对自己的民族不光荣的历史的清理，去寻找内在的闪光的逻辑。《故事新编》的整体框架，就折射了鲁迅的这一思想。

鲁迅曾经非常关注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他从新的历史观念里发现，民族问题是一个历史的话题。比如他说唐代，就大有胡气，乃思想开放所致。他认为中国的文化，是不断与其他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这交融的过程，不是你吃了我，或我吃了你，而是“自他两利”^[7]。

互为主体的思路，使鲁迅不仅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罕见的作家，更重要的成为东亚知识分子共有的财富。韩国知识分子与日本知识阶级对鲁迅的亲密感情的重要点，恰是其反奴役理论的多重空间的价值。对内，讲究民族平等，对外，是一种世界主义的情怀。这个思路，直到今天依然被人们所珍视，亚洲诸国的矛盾以及本民族内部的冲突，其实恰是未能建立互为主体意识的缘故。

辛亥革命后，鲁迅对民族主义者的批评增多。到了1917年前后，汉族中心的思想被批判国民性的思想所取代。汉文化自审的问题比赞美汉文明传统更为重要。在思考中国社会的出路时，他从其他民族的遗产里发现了诸多有意义的存在，世界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给了他诸多的启示。

晚年的鲁迅一直处于紧张的环境。一是政府的打压，因为他不是政府眼里的好公民。他也受到左右翼势力的夹击，原因是提倡革命又反对导致新的主奴关系的革命。在处理中国问题的时候，他借用了托尔斯泰的资源，也借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但却诞生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国家观与民族观。在现实里却又不属于现实，其乌托邦成分与现实情怀复杂地交织起来，给中国的文学带来了多重的意象。其繁复的思维里的艺术创造，跨越了汉语思维的疆域。不仅受到少数民族的欢迎，也在异邦引起不小的震动。以抵抗的方式而接受域外有的价值思想，使他把专制主义与大中华主义及新生的国家秩序剥离开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价值哲学。而这，恰成为其思想遗产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托尔斯泰对亚洲的影响，以日本文坛最甚。“五四”后的中国文人，欣赏其作品者很多，但却不及日本那样付诸行动。比如躬行意识，比如不抵抗主义。中国人对托尔斯泰的接受还只是在思想与审美的层面。鲁迅对于托氏的反战思想是认可的，也认同其批评社会的那种责任感和精神哲学。他和周作人自“五四”前后积极推动新文学的运动，精神背景里就有许多托尔斯泰的元素，但他们并没有发起一场运动。

在鲁迅眼里，像托尔斯泰那样的人，最可贵的是对于现状的不满，且能以人道主义去抵抗污浊的存在。在《随感录六十一·不满》一文里，所讲的话与托尔斯泰接近，乃为人道主义辩护的独白。他说：

其实近于真正的人道，说的人还不很多，并且说了还要犯罪。……

人类尚未长成，人道自然也尚未长成，但总在那里发荣滋长。我们如果问问良心，觉得一样滋长，便什么都不必忧愁；将来总要走同一的路。看罢，他们是战胜军国主义的，他们的评论家还是自己责备自己，有许多不满。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8]

这些话，都是托尔斯泰的遗绪，分明带有乌托邦的意味。在他看来，托尔斯泰是对的，而对于中国这样的社会，道德的说教有时无力。虽然无力，知识分子内心，不能没有这些。在他看来，是良知的体现。

将这个思路引向深处的是周作人。他在讨论民族、社会的时候，强调的是人文的理念。落实在文学领域，那就是“人的文学”。

周作人在讨论“人的文学”的时候，也重复了鲁迅当年的话，即对兽性文化的警惕。他认为中国文坛的许多思想是旧式的，非人道的遗存。所以新文学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种非兽性的文学，也即人的文学。在《人的文学》里，周作人说以人的道德为本。他以男女平等为例，还言及恋爱的结婚。所举的例子就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那其间主要是健全的人道理念。而在《新文学的要求》一文，他对人的文学进行了这样的论述：

一、这文学是人生的；不是兽性的，也不是神性的。

二、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9]

注意，这里关于非种族、非国家的观念，恰是晚清以来新式知识分子的一种情怀。鲁迅的世界主义理念也恰诞生于这个语境里。

刘半农说鲁迅身上有托尔斯泰的影子，其根据大概存在这个因素。不过，托尔斯泰的思想在根底上是宗教的，中国的新文人去掉了这个宗教的外衣，保留的只是人间的人道意识，神性却未能降临其间。看似西洋的思想的闪烁，实则乃儒家原本精神与外来个人主义的一种组合。

从鲁迅早期的言行看，他认为中国最为缺乏的是诚与信。因为缺少这样的传统，鲁迅觉得，我们文化的基本元素出现了问题。不诚，则出现“瞒”的心理；不信，则多是“骗”术。那结果则是“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10]。他所批判的中国人各种畸形的心理，都可以说是托尔斯泰精神的反面。托氏的思想，是一面镜子，照的恰是国民精神的原色。

从早期的文字里看，鲁迅的爱人济世的精神，是其作品感人的原因之一。这里已经很少看见儒家的那种成圣的冲动，而是在自我批判里的殉道式的奔走。他与托尔斯泰一样，背负着重任，肩住黑暗的闸门，放青年到光明的地方去，自己却留在黑暗里。这种非传统的精神是“五四”新文化的灵魂，也是现代意识的折光。新文化的逻辑链条里，动人的一环恰恰有着托尔斯泰那样的元素。

现代新文化的兴起托尔斯泰主义的背景，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鲁迅与其对话的过程，我们以往的分析还远远不够。不能不注意的是，鲁迅何以进入了托尔斯泰的语境，又何以离开它，这倒是其思想里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开，许多话题的内涵也相应会清楚起来。

就所熟悉的日本知识界来说，那时候他们对托尔斯泰的解读不是静止的，而是影响了日常生活。1919年，周作人把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一时间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新村的价值，在周作人看来是实现了托尔斯泰的一种理想，也有对托翁致以敬意的地方。武者小路实笃提倡的新村，对周作人的吸引力很强，他不仅亲自去日本考察这个群落的生活，而且还写了大量文章介绍这个新生的文化现象。在《日本的新村》一文里，他言及托尔斯泰的影响，也对其思想有所保留。作者说：

近年日本的新村运动，是世界上一件很可注意的事。从来梦想Utopia的人虽然不少，但未尝着手实行，有些经营过的，也因种种关系不久就消灭了。俄国Tolstoy的躬耕，是实现泛劳动主义了；但他专重“手的工作”，排斥“脑的工作”；又提倡极端的利他，没杀了对于自己的责任：所以不能说是十分圆满。新村运动，却更进一步，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各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真正普遍的人生的福音。^[11]

新文学运动初期，周作人讲人的文学，确立了自己的目标。现在谈新村主义，则是人的生活。在周氏看来，中国不仅缺少人的文学，想必人的生活也是难见的吧。这是其精神的两翼。前者乃精神生活的最高级形式，后者却是生活的最高级形式。他把两面旗帜高举了起来，在新文学阵营，不可谓不是一个壮举。就思想的建设意义而言，他给文坛和知识界的冲击，不亚于胡适、陈独秀这类人物。

日本能够出现新村的形态，与其精神里的神异性传统有关。神道盛行的国度，宗教意味的团体自然能够生长。周作人记载新村的生活里，就有宗教式的仪式。比如祭拜耶稣，祭拜托尔斯泰，都是圣神生活。人的生活，首先以神圣的精神为前导，周作人没有细说，以致给人以假象，似乎是很好操作的生活形态。这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毛泽东对其思想的关注，可能与那组织形式有关。自然，其间的乌托邦思想，也是引人深思的地方。

但鲁迅对此没有表态，在其弟弟热衷于鼓吹“新村主义”的时候，却沉默起来。那时候的鲁迅已经意识到新的生活要有一个前提，就是对旧的存在的清理。托尔斯泰、武者小路实笃都有道理，但在中国，再好的主义都会变形，要进行有意义的人生，不能不进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新村之于中国社会，还是遥不可及的梦。

在新村问题上，鲁迅不能深入进入托尔斯泰的话语深处，可能与自己的黑暗感过于强烈有关。他自认为自己是有毒的存在，要有托尔斯泰那样的肃穆、高远的情调，不那么容易。在他眼里，中国的首要任务，是进行改革。没有改革，其他美好的梦毕竟还是泡影，不能给人解放的痛快。而当现实的灾难、不幸不断增加的时候，是来不及顾及说教的选择的。

托尔斯泰主义是合理的，但却无力，这是鲁迅的感觉。他觉得，在中国，“剑与火”才更为重要。当人们认可人道主义的话语的时候，鲁迅却觉得是缥缈的存在，那有什么亮色呢？

鲁迅的感受，不是没有影响到周作人。当现实的挫折一个个出现的时候，他对自己的选择也动摇起来。1921年，他在致孙伏园的信里，有这样一段话：

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老孔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行的大路。^[12]

这个状态与其说是周氏个人的，不如说是知识界的。重要的问题在于，西洋学说在中国难以找到对应之体，落地生根还是遥远之路。现代社会以来，钟情于托尔斯泰的文人，精神不免单一和纯真，巴金、冰心无不如此。但深味社会的知识分子，则不会简单皈依在托尔斯泰那里，因为中国的社会，毕竟还是过于复杂。鲁迅、周作人在托尔斯泰思想里的出出进进，说明了摄取外来思想的不易和选择中的徘徊。

虽然意识到自己与托尔斯泰的距离，但托尔斯泰关于人的解放的理念毕竟很有高度。鲁迅的人的解放的理念，在内涵上与托尔斯泰也不矛盾。在他的一生实践里，利他的原则，从来都是恪守的。但他更强调的是自我的建立，当人具有了自我意识的时候，才可能如托尔斯泰那样去普度众生。他在阅读人文主义的书籍时，其实思考到争得人格的重要性。而这人格建立的基础之一，就是自我的牺牲与利他主义。

如果我们细细分析鲁迅的自我牺牲意识，可以在托尔斯泰的传统里得到解释的逻辑，这是他们人格间的相似点。但鲁迅是带着野性的力量穿行在黑暗里的，于是那文本则有着紧张、悲楚、苍凉之感。这时候您会觉得他更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选择，至少在审美上，另有一番天地，带着《罪与罚》式的惊恐。瞿秋白把鲁迅与“莱谟斯”相比，并非没有道理。

一方面是罪感的表露，一方面是为他人而牺牲自我，这与俄罗斯文学的联系是自然而然的。我们看托尔斯泰的日记和书信，对比鲁迅的诸多文字，思想是有重合的地方的。比如在《我们怎样做父亲》的文章里，鲁迅所说的爱，与自我献身的看法，都符合托尔斯泰的逻辑。他是从日本学者的文字而意识到类似的话题，而日本学者的托尔斯泰主义情结，鲁迅未尝不知道。

五四运动前，鲁迅翻译了有岛武郎的《生艺术的胎》，那里的基本观点是，“生艺术的胎是爱”^[13]。这个托尔斯泰式的表达，给了鲁迅诸多鼓舞。他后来在谈及家庭问题的时候，引用了有岛武郎的观点，强调父辈对青年的责任，以及文艺的内在性价值。而爱的出发点，恰是文艺迷人的所在。

有岛武郎的作品满溢着温情。他的《与幼小者》《诞生的苦恼》《石头下的小草》《西天箴传》都无金刚怒目的气息，对人间纯真的爱意的神往，以及无法得到那爱意的淡淡的悲伤，弥漫在其文字里。他的思想是托尔斯泰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杂糅。他曾效仿过托尔斯泰，建立过共产农庄。鲁迅译他的书，自然有一些共鸣。他是否因这类作家的左倾而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也是值得研究的。

从二十年代开始，鲁迅所译的理论文章里，涉及托尔斯泰的甚多。在日本学者的叙述里，托尔斯泰成为艺术现象里不能回避的存在。除了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外，片上伸、藏原惟人等都有关于托尔斯泰的描述。他们对托翁的敬意，与鲁迅早期的感觉几乎一致，是同样的声音。鲁迅发现，欧洲许多作家对托尔斯泰的传统颇为留意，在他所译介的文字里，罗曼·罗兰、纪德都与托尔斯泰有一定的对话，有的甚至是托尔斯泰的门徒。那原因是人类的良知在这里深切地折射出来。至少，托翁对教会制度的批判以及对社会沙文主义的批评，都对人们有深刻的价值。

引起鲁迅注意的有岛武郎的写作，有许多内容都被深切吸收到自己的文字里。有岛武郎的内在气质是带有宗教的意味的，但刺激他思考问题的无疑是托尔斯泰的传统。他的感伤的文字里有诸多迷人的气息，所思所想既是东方式的，又有西方的虔诚之思。日本白桦派作家的这种激情，在鲁迅看来是不能不注意的存在。

由那些译文，鲁迅感受到了托尔斯泰遗绪的魅力。那些有着暖意的作家，在面对自我和他人的时候，都散溢出了几分托尔斯泰的气息。这是宗教中的宗教，信仰里的信仰。对于没有宗教关怀的国度的人们而言，引起的内省是异常强烈的。

中国人对托尔斯泰的接受过程，未尝没有误读的时候。对其精神的简化也是有的。这不仅在中国，俄国何尝不是如此。连托尔斯泰自己都说：“我说，不要用暴力抵抗暴力。有人却硬说我主张不与恶作斗争。”“我说，要努力追求贞洁，在这条道路上最高一级是童真，其次是贞洁的婚姻，再次是不贞洁，即非一夫一妻的婚姻，但却是婚姻；有人却硬说我否定婚姻，宣扬停止人类的延续。”^[14]这个遭遇，鲁迅也是常常遇到，因为那思想背后复杂的因由和表达语境的特殊，在另一环境中则不易被了解。说他们是痛苦的灵魂，不是夸大之词。

托尔斯泰是个教徒，但他又承认自己相当的时间里是虚无主义者。他对基督的理解与教会并非一致，其精神是贴近圣经的一种表达。他的独白里不断有忏悔自己的意思，当阅读卢梭的《忏悔录》时，他的思想是异常激动的，似乎有了本然的呼应。他认为普通人身上的美质可能要“比我们这样的人高尚得多”，^[15]这个思想的延续，就是对自我的一种警惕，通过不断否定旧我而获得新生。如何获得新我，他的思路是要利他，“我的主要生活目的是利他，而有条件的目的是建立在有益、利他的基础之上的文学声誉。”^[16]托尔斯泰的这些思考都是真诚的，但这样的结果，使自己的文字变成了“劝善书”，反而被现代以来的思想家多有诟病。同样，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波德莱尔的不满与隔膜，也说明了其认知的局限。

托尔斯泰在解剖自己的时候，是非常感人的。他日记对自己的欲望的袒露与自讽，和卢梭的文字极为接近。那些毫不保留的对黑暗世界的坦诚，恰恰证明了自己属于圣人的一种。虽然他不承认自己是圣人。中国作家惊讶于他的这种审视自己的精神。蒋梦麟1919年在《新教育》上发表《托尔斯泰人生观》，就对其清醒的理性精神表示赞佩，理性、爱、服务，这是托尔斯泰给人的启示，蒋梦麟以为，其抛弃贵族生活寻找精神之途的努力，才构成了其人生观的本色。托尔斯泰是一直清醒的人。

“五四”之后有两类人对托尔斯泰颇为不满。一是左翼作家，二是自由派作家。前者以瞿秋白为代表，后者以梁实秋为典型。瞿秋白写过许多文章涉及托尔斯泰的精神，其《托尔斯泰传论》《托尔斯泰的妇女观》以为其学说消极者为多。梁实秋在《耿济之译托尔斯泰的艺术论》里则对其大众意识对贵族思想的消解颇为不满。左派与自由主义者对托尔斯泰的态度，给我们诸多思考的话题，究竟这位俄国作家对于中国文学意味着什么？鲁迅恰是在这样复杂的语境里，思考类似的问题的。

1928年，在自己主编的《奔流》杂志上，鲁迅开辟了托尔斯泰的纪念专号。从鲁迅的编后记看，他对中国人的托尔斯泰研究并不满意，以为浮光掠影的地方居多，不能深入到问题的核心。鲁迅认为，中国人喊托尔斯泰的名字久矣，而影响等于零，因为大家并没有托翁那样的境界。他说：

我们有开书店造洋房的革命文豪，没有分田给农夫的地主——因为这也是“浅薄的人道主义”；有软求“出版自由”的“著作家”兼店主，没有写信直斥皇帝的胡涂虫——因为这是没有用的，倒也并非怕危险。至于“无抵抗”呢，事实是有的，但并非由于主义，因事不同，因人不同，或打人的嘴巴，或将嘴巴给人打，倘以为会有俄国的许多“灵魂的战士”（Doukhobor）似的，宁死不当兵卒，那实在是一种“杞忧”。

所以这回是意在介绍几篇外国人——真看过托尔斯泰作品，明白那历史底背景的外国人——的文字，可以看看先前和现在，中国和外国，对于托尔斯泰的评价是怎样的不同。但自然只能从几个译者所见到的书报中取材，并非说惟这几篇是现在世间的定论。^[17]

这里，鲁迅的用意很清楚，中国人写文章，定论的地方殊多，很少去细细进入文本的场域。定论是灰色的，文本则永远鲜活。这是鲁迅在对托尔斯泰等外国作家的态度。他从不同文本里进入对象世界的努力，恰是思维迥别他人的地方。

吸引鲁迅的几篇研究托尔斯泰的文章，在内蕴上都有一些特别。一是高尔基《回忆杂记》对托尔斯泰的描述，有特别的视角。一是普列汉诺夫《卡尔·马克思和列夫·托尔斯泰》，一是李沃尔·罗加切夫斯基《托尔斯泰与卢梭》，特别是日本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所见的托尔斯泰》，给了鲁迅诸多刺激。在鲁迅看来，马克思主义者是吸收了托尔斯泰的遗产的，但托尔斯泰也不过历史的中间物的一个。其有限性也无可置疑。对于这个伟大人物的读解，中国的知识界还没有做好精神的准备。

显然，1928年的鲁迅已经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描述托尔斯泰的文字发生了兴趣。至少那些关于托尔斯泰的缺点的描述，可能更让其眼光发亮。他从那些批评性的论述里是否也感受到自己内心的问题，我们还无法证实。但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的穿透力，他是有着强烈的印象无疑。

托尔斯泰百年诞辰的纪念，在许多国家都产生了好的论文和研究文字。鲁迅敏感于这个话题，在寻找知识分子的一种新式的表达。他对托尔斯泰有限的阅读，已经产生了一些看法。这些都和俄罗斯的理论家的文字融汇在一起了。

现代中国作家对托尔斯泰的喜爱，可能缘于那情感的真与胸怀的广大。巴金、茅盾都在其的文字里学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从气质类型看，巴金与托尔斯泰更近，但就灵魂的展示而言，鲁迅则与之有呼应的地方。厘清彼此的内涵，可以看到人类思想者共同的存在。

在托尔斯泰与鲁迅的世界里，不忍看到人的堕落和不幸。他们不是逃离这些灰暗的什物，而是直面这些残缺的存在。《复活》《安娜·卡列妮娜》就是正视这些的文本。看生死之运，听清浊之音，精神在剧烈的震颤。这些思路，一直贯穿在托尔斯泰的文本里。巨大的忧虑下是无边的爱，看得出作者的伟岸之怀。

托尔斯泰喜欢人的童贞的情感，对人世间的友谊的渴念在文字里一直出出进进。《童年·少年·青年》带着光泽的爱，我们在鲁迅文本里很少见过。那种贵族式的生活与精神洗礼，恰是中国现代以来最为缺少的遗存。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托尔斯泰遇到爱欲与信仰的问题。他意识到人作为生命随时可能成为兽性的一族，精神往往被引入歧途。他所困惑的，既有社会制度的问题，也带有人性的原本的问题。这些也只有在宗教里才能得以解决。

他那么喜爱对人的美质的描绘，但可惜这些美只能在悲剧的命运里短暂的存在着。《高加索的俘虏》写俄国士兵误入鞑靼人之境被俘后的不幸。但鞑靼人群落的善良的孩子未泯的人性，小女孩帮助士兵逃走的那一幕，写得那么光彩照人。托尔斯泰以敬意的笔触写出对族群间的看法，毫无民族主义的笔触，那判断人生的态度，是超越一般的意识形态的。

托尔斯泰的许多作品都流露出他的超越民族、种姓的爱意。他在一篇作品里描述过一个军官对鞑靼人的歧视、凌辱，这影响了主人公对军人女儿的爱。在托尔斯泰眼里，人是生来平等的，对少数民族的压迫，乃不可理喻之事。

托尔斯泰特别善于写人的精神的痛和肉体的痛。《魔鬼》描述一个叫叶甫盖尼·伊尔吉涅夫的人怪诞的人生。小说描绘其在欲望与道德间的痛苦，他清醒于自己的选择存在问题，但自己又不能不那样选择的无奈，让人撕心裂肺。主人公婚前与女子有染，婚后照例无法摆脱女色的纠葛。这给了他无边的苦恼，于是演绎了无数荒唐的故事。作者描述这个人物的时候，倾注了大量的同情的目光，但也以上帝般的神姿哀怜着可笑的小人物。这个意象后来在《复活》等作品中不断被延伸和强化，宗教式的拷问没有停止过。托尔斯泰写过无数悲剧的故事，那些酸楚的往事经由他的笔，便有了思想的深度。《克鲁采奏鸣曲》写男女婚姻里的恶，惊心动魄的地方殊多，无法挽回的悲剧使生存的意义变得渺茫起来。这时候我们感到了作为思想家的托尔斯泰的伟大，他在面对诸种不幸的存在的时候，把上帝的光泽折射到了笔下的世界。

鲁迅处理悲剧的时候，不像托尔斯泰那么从容。他的痛感几乎淹没了一切。因为《呐喊》《彷徨》都没有出路，苦难的大泽无所不在。鲁迅文字的痛，来自对社会与传统的认识。他笔下的人没有俄罗斯贵族的形态，故来不及对人的个体欲望与存在深入的思考。鲁迅笔下的人物，要么无欲，要么变态。他对人的社会属性的关照超过了对于人的存在的单一性的把握。鲁迅所体现的高远的气象来自对自己的世界的体认，似乎与上帝无关。但我们看得出他的与托尔斯泰近似的胸怀。不过在对恶的揭示上，鲁迅更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统，他没有学会托尔斯泰的耐力。

有趣的是，他们都描述过狂人的故事，借着怪异的存在显示自己的思想。鲁迅《狂人日记》与托尔斯泰《疯人日记》是如此不同。在格局上，鲁迅的文字有地狱般的惊恐，是变形的空间的电光之舞，转动着死灭般的存在。而在托尔斯泰那里，欲望、歧途、迷路、自救的意象跳来跳去，是一种反逻辑的书写，内在性里的光明是有的。托尔斯泰笔下的疯子是一个正常的人，可以行动起来去解救农民，让苦难者受益。鲁迅笔下的狂人也是正常人的反向表达，但却不是一个行动者。不能行动，乃是失去希望，或没有路可走。可是托尔斯泰给出了希望，人在圣经的启示里可以得救。在相同的题材里，鲁迅唯一让主人公发出的声音是“救救孩子”，可谓正面的对白。而托尔斯泰则显示了自己的另一种思想，即靠上帝之音而必能走出泥潭。比起俄国的作家，在黑暗的夜里没有烛光的闪烁的中国人，是更为无量的悲哀。

有一个现象意味深长——许多文人由托尔斯泰主义进入马克思主义。细想起来，那因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社会结构的构想，可能深入到了历史的逻辑，托尔斯泰主义则流于劝善之途，无力感便增强了。与托尔斯泰从道德与审美的角度打量生活不同，鲁迅关注的是底层人自身解放的问题。托尔斯泰无论爱意多深，还是贵族之爱。中国没有这样的贵族，旧的时代是士大夫在主导文化，民国则是各类文人掌握话语。从贵族角度来自审自己，是大难之事，但却是动人之事。而对现代中国而言，造成新的知识阶级更为重要。鲁迅以为，新的知识阶级，已经不是托尔斯泰那样的人物，而应当是进入生活深处的改革者。

恰是这个思路，使鲁迅的艺术追求里，从无宏大的叙事。他的作品被称为匕首和投枪。托尔斯泰因为沉浸在自己的宗教里，便不免如亨利·詹姆士所说“结构松散、拖泥带水的怪物”。^[18]鲁迅作品都是细小的存在，小说几乎没有长篇大论的，杂文的字数更少。一方面没有依傍在确切性的宗教般的理念里，另一方面更接近底层复杂的生活。托尔斯泰关注的是世界的不平等，鲁迅则看到更多是世间的乱象。前者以庞大的宗教说教不断忏悔、冷思自己的选择，后者则在无路可走里苦苦跋涉。托尔斯泰的苦楚来自对自己的欲望克服与否的焦虑，鲁迅则看到中国人正常欲望不得舒展的苦运，故有着做人的焦虑。他后来倾向共产主义运动，其实是对人的解放的另一种渴望。

鲁迅特别注意域外学者对托尔斯泰的弱点的描述。在他关注知识分子的有限性的时候，托尔斯泰的问题，差不多也成了世界范围内读书人不能不内省的所指。在译片上伸的《北欧文学的原理》的时候，他发现欧洲知识界对托尔斯泰的批评，那感觉引起鲁迅的兴奋是自然的。片上伸说：

托尔斯泰倡导无抵抗主义的时代，是俄国正在和土耳其战争，一个冷嘲的批评家曾说，当残暴的土耳其杀害俄国的美好的孩子之际，俄国人应该漠视这暴虐么？假使托尔斯泰目睹着这事，当然是不能抵抗的，但因为也不能坐视太甚的残虐，恐怕即刻要逃走罢。^[19]

这是基于对人性恶的问题的思考，其间有现实经验与无抵抗主义的抵牾。鲁迅是赞佩这样的观点的。他在与绅士阶级的交锋里，完全放下了托尔斯泰的立场，成了战场上的斗士。这种斗士精神，与俄罗斯革命派的理念便十分接近了。

在托尔斯泰和诸多西洋文学家的思想的参照里，鲁迅不是讲什么是人道的文学，而是指陈什么是非人道的遗存。对非人的存在的攻击，才是那一代人题中应有之意。

我们细细审视鲁迅的言论，在言及托尔斯泰传统的时候，保持的是对过分书生化气质的警惕。在他看来，中国这样的地方，只有人道的精神远远不够，我们需要对恶的存在持恶的态度。非暴力在专制主义面前是孱弱的。而唯有对黑暗的存在进行不妥协的斗争，才能够真正坚持人道的立场。

1925年，在致徐旭生的信里，鲁迅说，在中国要成大事者，需学者之良心与市侩之手段。^[20]学者的良心，自然就是托尔斯泰式的传统，而市侩之手段，乃俄、法大革命的遗风。鲁迅接受托尔斯泰的前提，不是从孤立的层面摄取其遗产，乃在其中加进相反的因素。我们看他后来很少讲托尔斯泰，其实是现实性存在的吸引所致。在他看来，第一要务是铲除历史的垃圾，只说几句人道主义的话，大概是不得要领的。

鲁迅的意思很明显，实现托尔斯泰及西洋个人主义精神，在中国要先铲除不平等的障碍。空谈理想，自己憨厚地对待别人，却不幸被对手所害，在中国不乏其数。他在《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就说：

俗语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也许太刻薄一点罢，但仔细想来，却也觉得并非唆人做恶之谈，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21]

这句话暗含的逻辑是，人道的精神固然好，可是在中国，仅仅拥有这些还不够。天真的学者说几句漂亮的托尔斯泰式的话，并不得要领的。

他后来在译介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的时候，以平实的语言转译了这位俄国批评家对托尔斯泰的批评。其中《托尔斯泰与马克思》一节，尤令人难忘。那译文的基本观点是，托尔斯泰还不能以阶级的观点看待社会的矛盾，也无法解决其间的内在紧张。卢那察尔斯基以为非暴力、无抵抗主义可能使敌对的黑暗肆意蔓延，乃一种助纣为虐的选择。马克思主义要解决现实的问题的时候，几个口号和观点是不能改变世界的。

这找到了旧知识分子的根本问题。在鲁迅看来，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可能比托尔斯泰主义更为有效。俄国革命的成功已经证明了此点。鲁迅渐渐远离托尔斯泰，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的增高不无关系。鲁迅在译了《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后，谈到自己的用意：

一、托尔斯泰去世时，中国人似乎并不怎样觉得，现在倒回上去，从这篇里，可以看见那时欧洲文学界有名的人们——法国的Anatole France，德国的Gerhart Hauptmann，意大利的Giovanni Papini，还有青年作者D.Ancelis——的意见，以及一个科学底社会主义者——本论文的作者——对于这些意见的批评，较之由自己一一搜集来看更清楚，更省力。

二、借此可以知道时局不同，立论便往往不免于转变，豫见的事，是非常之难的。这一篇上，作者还只将托尔斯泰判作非友非敌，不过一个并不相干的人；但到一九二四年的讲演（译载《奔流》七及八本上），却已认为虽非敌人的第一阵营，而是“很麻烦的对手”了，这大约是多数派已经握了政权，于托尔斯泰派之多，渐渐感到统治上的不便的缘故。^[22]

显然，这里有鲁迅的疑点。俄国人对托尔斯泰评价的变化，是有文化与政治的原因的。鲁迅意识到革命到来的时候，旧式的知识分子的尴尬，伟大如托尔斯泰者尚且不合时宜，那么普通的文人要经历更苦的磨难吧？在鲁迅看来，中国知识界是有偷懒的积习的。对于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的深入研究，可能打开思想的窗口。鲁迅对于译介不同声音的文章的思考，也是他精神世界最为迷人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总结刘半农赠给鲁迅的那句“托尼文章、魏晋风骨”的话，可以说意味深长。从鲁迅与托尔斯泰之间的断断续续的逻辑关联里，能够感受到一种呼应。比如他们都厌倦旧文人的作品，主动关爱自己之外的底层的人们；比如他们都为他人而献身，不惜放弃自己的一切。重要的是，他们都是主流文化的敌人。鲁迅对托尔斯泰的关注，有精神信仰调整的考虑，也有知识分子有限性的问题。托尔斯泰对于他来说，艺术之高明不必证明，而要证明的是他何以被新俄的评论家视为落伍的一员。避免落伍，随着时代走下去，才是鲁迅的根本之意。

一切都是有限的。在阅读俄罗斯诸多的文学遗产的时候，他深切地感到路应在何处。苦苦地告别自己，与旧我苦斗，或许恰是新生的第一步。

[1] 参见曹聚仁：《鲁迅评传》，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页。

[2] 《鲁迅全集》第8卷，第34页。

[3] 《鲁迅全集》第8卷，第35页。

[4] 《鲁迅全集》第8卷，第33页。

[5] 《鲁迅全集》第10卷，第212页。

[6] 高远东：《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页。

[7] 《鲁迅全集》第1卷，第124页。

[8] 《鲁迅全集》第1卷，第376页。

[9] 《周作人文类编》第3卷，第47页。

[10] 《鲁迅全集》第1卷，第254页。

[11] 《周作人文类编》第1卷，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