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底，瞿秋白离开上海前，把一些俄国资料留给了鲁迅，其中还包括一些俄国文化的论稿。这些资料很丰富，高尔基、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作品和俄国报刊的剪报，都放在一起，数量可观。看不懂俄文的鲁迅，却能够从那些报刊的宣传画、漫画里，依稀感到一种新生的气息。俄国在进行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也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文化建设。这与中国的反差，使鲁迅看到了自己这代人面临的任务。
那时候的俄国漫画多是对帝国主义的警惕，以及对小资产阶级的批判，自然也有党内阶级斗争的话题。他看到了一些讽刺托洛茨基的美术品，才知道这位自己曾喜欢的理论家在俄国早已开始不合时宜。那原因是其思想的暧昧，对无产阶级专制的隔膜或者说反对。鲁迅不懂得党内派别的斗争，但他朦胧地觉得，先前所理解的新俄，与实际是存在距离的。[1]
从瞿秋白的叙述里，鲁迅知道那里的变化，和斗争的激烈。他大概还不能从政党政治的角度去看待这样的问题。可是他得出的印象是，俄国是在进行实实在在的变革，知识阶级在进行实实在在的自我批判。比起暧昧的中国读书界，俄国文化的经验是多重痛感的袭来，新生的与再造的都有。在鲁迅自己看来，腐朽的中国文坛，需要一次输血。至少像俄国的变动，是把旧的存在方式改变了的。
俄国宣传品的夸张、政治味和口号性，鲁迅不是没有保留，最初对它们的印象并不好，觉得它们的问题是教条，缺乏的是艺术。别德纳依批判托洛茨基的长诗《没有功夫唾骂》，是新俄内讧的产物，经由瞿秋白的翻译被左翼作家所接受，他们运用这别德纳依的口吻也去骂中国的文人，鲁迅就发现了问题。左联作家邱九如以芸生的笔名在《文学月刊》发表《汉奸的供状》，只会谩骂，没有讲理的精神。鲁迅说：
这诗，一目了然，是看了前一期的别德纳衣的讽刺诗而作的。然而我们来比一比罢，别德纳衣的诗虽然自认为“恶毒”，但其中最甚的也不过是笑骂。这诗怎么样？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以不必作的。
例如罢，开首就是对于姓的开玩笑。一个作者自取的别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譬如“铁血”、“病鹃”之类，固不妨由此开一点玩笑。但姓氏籍贯，却不能决定本人的功罪，因为这是从上代传下来的，不能由他自主。我说这话还在四年之前，当时曾有人评我为“封建余孽”，其实是捧住了这样的题材，欣欣然自以为得计者，倒是十分“封建”的。不过这种风气，近几年颇少见了，不料现在竟又复活起来，这确不能不说是一个退步。[2]
鲁迅对俄国与中国的知识界的斗争的理解，是一种文化的变革，乃讲道理的革命，不是杀戮和血腥的炫耀，他接着说：
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现在虽然很有什么“杀人放火”的传闻，但这只是一种诬陷。中国的报纸上看不出实话，然而只要一看别国的例子也就可以恍然：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成功），并没有乱杀人；俄国不是连皇帝的宫殿都没有烧掉么？而我们的作者，却将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由我看来，真是卤莽之极了。[3]
其实那首诗，与瞿秋白的一些政论文比，还算温和。瞿秋白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时候，显然有俄国战时的杀气。他对陈独秀的批判，对党内不同派别的批评口吻，都非温和的文本。鲁迅对此的隔膜是自然的。这一点，陈独秀有不同的见解，因为对政党文化了解，便说出与鲁迅不同的话。停留在文学艺术的层面理解革命的鲁迅，对于在政治环境里思考问题的革命者而言，还显得单纯。而鲁迅坚定地认为，革命乃为了人活，并非让人去死。这是很大的问题。俄国文本在接受过程里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鲁迅心里知道，但那深层的原因，还是所知有限的。
对于鲁迅而言，瞿秋白等人译介的文学作品，有着虎虎生气，那个国度真的在革命，而中国文人笔下的世界，大概还是另一个样子。真的人，才会有真的文学。中国的问题是，讲革命的人很多，但大多还是假的革命者。瞿秋白对鲁迅的引力，固然有政治的因素，但他喜欢的却是其身上的真人气，真而新鲜，有别样的思想在。瞿秋白对俄国的介绍，是一种亲历者的文字，加之俄文水平高，能够从革命的层面理解艺术，恰是中国所缺者。从相关的资料可以知道，他们在一起谈论最多的，是俄国的艺术，文学史与文人群落的差异，都是让人耳目一新的所在。鲁迅从这位青年那里感悟的东西，比书本里的文字还要生动。
瞿秋白早期还是一个感伤的士大夫类型的文人，这一点在《饿乡纪程》里有所印证。他起初对俄国革命只是一知半解。到了写《赤都心史》时，已对俄国大为赞佩了。他的喜欢新俄，原因有多重。一是其美术、文学的诱人，此为中国所缺少；二是因为对资本主义的颠覆，有新鲜的感觉。那时中国正被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所压迫，而俄国竟改变了这些，有快意的羡慕在；三是底层人受教育的程度高于革命前，工农地位在变化，这也为中国所不及者。四是领袖的魅力让其念念不忘，他在《赤都心史》多次讲到列宁的讲演，场面的热烈激起瞿秋白的热情，而中国那时候的领袖的无学无智，一对比就高低顿现。这些，使其渐渐进入俄国的文化深处，他的倾向性便越发明显了。
有趣的是，他对俄国文学的介绍，迅速而有力度。不仅写了《俄国文学史》、《赤俄新文艺时代的第一燕》，而且在《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郑译〈灰色马〉序》等文章里，深入讨论过俄国新生的文学的参考价值。这里表示出一种理解的同情，重要的是把自己的梦想和苏联精神结合起来，指示着知识界在迷途中的方向。
他对旧俄的感知，使其论述历史时带有一种历史的冲击力。而对新俄的文学的描述，其纵横之中似乎有权威的因素在。那时候有许多到过俄国的人，比如后来的韦素园、曹靖华等，但在思想上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建树。瞿秋白的见识被人关注，其实与政治经历有关。他后来被陈独秀拉进党内，与共产国际有深的接触，才对文化问题有了深入的理解。俄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一样，是与政治瓜葛很深的。中国的知识界对俄国的了解多是皮毛，瞿秋白却能够在其间看到细微的变化。比如民族问题，普罗大众问题，政党与民间团体等存在的复杂性。新俄领导的文化运动，包括亚洲地区的许多回族民众的新文字、新文化的改良运动，都是在共产党人领导下进行的。瞿秋白发现，俄国所进行的，恰是中国所期待的变革。而那时候的中国知识界，尚没有力量进行这样的变革。
谈到俄国革命后的艺术，瞿秋白的语气是确然的。他确信革命的变革就是与旧的存在的决裂。但这个过程，是充满斗争的过程。他在《苏联文学的新阶段》里写道，俄国社会主义文化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是波格达诺夫时期，还是以进步的知识分子的活动为主；第二是普列汉诺夫时期，“同路人”的作品与普罗文学并驾齐驱，有了新的意味；三是乌梁诺夫时期，“同路人”作品开始丧失了统治的地位，工农的大众文学出现了。瞿秋白对第三时期的艺术充满赞佩之情。其间新的组织形态是过去所没有的，也是中国左翼作家面对的课题。瞿秋白看到文学突击队的作用的重要，他介绍了那些组织形式：
（一）开办许多文学夜校，使工人的普通教育和文学教育联系起来；（二）重新规定文艺研究会的教育纲领，分别各种不同的程度编辑各种文艺常识的小丛书；（三）在莫斯科设立中央文艺顾问会，检查各地方文艺顾问会的工作，并且在各地方的普联之下特别设立突击队问题研究室；（四）设立文艺函授学校；（五）各地方的普联都要经常的检查各种文艺研究会的成分，防止阶级敌人的奸细。[4]
这里所介绍的全新的组织形态，是政党形态的一种文化表达。越来越追求纯粹，追求新式的存在。那么，普罗文化的形态是如何的呢？他在《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中系统地谈及社会主义文学的基本形态。按照瞿秋白的理解，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是民众的产物。他觉得“五四”以来的文化都不合格，需要渐渐和那些文化决裂。普罗文学面临的问题是：一，用什么话写？二、写什么东西？三、为着什么而写？四、怎么样去写？五、要干些什么？在言及这五点时，他认为旧文学里的感情主义、个人主义、团圆主义、脸谱主义都是不好的。新的文学应当是对此有所超越。他认为，这样的超越，是有可能而必须存在的。
显然，瞿秋白在此对新的文学的描述还沉浸在猜想阶段，为新梦设立了诸多的可能性。真的新艺术能够这样么？他的描述不免有简单化的一面，武断的、左倾的存在显而易见。不过，他所描述的问题，鲁迅大多有兴趣。他和瞿秋白彻夜长谈的时候，这类话题是吸引自己的。鲁迅也厌恶感情主义、脸谱主义。他晚年和自由主义文人交锋，也受到了新俄思想的影响。从瞿秋白的介绍里，鲁迅意识到了新的艺术出现，有复杂的斗争。其实，那些被打倒和疏离的思想者如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鲁迅都颇为喜欢。这些人何以被扬弃，鲁迅不是没有他的疑惑。但他相信，历史的演进就这样复杂曲折。包括自己，被碾压而过也并非不是可能。
因为置身于俄国新的文化建设的无情的斗争和激烈的角斗之外，他们对内在的问题的感受是外在化的。不过，鲁迅从中感受到一种快感。中国的问题之多，难以描述。但是，却还没有一种巨大的力量来清理它们。俄苏却实现了这些。至于那个过程的痛苦，也许是一种必然，在鲁迅看来，与其坐在牢笼里被窒息而死，还不如先开窗子走出去吧。
而这一切，从瞿秋白的选择里，都被一点点传播着。他身上的气息，就是新人的标志之一。中国要有希望，总要这样的人多。细细想来，鲁迅欣赏瞿秋白，有许多因素。他们都喜爱俄国的文学中惆怅而动人的人物形象，以及那些散落不完的诗意里的挽歌。他们欣赏读书人对极限的渴望，从没有路的地方走过去，这不妨说是一种心灵的冒险。鲁迅不像托洛茨基那样，有政党文化的建设的经验，与瞿秋白的政治经验也是隔膜的。但他所思所想，与这些革命者有交叉的地方。即希望根除自己旧的精神形态，从黑暗里走出。至于走出的办法是否存在问题，还来不及思考，遂放置一边了。鲁迅把没有遇到的困惑，留给了他的后来的追随者。
我们看鲁迅晚年讨论苏联问题的文章，关于大众化与自由主义文艺的看法，与瞿秋白等人的暗示不无关系。我们甚至从他们的文字里可以看出相近的精神脉息。瞿秋白一再强调的“同路人”问题，高尔基的隐含，大众写作的价值，也都在鲁迅自己的视野里。瞿秋白的文章还是理论层面的描述，而鲁迅的思考完全与自己的生命有关。他觉得自己就是“同路人”的一部分，知道自己要去除些什么，增加出些什么。后来，许广平礼赞鲁迅与共产党的关系，也非望风捕影，都有一些逻辑的联系。而真实的情况是，鲁迅燃烧自己的时候，乃自愿的涅槃，没有政党文化里的强制。他还不能像陈独秀那样意识到集权里的问题。作为一个文学家，鲁迅对俄国的文化想象，未尝没有盲点的地方。
对于鲁迅来说，俄国的存在是一剂药。医病与中毒都有可能。但他渴望的是医病，至于其余者，并未顾上深究。以审美和精神探索为己任的人，在政治上只有立场而没有实施环节的人道主义后虑。
他与瞿秋白的交往只是一种情感的投缘，激烈的革命背后的因素，多被省略了。1935年，得知瞿秋白遇害，鲁迅十分难过，他对统治者的憎恶让他已来不及思考革命本身的问题。不久便认真整理起友人的遗作，将瞿秋白通过俄文所译介的理论著作和文艺作品编成上下两册，名之为《海上述林》，由内山完造寄至日本，以“诸夏怀霜社”名义印制。当时仅印制了五百本。下册问世时，鲁迅已不在人世了。
《海上述林》上册以理论文章为主，下册为文学作品。有高尔基、别德纳依、卢那察尔斯基的作品。上册的理论分量很重，译者的思想也可见一二。所译的文章之前有瞿秋白述学的文字，配合起来看，能见出内中的真意。这些资料，是马克思主义文学观最初传入中国的记录，瞿秋白的思想来源，以及后来左翼作家理论的基础，和这些都有关联。鲁迅是读过这些文字的，他认为那里有知识界所急需的东西。至少，中国的左翼理论家，还不能像瞿秋白那样解释那些新形成的经典。
从《海上述林》可以见到瞿秋白和鲁迅共同关心的问题。鲁迅觉得流布它，乃一种责任。瞿秋白的译笔好，文章亦有张力。他最早把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的文字翻译过来，较为详细解释了其间的内涵。主要有现实主义的理论描述。在《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一文中，他对其基本思想的描述，是精到的。他写道：
然而恩格斯并没有叫无产阶级作家去完全模仿巴勒扎克。恩格斯清楚地指出来：巴勒扎克所描写的，所了解的，只是资产阶级和贵族社会之间的阶级斗争。而当时哈克纳斯等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现代的无产作家的任务，却已经是了解和描写无产阶级和贵族地主的残余以及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了，这是整个的各种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性的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空前的巨大的斗争。资产阶级性的现实主义不能够描写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斗争。资产阶级的作家，意识上抵抗着辩证法的唯物论，或者误解了这种新的方法论，他们就始终不能了解工人阶级的斗争和目的，不能够明白平民群众，尤其是无产者的人物，典型和性格，尤其是集体性的新式英雄。[5]
这些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思想，对后来的文学观念的形成，影响巨大。瞿秋白理解的新文学，不仅是技巧的问题，其实也含有其他的因素。那就是政党意识及理论的感性渗透。不过这是个复杂的审美问题，倘不能自然地处理思想与技巧的问题，可能导致机械论。在这一方面，恩格斯早已想到了。瞿秋白从恩格斯的论述里，发现了新的启示。在《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一文中，他写道：
照爱伦斯德的意见，要想了解一些社会问题上的观点，不如去看关于社会问题的论文；而作家，也不如去专门研究社会问题好了，文学是没有用的，也是不需要的。易卜生仿佛是多管了闲事！这里，爱伦斯德已经开始接受康德的美学观点，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不久，他就完全脱离了社会运动。
“青年派”之中，还有好些人也是这样的对于艺术的观点。这一派的意见是，艺术只是社会发展过程的机械的“反映”，没有所谓自己的任务和目的，而只是“简简单单的现象”。——这就是所谓“极左派”的取消主义立场。他们的解释是——只有在工人阶级建设好了社会主义的社会之后，无产阶级的艺术才有可能。这里，所谓“极左派”的取消主义者和九十年代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艺术理论家联合了起来。真所谓“左右联盟”。而且，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式代表，例如考茨基等对于艺术的观点，离得这种机会主义的立场也不很远。后来，恩格斯死了之后不久，这种艺术理论就成了第二国际的美学的基础。托洛茨基的艺术理论其实也是这一种。[6]
鲁迅对托洛茨基的看法的转变，可能与瞿秋白的这个观点有关。1932年，瞿秋白在《中学生》杂志发表《托洛茨基》一文，讲得就是这个观点。此前发表的《托洛茨基与国民党》在政治层面的表态很有条理，而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现在找不到鲁迅思想变化的具体因素，但这些提供了线索是无疑的。鲁迅在二十年代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对其印象很好，革命与审美的话题在他那里诱人地呈现着。那原因是鲁迅对政党文化的隔膜。托洛茨基的观点适宜于一般激进知识分子的口味，自有其合理性。但鲁迅从瞿秋白等人那里知道，革命文学理论的建立，其实还有更深的纠葛。那里的层次性含有新的智性的元素。鲁迅对其间的复杂斗争是以思想的层面加以考虑的。他对手段的背后的血腥，没有切身的体味。
鲁迅热心关注的俄国理论家，有许多在后来受到批判。这也不能不说是困扰他的问题。瞿秋白的文章在一些角度上，让鲁迅颇受刺激，知道了那里的玄奥。他在瞿秋白的《文艺理论家的普列哈诺夫》中读到一段文字，涉及普列汉诺夫落伍的问题[7]，这些刺激了他对俄罗斯革命的理解。他自己也许会发现对方的内在问题的复杂性。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有不同流派的。列宁主义的胜利，使其他的思想的存在成为问题。鲁迅对此似乎没有深入思索，因为他对其文化的根本点缺少认识。但政党文化推动的变革他是关心的。在鲁迅看来，中国还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推动社会的巨大的变革。他寄希望于知识分子与民众的结合。这其间有一个中间的力量，即政党文化。鲁迅没有来得及思考这些，他的兴奋点还是在政党文化之外。对他来说，知识阶层与大众的存在，都需要一次真的变化。而这变化的力量，他在瞿秋白的文字中找到了。
1932年，瞿秋白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鲁迅看后颇为兴奋。他还专门为此写了文章，题为《〈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后记，其中云：
这一个剧本，就将吉诃德拉上舞台来，极明白的指出了吉诃德主义的缺点，甚至于毒害。在第一场上，他用谋略和自己的挨打救出了革命者，精神上是胜利的；而实际上也得了胜利，革命终于起来，专制者入了牢狱；可是这位人道主义者，这时忽又认国公们为被压迫者了，放蛇归壑，使他又能流毒，焚杀淫掠，远过于革命的牺牲。他虽不为人们所信仰，——连跟班的山嘉也不大相信，——却常常被奸人所利用，帮着使世界留在黑暗中。[8]
卢那察尔斯基的隐含鲁迅读到了，他又说：
原书以一九二二年印行，正是十月革命后六年，世界上盛行着反对者的种种谣诼，竭力企图中伤的时候，崇精神的，爱自由的，讲人道的，大抵不平于党人的专横，以为革命不但不能复兴人间，倒是得了地狱。这剧本便是给与这些论者们的总答案。吉诃德即由许多非议十月革命的思想家，文学家所合成的。其中自然有梅垒什珂夫斯基（Merezhkovsky），有托尔斯泰派；也有罗曼罗兰，爱因斯坦因（Einstein）。我还疑心连高尔基也在内，那时他正为种种人们奔走，使他们出国，帮他们安身，听说还至于因此和当局者相冲突。
但这种的辩解和豫测，人们是未必相信的，因为他们以为一党专政的时候，总有为暴政辩解的文章，即使做得怎样巧妙而动人，也不过一种血迹上的掩饰。然而几个为高尔基所救的文人，就证明了这预测的真实性，他们一出国，便痛骂高尔基，正如复活后的谟尔却伯爵一样了。[9]
这里，鲁迅完全变成卢那察尔斯基派了。他也相信了瞿秋白的看法。我们可以知道，鲁迅对革命后的俄罗斯是略有了解的，他知道知识分子已经分化。而他内心所赞美的是那些革命的斗士。他觉得，那些人的革命的重要，乃社会需要的结果。而人道主义的抽象思考，不会给社会的转变带来和谐，却成了拖后腿的力量。
鲁迅的这一看法基于辛亥以来的经验。他知道，恶势力统治下的中国，用软软的人道的声音不能唤起民众，倒是战斗的队伍可以改变世界。不过，他不知道那战斗会给民众心理带来什么，因为摧毁旧的存在比什么都重要，至于那些流血的负面效应，已无暇顾及了。
能够如此一致与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鲁迅出于什么动机，也不难看出。他是从变革者的角度思考问题，而不像胡适那样从学理和人文建设的角度看待问题。在这时候的鲁迅，觉得大众的解放比文人的解放更重要。卢那察尔斯基对堂·吉诃德的批评，其隐含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瞿秋白所译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总体的韵律很滑稽，带有果戈理的意味在。鲁迅还特意配上插图，在编辑《海上述林》时，将那些版画用上，让全书增色不少。俄国文学里的诙谐、反讽，在鲁迅看来是一面镜子。能够把对象世界的尴尬还原出来，是审美的胜利，也是思想的胜利。他自己积极推介此作品，是觉得那酣畅淋漓的文字，也在替进步的青年表达未曾有过的表达。
《海上述林》有分量的部分是关于高尔基的作品的翻译。这里能够看到译者的趣味和价值所在。书中有史铁茨基的《马克西谟·高尔基》，和卢那察尔斯基的《作家与政治》，是对高尔基的世界的一种描摹。瞿秋白欣赏这些文章，有会心的地方是一定的。
在介绍俄国文学的时候，瞿秋白是把鲁迅与高尔基相提并论的。以为在精神上有着某种连贯性。其实鲁迅自己清楚，他与这位俄国作家是两个世界的人。至少，《母亲》那样的书，鲁迅就不能写出，至于《一月九日》《海燕》《我的大学》等作品，和中国的激进文人比，是不同的。不过，高尔基的批判性，鲁迅深以为然。瞿秋白也看到了那作品的现实勇气，他在译过了高尔基的作品后感慨道：
高尔基对于市侩，对于私有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小老板，小田主，一切自以为是贫苦而又只听得见洋钱响的音乐的人们，是深刻的憎恶着，然而他所揭露的并不是简单的“恶根性”，而是资本主义整个制度的结果。人类征服着自然，自己也在改变着自己的猢狲子孙的畜生似的“天性”。但是资本主义在这进化的半路上，紧紧的抓住了人的“兽性”，还发展了禽兽所没有的私有主义，贪婪、愚妄。资本主义成了人类进化的桎梏，虽然它在一定的时期之内发挥了征服自然的伟大的力量。[10]
这段评价，和他对鲁迅的描述接近，是有诸多内在的一致性的。不过鲁迅知道高尔基其实和苏维埃有着摩擦，他并没有回避这样的摩擦。在鲁迅看来，重要的不是他们间的差异，而是为自由社会进化而进行的诸多努力。高尔基来自底层的苦难感，和现实情怀，对中国读书人而言，是颇为少见的。鲁迅也由此知道，士大夫阶层之外的工农作家，不是不能承担重任的。
关于高尔基，鲁迅一直关注的，还翻译了他许多作品。鲁迅注意到了列宁、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对他评价。在翻译日本的升曙梦的《最近的戈理基》时，关于高尔基的动向是略知一二的。1934年，鲁迅看见了亚历克舍夫为《母亲》所作的木刻作品，颇为兴奋，很快介绍给国人。且说了许多好话。1933年，当看到曹靖华所译《一月九日》后，鲁迅特别写了小引：
中国的工农，被压榨到救死尚且不暇，怎能谈到教育；文字又这么不容易，要想从中出现高尔基似的伟大的作者，一时恐怕是很困难的。不过人的向着光明，是没有两样的，无祖国的文学也并无彼此之分，我们当然可以先来借看一些输入的先进的范本。[11]
鲁迅在这里，只是一般的译介的口吻，并没深究高尔基的精神内涵，倒是瞿秋白的译文，讲出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描写现实与推动现实改造的关系，鲁迅是看重的。史铁茨基写道：
但是，高尔基的现实主义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他并不像有些人说他的，仅仅是那种日常生活（byt）的作家。不是的，高尔基憎恶日常生活，憎恶那种静的，痴呆的日常生活，那是阻碍前进的，削弱人的个性的。高尔基号召着对于生活条件的改变。他号召着反对压迫制度和剥削制度的斗争；我们在高尔基的作品里所发见的这种前进的号召，说明着高尔基是一个革命的现实主义者，是这样一个艺术家，——他并不仅仅描写现实，而且还号召着前进，去实行现实里的矛盾的革命的解决。[12]
上述的看法，其实也是瞿秋白对鲁迅的看法，他们之间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瞿秋白把鲁迅看成中国的高尔基，乃是从两个作家对生活的态度的一致而引发的吧。
有趣的是，在鲁迅所译的高尔基的作品里，也有会心的感叹。1935年，他在翻译了高尔基的《俄罗斯的童话》后写道：
高尔基所做的大抵是小说和戏剧，谁也决不说他是童话作家，然而他偏偏要做童话。他所做的童话里，再三再四的教人不要忘记这是童话，然而又偏偏不大像童话。说是做给成人看的童话罢，那自然倒也可以的，然而又可恨做的太出色，太恶辣了。
作者在地窖子里看了一批人，又伸出头来在地面上看了一批人，又伸进头去在沙龙里看了一批人，看得熟透了，都收在历来的创作里。这种童话里所写的却全不像真的人，所以也不像事实，然而这是呼吸，是痱子，是疮疽，都是人所必有的，或者是会有的。
短短的十六篇，用漫画的笔法，写出了老俄国人的生态和病情，但又不只是写出了老俄国人，所以这作品是世界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看起来，也往往会觉得他好像讲着周围的人物，或者简直自己的顶门上给扎了一大针。[13]
他的感触，恰如瞿秋白的感触一样，都意识到了高尔基的不凡的价值。鲁迅在欣赏其隐喻力量外，其实感动于高尔基的艺术表达的别致。进步的作家，又有天马行空的本领，那是完美的飞跃。智性与爱欲都得到诗意的释放，乃自我的一种达成。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左翼作家中，能够像高尔基那样从容老到地刻画人物形象的作家不多。也由于此，鲁迅觉得，翻译在那时候比创作更为重要。
值得后人深思的是，高尔基与苏联的关系的复杂性，给了鲁迅一种错觉。一个敢于批评苏联政府的作家，后来被政府所推崇，那么这个政府一定是有进步性的，至少中国的国民党就做不到此点。鲁迅对其间的复杂性知之甚少，一些中间环节被遮蔽了。按照金雁的理解，高尔基由反对政府对知识分子的压迫，到认可苏联的制度，有一个跳跃的过程，世界观转到了反面。不是苏联变了，而是高尔基的人格出现了问题。这些细节，不仅瞿秋白知之不详，鲁迅则更无法了解其间的蹊跷。一个急于寻找反抗的榜样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的问题察之甚详，而域外的一切则多带模糊之迹，那也是不可避免的吧。
在许多方面，瞿秋白的观点启发了鲁迅，或者说强化了鲁迅的某些意识。也促进了其左转的过程。由于观点立场的接近，这些对中国事物的判断很有力度，而对国际问题的认识则失之简单。比如对日本与俄国关系的判断，是依据共产国际的思路。都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是进攻苏联。1932年4月18日，瞿秋白在《日本对于苏联的不断挑衅》一文说：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设立所谓满洲“独立国”——它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进攻苏联。[14]
鲁迅在同年5月20日《北斗》上的文章《我们不再受骗了》说的是同样的话。此前鲁迅曾有过这样的看法，受到瞿秋白的暗示是可能的。鲁迅谈论文学还可，谈论时局并非所长。比如后来对苏联的判断，就是延续了瞿秋白的观点，把复杂的问题以政治化的词语表达出来。
1932年，左翼作家与自由主义作家的一场辩论，震动了文坛。苏汶对左翼的批评，引起了反批评。瞿秋白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中谈及自己的阶级性时说道：
作者呢，本来就不是什么“第三种人”。作者——文学家也不必当什么陪嫁的丫环，跟着文学去嫁给什么阶级。每一个文学家，不论他们有意的，无意的，不论他是动笔，或者是沉默着，他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在这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你逃不到什么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种人”。[15]
三个月后，鲁迅在《论“第三种人”》中写道：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16]
这可以看出他们精神的接近。
在《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里，瞿秋白说：
这五四式的白话仍旧是士大夫的专利，和以前的文言一样。现在新式士大夫和平民小百姓之间仍旧“没有共同的语言”。革命党里的“学生先生”和欧化的绅商用的书面上的话是一种，而市侩小百姓用的书面上的话，是另外一种。这两种话的区别，简直等于两个民族的言语之间的区别。俄国在十七八世纪的时候，欧化贵族只读斯拉夫文的典籍和法文的小说，而平民读俄文。现在的中国欧化青年读五四式的白话，而平民小百姓读章回体的白话。中国还需要再来一次文字革命，像俄国洛孟洛莎夫到普希金时代的那种文字革命。[17]
1934年，在《中国语文的新生》里，鲁迅说：
中国现在的所谓中国字和中国文，已经不是中国大家的东西了。
古时候，无论那一国，能用文字的原是只有少数的人的，但到现在，教育普及起来，凡是称为文明国者，文字已为大家所公有。但我们中国，识字的却大概只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当然还要少。这还能说文字和我们大家有关系么？[18]
1935年，鲁迅在《关于新文字》里表示了同样的观点：
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不但劳苦大众没有学习和学会的可能，就是有权有势的特权阶级，费时一二十年，终于学不会的也多得很。最近，宣传古文的好处的教授，竟将古文的句子也点错了，就是一个证据——他自己也没有懂。不过他们可以装作懂的样子，来胡说八道，欺骗不明真相的人。
所以，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19]
但在一些问题上，他们有着分歧。比如在翻译问题上，鲁迅是有分寸感的。把读者分成不同的群体来看待，译文也就可有深有浅。瞿秋白却强调大众化的重要，把问题简单化了。鲁迅在思考问题时表现了对智慧与创造的尊重，而瞿秋白的政治意识一时淹没了艺术审美的快乐，显然是简单化的一种选择。
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瞿秋白有时候心口不一。他明明喜欢旧诗文的趣味，却因共产党员的身份而竭力抹杀传统文化的精神。他的方法是以普遍性代替个别性，而不像鲁迅那样把旧文化分成不同的层次。鲁迅并不如此，比如他对汉代艺术的理解，对古代小说文献的注重，对六朝文的肯定，对绍剧的赞扬，这些都显示了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鲁迅那里，精神的亮度是不能以简单化的思维为之的。
瞿秋白对晚年鲁迅的影响，改变了文坛的一种色调。鲁迅因其文字对俄国既有了深刻的了解，也出现了诸多的误读。在左翼文化涌动的时候，因为社会矛盾的多样化，及白色恐怖的四溢，鲁迅不可能分辨苏俄文化的根本性内涵，对政党文化内部的问题的了解是处于一种空白的状态。鲁迅只听到了两种声音，一是赞美的，一是攻击的。他只能在两极文化的经纬里选择，早期的复杂的文化判断理念被一种紧张的文化冲突代替了。我们应当看到鲁迅晚年悲剧性道路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他自己和同代人的选择是一种必然，他们被更大的看不见的手操纵了。在那样的环境下，鲁迅也许只能如此，要他跳出历史的语境，其实是大难的。
[1] 瞿秋白留下的俄文资料，其实隐含许多俄国内部的问题，鲁迅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从相关杂志里可以看到，俄国的阶级斗争是十分残酷的。参见：Пионер.1933：Декабрь.（№23）Μ.，1933.1Т Советское кино.1933：Февраль（5-й год）.М.，1935.Т.1 Театр и Драматургия.1935：Декабрь № 12，М.，1935.
[2] 《鲁迅全集》第4卷，第465页。
[3] 《鲁迅全集》第4卷，第465页。
[4] 瞿秋白：《俄国文学史及其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
[5] 《海上述林》上册，瞿秋白译，鲁迅编校，诸夏怀霜社编1936年初版，第21页。
[6] 《海上述林》上册，第51页。
[7] 《海上述林》上册，第75页。
[8] 《鲁迅全集》第7卷，第420页。
[9] 《鲁迅全集》第7卷，第423页。
[10] 《海上述林》下册，第545页。
[11] 《鲁迅全集》第7卷，第417页。
[12] 《海上述林》下册，第312页。
[13] 《鲁迅全集》第7卷，第515页。
[14] 《瞿秋白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5页。
[15]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卷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445页。
[16] 《鲁迅全集》第4卷，第452页。
[17]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卷上册，第309页。
[18] 《鲁迅全集》第6卷，第118页。
[19] 《鲁迅全集》第6卷，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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