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身后被诟病最多的，乃其思想的破坏力给后来的中国带来负面的影响。其中思想的革命性元素，成了自由主义学者指责的“瑕疵”。这些都集中到鲁迅晚年的左转上，许多学者认为那是向苏联的投降，不幸将个人主义放弃了。王元化不无遗憾地说，“五四”那代人的激进可能是后来文学偏执的导因，在王元化看来，激进的后果，文化真的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那结果是更为荒凉的图景出现了。[1]
这并非没有道理，但也属于以今人之思看待前人，历史深处的内因并未全部打捞出来。以鲁迅的胸怀，他是知道传统的价值的，但他认为那些已经不能滋生新的精神。鲁迅理解的历史，与别尔嘉耶夫很像，只有终结的历史才有意义。别尔嘉耶夫说：“到此为止历史对我是有罪的，在历史中的一切都是不成功的，但同时历史有自己的意义，因为它有终结，没有终结的历史是没有意义的，无终点的前进是无意义的。”[2]与他接近的是高尔基也以为用否定性的思维面对旧我，可以将人引向新生的境地。鲁迅的思想与俄国知识分子有许多相近的地方。我曾经说“别尔嘉耶夫是从宗教的层面讨论此一问题的，而鲁迅相反，却是一个自我意识的问题。即希望自己速朽，以世界末日式的方式把自己引入黑暗，消失于无意义之中。别尔嘉耶夫也讨论了世界末日对于思想的象征性意义，这是从哲学中来的顿悟。而鲁迅的方式是另类的。他在《野草》里引用过《马可福音》的片段，描述了耶稣受难的故事。他对耶稣的理解更多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不过他与耶稣的相同点在于，都试图在宣布毁灭之后，才能够欣然大笑。”[3]鲁迅认为，我们必须承认文化中的惰性，而告别惰性，便是走出个人狭小的天地，拥抱我们的社会。俄罗斯现实主义与革命遗产告诉他，文化的进化，有时不能不借助变革的推力，如果没有这些外力的出现，社会还将在循环里呆滞。解决历史的轮回，俄国经验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俄罗斯文学无论在苏维埃执政前还是之后，有着一种决然面对客体与自我的一面。俄国知识阶级的形成还是在十九世纪，这和欧洲文化的东移有关。别林斯基、果戈理、高尔基、别尔嘉耶夫等人都在文章里，讨论了俄国国民性的问题，他们从社会政治与文化的角度对俄罗斯的整体形象，做过有趣的描摹。其内在精神被传神地表述出来。
民国初年的知识分子讨论中国的文化的时候，有许多方面像百年前的俄国文人。比如彼得·雅科夫列维奇·恰达耶夫的思想，是有激进的成分的。百年后中国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才有了类似的声音。恰达耶夫是普希金的友人，曾游历欧洲，因受到域外文化的刺激，开始反省自己的国度。关于他的思想，我们从普希金的诗文里可以看到一二。恰达耶夫对俄国的失望来自于对俄国之爱。他觉得爱国和爱真理是要分开来的。俄国最大的问题，是丧失了自我。[4]
恰达耶夫的悲凉让人想起鲁迅后来对中国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叹。不过，恰达耶夫不是一个站在东方立场说话的人，他对东方道德主义和等级制是抱有反感的态度的。向西方学习才是他的梦想。他礼赞了彼得大帝的改革精神，认为沙皇从西方那里学来智慧的选择，拯救了自己的民族。西方资源对俄国的价值，远远超出了中国的价值。[5]恰达耶夫觉得，俄国不属于东方，但俄国也缺乏欧洲的典雅和个性主义、自由主义的传统。这正是悲哀的地方。所以，十二月党人出现的时候，他颇觉欢欣。普希金恰从其身上，看到了俄国知识阶级的可贵。
无疑，恰达耶夫是相信独立的知识阶级的价值的。大众的解放，应该是在少数知识阶级的影响下才有可能。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
人民群众服从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定的力量。他们自己并不思考；他们中间有一定数量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替他们思考，给民族的集体理智以冲击，并推着民族前行。在少数人进行思考的时候，其他的人在感受，其结果，便实现了共同的运动。[6]
恰达耶夫时代已经开始知识分子的运动，他们不满足于俄国现状，高举着自由的旗帜。这种选择有法国革命的因子，亦多斯拉夫主义的传统无疑。那些为真理正义而牺牲自我的选择，滋养了后来文学的崇高感。
这大概是鲁迅所理解的摩罗诗人的基础。摩罗诗人出现在进步的国家么？鲁迅的结论有另外的意思，他认为从俄国、波兰的历史里能够发现弱国的强音。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的命运》一书写道：“俄罗斯是世界上最无国家组织、最无政府主义的国家。俄罗斯民族是最不问政治的民族，从来不会管理自己的土地。一切我们的真正的俄罗斯民族的作家、思想家、政论家无一例外地全是反对国家组织的人，全是我行我素的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是俄罗斯的精神现象，它表现为各种不同形式，既属于我们的左派，也属于我们的右派。斯拉夫主义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实质上与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一样，也是无政府主义者。俄罗斯的这种无政府主义性质在列夫·托尔斯泰的宗教无政府主义中得到了典型的体现。俄罗斯知识分子，尽管沾染了肤浅的实证主义思想，但在反对国家组织这点上依然是纯粹俄罗斯的。其中最优秀的、最英勇的一部分追求着绝对的自由和真理，这是任何国家制度所不能接纳的。”[7]别尔嘉耶夫对俄国知识分子批评的地方，恰是中国的鲁迅所礼赞的内容。这里有一个时间的落差。在鲁迅看来，中国连托尔斯泰那样敢于批评自我的人也是没有的，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问题。当别尔嘉耶夫批评俄国的落后和词语催眠术流行的时候，中国还没有那样可以唤起人觉醒的美丽的诗文。比起落后的俄国，中国不应是清算无政府主义传统，而恰是从这个传统进入现实改造的路。
所以，鲁迅对俄国文化的译介带有一个梦想，是敬意的流盼。俄国作家对本民族的批判在他看来也像对中土的文化批判一样，那种勇气和精神恰是我们今人所缺少的遗存。
俄罗斯的国民性里的优缺点，在果戈理、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都有多样的呈现。他们以为的瑕疵，在中国同样有参考价值，而那些瑕疵背后闪现的精神灵光也照样有可思考的成分在。对鲁迅来说，俄国经验具有一种复杂性。他似乎感到其间的不可琢磨的一面，而那些晦明不已的存在，预示了精神生长的多样可能性。别尔嘉耶夫说，在俄罗斯，“命题会转变为反命题，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器诞生于无政府主义，奴性诞生于自由，极端的民族主义出自超民族主义”[8]。
国民性问题，是与文人的存在有关的。知识阶级其实也承载了国民性格中特别的东西。重要的不仅是对底层存在的批判，而是对批判者自我的批判。托尔斯泰、别林斯基在自己的文字里都做到了此点。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
我们必须使精神从奴役我们思想的功利主义中解放出来，不论它是宗教的，还是唯物主义的。思想的奴役在俄罗斯知识分子广大的圈子里导致理念的贫乏和理念的落后。在许多情况下，显得仿佛是“先进”的理念，本质上是并未站立在现代欧洲思想高度上的落后理念。“科学的”世界观之拥护者落后了科学运动半个世纪。知识分子与半知识分子的群众凭借早该送进博物馆的思想旧废料而生存着。[9]。
这种批评，早在果戈理时代就有了。果戈理与赫尔岑都批评过俄国的知识界的问题。他们发现俄国读书人有时候缺少伟岸的，让人持久迷恋的东西。果戈理曾礼赞过俄罗斯的民谣，以为那是美丽的一瞥，有读书人所没有的存在。赫尔岑在文章里主张知识阶级要学习农民，在农民身上才存在可贵的遗产。这种思路，催生了列宁的某种意识，在后来的革命之途，被渐渐放大了。
文化的相对主义，一方面开启了思想之路，一方面多少产生了反智主义的因素。这种复杂观念缭绕下的俄罗斯文化，在一切确切化之中都蕴含着非确切化的可能。这是别尔嘉耶夫式的宿命。鲁迅没有看到俄罗斯这样的复杂性，只是感到了一种摧毁之力对自己的吸引。而对于这些，他的理解力是存在诸多盲点的。王元化晚年对鲁迅的反省与批判，不是没有抓住问题的要点。只是把这些要点放大了而已。
鲁迅最初的文学活动是翻译，后来要编一本杂志名曰《新生》，可惜竟然夭折了。“新生”的隐含是明显的，即与旧的告别。这固然有章太炎的影响，但在根本点上，鲁迅又有与老师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从域外的小说、诗歌里取来异样的火种，点燃自己。那分明也有毁灭自己的意味。他后来自嘲自己的急于求成，反倒跌入深谷里，也是可惜的。
他与周作人翻译的第一本小说集，雄心勃勃。序言说：
《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10]
这里的话，可以看出他们的雄心。所选作品，包括契诃夫、安德莱夫、迦尔洵等。不过，那时候因为复古风盛，他们也染上古风，文字要周秦汉的，风度自然以六朝为妙。在他们看来，清代的士大夫文体，多不适用于今，只有回到古代，才能恢复汉语的魅力。
从《域外小说集》的文体看，鲁迅的那几篇，深得古文奥义，没有明清的绵软之气。那也是对有清一代文体终结的渴望。迦尔洵的《四日》的风格，似乎证实了此点：
吾辈趋经大野，铳丸雨集有声，树枝为动，复入棘林，宛延而进，吾今兹犹记之也。射益烈，天陲时起赤光，隐见无定处。什陀洛夫者，少年军人，第一中队属也，——时吾自念，彼胡为妄入此战线耶？——陡仆于地，默不声，张目厉视吾面，血溢于口如涌泉。是诚然，吾今犹记之确也。且又记之，当大野尽处，丛棘之中，吾乃见……彼。彼巨而壮，突厥人也。顾吾直奔之，虽吾弱且瘠乎。有声霍然，似有物尔许大，飞经吾侧而去，耳为之鸣。吾自念曰：“彼射我矣！”而彼遽大呼，急退走入丛棘。使绕道以出棘林，易易耳，顾惊怖时，乃思虑不能及此，其衣钩于棘枝。吾一击堕其铳，次举铳端利矛力刺之，似中其身，似闻呻吟声。吾遂奔而之他。吾军大呼，——或仆，或射，吾去野入田间时，则亦引机射一二次。
俄复大呼，其声加厉，吾辈皆疾走。顾此不能曰吾辈，当曰我军也。所以者何，缘吾独止于此耳。异哉！惟尤异者，乃觉一切顿失，如一切呐喊，一切铳声，莫不寂然。吾无所闻，第见少许苍苍者，殆天也，已而即此亦杳矣。[11]
古奥的词语，可以传达流行话语里没有的信息，精神是异样的。这样的话语，乃终结旧的词语秩序，建立属于自己的语言。在周氏兄弟看来，就是从复古的写作中，切断与清代文学的联系。这里，他们受到了章太炎思路的影响。章太炎在给钱玄同的信里，批评过林纾的翻译，认为其语有一些问题。而纠正此弊，则必然要有语言的自觉。他说：“文辞之坏，以林纾、梁启超为罪魁”。[12]而改变此道，则使用弃置语为要。章太炎《訄书》，就多用死去的文字，此风在周氏兄弟那里甚多，可以说是有所过之。这种复古主义的语言，给作者带来许多表达的快感，而读者则望文生叹，不易接近。鲁迅后来自嘲自己那时候的极端性，引用他人的话：“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13]失败感一时挥之不去。
鲁迅的极端，即使在白话文里亦如此。当认可白话文为正途的时候，突然觉得古文完全不可再要。断然拒绝了对士大夫文体的延续。他快感于古文的终结，因为那是死亡的必然，新生活是不该有亡灵的存在的：
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14]
此话的隐含是，文言与白话，没有必然的逻辑，是可以截然在两个天地间的。事实上不是这样，鲁迅自己的语言就有文言的痕迹。但他却以不共戴天的方式，把彼此的界限划清了。
而在思维方式上，他与此完全不同。在审美领域他甚至还有反逻辑的一面。但这倒看出了其一种思想的策略，即希望旧的完全撤出，消失于历史的深处。这一点，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不是延宕着忧郁，而是彻底告别忧郁。或者说，期待旧式自己的消失。
检讨这个思路的由来，与传统的极端化文人的个性不无关系。这种思路，是传统狂士之风的延续，远取于王充，近仿章太炎，遂成新调，不复士大夫者流的愚钝之气。章太炎的一段文字，亦可看出鲁迅承传有道：
乌乎，吾亦独夫而已。耿介好
这种“大独”之举，其妙在于独往独来，依自不依他。其弊乃斩草于林，毁青色一片。这个因素催促出一种果敢的精神，在审美上独辟蹊径，他人则远远跟他不上。
而俄罗斯的革命文学，是章太炎之外，最能刺激鲁迅的文本。他念念不忘的精神，是那种摧枯拉朽的存在吧。在青年鲁迅眼里，摧枯拉朽的力量，可能来自“大独”，那是章太炎式的，也是尼采式的。晚年的鲁迅思想出现变化，即改变社会与文化结构，只有独行的人远远不够，必须造成新的知识阶级和新人，而那途径，只能是革命。
革命是旧的时代与旧我的终结的最好的办法，这里，法国与美国的经验被他排除了，日本与德国的经验也被排除了。俄罗斯作为一个行走中的国度，吸引了鲁迅的目光。他从那个民族的血与火中留存的文字里，看到新生的真正可能。
因了对旧我的消失的渴望，他把俄罗斯后来的革命理想化了。他注意到了那结果的意义，却忽略了对过程的多方位的考察。或者说，对残酷性的容忍度超出对旧我的容忍度。比起旧的自我，革命的流血算不了什么。他看见了旧时代消失的大欢喜，却不知道俄罗斯铲除旧的遗存时留下的无穷后患。从所藏的资料看，他对俄罗斯经济情况的判断，多是苏联友人或大使馆提供的资料。而艺术家的作品里受到官方意识形态指导的痕迹，竟不能察觉一二。直到逝世，他对政党文化究竟能在精神生活中占据何等份额，以及其存在可否成为新的文化生态的推力，都没有思考。从自己的一厢情愿出发勾勒对象世界，在不该涂抹色彩的地方用力甚多，便把思考的天平倾斜了。
在他的第一本论文集《坟》的后记里，提到了生命的消失。那“坟”的意象，取自梭罗古勃的诗句，从其希望自己消亡的句子里，鲁迅肯定受到了启示。他说自己是进化的链条中的一环，乃“中间物”，汪晖在博士论文里提及了此点，且将其看成精神的象征。这固然不错，但是“中间物”的后来，还是消失，即自己的完结。所以，拒绝不朽，拒绝成仙得道，是他一直以来的思想，而他要做的精神突围，却没有停息过。那目的，则是葬送自己，让灰色的世界随着自己的消亡而消亡。
从他的诸多小说人物里，看得出鲁迅速朽意识的延伸。许多存在没有意义，那还不如让其快速地逝去吧。但逝去也非那么容易的事情。以俄罗斯为例，在革命到来的时候，知识阶级要延续自己的命运，则遭受诸多的磨难。他们在挣扎里选择的路，也不过同路的相随，消亡也是不可避免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追问，鲁迅为什么要关注“同路人”的作家？他对那些同情革命，却不属于革命人的作品何以充满兴趣？这里其实也隐含着“终结”和无法“终结”的话题。
1933年，他把许多“同路人”的作品结集为《竖琴》，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书中收小说八篇，包括札弥亚丁、伦支、费定、雅各武莱夫、理定、左祝黎、英培尔的作品，几乎篇篇都好。阅读他所译的作品，印象是灰暗里透着曙色的较多。但挣扎、苦楚的面影依然是主要的色调。小说涉及的是战争、毁灭、革命等话题。但那战争不是美丽的童话，却依旧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惨烈，失去了家园的飘零以及旷野里凄惨的风声。雅各武莱夫的《农民》写一个农民出身的军人在战斗中对离队熟睡的敌人不敢动杀人的念头，竟被首长所批评。作者写出了战争的惊恐、黑暗以及那期间残留的淡淡的爱意，或者说托尔斯泰主义的余音。这呈现了人性的多维性，并无革命党理念的先验性。但按照中国的左翼青年看，则不过是小情调的作品，是有违背于革命精神的。L·伦支《在沙漠上》仿照圣经《出埃及记》的笔触，浑厚而悲壮，把革命的队伍与圣洁的爱意联系起来，却也有焦灼、血色和黑暗的笼罩。整个作品紧张、复杂，圣徒般的崇高和毁灭式的无奈都有。K·费定的《果树园》，是关于旧日生活终结的挽歌，作品不是歌颂革命的价值，而是从奴仆的内心，描摹了革命对一个时代的摧毁。这篇小说在思想的意义上，可能更符合鲁迅的内心感受。作者把一个旧时代的过去，以凄凉的笔触托出，意蕴高远了。作品结尾处火光冲天，老宅毁于大火之中，一切都过去了。在译介此文时，鲁迅词语的选择颇为幽怨，也有无可奈何的感叹。但那酣畅的结尾，也有他大的快慰在吧。这小说的隐喻，恰是对中国未来的一种暗示，鲁迅甚至觉得，自己也是这样快要死去的一族。
最动人的是V·理定的《竖琴》，鲁迅把这篇小说作为书名用之，也不是没有用意，那凄婉的琴声里落日下的俄罗斯，旧梦云烟般散去了。小说中所描述的革命，是极为触目惊心的。小说绝没有牧歌的样式，革命到来的时候，也有污秽和血，流失的爱，无望的惊恐和幻灭，浓雾般弥散在俄罗斯的土地。“一切归于灭亡矣”，旧的存在突然间从人间消失，人性开始承受一种外在的冲击。小说的结尾，极为凄惨，然而革命真的到来的时候，温情是没有的，人在不可逆的潮流里，只能承认自己的消亡：
雅各·勃兰走到了熟识的，蓝色的，窗窗有花的老家，扣了许多工夫门。门终于由一个戴耳环的兵卒来开了。问什么事。雅各·勃兰想走进家里去。然而兵卒大声说，这房子已经充了公，事务所是十点钟开始办事。雅各·勃兰看看门。于是看见了白的招牌，是——本部事务所。——一个钟头之后，他从拉萨黎大街的亲戚那里，知道了父亲是还在乔邦部队驻扎此地的时候，退往基雅夫，从此看不见人，也没有信，他的房子充了公，物品也都充了公。雅各·勃兰便暂住在厨房里。第二天，阴谋的清算人跑到时，他就被捕，交给了非常委员会。雅各·勃兰坐在汽水制造厂的先前的佣人房里了。又从这里拉出去了。替换是另外摔进一个新的来。早上，他被带到裁判官那里去了。裁判官动着耳朵，嗅空气，用一只眼睛看。他问，你不是和乔邦队一同逃走了的勃兰的儿子么？为什么跑来了，而且现在？为什么不来登记的？在你皮包里的公家的帽子，是从那里得来的？雅各·勃兰回答了。裁判官细着眼睛嘲笑，拿铅笔来玩了。雅各·勃兰说完的时候，在一个角上小小地写下了。雅各·勃兰被带走了。他没有入睡，过了一夜。消雪的水滴，橐橐地在滴下来。春天到了。三月的月亮在辉煌。他张了眼睛，躺着。风无所不吹拂。雅各·勃兰想了。悲伤了。却镇静。做了诗。竖琴在风中吟哦。吹响了弦索。雅各·勃兰用手支着颐，想了一会，于是用了咬碎的铅笔片，写在壁上了——
静的风，融的雪，
有一个人来我前，
唱了歌儿了……[16]
完全是一曲无望的夜曲，衰败、无路、死灭笼罩着一切。一方面是无情的革命，一方面是穷途的贵族，大变革的一切就这样把历史改写了。符拉迪弥尔·理定的作品，鲁迅颇为喜欢，那原因是描绘了知识阶级要害的部位，恰符合鲁迅的心意。在译后中，鲁迅说：
还要说几句不大中听的话——这篇里的描写混乱，黑暗，可谓颇透了，虽然粉饰了许多诙谐，但刻划分明，恐怕虽从我们中国的“普罗塔列亚特苦理替开尔”看来，也要斥为“反革命”，——自然，也许因为是俄国作家，总还是值得“纪念”，和阿尔志跋绥夫一例待遇的。然而在他本国，为什么并不“没落”呢？我想，这是因为虽然有血，有污秽，而也有革命；因为有革命，所以对于描出血和污秽——无论已经过去或未经过去——的作品，也就没有畏惮了。这便是所谓“新的产生”。[17]
革命的代价，是一部分的存在的消失，旧的阶级的痛苦与不安是自然的。在鲁迅看来，革命的到来，乃物质的巨变，人可能一贫如洗，环境也随之发生变化。“同路人”作家的文字提供的苦难之景，鲁迅可能是可以接受的。比起穷苦人的不幸，这样的苦楚还是轻微的。而“新的产生”才更为重要，因为它会给无穷的民众带来福音。“同路人”的价值，在鲁迅看来有非同小可的一面，就是他们终于意识到旧我的问题，而从那笼子里走出，在血与火里滚爬，才可能跨入新界。我们看鲁迅在三十年代一系列谈论“同路人”的文字会发现，他自己不也正是如此么？
在革命之后的文学里，鲁迅没有选择歌颂革命的作品，而恰恰是将非革命的、落伍的，或半革命者的文章作为翻译对象，不能不说意味深长。他考虑的不是革命对错的问题，而是旧的阶级如何终结于新生活的问题。对鲁迅来说，终结一个灰暗的群落和灰暗的时代，比什么都要重要。《竖琴》提供了战火里的摧毁性的图景，而没有革命对错与否的话题。这种不太革命的文字，倒是道出革命逻辑对于落后精神终结的可能性。
先前鲁迅以为的终结，是自己的选择，乃自己将自己引向坟墓。但俄罗斯旧知识分子的终结，乃外力使然，系民众与党派的力量。鲁迅对革命的必然心以为然，但也看到了那里的惊恐的一幕。其实他内心何尝不知道，终结是一个过程，一点点埋葬旧我，而不是顿时消亡。终结是一个渐渐挣脱自己的拷问，它经过“中间物”的过渡而进入暗区。终结还可能面临选择的歧途和波折，但在自我的校对里依然可以迈入新途。
然而革命如何运作呢？革命者的带血的声音真能够改变人性么？知识阶级消失的时候，谁来构建精神的大厦？他仅凭对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的好感，也把俄罗斯的政治生活理想化地加以理解，在资料甚少的领域而做全称的判断。当他仅拥有单一型的俄罗斯资料的时候，对于他自己来说，在私语境里可能是亲切的。而在公共领域，那问题就显得囿于一种成见了。
俄国问题进入中国知识界有两个部分，一是文学的，二是政治的。这些问题出现在人们的视野，是民族独立与新型国家建设理念需要下的一种自觉选择，其间缺乏的是理论系统性的引进，而是跳跃性的拿来。1921年前后，当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来的时候，中国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内部阵营分化与斗争，对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的矛盾知之甚少。那时候知识界对俄国只看重外部的结构，而非内部的问题。相反，对于中国人而言，了解的是自己内部的问题，俄国的内在性的存在相当程度被忽略了。其实在俄国革命出现后，共产国际就有过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之争，有普列汉诺夫与列宁之别，社会主义精神是多样化的。而“五四”那代人在面对中国问题的时候，依靠的是一元论的思维，这使知识界很快与列宁主义融到一体。
“五四”那代人在精神深处的一元论的价值取向，是他们克服文化惰性的一把利器。无论是陈独秀还是胡适，在逻辑思维里都无法摆脱这类套路。李大钊在《真理之权威》里就谈到自己一贯的主张：
余信宇宙间有唯一无二之真理。孔子、释迦、耶稣辈之于此真理，皆为近似得半，偏而弗全。故吾人今日与其信孔子、信释迦、信耶稣，毋宁信真理。[18]
这样的表达，在那时候有普遍的代表性。钱玄同之信仰进化论，张申府肯定世界主义精神，都有类似的特点。对此类思维有所保留的也只是周作人那类人物。在经历“五四”落潮后，他摇摆于托尔斯泰主义和进化论之间，似乎无所依傍，多元论的思想就出现了。而鲁迅在面对外来思潮与中国社会矛盾的时候，审美领域出现的是多维的精神视角，政治话题并没有摆脱一元论的痕迹。
俄国革命胜利后，李大钊等少数人表现出一种哲学上的狂欢。他的《俄国大革命之影响》、《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等，从一种信仰的层面谈及了那革命的价值。但鲁迅对此似乎并不感兴趣。直到李大钊去世后，他对这个朋友的思想依然所知甚少。那原因是他还只能从文学的层面了解俄国，对政治和政党文化的兴趣是有限的。他的政治理念是包含在文学思想里的，这和李大钊、陈独秀的区别显而易见。
当有人问及中国会否有俄国的动荡之后，鲁迅做了否定的回答。他认为，未来的中国之乱，不会是俄国之乱，而是中国式的混乱。[19]这个判断，基于对俄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的了解。在拥有托尔斯泰传统的俄国，国民的爱与智，力与勇，都非中国那么贫乏，一个古老的帝国，当诞生了精神的太阳的时候，才有可能走出苦楚，进入光明之路。相对于俄国，中国还没有做好思想起飞的准备。
鲁迅在俄国革命胜利的时候，曾以人类的曙光视之。很长时间还没有顾及它的变化的逻辑过程。他所关注的还是中国的国民性与知识阶层与之产生的距离。但不久，在接触了苏俄文学思潮的时候，他的观点开始出现一丝变化。那就是，俄国知识阶级没有满足已有的传统，他们扬弃了自己的一些遗产，开始探讨新的路途。
早于鲁迅意识到此点的是张申府，他在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上发表《知识阶级》一文说：
俄罗斯之有今日，首先在世界上树出新组织，他的社会中有思想有知识的人，实在有很大的功。现在一般中国人之无知识是不容讳言的。要想顺着世界的大道——改造——走，自必也大有赖于此样人。知识阶级是什么呢？照俄人所自解的，他就是自觉的国民。[20]
和张申府等人同时对俄国做出反应的还有多人，但多在文化的层面考虑问题，对俄罗斯的政治只有李大钊等有鲜明的见解。1922年，瞿秋白出版了描写俄国的游记，两年后推出《赤都新史》，郑振铎在1924年出版了《俄国文学简史》，任国桢1925年也译了《苏俄文化论战》，这几本书，鲁迅都有，后者还是鲁迅作的序言。这些书对鲁迅多少是产生过影响的。八年后，鲁迅从中外人士的文章里受到启发，在多种资料的启示下，感到了知识阶级出现的意义，在一次演讲中，还专门谈到了类似于张申府的话。
不过，鲁迅对俄国革命的感受，不是李大钊、张申府式的。他还不能从社会学与经济学的角度进入那个世界。李大钊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和唯物史观的认识，在《新青年》那里都是少见的。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观还停留在初学阶段，鲁迅是从国民性与知识阶级的角度切入俄国文化的母体里，遂有了关于人性、阶级性的丰富的表达。借助文学而了解俄国文化与社会，使鲁迅的思想带有了一丝梦幻般的色彩。他对中国的极为现实冷静的态度和对俄国的诗意的描述，使其思想出现了裂缝。也因为环境的严峻，把对象世界美化了。
上海时期的鲁迅对俄国的认同越来越明显，分析起来，那原因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众得以翻身，剥夺了有产阶级的权力与财产；二是创造了一种为民众服务的艺术；三是解决了中国新文人没能解决的知识阶层的问题，实践中的精神创造带来的硕果改写了精神史的内容。这三个方面，当时的中国都还是空白。鲁迅认为，以俄国为师，可能踏出新途。俄国可以做到的，我们何不能做到呢？
而他对俄罗斯革命的理解，有自己特别的视角。革命对鲁迅来说，是解决自己是否是一个革命人，是否与旧的营垒告别的问题。这才是重要的。在《革命文学》中，鲁迅坦言道：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
但“革命人”就希有。俄国十月革命时，确曾有许多文人愿为革命尽力。但事实的狂风，终于转得他们手足无措。显明的例是诗人叶遂宁的自杀，还有小说家梭波里，他最后的话是：“活不下去了！”
在革命时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气，才可以做革命文学。
叶遂宁和梭波里终于不是革命文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俄国是实在在革命。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21]
鲁迅所说的革命人，乃与旧的自我不相干的新人。可是他也知道，做这样的新人其实是大难之事。那时候的中国，文人多在旧的酱缸里，思想还在传统里的居多。《新青年》的同人多跑到古董堆里去了。讲革命的青年，白天喊着口号，晚上则在咖啡馆里悠然度日，本然中还是小布尔乔亚的东西。在鲁迅看来，这都是非革命的遗存，新的文学，是不能在这样的知识群落里产生的。
当鲁迅发出这样的感慨的时候，俄国的影响作用是不可小视的，恰恰是俄罗斯的革命文学，带来了一种内力。在他眼里，中国的所谓革命作家，还不及格呢。而真的革命，不会在他蔑视的中国文人那里完成，他以为知识阶级只有在自我更新里，才有走出阴影的可能。
从尼采的精神高蹈，走向新俄的世界，这其间并非没有逻辑的联系。而那时候最打动鲁迅的是高尔基的审美精神和价值理念。俄国学者其实已经意识到，高尔基那代左翼文人，与传统的西方文化有着很深的逻辑联系。“高尔基笔下真理的探索者，虔诚的基督徒，走过了从叛逆的多神教变为具有尼采哲学观的布尔什维克的历程”。[22]而且，在这个历程里，高尔基以“理想的抒情主义”取代了“艺术典型化问题”。[23]恰恰是这种乌托邦的气味，给在苦难里苦苦摸索的鲁迅诸多的感召，他从其间感受到脱离旧我的爽快与欣然。在巨变的过程里，许多知识分子对新的社会的认同，都与他们不满于旧有的生活有关。1917年，勃洛克对《知识分子能否与布尔什维克一同工作》的问卷调查，做了肯定的回答。这肯定的态度的根本点，乃对于没落旧物的消失的欣喜，他厌恶自己旧的生活，有一种精神的渴念。在一篇文章里，他这样信心十足地说：
“俄罗斯要完蛋”，“俄罗斯不存在”，“悲悼俄罗斯”——我到处听到这样的话。
然而，俄罗斯就在我面前：就是我们伟大作家们曾经在宿命的噩梦中看到的俄罗斯，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的圣彼得堡，就是被果戈理称为鸟儿般的三驾马车的俄罗斯。
俄罗斯是暴风雨……俄罗斯注定要蒙受苦难、屈辱、分裂；但他会从这些苦难中新生，新生出一个新的伟大的俄罗斯。[24]
对比鲁迅的心境，与“同路人”勃洛克未尝没有一致的地方。熟悉的所在是自己不喜欢的，而那些未来的、即将发生的一切，则隐含着期冀的光泽。他后来谈中国的历史，所含的“民族脊梁”的观点，对照起来都有自己的深意。越是对现象界无情的批评，越能够感受到他对自己的民族的情感，即使在无路可走的绝望的时候，那对新生活的渴念依然隐藏在文字的深处。由个人主义的高扬到对集体精神的关注，它们之间暗含着内在性的统一，这在二十世纪的许多作家那里都有折射。罗曼·罗兰、纪德、萨特也存在类似的过程。革命文化对于激进的知识分子的吸引力，是一个时代性的话题。
也由此，即便是到了后来，鲁迅对于旧的文明也并非不屑一顾。他知道应当摄取什么，扬弃什么。革命的理论与思想，早已在草根那里出现。而他的革命精神，也是自发的，草根的，非党派的，或者不妨说也是非组织性的。
我们看上海时期鲁迅编辑的《萌芽月刊》所载的文章，都是知识分子的独白，乃思想的深掘和自愿的投入。第一卷第一期果戈理与法捷耶夫的自传，弗里契的《艺术社会之任务及诸问题》，第二期革拉特珂夫的自传、卢那察尓斯基的关于契诃夫的评论，第三期A·特拉克廷巴格《巴黎公社的艺术政策》，较之《奔流》上的文章，更为具有特指性。杂志对于俄罗斯的政党文化关心不多，而注重的是社会变革给工农带来的益处。比如女性解放的电影，农村建设中的技术问题。这里集中的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自由。百姓成为社会的主人。在第一卷第四期，发表了洛阳所译《马克思论出版的自由与检阅》，明显看出，鲁迅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精神解放的新的社会。他从草根的层面对于俄罗斯的解释，与欧洲、日本的知识分子庶几近之。
社会主义使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法度日，这是被许多中国左翼作家意识到了。但思想可以自由的表达，乃鲁迅坚信的。他在自己的藏品里看到苏联大量的非革命的言论，而这些言论似乎呈现出这样的态势：旧的遗存还可以与新的精神对话，虽然它们渐渐在消失，而知识阶级是自愿接受这样的消失的。
俄国资源对于自己是一剂药，而对于中国这个古老的民族，也是批判的武器。那些扫荡了旧俄的文化之风，完全可以借以涤荡中国社会的污垢与尘土。中国那时候还没有大规模的革命，他渴望暴风雨式的革命的到来。从这个层面考虑问题，则只看到除旧的价值，却不能顾及革命到来后的生态问题。谁来革命？革命会否有张献忠式的杀戮以及义和团式的盲目？在同情百姓的时候，是否也意识到阿Q式的存在也还在这样的队伍中？在现存的资料里看，鲁迅那时候对此思之不多，有的则简单掠过，像陈独秀那样的反观还是难见的。
但有一点他是确认的，新的生活，是由劳动者创造的。而知识阶级，在告别旧我的时候，也可能催促新的产生。知识阶级并非不能架起新的桥梁，鲁迅在分析知识阶级的时候，是有层次的，复杂性一直贯穿其间。但言及民众的时候，则将其一体化、象征化、模糊化，那结果也是判断的单一。三十年代的鲁迅对于大众和市民的细究被对知识阶级的批评性审视所取代了。他认为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为劳苦大众争得自由，而这个过程，只有象牙塔里的沉思还远远不够。走出象牙塔，到十字街头去，才会有自己的意义。俄国“同路人”作家的意义，亦在于此。
但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认可鲁迅与“同路人”的同构逻辑。丸山升先生曾否定用“同路人”的概念形容鲁迅与革命的关系，这构成了对既定研究成果的挑战。他认为鲁迅在本质上是“革命人”。“同路人”容易让人想到对旧的依恋，而“革命人”大概是不断前行的。如果我们从《过客》到《死》的文本来看，的确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线索，走下去而不是回头，与旧的遗存的决裂，倒是伴随其始终的。
问题在于，进化的途中，不是都截然与过去告别的。这给了鲁迅以挥之不去的痛苦。唯其有着这痛苦，他才对那些有叛逆精神、远离旧我的人带有敬意。这样的思想，直接影响了他的写作生活。具体体现在对人物的评价上：在面对同代知识分子的时候，他不喜欢以简单的学术标准看人，相反，却把革命与否作为一个标准。晚年对章太炎的评价，与所有的学者不同，他看重的章太炎不是学者的文章，和广博的学识，而是其革命精神。因为鲁迅意识到，章太炎最大的功劳，是终结了一个时代的书写。思想在他那里，被重新解释和创造出来。鲁迅不无偏激地认为，革命家的力量比学者的力量更大。
在《趋时与复古》一文里，他对逝世不久的刘半农的评价，就非学术的尺度，鲁迅说：
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刘半农三个字，原因并不在他擅长音韵学，或是常做打油诗，是在他跳出鸳鸯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然而那时有一部分人，却毁之为“趋时”。时代到底好像有些前进，光阴流过去，渐渐将这谥号洗掉了，自己爬上了一点，也就随和一些，于是终于成为干干净净的名人。[25]
接着，鲁迅联想起晚清的康有为、严复、章太炎诸人，都有这样的问题。他看来，知识分子的根本，是思想的鲜活，以及对旧的牢笼的冲破力。康有为的价值，乃在于曾经公车上书；严复的意义，系译介了洋人的书，送来思想的种子；而章太炎在史册上的，还是革命精神。在鲁迅看来，中国的知识界，是一个大的泥塘，人很易陷进其间，成为复古主义者。而打破牢笼，唯有那些改造社会的激进的选择。
这样的陈述的背后，其实也有对自己的选择的辩护的因素。鲁迅晚年译介俄国的书籍，也被讥讽为堕落文人的。他的加入“左联”，就有小报文人说成是投降云云。鲁迅自己对选择的坚定性，影响了其看人看文的标准。他自信这样的选择自有合乎事实的一面。在一般士大夫之流看来，不断激进，不会转身面对历史，可能是一个问题。而他则认为，只有走出旧营垒，才有希望。他毫不回头的勇气，才是真的精神亮度所在。在他心中，中国最缺少的，恰是苏联革命文学的冲荡之气。
这是我们了解鲁迅思想特质的时候不能不注意的一环。如果不解释清楚鲁迅对革命的态度、判断，以及其理解中的分寸，我们很难把握其精神的基本走向。误读他的思想，也是可能的。
但鲁迅之革命，乃思想层面与审美层面居多。他自己并非冲锋陷阵的斗士。留学的时候，就拒绝参与暗杀活动，不喜欢无谓的牺牲。在广州的日子，他欣赏革命，却承认自己更喜欢远离战火，过日常的生活。当左联的青年被暗杀的时候，他除了写一点文字，逃到租界去，并无别的选择。所以自嘲自己是“苟活”者。由此分析他对俄罗斯革命的态度，也是远远地瞭望，不乏浪漫的抽象，具体的体验是缺失的。革命只剩下了审美，而生活的无法存活之苦，只是说说，临境之味是没有的。
在陷入紧张的战斗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鲁迅自己的乌托邦。面对中国的血与火，他的判断多是具体的，鲜活的，准确的。但对苏联的存在，抽象的谈论多，具体的陈述少，乃模糊的、概念的、憧憬的。在《答国际文学社问》中，鲁迅写道：
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这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26]
新的出现，旧的消亡，在鲁迅有大的欣慰。这里，鲁迅没有意识到其间的代价，文化生态的毁坏以及人心的扭曲都隐蔽起来。为了一个神圣的目的而无视选择者的生存之苦，那也有堂·吉诃德的一面，陷入乌托邦之境，对于他是一种历史的宿命。
从这个角度看鲁迅革命观，他的亮点与盲点都清晰可辨。而那种痴迷于俄罗斯文艺的冲动，让人浮想联翩。罗曼·罗兰、布莱希特都礼赞过苏联，对俄罗斯文学有好的评价。日本左翼知识分子对俄罗斯的狂热，不亚于鲁迅。这个现象意味着，在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那里，把社会结构的变革当成一种使命，是普遍的现象。他们渴望历史的终结，造一个新的世界。而鲁迅比他们多的是，希望自己的黑暗之影的消失，让精神重新开始。他的迷人的地方与偏执的地方，也都于此表露无余了。
晚年的鲁迅，一方面延续着他先前的斗争的姿态，一方面在作品里保留自己的个性。他在革命与个性之间，对后者的看重是不亚于前者的。比如在加入“左联”的时候，他表现的不是服从，而是独立性的思考。即组织不能代替自己的思考。他在描述苏联的革命文艺时，把那些作品还看成自愿的精神表达。那些创造性溢出革命规则的一面，他几乎没有意识到。而后来他欣赏的巴别尔等作家，一个个都被铲除了。许多“同路人”和革命的作家其实还是不合时宜的人物，苏联艺术最美丽的存在，是那些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创造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了政府的敌人。这些，多在他认识的视野之外。他竟然也漠视了。
我个人认为，鲁迅之于俄罗斯文学，在革命的话题里，他注意的不是思想的统一性问题，而是选择的差异性所带来的创造的无限性问题。他是以审美的差异性进入到社会本质的共性的认知之途，而非对差异性的排斥。至少在艺术创作的思路上看，较之周扬诸人，他不是相信组织的命令而相信的是自己的良知。在左翼队伍里，他是有信仰的带着个性主义倾向的人。我们从周扬、夏衍对其态度上，可以感受到他与自己的领导者不同的难以驯服的一面。
鲁迅死后，他的革命的一面被无限地夸大，乃至在“文革”里成了除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之外，唯一正确的存在。但八十年代后，知识界深谈鲁迅个人主义者多，反而逃避对其革命情结的描述。将鲁迅的黑暗的一面与激进的一面省略的思考，可能存在问题。看看他的译文，以及左翼实践的过程，其精神地图可能比一般研究者的感觉更为丰富与复杂。鲁迅在与俄罗斯文化对话里产生的精神之光，有的潜在于文本里，有的则弥散在历史的洞穴中。他的革命理念是渴望自由的知识阶级的自愿的选择，而非被强制的。在自愿里，自由是存在的，而在被强制的选择里，人重新成为囚徒。我们还原这些曾经有过热度的生命，或许可能触摸到历史的最动人之所吧。
[1] 参见王元化：《思辨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2] ［俄］尼·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思想自传》，雷永生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第274页。
[3] 孙郁：《无意义的意义》，《文艺研究》2014年第3期。
[4] ［俄］彼得·雅科夫列维奇·恰达耶夫：《哲学书简》，刘文飞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5] 彼得·雅科夫列维奇·恰达耶夫：《哲学书简》，第140页。
[6] 彼得·雅科夫列维奇·恰达耶夫：《哲学书简》，第12页。
[7] ［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汪剑钊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8]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第5页。
[9]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第76页。
[10] 《鲁迅全集》第10卷，第168页。
[11] 《鲁迅译文全集》第1卷，第120页。
[12] 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
[13] 《鲁迅全集》第10卷，第178页。
[14] 《鲁迅全集》第2卷，第258页。
[15] 参见章太炎：《独居记》，《章太炎选集（注释本）》，朱维铮、姜义华编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16] 《鲁迅译文全集》第6卷，第62页。
[17] 《鲁迅译文全集》第6卷，第90页。
[18]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0页。
[19] 《鲁迅全集》第11卷，第383页。
[20] 《张申府文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21] 《鲁迅全集》第3卷，第568页。
[22] 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化研究所集体编写：《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第1卷，第77页。
[23] 《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第2卷，第193页。
[24] 引自童道明：《阅读俄罗斯》，上海三联出版社2008年版，第41页。
[25] 《鲁迅全集》第5卷，第564页。
[26] 《鲁迅全集》第6卷，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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