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前后，列宁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它最初主要表现在政党文化的领域，文艺界对列宁主义与普列汉诺夫思想的区别还不甚了然。俄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俄国革命理论的译介在两条路径里，人们对文学与政治的兴趣并不在一个层次上。[1]最早对列宁主义关注的是共产党人，1925年瞿秋白在《新青年》一号上著文《列宁主义概论》，全面讨论了相关的概念，是一次自觉的理论性描述。瞿秋白从历史根源、方法论、革命理念之基础等六个层面考察列宁主义的特征，精神的呼应一看即明。他的结论是：列宁主义乃“无产阶级革命时的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执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原理”。[2]这些看法，鲁迅都是陌生的。对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区别，他也未必清楚。当俄国革命逐渐成为话题的时候，鲁迅是从文学的角度进入思考之中的，革命之外的因素也自然带进他的世界里。
俄国革命带来了文化的变化，鲁迅觉得，这个变化与其文学的传统不无关系，或者说，恰是因为拥有过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统，俄罗斯才有了一次精神的起飞。言外的意思是，列宁主义乃俄罗斯文明的一个结果。他对俄国精神史最深刻的感受，理论上不是来自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宁，而是来自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这个线索，对了解鲁迅的俄国文化观十分重要。因为托洛茨基的理论，恰好和他自己的经验相符，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列宁，他的隔膜是显而易见的。在言及苏俄社会的变化的时候，他的视角一直在文学理念的层面，政治哲学的痕迹殊少。所以，列宁主义之于他，长时间还仅限于文学及艺术的领域。
列宁主义在文艺领域主要表现为阶级性话语、政党话语，其间涉及现实态度以及对传统的态度。鲁迅一直没有全面地进入这个话语体系，只是部分与其有些交叉。1925年，鲁迅看到任国桢所编《苏俄的文艺论战》的时候，对列宁主义旗帜下各种文学思想有了初步了解，不久接触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感动于其笔下的艺术形态与社会进化之关系的描述。[3]这里对革命时代的知识阶级的阐述，对他是从未有过的刺激。托洛茨基对新旧文化的解释，也多是鲁迅有过的感觉，但这位俄国人在理论上带给他的惊异是巨大的，他在文学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的解析中呈现的气象，是中国文人没有过的存在。托洛茨基与列宁主义存在距离，他对文学的理解还有康德主义的痕迹，即保留了对欧洲传统文化的某种敬意。鲁迅在翻译那篇评论勃洛克《十二个》的批评文章时，惊讶于其对作品内在隐含的把握，看到了诗人的写作与信仰、社会革命之复杂的关系。鲁迅认可勃洛克的诗歌，以为多有亮点在。可是他不是革命者。托洛茨基提供的理论是：“我们的时代还不是新文化的时代，而只是走向新文化的初阶。对于我们来说即使只是为了给新文化开辟道路，也必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掌握旧文化的最重要的要素。”[4]在托洛茨基笔下，革命批评家不是金刚怒目式的，目光所及也有温情的地方。所以后来鲁迅看到创造社与太阳社文字里的血腥之气，就觉出其间的问题。俄国的批评家不都是如此，鲁迅对托洛茨基相当时间保持了敬意，其审美判断涉及文学与革命的部分，亦无出其左右。
无疑的是，鲁迅自己并不了解托洛茨基的知识结构背后的复杂的康德气息后来受到了斯大林主义的清算。《新青年》杂志在二十年代中期就介绍过这些言论。鲁迅在上海与激进的革命文学提倡者相逢的时候，对手的理论不是托洛茨基式的，而是与列宁思想有交叉的“拉普”式的。那些辱骂鲁迅的青年所操持的理论，鲁迅在托洛茨基那里并没有看到。革命倘若只是口号的罗列，大概也是一个问题。在《上海文艺之一瞥》里，鲁迅写道：
但那时的革命文学运动，据我的意见，是未经好好的计划，很有些错误之处的。例如，第一，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的地运用了。再则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叫人死而是教人活的。[5]
非革命者也可以存活，是鲁迅自己阅读时的判断。因为在托洛茨基、布哈林的谈话里，都没有简单否定旧有的知识群落的价值。而且，在莫斯科的艺术活动里，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依然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论对象。在所接触的资料里，鲁迅看到了新俄艺术与过去遗产的关联。这很重要。在他眼里，革命乃一种新的思想的演进，而它绝不是从天空上掉下来的。
这里，鲁迅把中国左翼的理论偏差，归结于旧文人的习气，或者说是新文人的本身痼疾导致了认知的差错，因为不了解俄国理论的深层问题，他将精神来源的自身悖论省略了。托洛茨基关于革命文学的阐述，在逻辑上与其政治理论相互关联。这些鲁迅知之甚少。他没有看过托洛茨基晚期的作品，自然对俄国革命自身的问题无法提出看法。但就其所了解的左联而言，那些专横跋扈的管理模式，恰是其讨厌的部分。鲁迅大概还不了解他们身后的斯大林主义的投影。在他逝世前的几年，由于消息的闭塞，那些真实的情况传来的寥寥无几，他只能靠地下渠道获得二手的信息。
当鲁迅从瞿秋白的文章里得知托洛茨基的问题时，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这变化不是依据托氏的理论辨认，恰恰相反，而是据中国外在的残酷的形势所形成的判断。鲁迅似乎觉得，托洛茨基所否认的革命，在中国恰是必行的路，鲁迅的反抗性格是不允许温吞的表达的，自然接受了瞿秋白的暗示。这个时候，独断主义的影子已经在他的思想里有所折射。他对中国革命的判断，与俄国的经验混杂于一体了。
鲁迅自己不知道，当他竭力否认旧文人与小布尔乔亚的世界时，他其实在走上与列宁主义有相近的道路。列宁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面，即事物的克服是对立面的部分，只有克服对立面，才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对对立面的否定，才是事物本质的飞跃。这个思路，鲁迅的精神是隐含的，列宁主义的某些思想唤起了其认知的自觉。即敌人的敌人可能就是我们的朋友。对敌人的屈服就意味着自己思想的背叛。伯恩斯坦在论述马克思的时候，就批评过黑格尔式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对社会的摧残性破坏，而回到康德去才能够使人类摆脱极端主义的路[6]。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只有陈独秀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对托洛茨基的肯定，背后也有伯恩斯坦的逻辑，只是陈独秀没有这样的知识准备而已。但这些所涉及的问题，鲁迅还没有看清，他自己完全不知道，在左翼文化的选择背后所蕴含的另一个问题在未来的严重性。对鲁迅而言，从旧文人的营垒走出来的时候，是可以不计较选择中的问题的。他所译的《文艺政策》《艺术论》都没有提供内在的危机性的话题。俄国革命者给他的印象，还多在一种诗意的光环里。[7]
在接触新俄文艺观的初期，呈现在他面前的思想是新旧杂陈的。列宁主义与非列宁主义的观点交织在一切。他所译的《文艺政策》里有沃隆斯基、瓦进、布哈林、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的言论，彼此观点相左，甚至冲突。讨论里涉及了列宁的思想，但较为简单。大家都在一种探索的阶段，对党的文艺政策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这给鲁迅以深刻的印象，苏联领导者争论的姿态在他看来是一种自由的表达。而此后，他在面对新俄的文学时，一直没有脱离列宁主义与非列宁主义的多样化的语境。[8]理解鲁迅的晚年思想，如不看到语境的复杂性，我们将会被表象所迷惑。
“五四”之后，关于新俄问题的争论主要表现在艺术阶层和政党阶层。在艺术领域，鲁迅对革命文学的阐述基本是沿着托洛茨基的逻辑前行的，而在政党阶层，斯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思想的交锋在中国也异常激烈地表现出来。1923年，《新青年》已成了共产党的机关杂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译介成为主流。那时候陈独秀、瞿秋白在思想上还没有分裂，但他们考虑问题的视角已经显现出不同来。不过，在对列宁的态度上，他们的观点接近，都是列宁思想的拥护者。党刊上发表的陈独秀、彭述之、瞿秋白、蒋光慈的译文和论文，都是与列宁主义合拍的。瞿秋白对列宁的肯定及对托洛茨基的批评，不久就被中国共产党人所普遍接受。[9]
直到1927年，鲁迅才开始认真注意到列宁的思想。他对列宁的好感来自四个方面，一是在对社会问题的研究中，鲁迅对列宁的民俗学眼光和社会学眼光十分欣赏。二是其广阔的批评家的眼光令人感叹，在评价高尔基时，鲁迅就赞佩地引用了列宁的看法，彼此是心灵相通的。三是在对革命的态度上，列宁的“不断进击”的思想被鲁迅引为同道，而那些关于左派幼稚病的观点令其颇感亲切。四是列宁对旧文人的抨击，对自由主义的挖苦，很适合鲁迅的口味，不妨说，在对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上，他们都注意到了特殊性在社会转型中的价值。这些恰是中国知识界最缺乏的智慧。而从左翼翻译家提供的译文里看，列宁对沙皇俄国侵略中国的罪行的揭露，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期许，都有一股国际主义的暖流。鲁迅的世界主义理念的确立，和这样的语境的传播都深深地交织在一起。
当鲁迅推介曹靖华的高尔基译本的时候，对高尔基描述沙皇残暴的统治的文字，颇为赞扬，高尔基冷峻的眼光让他颇为兴奋，他引用了列宁的评语，由衷地感谢其文本给中国知识界带来的冲击。鲁迅意识到，高尔基的无情揭示沙皇暴行的《一月九日》，在中国也是罕见的，还没有一个政党领袖关注过民众的文学，仅此，列宁的气魄和眼光，也是值得认可的。[10]一个政党的领袖的世界观能够和有良知的作家的世界观有所互动，证明了革命的合理性。他后来译介高尔基的童话集，都是与新俄文学的一种互动。
除了文学上的论述让鲁迅深思之外，列宁关于社会形态的复杂性的论述也给了鲁迅深的印象。1927年，鲁迅论述社会疾病的时候，引用过列宁关于民俗学的概念，对其视野的开阔颇为赞成。“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他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11]那些泛泛谈论社会问题的观点，较之与列宁的论述是简单化的。列宁在批评“路标”派的作品的时候，就强调了民族性的问题，而夹带的是阶级论的观点。而鲁迅早期关于国民性的思考，与别尔嘉耶夫等人是相似的。列宁所批评的那些象牙塔式的人物，其实也是鲁迅后来告别的旧影。鲁迅觉得俄国理论家是打中了自己的要害的。
1927年，鲁迅在广东经历了大的事件，无意中阅读了列宁的有关言论。而当北伐正在关键的战斗的时候，鲁迅写下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在文章里，他写道：
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记得一种期刊上，曾经引有列宁的话：“第一要事是，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满；第二要事是，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使他长久是属于我们的；第三要事是，准备消灭敌人，因为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
俄国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不是深知道历来革命成败的原因，自己又积有许多经验，是说不出来的。先前，中国革命者的屡屡挫折，我以为就因为忽略了这一点。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12]
鲁迅所以引用列宁的话，其实是强化自己的固有的理念，早在几年前，他就有关于痛打落水狗的概念。但那只是知识界的话语。北伐乃社会革命的重大的事件，对这一关乎社会革命成败的大事，列宁的话似乎更有价值。鲁迅那时候还没有左转，但俄国革命领袖的指导思想，他是有着一种感怀的。其实列宁所指的对象与鲁迅所指的对象殊异，只是在韧的精神层面上相似而已。文化上的韧的精神和革命的韧的精神的差异在鲁迅看来并不很大。
真正体现鲁迅与列宁主义关系的，乃是阶级论的观点。在和《新月》派的争论中，对第三种人的批评中，他的思维方式，借鉴了俄国左翼的资源，特别是列宁主义阶级性的资源。在《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诸文里，鲁迅的思想与列宁的思路是重合在一起的。胡适争民主与民权的呼声，在鲁迅看来大有问题，那不过对主子的请求，和百姓解放的路是远的。列宁认为，“我们不信奉‘绝对的东西’，我们嘲笑‘纯粹的民主’”。“在受到全世界这个敌人的包围的俄罗斯联邦提出出版自由，就是让资产阶级及其最忠实的奴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13]这些论述有些简单化，但都是从阶级立场出发的感言。鲁迅和列宁一样，认为资产阶级的那套法制是与大众无关的。列宁说：“自由派资产阶级，尤其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能不追求自由与法制，因为没有自由与法制，资产阶级的统治就不彻底，不完整，没有保证。”[14]我们对照鲁迅后来对胡适、徐志摩等人的批评的文字，可以发现二者的思路几乎是一致的。鲁迅嘲讽新月社批评家时说：“现在新月社的批评家这样尽力地维持了治安，所要的却不过是‘思想自由’，想想而已，决不现实的思想。”[15]厌恶资产阶级的法律，批评自由文人对权力者的依恋，是鲁迅与胡适分野的核心。他看待问题的逻辑起点，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列宁关于亚洲问题、特别是对中国问题的论述，曾经感动过无数中国的知识分子，他的国际主义视野，带有一种同情被压迫阶级的暖意。当中国的知识界在痛恨袁世凯政权的时候，列宁就曾对欧洲国家支持袁世凯表示谴责：
而“先进”的欧洲呢？它掠夺中国，帮助中国那些反对民主和自由的人！
请看一笔很简单而又很有教益的账吧。为了反对中国的民主派，已经签订向中国提供一笔新借款的契约，因为欧洲支持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为什么它要支持袁世凯呢？因为这是一笔有利可图的生意……
整个欧洲当权势力，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与中国的一切反动势力和中世纪势力勾结在一起。[16]
当中国处于黑暗的时候，列宁的文章很快在中国的左翼知识界得以传播。陈独秀在《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运动》一文里说：“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第二国际党的势力统治下的世界，决没有解决民族问题之可能，要民族解放成功，就必须依照第三国际所指示，亦即列宁主义所指示，联合世界被压迫的阶级与被压迫的民族，共同打破帝国主义束缚全世界被压迫者的锁链。”[17]陈独秀的感受，在后来有些变化，鲁迅也是在几年后才注意到类似的话题的。中国知识界对列宁的亲切性，由此可见一斑。
这些叙述方式与精神传播，都是逐渐在文坛出现的，它迅速俘虏了中国的左翼人士。在扩散的过程，鲁迅也不自觉地染上了红色的气味。中国在转型的阶段，最能够给知识界带来冲击力的，不是他过去所注意的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物，而恰是革命运动的理论。列宁将书斋里的革命引进到了日常的生活之中。倘若还用列宁之前的西洋的理论解释动荡的中国社会，似乎有点隔靴搔痒了。
但列宁思想中的跳跃性的辩证法带来的对传统的破坏力，在那时候的中国的左翼知识界，还没有引起注意。而这在新俄不久就已经显示出来，列宁对资产阶级文化的颠覆性的看法，引出左翼文化的歧途。在中国左翼文化队伍里，列宁意味着方向，是与错误无关的存在。中国学界对俄国“路标”派学人的资源没有深入触及，列宁旗帜下的文化建设出现了某些空白。此后斯大林主义的出现，导致文化的单向性发展。这些，托洛茨基、陈独秀深刻地看到了，他们都对此有过批判的言论。但是瞿秋白等人借用苏共主流的意识形态抵挡了陈独秀的思想的传播，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很快成了最受左翼知识群落欢迎的存在。
鲁迅在审美判断上是个托洛茨基主义者，而在政治判断上有列宁主义的痕迹，至于社会运动的理念，与斯大林主义并不在一个逻辑的层面。这是他的复杂性。列宁主义的强制性理念和残酷斗争的理念，鲁迅是与之隔膜的。这一点，他与普列汉诺夫及早期的高尔基有着相似之处的。比如在对革命人与革命文的理解上，他重复的是托洛茨基的观点。对落水狗可打与否上，他是列宁主义的拥护者。而在对残酷的对立面肉搏的时候，他以为俄国的血腥也是对的。不过，他不知道，自己所欣赏的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在哲学的根本点上与列宁有许多区别。这些区别是瞿秋白的介绍才渐渐被中国激进文人所知道的。[18]这给鲁迅带来了许多困惑，他在晚年已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辨别这些问题。后来列宁主义者与斯大林主义者对他的借用与阐释，原因与其思想的某些不确定元素多有关联。
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群都是站在一个被压迫者的角度而考虑俄国经验的。鲁迅基于反抗的立场，赞美了俄国的革命。他那时候被中国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问题所困扰，他看到的是资本的压迫和等级制带来的苦难，而俄国革命解决的恰是这样的矛盾。鲁迅从摆脱奴役的角度礼赞了俄国的革命成就：
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其侍从们真是骗得长久了。十月革命之后，它们总是说苏联怎么穷下去，怎么凶恶，怎么破坏文化。但现在的事实怎样？小麦和煤油的输出，不是使世界吃惊了么？正面之敌的实业党的首领，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监禁么？列宁格勒、墨斯科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不是都没有被炸掉么？文学家如绥拉菲摩维支，法捷耶夫，革拉特珂夫，绥甫林娜，唆罗诃夫等，不是西欧东亚，无不赞美他们的作品么？[19]
在这里，鲁迅对俄国判断的最根本的依据，还都非政治的层面的话题，而是文学的精神基础。恰是从文学家的角度，他瞭望到俄国社会良知的存在。在鲁迅看来，俄国革命前后的文化有持续不断的一面。即继承了十九世纪文学的基本精神，而恰是这一基本精神导致了后来精神的飞跃。那么，这基本精神是什么呢？鲁迅没有做出具体的回答，而是在自己的身上表现了那种现实感，这种现实感，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俄国的经验，一部分乃自己生命体验的结果。
在著名的《拿来主义》里，他讨论了对域外文化的态度，既反对闭门主义，也反对全面的西化。只有植根于现实，创造性地吸收域外文化遗产，才能够出现自己民族的新文化。陈独秀、胡适在《新青年》里的激越的谈吐，似乎有西化的痕迹，一些表述并不清楚。鲁迅后来意识到这些同人的简单化倾向。早在青年时期他就讲过未来的文化应当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潮，内之弗失固有之血脉”。[20]他的从开放的角度审视问题的勇气，在后来的写作实践中变得越发成熟了。
拿来主义并非鲁迅的首创。福泽渝吉讨论近代日本文化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类似的问题。早在1856年，果戈理就说出过类似的话。[21]一个成熟的思想家，在面对传统向现代转化的时候，有这样的意识，乃精神成熟的标志之一。而这样的转化，对一个落后的民族来说，了解域外与了解自己的历史同样重要。果戈理就一再提示人们注意对自己的历史的审视。而其实他的创作上的成就，相当部分来自于对俄罗斯历史的独到的理解力。
鲁迅在批评中国的自由主义和左翼作家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对自己的祖国的历史与国民性的认识过于简单。即便是新的词语、概念进来，而思想依然是老调子。比如对革命的理解，也简单得很，将人性深处的存在漠视了。这导致了激进中的虚无主义，恰是这虚无的精神，把人重新引入主奴的境地。
真的革命在俄国发生的时候，也有流血与牺牲，但鲁迅对那些认识是远视角的，说其有皮毛的地方也对。鲁迅看到西洋文化在俄国的折射里的变形，恰改写了自己的历史，使俄国保持了一种独立性的因素。列宁、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的著述，都有本土的痕迹，但精神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在鲁迅看来，这种输入理念的过程，不仅没有伤害民族文化的根基，而是放大了精神的空间，使俄罗斯得以有本质意义的社会变迁。他的苦苦译介俄国文学作品，从果戈理、契诃夫、高尔基到法捷耶夫，其中想要寻找的，大概也有拿来过程的自我改造的渴望。
俄国经验里可借鉴的遗存很多，鲁迅关注的部分还是有限的。周作人曾译介过俄国革命的哲学基础这类文章，鲁迅是看过的，但对俄国哲学与德国哲学的关系，也是所知甚少的吧。周作人曾有《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的讲演，他在那文章里说，俄国与中国的不同有以下几点。一是俄国的宗教传播了人道主义，二是俄国存在阶级政治，没有被普遍官僚化。三是土地辽阔，有博大的气象在。[22]这是从国民性的角度认识对象世界的体会，鲁迅未必不赞成于此。这三点，使俄国文人在了解西方的时候能够放开情怀，把珍贵的遗产变为自己的东西。别林斯基在讨论普希金的时候指出，普希金既学会了希腊式的智慧，可是也有了独立的俄国的精神。[23]这才是他的贡献。而后来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几乎都是在此基础上延伸的。这个传统，在“五四”时期的文人那里，便已经意识到。鲁迅那代人从文学的角度思考俄国，其精神的认同度，是比陈独秀等人更强烈的。在此后的几年中，他对革命的寻找，对知识分子的思考，都没有离开俄罗斯这个重要的参照。
必须看到，鲁迅眼里其实只有一个新俄，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界限是模糊的。[24]他在晚年虽然知道了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不同，可是在他思想深处，苏联是新俄的选择，乃一个完整的存在，内部的矛盾不能抹杀全体的光泽。所以，瞿秋白提出保卫苏联的时候，鲁迅是赞成的。但陈独秀的不同在于，是把苏联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列宁的苏联，一个斯大林的苏联，要否定的是后者。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陈独秀是退回到早期列宁的地方。在给国际托派的信中，他说：“我们必须把‘保卫苏联’这个口号代之以‘重建十月革命精神’的苏联这个口号”[25]。重建十月革命精神，包含着对官僚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抵抗。鲁迅在思想深处，并不拒绝这些，其实在与左联的冲突里，他是自觉反对革命文化领导者的专断的，只是还来不及意识到左联背后的那个精神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与陈独秀在精神深处有相似的一面。鲁迅逝世后，陈独秀对鲁迅的高度认可都可以证明这些。
鲁迅对革命的理解是托洛茨基式，绝不是斯大林式的，这一点毫无疑义。他欣赏的普列汉诺夫与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初期都是列宁文化理念的反对者。连卢那察尔斯基也在许多方面与列宁相左。这主要表现在审美的意识中还有旧俄知识阶级的痕迹。而周扬等人的文学观则在列宁与斯大林的层面上，具有政党文化的特点，旗帜更为鲜明。鲁迅以为革命是让人愉快地实现自我，而非让人变为精神的奴隶，反对辱骂和机会主义。他与周扬等人的差异就在这里。对于内部的钩心斗角，新的主奴关系，鲁迅的警惕也只在文学队伍里，而陈独秀则在其政党文化的层面了。[26]那时候中国左翼作家受到“拉普”的影响，鲁迅的语境也没有完全脱离这些因素，他对“拉普”的克服来自于自己的经验，但那些革命话语对文学自由的干预，鲁迅也并非都反对的。[27]“拉普”赞美的《毁灭》，鲁迅就翻译过，在审美上保留了一种一致性。[28]就认知的广度而言，陈独秀比鲁迅更为切实与透彻。他对共产主义理念的基本把握，是走在知识界的前列的。从政治的层面把握俄国与从文学的层面理解俄国的差异，本身意味着俄国革命的复杂性及中国知识界接受域外思想的复杂性。
从鲁迅后期译介俄国文学作品与理论著作来看，都是斯大林时代之前的文本，其中“同路人”的作品占了相当多的比重。那些初期的俄国革命的文字，对鲁迅的吸引力很强，是苏维埃精神刚刚生长的部分，还没有走到斯大林的时代。包括所译的高尔基、法捷耶夫的作品，都非斯大林时期的遗存，还留着早期革命文学的痕迹。[29]这些对鲁迅是重要的存在。他看到的是一个可能性的开始，而非终结的存在。即使到了斯大林时期，鲁迅还是把列宁时期的记忆与之混杂一体的，即根据列宁时代的逻辑看待斯大林时期的存在。因为苏联的文艺思想定型，还是三十年代之后。[30]即便是“拉普”派，在早期思想里依然带有普列汉诺夫式的激情，没有斯大林主义的党性高于一切的强制性。鲁迅接受的恰是那些没有强制性的革命理论。另一方面，他并非把判断革命的对错当成己任，而是看知识阶级在革命中的价值如何。怎样在革命的时代保持生命的价值。他对“同路人”的关注，其实就隐含着自己的一种期冀。而早期苏联理论家关于“同路人”的话题的复杂的、没有结论性的判断，给他带来了想象的空间。
1928年后的中国左翼作家吸收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理论，采用了波格丹诺夫的美学观，以及“拉普”和日本“福本主义”的理论，蒋光慈、成仿吾、阿英的批评理论都与“拉普”的理念有关。他们对传统的虚无主义态度令人想起波格丹诺夫的理论精神，这些都是受到列宁批判的。而他们对鲁迅的批判则与“无产阶级文化派”对高尔基的批判一样，是一种极左思潮的反应。中国的左翼人士借用了列宁主义的名义，所做的是与列宁主义不尽相同的选择。但他们的左倾意识其实也与列宁主义的逻辑相关，或者说把列宁主义放大了。在俄国的“无产阶级文化派”那里，无产阶级是与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无产阶级的文化与资产阶级没有关系，断然宣判了旧阶级的死刑。[31]“拉普”的观点是，“辩证法唯物主义创作法”是重要的，新文学要的是“集团精神”，“集团精神”的核心是团体而非个人。但是鲁迅从普列汉诺夫与托洛茨基那里得到的启发却与之相反，他们对旧的阶级创造的文明有一种尊敬之意，转变的文人其实也可以成为革命的一员。鲁迅所关心的恰是这个层面的问题，因为他自己就是从旧营垒走出的叛逆者。
三十年代初，中国左翼批评家发表文章批判普列汉诺夫是弗里契、波格丹诺夫机械论的发源地，卢那察尔斯基是腐败的“自由主义的代表”[32]，看法与鲁迅的冲突是显然的。苏联传来的不同的文学理论的思路一方面启发了中国左翼作家，一方面把价值观引向了狭窄之路。而那时候在苏联文坛，卢那察尔斯基正以列宁的思想批评这类狭隘的批评观。他在《列宁与文艺学》里，纠正了自己的思路，强调了列宁文学观的特点，即不是片面地简单地否认自己的传统，对旧的遗产保持辩证的态度，但是中国的左翼作家还很少有人认识到其中的问题。人们对列宁的简单化理解在许多文章里都可看到。
列宁主义在文学艺术中的核心思想是什么，一直有着争论，三十年代后才基本有了共识。卢那察尔斯基从列宁对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的评论里得出结论，“对艺术家必须相当宽容，能够原谅他的个别谬误的说法以及思想上的毛病，只要他的才能足以弥补这一切，主要的是，只要他热烈希望为革命事业服务”[33]。中国的左翼作家对苏联的理论的理解是混乱的，很久后才统一到列宁与斯大林的思路上。但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化派”与列宁的冲突，在中国知识界不是没有引起注意，对后来文学的格局起到一定的作用。瓦·诺雅科夫在《争取社会主义文化斗争史略》中写到当时各种思潮的斗争：普列特尼奥夫的文学观受到了布哈林的赞扬，托洛茨基也是欣赏的，在一次会议上，“普列特尼奥夫知道，列宁是反对《在思想战线上》一文的。他了解这一点，于是向托洛茨基求援，托洛茨基答应为他辩护。这样就形成了以布哈林、托洛茨基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理论家普列特尼奥夫为代表的反对列宁的特殊集团”[34]。在后来的译介中，中国的批评家渐渐倾向于列宁的思想，布哈林与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也随之减少了。鲁迅不久就陷入一种困境中。他认可的或者说关注的思想者竟然是有问题的存在，究竟哪一个正确，在他都是一个问题。
对鲁迅而言，列宁主义思潮下的中国知识界，面临着极为艰辛的工作。而他自己首先要做的不是新知识阶级的打造，而是如何从旧营垒转变的问题。其实这种转变是极为痛苦的，有一个现象吸引了他的思考：俄国革命后，许多知识分子无法实现先前的梦想，竟自杀身亡了。[35]旧的阶级，大约总要在新的情形下抵抗些什么的。即便是同情革命的人，在变换的时空里，也一时无法适应现实的情况。鲁迅觉得，这大概不是革命的问题，而是知识阶级本身的问题。这里，他把目光从列宁主义转向“同路人”那里，从对“同路人”的关注中，寻找中国知识阶级自我改造的道路。
叶遂宁，梭罗古勃这类作家引起鲁迅的注意的背后，其实是知识阶级如何进行自我的价值定位。那原因是他们可能不懂得实践乃改造自我的途径，一旦拒绝实践，问题就来了。在他看来，直面现实，且到前线去的青年，总比那些坐而论道者有价值。而这，旧式知识分子是无法做到的。在革命到来的时候，知识分子无法活下去，那就是真的革命。鲁迅先后翻译了多篇“同路人”的作品都收集到《竖琴》一书中。这能够看出其问题意识的核心点，列宁主义与非列宁主义的思想都交织在这样的空间中。苏联极左的批评家曾经反对“同路人”的创作，但在1925年苏维埃有关文学委员会的决议上，“号召恰当地对待同路人，责备岗位派的骄傲自大与宗派主义，并拒绝任何组织有权代表党来发言”[36]。不管“同路人”有多少问题，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在革命到来的时候，旧式知识分子还可以自由的表达，这是重要的。鲁迅并不认为苏联已经失去了出版自由，“同路人”的存在倒是有一种多元文化生态的象征。
翻译“同路人”作品的过程，恰是鲁迅思想转变的过程。
瞿秋白在鲁迅的转变里，看到了俄国精神在其身上的闪现。[37]他对鲁迅杂感的描述，似乎受到了俄国批评家的影响，概念与思路都染有卢那察尔斯基式的宏阔感。卢那察尔斯基对俄国进步作家的肯定，其实包含着对革命精神的认同。能否站到革命的队伍里，是其思想有力量感与否的标志之一。瞿秋白认可这一点，他在评价鲁迅杂感的时候，特别肯定其转变的精神，认为这种从旧营垒走出来的精神是鲁迅文本具有魅力的原因之一。
在对文艺的态度上，列宁有过许多论述。鲁迅对其间的许多思想是并不清楚的。他没有专门思考列宁的文学观，至于政党与文学的关系，也是没有顾及研究的。他既吸收了受列宁影响的理论家的思想，又在非列宁主义话语里驻足，新与旧复杂地纠葛在一起。列宁关于党的出版物与党的文学的文章，对后来的左联是颇有影响的，到了1942年的延安，这已经成了指导思想。而鲁迅还是在这一思想之外的另一个存在。在许多方面，他还是正在转变的“同路人”。可是那时候的批评家没有这样区分鲁迅与革命文化的不同，他们把鲁迅还是纳入列宁主义的话语逻辑中去了。
第一个把鲁迅的价值纳入列宁主义话语的是瞿秋白。他对鲁迅杂感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使鲁迅自己也确认了与俄国革命文化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瞿秋白在为鲁迅定位的时候，完全使用的是卢那察尔斯基对高尔基评价的逻辑，把后期的鲁迅思想与前期思想割裂开来。也如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批判，无情地割断其精神的逻辑起点。他没有看到鲁迅的诞生恰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结果，与旧文化也未尝没有深切的联系。
在讨论鲁迅思想的演变过程的时候，瞿秋白一再引用俄国革命的经验，这个参照使他看到鲁迅转变的价值。瞿秋白说：“新兴阶级的文艺思想，往往经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的转变，而开始形成起来，然后逐渐地动员劳动民众和工人之中的新力量”。[38]这个看法与列宁对高尔基的看法是接近的。他对鲁迅杂感的概括，也与列宁的趣味接近。一是现实主义，二是“韧”的战斗，三是反自由主义，四是反虚伪的精神。这与他早前所写的《列宁主义概论》在精神上有一定的联系，也与列宁的文艺观极为接近。鲁迅的这些个性使得他走向激进的道路，也由此，和列宁主义的洪流汇合在一起了。
瞿秋白模仿列宁的思路对五四新文化的问题进行了总结，这吸引了包括鲁迅在内的人们。列宁主义对孟什维克的批评，是基于政党文化的需要，即革命的需要。在苏联刚刚建立的时候，“路标”派的学者已经意识到了列宁主义的问题，像别尔嘉耶夫、弗兰克就抨击过文化上的过激主义。但列宁的彻底性在于，不仅阻断了“路标”派的思想的通路，也颠倒了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这些左派的精神，把文化引向政治为核心的道路。中国知识界开始毫无这样的基因，连传统也不曾具备，那些倾向于左翼的文人，最多在思想逻辑上倾向于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式的存在。
这些都不是瞿秋白的独创，他的批评观除了有一点马克思的痕迹外，主要是列宁主义的遗产。瞿秋白在翻译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把康德、普列汉诺夫的遗产切割到批评话语之外。而鲁迅思想里依然保留斯大林之前的俄国与德国文化的某些理念，这是他和中国左翼翻译家与批评家不同的地方。
鲁迅热心关注的俄国理论家，有许多在后来受到批判。这也不能不说是困扰他的难题。瞿秋白的文章在一些角度上，让鲁迅颇受刺激，知道了那里的玄奥。他在瞿秋白的《文艺理论家的普列哈诺夫》中读到这样一段文字：
普列哈诺夫这种错误就产生了他在艺术论上的客观主义。他的学说里面，就因此包含着孟塞维克的成分：在科学方面没有无产阶级的党派性。例如，他在《法国的戏剧文学和法国的图画》的演讲大纲里说，“我们不讲它应当是什么，我们只讲它是什么”……本来，普列哈诺夫就有一个原则，说是一切艺术和美学“在当时都是好的”。这样，文艺评论的任务就只要站在旁边，消极地观察和解释正在开展着的文艺斗争。普列哈诺夫是把“应当怎么样”和“是什么东西”两个问题互相对立起来，机械的分割开来。这是很大的错误，这是他主观上自欺欺人的“脱离”文艺战线的斗争，他把科学和艺术认为是阶级斗争以外的东西。[39]
这个看法，其实卢那察尔斯基已经论述过，瞿秋白借鉴了这个思路。鲁迅部分接受了，部分还处于犹豫之中。例证是，在晚年的批评文章里，对非革命的文学家的作品，有另类的理解，并不要求作品“应当是什么样”的。对鲁迅来说，艺术要承担自己的使命是对的，但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也许不都是政治家理解得那么简单。还有其自由的空间。也就是说，文学除了阶级性外，是有自己的规律的，应当是一种自由的表达。他在晚年不把精力都用于理论的翻译上，而是依然注重文本的价值，不放弃内心残存的美的情思，这和瞿秋白的距离，是显而易见的。
有意思的是，瞿秋白在另一篇文章里置鲁迅的审美经验不谈，绕过其世界中矛盾的、不确切性的存在，抓住其对自己的解剖和对同营垒批判的特点，把鲁迅与高尔基联系起来，并提出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的观点。对鲁迅的肯定，基于其韧的战斗精神，这在瞿秋白看来与列宁、卢那察尔斯基有相近的神韵。其实我们仔细分析，鲁迅与“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的争论，不是政党文化使然，而是知识分子角色的定位问题。但瞿秋白把这些定位于高尔基式的精神走向里，把鲁迅看成中国的高尔基，这是牵强的，抹杀了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鲁迅的特征。鲁迅与高尔基相差甚远，其一是鲁迅乃士大夫出身，来自旧营垒，而高尔基来自底层的流浪的书写者；其二是鲁迅一直与执政党处于对立的状况，而高尔基与政党政治的密切性超出人们的想象，他晚年和斯大林的主人与奴仆的关系，表明其精神的滑落。其三，鲁迅在气质上至多与“同路人”作家相似，而高尔基则由流浪者一跃为无产者的代言人，走向是不同的。把两人相提并论，就把鲁迅纳入了列宁主义的话语秩序中去，也完成了从“五四”新文化到革命文化的转换的合理性。“五四”作为落后的存在就自然而然了。只有“五四”之外的列宁主义以及列宁主义思潮下的鲁迅才是正确的。
这样，胡适的价值就丧失了，陈独秀的价值也丧失了。只有政党文化下的大众文化，才有意义。这里不再考虑智性的问题，人性的复杂性问题。在批评中，完美主义代替了心性的自由，特殊性代替了普遍性。列宁纠正马克思，就谈俄国的特殊性；瞿秋白纠正“五四”知识阶级的思想，也源于“五四”乃西方普世主义的翻版，他以为大众的经验和无产者的经验没有进入胡适那代人的视野，也就是忽略了特殊性的存在。毛泽东恰是在这个层面上，通过瞿秋白继承了列宁的思路。作为战争时代政党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策略，自然有其特殊性的价值，但也就把知识阶级的独立性的存在一笔抹杀了。
从列宁主义到斯大林主义，中国知识界看到的更多的是乌托邦的梦。这个梦之下的文化的根本变化是出现了一种强制主义，自由选择的可能消失了。鲁迅没有从政党文化的层面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左联的强制主义恰是他所反抗的部分。秦晖在讨论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教训时说，“‘乌托邦’是人类精神中一种很可贵的东西，过去的灾难不是乌托邦的灾难，而是强制的灾难”[40]。鲁迅在与周扬的分歧里，其实就是对左联的强制性的抵抗。他对价值选择过程中的自由结社与自由表达的渴望，常常落实在对俄国思想家自我流放的故事的解释里。在他眼里，俄国的革命是自由斗争的结果，而非强制的产物。无产者一旦被强制，文化与自由都不可能实现。而左联刊物中杀气腾腾的氛围，鲁迅讥之为是一种辱骂及下流的动作。当成仿吾以大棒挥杀一切的时候，鲁迅看到了中国的列宁主义追随者的浅薄。[41]
现在，我们可以自然得出如下的结论：鲁迅与列宁主义只有交叉之处而不在共同的路径上，他在面对中国问题进行选择的时候，自觉和不自觉借用了列宁的遗产。但是在审美的领域，在思想的深处，他与强制主义的文化有着相当的距离。在列宁主义覆盖中国社会的时候，对鲁迅的描述集中到列宁主义的话语之中是一种错位。理解鲁迅，如果不保持与列宁主义的距离，他的面孔可能永远是政治化的。作为左翼文化的斗士，鲁迅的民间性意味远远超出政党文化的价值。他赞佩革命，但保留着温情；抵制自由主义，可是依然保持心性的自由；嘲笑超阶级的文学妄念，但也照例有着纯粹的精神顿悟；主张大众化，却也不放弃表达的智慧。鲁迅具有政治性、革命性的价值，但他不是政治家。他进入了时代的漩涡之中，却又超然于时代之上。从泛政治化的语境走出，以非列宁主义的眼光看鲁迅的政治品格，倒是更能窥见这个思想者的隐秘。
[1] 韦素园从俄国归来后，并不太关心俄国的政治，主要从事文学翻译，鲁迅与他的交往中，兴趣相当的接近。
[2] 参见1925年《新青年》1号。
[3] 参见1927年4月9日鲁迅致李霁野的通信，《鲁迅全集》第12卷，第26页。
[4] ［俄］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页。
[5] 《鲁迅全集》第4卷，第304页。
[6] 参见［俄］伯恩斯坦：《伯恩斯坦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7] 在鲁迅所译普列汉诺夫《艺术论》与卢那察尔斯基《艺术论》里，原理性的东西多，论战的因素少，这给鲁迅以巨大的启示，由此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的东西。
[8] 鲁迅所译《文艺政策》是革命理论家讨论文艺与革命及党的政策的文章汇编，其中有许多非列宁主义的观点。这使他感到列宁主义是进行中的思想，而非固定的形态。
[9] 参见《瞿秋白选集政治理论集第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2页。
[10] 《鲁迅全集》第7卷，第417页。
[11] 《鲁迅全集》第4卷，第229页。
[12] 《鲁迅全集》第8卷，第197页。
[13]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1页。
[14] ［俄］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页。
[15] 《鲁迅全集》第4卷，第163页。
[16] 《列宁选集》第2卷，第318页。
[17] 见1925年《新青年》第一号。
[18] 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里，借用了瞿秋白、冯雪峰的思路，但因为文章非出自他的手，乃一种笔录，鲁迅的一些看法是被别人左右的。
[19] 《鲁迅全集》第4卷，第439页。
[20] 《鲁迅全集》第1卷，第57页。
[21] ［俄］果戈理：《果戈理精品集》，李季星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页。
[22] 《周作人文类编·希腊之余光》第8卷，第425页。
[23] 参见［俄］普希金：《普希金抒情诗一集》，查良铮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364页。
[24] 参见李今：《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3页。
[25]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页。
[26] 参见孙郁：《鲁迅与陈独秀》，第241页。
[27] 鲁迅在《〈苏俄的文艺论战〉前记》里，表示过这种看法。参见《鲁迅全集》第7卷，第278页。
[28] 参见《鲁迅全集》第10卷，第361页。
[29] 《毁灭》、《竖琴》都是斯大林掌权之后的作品，鲁迅对其有着特殊的感受。
[30] 张秋华编选：《“拉普”资料汇编·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9页。
[31] 参见孙郁编：《被亵渎的鲁迅》，群言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32] 林伟民：《中国左翼文学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33] ［俄］卢那察尔斯基：《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蒋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6页。
[34] 白嗣宏编选：《无产阶级文化派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24页。
[35] 参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239页。
[36] 《“拉普”资料汇编·上》，第351页。
[37] 瞿秋白：《红色光环下的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38] 《红色光环下的鲁迅》，第19页。
[39] 《海上述林》上卷，瞿秋白译，鲁迅编校，诸夏怀霜社校印1936年版，第24页。
[40] 秦晖：《共同的底线》，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
[41] 参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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