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鲁迅的俄国文献资料主要来自以下的渠道：内山书店、文学期刊、友人惠赠。不懂俄文的鲁迅所以能够进入俄国文学的深层领域，与几个朋友的帮助不无关系。瞿秋白、韦素园、曹靖华、萧三、柔石都在许多方面支持过鲁迅。除柔石外，这些人都去过俄国，翻译的作品亦多。他们有的是共产党的领袖，有的只是文学青年。这些人以自己的存在，无声地刺激了鲁迅的内心，在鲁迅左转的过程里，他们成了抹不掉的存在。
从鲁迅日记与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为获取俄国文学作品及文献资料的艰辛。那时候左联正遭受打压，俄国的文学流布困难。晚年的鲁迅了解俄国文献资料，靠的是朋友的帮助。其中一个渠道，是曹靖华帮助建立起来的。
许多资料显示过他们的深切交往。曹靖华在晚年还专门为鲁迅的四十几封信写过注释，显示了他们之间非同寻常的友谊。查鲁迅日记，与曹靖华交往颇频，信件的内容多与翻译俄国小说有关。鲁迅一些内心的话，也是喜欢和他交流的。曹靖华生于1897年，河南卢氏县人，曾在北大做过鲁迅的旁听生。大约1924年，他加入了未名社，且出版了《新俄戏剧集》《白茶》，成了鲁迅身边的文学青年。1925年，一个俄国翻译家王希礼想翻译《阿Q正传》，便由曹靖华联系此事。他后来回忆道：
我在《好似春燕第一只》那篇散文里，有这样一段话：
“一九二五年春，古老的开封，有一天，在狂风呼啸，黄沙蔽天之后，出现了日丽风和的气象。在这紫燕剪柳，春色宜人时节，有一位参加中国革命的苏联人王希礼（？—1937），来到了开封。他喜爱文学，懂《聊斋》体的汉语，也向往中国新文学，我也略懂一点俄语。这样，萍水相逢，我们彼此不但有了共同语言，而且有了共同的喜爱。从此，共同劳作之余，我们不愁没有聊天的话题了。”
那篇文章还叙到王希礼在工作之暇，如何接触到《阿Q正传》，从《阿Q正传》如何仰慕鲁迅先生，如何着手译《阿Q正传》，以及在译中遇到疑难，写信向鲁迅先生请教等等史实。据《鲁迅日记》载“寄曹靖华信并附致王希礼笺”，就是有关这事的。这是《阿Q正传》传入西方的开始，也是我和鲁迅先生通信的开始。[1]
曹靖华很快赢得了鲁迅的信任，他对未名社成员最亲密的，只有韦素园和曹靖华。彼此的友谊持续的时间很长。曹靖华1927年去苏联，曾在莫斯科工作过。鲁迅那时候正在寻找俄国的书籍，当得知曹靖华的确切消息后，便主动与之联系。那些互往的信件所包含的信息，成了中俄文化互动史难忘的一章。
鲁迅与曹靖华交往中涉及的俄国作品甚广。主要有：
果戈理《死魂灵》
高尔基《母亲》
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
绥拉菲摩维支《铁流》
法捷耶夫《毁灭》
革拉特珂夫《士敏土》
左祝黎《亚克与人性》
富曼诺夫《夏伯阳》
康宁珂夫《康宁珂夫画集》
聂维洛夫《不走正路的安得伦》
凯尔升《粮食》
别德纳衣《没有功夫唾骂》
卢那察尔斯基《解放了的堂·吉诃德》
亚菲诺甘诺夫《恐惧》
里培进斯基《一周间》
曹靖华译《苏联七作家集》
费定《城与年》
勃洛克《十二个》
绥甫林娜《肥料》
盖达尔《远方》
拉夫列尼约夫《第四十一》
伊凡诺夫《铁甲列车》《幼儿》
谢苗诺夫《饥荒》
雅科夫列夫《十月》
德米多夫《旋风》
阿庚《死魂灵百图》
涉及的画家也很多：
密德罗辛、法复尔斯基、保夫里诺夫、冈察罗夫、毕珂夫、莫察罗夫、希仁斯基、亚历克舍夫、波查日斯基、克拉普兼珂、毕斯莱夫……
这些俄国艺术家的作品，有的是鲁迅催促曹靖华翻译的，有的系曹靖华寄给鲁迅的。许多作品集和版画集的问世，都和两人的合作有关。关于那些作品的译介过程，都很艰辛。鲁迅甚至用宣纸来换取俄国的版画作品。曹靖华介绍说：
因当时苏联集中力量从事工业建设，节省外汇，凡非工业装备所需的外国物资，概不进口。这样，木刻家印木刻所殷切希望的宣纸，也无从得到了。他们适逢送给鲁迅先生木刻时，渴望鲁迅先生能送给他们一些宣纸，作为酬答。这情况，在鲁迅先生写的《〈引玉集〉后记》中，说得很分明。后边好多信中，都提到邮寄纸张，即指此事而言。这也是鲁迅先生说的抛宣纸之“砖”，引木刻之“玉”的《引玉集》书名的由来。[2]
用宣纸换取木刻作品，在那时候是个有意味的佳话。曹靖华有时候为了找到鲁迅所需的木刻作品，亲自到画家那里联系。那些精美的作品后来辗转到了上海，又秘密刊发出来，乃一种精神的梦的流动。今天的青年，已不易理解这些故事，它包含的内蕴，对后来文化的移植，颇有意义的。
曹靖华在《〈鲁迅致曹靖华书简〉注释》里说到那些俄国艺术品流布的艰辛：
我在苏联时，除向木刻家直接代鲁迅先生搜集原版手拓木刻外，还曾尽一切可能，购寄各种名贵画册及有插图的世界名著，如《天方夜谭》（即《一千〇一夜》）等等。那时适值斯大林五年建设计划开始，极需外汇。为了“动员”外汇，名贵书画，也参加了这一任务。当时特印的专供外销的书画，称“出口版”，在苏联国内外汇商店，用外汇或黄金也可购得。不久，这类“奇货”，也辗转流入旧书店，这样，用卢布也可以高价购得。不过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偶而遇到，均购寄双份：一送鲁迅先生，一托其代我收存。这类书画，邮寄也十分艰难：中苏断交，邮路不通。只得经西欧托人代收转寄。倘这些书画落入国民党反动派魔掌，就设法再购再寄。回国后，在解放前的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在朝不虑夕的处境中，这些透过筛子眼一般的检查网，偶而寄到的书画，仍以存放鲁迅先生家中为妥。所以后来的鲁迅先生藏书中，这类书画往往有双份者，原因即此。[3]
可以看出，俄国文献之于鲁迅，是一种囚牢外飞来的禁物。那些散着热力的文字及图片，恰是点燃其精神的火种。觉醒的大众的声音，唤起了麻木精神的一隅，与抗争者一同舞着，前行着。那些灰暗里的烛光，多少有些浪漫的热力，鲁迅借着这些，将对象世界多少神异化了。
读曹靖华的作品，远不及其翻译的文字有趣。他善良、朴实，但温吞的时候居多，鲜活的文章甚少。他有特点的故事是对鲁迅的忠诚，绝无文坛一般人的积习。鲁迅的喜欢他，大约是其默默耕耘的态度。在那时候译介俄国文学，没有信念是难能为之的。在鲁迅看来，这位河南的青年，以扎实的劳作，给贫瘠的文坛输进了曙色。
从鲁迅留给曹靖华的四十余封信里，可以见到鲁迅彼时的摄取域外文化的苦苦之心。那些信件主要表达了两种心情，一是对俄国文学和木刻作品的介绍的急切心情，二是环境的紧张感，由此可以知道他何以左转，以及亲近革命的文学。1931年2月24日的信说：
元月十日信并《静静的顿河》一本已收到。兄之劈柴，不知已领到否？此事殊以为念。
《星花》此时只能暂且搁置。此时对于文字之压迫甚烈，各种杂志上，至于不能登我之作品，介绍亦很为难。一班乌烟瘴气之“文学家”，正在大作跳舞，此种情景，恐怕是古今他国所没有的。
但兄之《铁流》，不知已译好否？此书仍必当设法印出，我《毁灭》亦早译好，拟即换姓名印行。
《铁流》木刻的图，如可得，亦希设法购寄。
看日本报，才知道本月七日，枪决了一批青年，其中四个（三男一女）是左联里面的，但“罪状”大约是另外一种。
很有些人要将我牵连进去，我所以住在别处已久，但看现在情形，恐怕也没有什么事了。希勿念为要。[4]
曹靖华在1931年5月30日的回信中写道：
《铁流》已于五一节前一日译完，挂号寄出。完后自看一遍，觉得译文很拙笨，而且怕有错字，脱字，望看的时候随笔代为改正一下。
关于插画，两年来找遍了，没有得到。现写了一封给毕斯克列夫的信，向作者自己征求，但托人在莫斯科打听他的住址，却没有探得。今天我到此地的美术专门学校去查，关于苏联美术家的住址，美专差不多都有，但去查了一遍，就是没有毕氏的。……此外还有《铁流》的原本注解，是关于本书的史实，很可助读者的了解，拟日内译成寄上。另有作者的一篇《我怎么写〈铁流〉的》，也想译出作为附录。又，新出的原本内有地图一张，照片四张，如能用时，可印入译本内。[5]
通信的内容都是邮寄俄国文学文本与木刻之事，在为此信的注释里，讲到了鲁迅假托“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印刷《毁灭》《铁流》《士敏土之图》诸书的事情。鲁迅催促曹靖华翻译《铁流》，别有用意，乃告诉中国的读者，革命是如何艰难之事。鲁迅为这几本书作的所写的广告很是有趣：
本书屋以一千现洋，三个有闲，虚心绍介诚实译作，重礼金聘校对老手，宁肯折本关门，决不偷工减料，所以对于读者，虽无什么奖金，但也决不欺骗的。[6]
对于那时候的中国读者而言，这些均为禁书，乃被封查之物。他们冒险传递信息，热情不减，恰如鲁迅所言，乃盗火者之言，真真一片诚意者也。从曹靖华致鲁迅的若干信件里可以看出，那时候搜求美术品，颇为不易。曹氏联系美术家的艰苦也一言难尽。鲁迅所编印的《引玉集》很是精善秀雅，但那背后的故事，也非同寻常吧。
曹靖华的译文，朴实传神。那些译作在现代中国的影响超人所料。不过他的散文随笔的成就平平，没有未名社的台静农等人那么幽深的韵致。就其译作看，确立一种革命文学介绍的思路，接近大众，不失俄国作品的原味，也殊为不易。鲁迅对他印象颇佳，在为《苏联作家七人集》所写序言中，言及曹靖华时说：
他二十年来，精研俄文，默默的出了《三姊妹》，出了《白茶》，出了《烟袋》和《四十一》，出了《铁流》以及其他单行小册很不少，然而不尚广告，至今无煊赫之名，且受挤排，两处受封锁之害。但他依然不断的在改定他先前的译作，而他的译作，也依然活在读者们的心中。[7]
晚年的曹靖华，已经是名满天下。因与鲁迅和俄国文学的关系，成了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其所主编的《俄国文学史》，成了一个时代必读之书。自然，那些观点都有历史的特定语言的痕迹。但从俄国文学接受的态度而言，受到了鲁迅的影响无疑。他给人的印象是，对俄国文学有一种朝圣的意味，并不能区分其内在的复杂性。三十年代所介绍的俄苏文学，也误导了鲁迅某些判断。因为没有把苏联批评界复杂的交锋暗示给鲁迅，自然就少了认知的维度。俄国文学何以在渐渐变化，那一代翻译家思之甚少，停留在表层者居多。而一些明了苏联现实的归来者，因为托派的罪名受到清算，俄国的形象在大众层面的单一性，则不可避免了。
给鲁迅寄送俄国文学资料的，还有诗人萧三。萧三生于1896年，湖南人。这个俄国通，在中国左翼作家中位置特别，曾任左联驻莫斯科的代表。1923年，萧三赴莫斯科，在东方大学学习。期间认识陈独秀、瞿秋白、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王若飞、郑超麟等。他不是政治意识极为鲜明的人，性格里有着文人的气质，虽然神往革命，精神却有儒家的平和的一面。他在苏联经历了许多大的事件，参加过列宁的葬礼，做过左联驻莫斯科的代表。三十年代初，到莫斯科东方学院教授中文，开始接触大量俄国及欧洲作家。也恰是这个工作，使他与鲁迅有了联系的机会。
据萧三《我为“左联”在国外做了些什么？》称，当时一批流亡在莫斯科的西方作家出版了《世界革命文学》的杂志，不久召开国际革命作家代表大会，他通过鲁迅与左联联系，左联却没有派出代表，便受命成了中国作家的唯一代表。他在会上批评苏联不注意宣传中国的革命作家，并介绍了鲁迅、茅盾等人的创作。萧三善写诗歌，而成绩平平。他对俄国文学和中国文学都有兴趣，而且为两国作家的互动，做了大量工作。鲁迅所关注的作家，他接触过很多，对高尔基、法捷耶夫、爱伦堡的作品颇为熟悉，甚至和他们关系较深。他是当时少有的几位游走于政治与文学之间的人，也是中俄文学交往的使者。在萧三那里，世界革命文学的概念是深切的。为向世界介绍鲁迅，可谓功莫大焉。
萧三的出现，使鲁迅心仪的苏联，由文学艺术的领域进入了社会运动的领域。一些模糊的存在渐渐清晰了。细想起来，鲁迅在其身上感到了苏联活跃的场景。从大学到文学团体，从国际组织到中国左联，那些经验恰是吸引国内左翼文学家的存在。萧三的朋友中，有趣的革命者很多，比如瞿秋白，他们的交往，就颇有意味，亦可谓心境相似吧。瞿秋白回国后，曾与鲁迅多次提及萧三，并把萧三考入“红色教授学院”的消息告诉了鲁迅，鲁迅说：“我们现在总算有人真正研究文学了。”[8]
鲁迅与萧三的交往几乎与瞿秋白同时。最初的时候，萧三写信给鲁迅邀请其去苏联疗养，颇为诚恳。鲁迅一时动心，有了出访的冲动，但后来还是放弃了。几年后，萧三又转达俄国的邀请，请鲁迅赴俄国参加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鲁迅曾再次被感动，并向瞿秋白咨询俄国的生活环境与风俗人情。但最终还是没能成行。在《鲁迅在苏联》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一九三四年苏联作家第一次大会。筹备会请全世界各国的名作家参加，鲁迅是被邀请者之一。同时，我曾私人写信给他出国到新世界一游，参观新社会的建设，并且说，至少可以记载许多最有意义的现象……但鲁迅回信说：
“大会我早想看一看，不过以现在情形而论，难以离家，一离家，更难以复返，更何况发表记载。那么，一切情形，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不能传给社会，不是失了意义了么？也许还是照旧在这里写些文章好一点吧。”
鲁迅之所谓“家”，当然指的是“国”。“难以离国，离国即难复返”——可见压迫之重，可见鲁迅行动之不自由。因为去苏联唯一以平等待我的国家，在当时统治者看来是犯罪的！鲁迅便终于没有到这个新社会来看看，只能用书面说说对十月革命及苏联文学的态度——回答《国际文学》杂志编辑部向各国著名作家征求三个问题的意见，鲁迅的回答和巴比塞、内克修、德莱塞、僧得尔（西班牙）、托勒尔、倍赫尔（德）等作家的答复一同发表在一九三四年七月五日的《真理报》上。[9]
鲁迅的那篇答复，是站在被压迫者的角度发言的。自然是说了苏联的许多好话。他所依据的，都是暗自得来的图书。这里，也有萧三所提供的资料。那次代表大会上，举办过一次“中国文艺晚会”，来自法国、苏联等地的作家聚集一堂，有演员专门朗诵了《阿Q正传》，鲁迅作品一时成为那台晚会最受欢迎的节目。萧三多次回忆那次的场景，亦为鲁迅域外传播史中颇为有趣的一幕。
萧三的渠道里，有着世界革命文学家的活动信息，这是左翼文学界颇为关注的存在。在萧三那里，革命与文学，俄国与中国，中国与世界的概念都奇异地结合在一起。他对俄国文学与社会的体验，在鲁迅来看都是颇为难得的。而他为鲁迅提供的资料，都多少影响了其精神的变化。许多研究者注意到萧三在鲁迅与俄国文化交往中的关系：
萧三积极为鲁迅搜集书刊，是彼此信札往来中多次涉及的问题。他在苏期间，赠送过鲁迅许多书刊。这为鲁迅提供了新鲜的精神粮食和战斗的武器。从鲁迅藏书和《鲁迅日记》中见到的，萧三寄赠给鲁迅的书刊，就有：《绥吉仪央小说》《苏联演剧史》《太平洋灯塔》《萧三的诗》《国际文学》和波斯古画明信片等，其书名不可考者，不可胜数。如《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九日记：“收文学书四本”。同月三十一日记：“得俄文书十本，盖萧三所寄”。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九日记：“收小山所寄关于美术之书三本，期刊一卷”。二月八日记：“得安弥信并书一本”。四月九日记：“得小山信并文学书报五包，内德文十本，英文八本，俄文三本”。同月二十三日记：“得肖山所寄书三包，内俄文十本，德文四本，英文一本”。十月三十日记：“收文艺杂志九本，日报两卷，照相四张，盖安弥所寄。”[10]
1935年，萧三在真理报上发表《鲁迅》一文，把这位中国作家介绍给俄国读者。如果说鲁迅从曹靖华的通信中得到的是俄国文学与艺术的话题，那么在与萧三的交往里，对俄国的政治和文学机构、团体的认识，则具体化了。
至今为止，萧三致鲁迅的信，只留下了一封。但看出彼此的亲近感。高尔基致中国作家的信，是他所译，鲁迅当是看到过的。他所编辑的《世界革命文学》，鲁迅手里有一期。从萧三那里传来的声音，在暖意里回旋着力量，于苦运里久久挣扎的鲁迅感到，自己并不孤单。而萧三刺激下的关于苏联的评价，是有友情的因素的。这些友情下的价值判断，今天都可以看出其性格里的中国传统的元素。由于这些诚恳与热情的交往，鲁迅接收到的苏联的信息，几乎都是正面的。恰是这些友善者传达的思想，让鲁迅对俄国的变化充满了好感。
今天看那时候的萧三，主要活动在苏联的政府周围，接触的官方的信息多于民间的资料。或者说，苏联文学与意识形态的结构，被他单一的感受所平面化。他的文字强化了对鲁迅的影响，使鲁迅对俄苏的想象建立在友谊的基础上，而非思想对话的基础上。这使鲁迅仅有吸收，而没有交流。真实的俄国能够知道多少，自然要打一些折扣。晚年的鲁迅对周边的清醒而对远方的邻邦的模糊，是他认知里的一种缺憾。对于急于改造中国的他而言，不能深入爬梳外来资源，那也是客观限制的缘故。
三十年代的中国，国民党一直禁止俄国的文化品流入中国，译介俄国文学是一件危险的事，翻译的过程就是一种反抗的过程。鲁迅一面组织国内的柔石、杨骚等人偷偷翻译，一面与曹靖华不间断的联系，希望从原文入手介绍那些杰作。俄国那时候与中国没有外交。邮寄信件颇为不顺，曹靖华所寄给鲁迅的书籍，就有许多没有收到。鲁迅在言及《铁流》时，说到那时候的艰辛：
这时候实在是很热闹。丛书的目录发表了不多久，就已经有别种译本出现在市场上，如杨骚先生译的《十月》和《铁流》，高明先生译的《克服》其实就是《叛乱》。此外还听说水沫书店也准备在戴望舒先生的指导之下，来出一种相似的丛书。但我们的译述却进行得很慢，早早交了卷的只有一个柔石，接着就印了出来；其余的是直到去年初冬为止，这才陆续交出了《十月》《铁甲列车》和《静静的顿河》的一部分。
然而对于左翼作家的压迫，是一天一天的吃紧起来，终于紧到使书店都骇怕了。神州国光社也来声明，愿意将旧约作废，已经交去的当然收下，但尚未开手或译得不多的其余六种，却千万勿再进行了。那么，怎么办呢？去问译者，都说，可以的。这并不是中国书店的胆子特别小，实在是中国官府的压迫特别凶，所以，是可以的。于是就废了约。
但已经交去的三种，至今早的一年多，迟的也快要一年了，都还没有出版。其实呢，这三种是都没有什么可怕的。
然而停止翻译的事，我们却独独没有通知靖华。因为我们晓得《铁流》虽然已有杨骚先生的译本，但因此反有另出一种译本的必要。别的不必说，即其将贵胄子弟出身的士官幼年生译作“小学生”，就可以引读者陷于极大的错误。小学生都成群的来杀贫农，这世界不真是完全发了疯么？
译者的邮寄译稿，是颇为费力的。中俄间邮件的不能递到，是常有的事，所以他翻译时所用的是复写纸，以备即使失去了一份，也还有底稿存在。后来补寄作者自传，论文，注解的时候，又都先后寄出相同的两份，以备其中或有一信的遗失。但是，这些一切，却都收到了，虽有因检查而被割破的，却并没有失少。[11]
阅读俄国文学，对鲁迅是一种快慰。先前的旧文学里的美质，就深深地俘虏过他，而革命文学给他的是另一味道。这些在苦难里有着血的蒸汽的文学，有我们这个世界所没有的混沌、冲荡和无所畏惧的决然，生命的天空高悬的是爱的太阳。他几次催促曹靖华翻译《铁流》，其实是感动于那期间流动的不屈的精神之河。他说革命也有流血，也有婴孩，就是受《铁流》式的意象的启发。而《浮士德与城》里的精神的境界，也深深地吸引了他，在那里，是有一种精神的伟力在的。
鲁迅在俄国的革命作品里，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快慰。那些从泥土和前线传来的声音，立体地呈现着与旧世界碰撞的痕迹。陈腐的、没落的遗存如何一点点消失，新的、没有奴性的文字如何一点点诞生，都是鲁迅所关注的。但在革命的时代里，旧的遗存不都被摧毁殆尽，革命者是带着宽容的心改造旧的文明，创造性地面对这新的存在。这是给鲁迅印象深的一面，他从新俄的文字里，感受到了文明的连续性。在为《浮士德与城》写的后记里，鲁迅说：
因为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这可说明卢那卡尔斯基当革命之初，仍要保存农民固有的美术；怕军人的泥靴踏烂了皇宫的地毯；在这里也使开辟新城而倾于专制的——但后来是悔悟了的——天才浮士德死于新人们的歌颂中的原因。这在英译们的眼里，我想就被看成叫作“复故”的东西了。
所以他之主张择存文化底遗产，是因为“我们继承着人的过去，也爱人类的未来”的缘故；他之以为创业的雄主，胜于世纪末的颓唐人，是因为古人所创的事业中，即含有后来的新兴阶级皆可以择取的遗产，而颓唐人则自置于人间之上，自放于人间之外，于当时及后世都无益处的缘故。但自然也有破坏，这是为了未来的新建设。新的建设的理想，是一切言动的南针，倘没有这而言破坏，便如未来派，不过是破坏的同路人，而言保存，则全然是旧社会的维持者。[12]
新俄的经验，也许为中国正在进行革命提供了热力。那里的血腥的背后，弥漫着一种力量的美，小说与版画都带着类似的意象滚动着哲思。俄国文学的野性的风致给鲁迅以深的印象。章太炎当年就关注恢宏的力之美，希望回到周秦汉唐里建立大气的诗文。晚清的文学里，其实有这样的东西，但都太东方气。而苏联文学中半是宗教，半是平民声音的艺术，则给了单线条的东方人的审美维度带来冲击力。鲁迅的欣赏它们，不都源自于革命的话题，还有审美的快感在。他惊异的是，那些革命的人，在内心还保留着如此圣洁和冲荡之美。而那时候的中国左翼作家，除了口号和一种价值态度，是缺少着类似伟岸、辉煌的旋律在的。
许多新俄的作家感动了鲁迅。那些为苦难的人呼喊的艺术，带着民俗和宗教的底色，以神异之姿呈现于世间。他们不仅带着改变世界的期冀站立在旷野里，重要的还在于，诗意的灵动里，有着向感知极限挺进的飞跃。无论是高尔基还是巴别尔，都有着世俗世界所没有的伟力在。他后来阅读了德译本《静静的顿河》，有些为之动容和倾倒。于是催促译者译介，自己为其校对和出版。对这些域外的作品，鲁迅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对自己作品的关注。那种希望优秀的文学流布于世间的渴望，是其精神超凡的另一种表现。在为《静静的顿河》所写的后记里，鲁迅说：
德译的续卷，是今年秋天才出现的，但大约总还须再续，因为原作就至今没有写完。这一译本，即出于Olga Halpern德译本第一卷的上半，所以“在战争的持续间却生长了沉郁的憎恨”的事，在这里还不能看见。然而风物既殊，人情复异，写法又明朗简洁，绝无旧文人描头画角，宛转抑扬的恶习，华斯珂普所说的“充满着原始力的新文学”的大概，已灼然可以窥见。将来倘有全部译本，则其启发这里的新作家之处，一定更为不少。但能否实现，却要看这古国的读书界的魄力而定了。[13]
在秘密中翻译出版的这些新俄文学作品，对三十年代的中国影响是超出他的所料的。那些左翼青年，几乎都受到了那些文本的鼓舞。丁玲、周立波、萧军，都暗自模仿过那些文本，连后来的王蒙，也在其间学到了那种在现实扫描中的浪漫的高蹈的跨越。革命的文学的出现，鲁迅功不可没。当中国左翼作家还在沉浸在概念里和八股的思维里的时候，鲁迅却把革命故乡的激越的、闪着智性光泽的文字，以充满温度的笔触，转换到汉语的世界。较之于“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鲁迅的目的性，似乎更为明确了。
上述的作品，鲁迅自己无力翻译，他借着别人的力量，完成了一次在域外世界的跋涉。无论自己还是他人，他都觉得，只要窃得火来，照着惨淡的夜，给行进的人们以光热，便是一种暖流的倾注。中国的文化资源里向来缺少这类遗存，知识阶级的知识结构和审美经验，还无力构架起精神的大厦。从别的国度引进这些，对枯燥的文坛而言，真的是一片生机无限的绿地。
在曹靖华、萧三与鲁迅频繁交往的时候，另一个身居德国的鲁迅的学生徐梵澄，也是个新俄文化史料的重要传送者。他为老师购买各类艺术品，与俄国的艺术略有差异，但一些基调，却是相近的。懂得德文的鲁迅，在阅读德文著作时，有一种快慰的力量在。那些被他注意到的作品，和苏联文化虽多不同，而内在的反抗和不安的意蕴，有欧洲文化的一种倾向在，那些对他认识苏联的价值，同样有着参考的价值。
徐梵澄的品位比曹靖华要高。我们对比他们之间的文字，当可见其间的差异。徐氏的文笔深远、古朴，因为译介过尼采作品，对哲学有相当的体会，便有高妙的意蕴在。他的思想和文章，在鲁迅的青年友人中，是最有质感的一位。
从鲁迅日记里，可以看出他们的亲近。鲁迅与徐梵澄交往始之1928年。1929年8月至1932年8月，徐梵澄去德国留学，此间给鲁迅寄来大量木刻作品。从鲁迅日记可知，往来信件频繁，可惜都散佚了。徐梵澄回忆，鲁迅的信中，谈到可否买到关于唯物主义的书，因为德国是马克思的故乡，相关的作品一定是多的。然而徐梵澄那时候碰见的不多，只是一些艺术品而已。这些德国艺术品里，也有关于俄国的内容。比如梅斐尔德为俄国作家革拉特珂夫小说《士敏土》作的插图等。德国所购图书，在艺术上有别样的风采，蒙克的作品的幽玄之调，格罗斯的绘画的达达主义色彩，在主题是呼应着俄国左派的某些主题的。
徐梵澄对鲁迅的艺术感觉颇为敬佩。《星花旧影》说：
如我所知，先生于山水，人物，以及艺术作品的审美意识是高的。有一日我陪先生参观了一西洋油画展览会，是当时欧洲几个二、三流艺术家的作品。遇到一幅背面正坐的女子裸体像，只画出了头发和背部，大概是五十多厘米宽，八十多厘米高，上下左右画面没有留什么空白，先生看了一眼，便回过头去。我颇觉得这是习惯的拘谨。
本来在西洋参观博物院，画廊等，是要讲规矩的。艺术品固然随人细看，然若久站在一人物或神像的绘画或雕刻前，是不礼貌的。裸体表神性下至肉感，普通也只宜略一观看而已。在专家只须一眼，如同一刹那的拍照，其艺术价值之高下，便已收摄无遗。先生的审美意识甚高，超凡出俗，不待言，然于美色初无所庸心，已习惯如此。[14]
德国那时候的左翼势力也在抬头，激进的艺术家在创作里有强烈的社会关怀。李允经在论述鲁迅的德国版画藏品时，写到徐梵澄给鲁迅的作品名称，看法都很中正。关心于此的人，可以看出其间的玄机。
鲁迅深知德国的现状。那时候法西斯主义抬头，工人阶级受难，知识分子都在挣扎里思考着民间的问题。而这些混乱的局面，强化了他对俄国的好感。在德国的画家那里，是感到了一种向上的力量的。这些，也恰是被俄国革命所肯定的存在。
就艺术形式而言，德国的尝试是多于俄国的。无论在审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德国艺术暗含着反抗的激情，而那种反抗所包含的智性之火，那么迷人地燃烧着。像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就深切地吸引过他的注意。
凯绥·珂勒惠支是表现主义的画家，她在两次世界大战先后失去了亲人。那时候饥饿与战争以巨大的阴影投射在德国人的世界里，可是难毁的爱意在晦暗里熠熠闪烁着。鲁迅第一次接触她的作品，便有了震撼的感觉，那是在俄国版画里也很少感受到的存在。其作品的画面都有些昏暗，调子是忧郁的。她的那幅自画像就像绝望里的老人的沉思，内中有无量的悲苦在涌动。珂勒惠支的主题是反战，还有百姓疾苦的揭示。那些作品都不是泛泛而谈的存在，每一幅都在向一种感知的极限挑战着。这种效果，鲁迅在阅读《静静的顿河》《士敏土》《铁流》时是感受过的。
俄国的赤色文学虽然是悲苦与绝望的存在，但那反抗的背后似乎有民众的力量，无数同情的元素支撑着文本。德国的作品却显得异常悲哀，就那么绝望地呈现着一切。鲁迅在珂勒惠支那里意识到了其间的不安和疾苦。个体力量的巨大，恰如尼采般迷人地闪烁着。他十分欣赏那其间的美丽，在介绍其片段时，写了诸多感人的文字。那些叙述极为感性，而内在的思想仿佛岩浆般喷吐出来。[15]鲁迅知道，德国是存在一支左翼艺术的力量的，它们和中国的知识界总还是有别。中国的知识界虽然也行走到了十字街头，而批判的武器却那么单一。德国艺术有它的传统，古典哲学与现代哲学都影响过艺术的发展。鲁迅感兴趣的也许是，拥有丰厚传统的德国，怎样跨入革命的路？在这个意义上说，格罗斯、珂勒惠支都在无声回答着他的疑问。
德国与俄国艺术的差异是什么呢？马克思诞生在德国，其理论开花结果却在俄国。在鲁迅有限的阅读经验里，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都深切地影响了俄国思想家。那么说它们彼此有着不可扯断的联系也是对的。鲁迅眼里的这些德国艺术品，在精神的向度上与俄国很是接近的，或者是都延续了马克思式的爱意。这些在精神的内部，未尝没有一种统一性的元素。
实际上，在鲁迅的德文藏书里，马克思、蔡特金的作品都有。他是阅读了那些著作的。从德国到俄国，不是空间的转换问题，而是精神飞跃的过程。鲁迅相信，在精神的传播里，中国会因之受到冲击而发生变化，那是可能的。俄国对于鲁迅而言，似乎是完成式的存在，涌动在自己的身边，成为精神的瀑布。那些流动不已的暗流，有时幻觉般存在着。而重要的是清理中国文化的问题，纠缠在中国现实的时候，俄国存在对于他而言，内在于自己，而没有内在于他者。鲁迅思想的盲点，有时候因这种环境的繁杂，不可避免的产生。但他自己也没有料到，恰是自己与几个朋友的默默的薪火的传递，也真的把中国的艺术版图改变了。
[1] 《曹靖华译著文集》第1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97页。
[2] 《曹靖华译著文集》第11卷，第517页。
[3] 《曹靖华译著文集》第11卷，第517页。
[4] 《鲁迅全集》第12卷，第259页。
[5] 《曹靖华译著文集》第11卷，第136页。
[6] 《鲁迅全集》第8卷，第503页。
[7] 《鲁迅全集》第6卷，第572页。
[8] 《萧三文集》，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71页。
[9] 《萧三文集》，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31页。
[10] 马蹄疾、彭定安：《鲁迅与他的同时代人》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75页。
[11] 《鲁迅全集》第7卷，第386页。
[12] 《鲁迅全集》第7卷，第374页。
[13] 《鲁迅全集》第7卷，第379页。
[14] 鲁迅博物馆编：《鲁迅回忆录散篇·下册》，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8页。
[15] 参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4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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