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西部影城拍摄过什么电影

【代跋】　宁夏有个镇北堡

我这一生中，最值得宽慰的是，我写好小说的同时，创办了镇北堡西部影视城，解决了周围农民的吃饭问题，并为中国西部平添一处人文景观。未来的镇北堡影视城将脱胎为，以集中展现中国北方古代小城镇民俗风情为主题的文化大观园，镇北堡将和西夏王陵一样永远矗立在中国的西部。我一生无憾。

——张贤亮

一

宁夏在哪里？坐在王府井或淮海路上的星巴克咖啡馆，你很难想象宁夏是什么样子。宁夏甚至比内蒙和青海还更少进入外地人的视野。你翻遍全国各地报纸的旅行社广告，很少见到一条来宁夏旅游的线路。1983年，那时出国几乎全部由组织部门外派，中国作家协会指派我跟严文井和陆文夫到北欧访问，文件居然下发到甘肃省宣传部。20多年后的2005年，中央电视台来宁夏做我一个节目，摄制组在银川还住了几天，节目播出时，解说词竟是这样介绍的：“张贤亮住在内蒙古自治区银川市”。难怪我接到很多读者来信是从甘肃、青海或内蒙转来的。有时碰到多年没见的朋友，也会问，“甘肃那边怎么样？”“你在内蒙还好吧？”常常令我十分惭愧，似乎不是别人的错而是我的错。

其实，我自己在二十岁之前，也不知道“宁夏”二字是什么意思。1954年我18岁时在北京上高中，因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又属于“关、管、斗、杀”分子的子女，毕业前夕学校就找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将我开除。当时我家已完全败落，父亲身陷囹圄，母亲靠给人编织毛衣维持生计。我成了“待业青年”后，到刻印店去揽刻蜡纸的活儿，刻一张蜡纸五毛钱，刻印社提成三毛，我拿两毛。我一天能刻五张蜡纸，得一块钱，用以维持母亲、妹妹和我的生活。现在，“刻蜡版”已是“绝活”，只有70岁以上的老人中大概还有那么少数几个，我就是掌握这种“绝活”的人之一。

1954年，北京就开始建设“新北京”，首先是要把北京市里无业的、待业的、家庭成分有问题的、在旧中国体制内做过小官吏的市民逐步清除出去，名曰“移民”，目的地是西北的甘肃、青海和新疆。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自然是被迁移的对象。于是，在1955年7月，我偕老母弱妹与一千多人一起，先乘火车到包头，再转乘几十辆大卡车长途跋涉了三天，才到当时称为“甘肃省银川专区”贺兰县的一处黄河边的农村。县政府已给我们这些“北京移民”盖好了土坯房，并且单独成立了一个乡的行政建制，名为“京星乡”，好像这里的人都是北京落下的闪亮之星，或说是陨石吧。乡分为四个村，每个村有三四十排土坯房，一排排地和兵营一样，前后来了数千人在这个乡居住。土坯房里只有一张土炕，散发着霉味的潮气。房屋在夏季怎么会发霉呢？后来我也成了老宁夏人时才知道，抹墙的泥一定要用当年的麦秸或稻草，如果用陈年发了霉的草秸和泥，肯定会有霉味。人们以为现代装饰涂料会有污染，殊不知古代的装饰涂料也会有污染。可是并没有人因为住在这种空气污染的房子里而得病，使我觉得现在的人越来越脆弱。

用麦草和稻草秸和泥抹墙，大概是人类从树上的巢爬下来开始盖房子就发明的，泥一直是古代的装饰涂料，数千年来沿用至今。那时，我在宁夏农村举目望去，几乎无一不是古代场景的再现。犁田还用“二牛抬扛”，连犁头也是木制的，春种秋收、脱粒扬场等等农业劳动，都和汉唐古墓刻石上的“农家乐”一样，洋溢着原始的淳朴。土坯房里虽然味道难闻，可是田野上纯净的空气仿佛争先恐后地要往你鼻子里钻，不可抗拒地要将你的肺腑充满；天蓝得透明，让你觉得一下子长高了许多，不用翅膀也会飞起来。

我终生难忘第一次看到黄河的情景。正在夏日，那年雨水充沛，河水用通俗的“浩浩荡荡，汹涌澎湃”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在河湾的回流处，一波一波漩涡冲刷堤岸的泥土，不时响起堤岸坍塌的轰隆声，使黄河在晴空下显得极富张力，伟岸而森严。岸边一棵棵老柳树，裸露的根须紧紧抓住悬崖似的泥土，坚定又沉着，表现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顽强。移民们都是北京市民，在旧社会混过事儿的，虽然不会农业劳动，却会玩耍，不乏会钓鱼的人。他们用一根细木棍（宁夏没有竹子）系根棉线，棉线一端再挽根弯铁丝，连鱼饵都不用，垂在河湾浅滩边上，居然能把几斤甚至十几斤的鲤鱼鲇鱼钓上来，令我煞是羡慕。

我们用的水是从井里打上来的，一次我打水时不小心把木桶掉在井里了。政府给我们移民只发了生产性的农具，除铁锹、锄头、镰刀外别无长物，用什么东西把水桶捞上来呢？我只好到不远处的一个农村去借钩子一类的器具。宁夏人把村子叫“庄子”。进了庄子找到一户敞着门的人家，见两个穿对襟系绊小褂的小媳妇盘腿坐在炕上缝被子。我说，“对不起，我想借你们的钩子用一下。”没想到两个小媳妇先是互相惊诧地对望了一眼，突然笑得前仰后合，连声叫“妈哟肚子疼！”然后这个推那个，那个搡这个，“你把你钩子借给他”，“你才想把你钩子借给他”……两人并不理会我，在炕上嬉笑着互相撕扯起来。我在一旁莫名其妙，她们家用树杈做成的钩子明明放在门边的水桶上，不借就不借，有什么可笑的呢？当然最后她们懂得了我的意思，一个年纪大点的小媳妇红着脸扭扭捏捏地下了炕，别过脸把钩子递到我手上。在我还钩子的时候，她们又笑得拍手跳脚。后来，我才知道，宁夏方言把钩子的“钩”口语说成“须”，钩子在口语中叫“须子”或“须须子”。“钩子”的发音与“沟子”相同，而“沟子”在宁夏方言中却是屁股的意思，比如普通话中的“拍马屁”，宁夏人说是“溜沟子”。向一个女人借“沟子”，无疑是严重的性骚扰，上海人说“吃豆腐”，宁夏人叫做“骚情”。

宁夏的自然和人情，对一向生活在大城市的我，完完全全弥补了失落感。况且，我在大城市也不过是一个既无业，“出身成分”又不好的“贱民”。宁夏的空阔、粗犷、奔放及原始的裸露美，竟使我不知不觉喜欢上它。并且，这两个面色红润的小媳妇的笑靥，给19岁的我印象之深，从此决定了我对女人的审美标准。直到今天，我还是比较欣赏有点乡土味的质朴的女孩子。

这个我原来非常陌生的地方，竟成了我半个多世纪一直到今天还在此生活的家园。

二

宁夏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化外番邦”，是西戎人的聚居地。秦代列入中央政权管辖，自汉代设“郡”，称为“朔方”。公元1038年至1227年，党项贵族凭借宁夏地区雄厚的经济力量，建立起以“兴庆府”即今日的银川市为中心的“大夏国”，统治了现今甘肃、宁夏、内蒙、陕西、青海部分地区近200年之久。“大夏”曾是中国的一个强大王朝，与宋王朝和辽国鼎足而立，还以汉文字为基础独创了一套文字系统。“大夏国”公元13世纪被蒙古消灭。成吉思汗就死在宁夏境内和“大夏”的战争中，所以蒙古人攻占这一片土地后实行了种族灭绝政策，不仅把党项族人赶尽杀绝，彻底焚毁了夏王朝的宫殿陵墓，还丝毫不留地消灭了党项人创造的文化。辉煌了一个多世纪的大夏王朝和党项族从此在历史上仿佛是一片空白，这就是今天宁夏的旅游业能打出“神秘西夏”品牌的原因。

清朝时期宁夏还是一个“府”的建制，归甘肃管辖。到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才开始作为一个行省。到1953年，国务院又将宁夏省撤销并入甘肃省，宁夏省全境成为甘肃省的“银川专区”。所以，我当时不是移民到宁夏而是移民到甘肃的。

因宁夏离长安、洛阳、开封、南京、北京这些历朝历代的政治经济中心较远，一向被看作“边陲之地”，也一直是历朝历代移民的目的地。即使今天占宁夏人口三分之一的回族，也是从唐代开始陆续从中亚细亚辗转迁徙过来的，特别在取代了元朝统治的明朝，中央政权从江浙一带迁移来大量人口“屯垦戍边”，所以说，宁夏基本上是一个移民构成的地区。有关宁夏的各种版本的地方志上，都注明此地“有江左遗风”。移民构成的地区最大的特点是开放，没有排外意识，有点像美国的西部。不管是北京来的，江浙来的、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来的，所有到这里的人很快就融为一体，不分彼此了。我和我母亲妹妹到了宁夏的黄河之滨，并没有感到什么特别的不习惯，移民群体中哪家都有“污点”，谁也别说谁，再没有在北京经常遭受的冷眼，所以反而有一种解放感。

今天的宁夏首府城市银川市，那时是银川专区的行署所在地。我第一次进银川市是在1955年秋季。一天夜里，同村的一个移民的妻子突然肚子疼得满地打滚。这个移民是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原先在旧政府里做过事。乡里尽管都是“北京之星”，却没有一个有医疗常识的人，更别说医务所了。我们几个帮忙的人七手八脚用木棒绑了付担架，拉来两头毛驴，前一头后一头，将担架驮在驴背上，找个老乡给我们领路，就往银川市去求医。那夜没有月亮，天很黑，而我们连手电筒也没有，逢沟过沟，遇坎跨坎，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无路的田野中穿行，前面那头驴的尾巴不停地扫着病妇的头。颠簸了几个小时，天蒙蒙亮的时候，老乡向前一指说，“银川快到了”。我们这才隐隐约约地看到有一条黑咕隆咚的仿佛土墙的东西横在前面，果然那就是银川市城墙了。

天渐渐亮了，晨风徐来，空气格外清新，这时病妇的精神居然好了，肚子也不疼了，从被窝里伸出头，在驴屁股后面竟然唱起了歌。唱的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作曲家陈歌辛作的流行歌曲《凤凰于飞》，这首歌曾风靡大江南北，家喻户晓，也是我少年时很喜欢的一首歌。歌中唱道：

“柳媚花妍　莺声儿娇

春色又到人间报到

山媚水眼盈盈地笑

我也投入了爱的怀抱

分离不如双栖的好

珍重这花月良宵

分离不如双栖的好

珍重这青春年少

像凤凰于飞在云霄一样地逍遥

像凤凰于飞在云霄一样地轻飘

……”

病妇在旧社会的北平当过舞女，歌喉婉转而娇柔。别人都在急急赶路，又困又疲乏，对歌声无动于衷，而我好像一下子在晨光中腾飞起来，耳边响起交响乐的华彩乐章在时空中穿行。飞呀飞呀！游呀游呀！觉得自己像凤凰似的有一种通贯全身的自由逍遥！当时，这算是首黄色的反动歌曲，但我弄不明白它究竟反动在哪里。领悟到革命就是要把一切美好的东西消灭，还是十多年后“文革”的事了。

而巧合的是：银川自古以来就有“凤凰城”的美称，凤凰直到今天还作为银川市的城标高耸在环城路的转盘中间。当然，我们那时不知道，病妇更不会知道。后来回想起来，觉得好像真有什么鬼使神差：我们一行风尘仆仆、衣衫褴褛、赶着瘦驴、护着担架的外来移民，在朝霞中伴着《凤凰于飞》的歌声进入了“凤凰城”。40多年后，中央电视台来我这里做系列专题片《一个人和一座城市》，我就将反映银川市的这一集命名为《凤凰于飞》。

1959年9月，宁夏从甘肃省划出单列为回族自治区的时候，我已经成了《人民日报》点过名的“右派分子”在农场劳动改造了。成立自治区的那天夜里，我们劳改犯人还在田间“夜战”，一个个“面朝黄土背朝天”撅着屁股割水稻。想抬起头看看远处沉浸在欢乐中的银川市放的五彩缤纷的烟花，就会招来队长一顿臭骂。我们明白了：这里，就在我们立足的这一方土地，究竟归什么地方管辖，它叫“宁夏”还是叫“甘肃”，都与我们无关了。

三

宁夏与我真正结下不解之缘并不是在长达22年的劳改时期。那时，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劳改都一样，“天下老鸹一般黑”，我不论跑在哪个省区市县乡都逃不脱出生入死的命运。也不是我彻底平反重新执笔写作以后。我成为一名作家，有更多的诱惑让我离开宁夏，我的祖籍江苏、我青少年时期居住过的城市包括北京，都有单位向我招手。我也曾动摇犹豫过。进入80年代，宁夏已非50年代的宁夏，黄河已非50年代我初识的黄河。宁夏人口从不足100万膨胀到近600万，与全国其他所有城市相同，在现代化进程中失去了原始质朴的面貌，变得摩登时尚起来。很多朋友来宁夏，都会惊奇在他们印象中偏僻荒凉的地方竟也如此“现代”。而他们赞赏的东西在我这个老宁夏人来看，却是我失去的东西。一切都随风而去了。我把青春全部埋葬在这里，埋葬我青春的土壤却被剧烈地翻动而使我的灵魂不安，再迁移到任何一个地方去都无所谓了。但命运却给了我这么一块土地，终于牢牢地将我固定在这里。

这个地方叫“镇北堡”。

我想，再没有一个作家像我这样，不但改写了一个地方的历史，还改变了一个地方的地理面貌和人文景观，使周围数千人靠它吃饭。镇北堡虽然不大，却对宁夏非常重要，现在已经被宁夏领导人和老百姓称为“宁夏之宝”，是宁夏首府银川市唯一的国家AAAA级景区，各种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凡介绍宁夏一定会将“镇北堡西部影城”列为首选之一。我常常觉得这比我在文学创作上的成绩还值得欣慰。

第一次到镇北堡在1962年春。1961年12月，我第一次劳改释放，经过“低标准瓜菜代”饿死了数千万人的全民大饥荒，我万分侥幸地活了下来。公职早被开除了，释放了也不能回原单位工作，只能听从分配到银川市郊的南梁农场当农业工人。两个农场是紧邻，只隔一条渠沟（22年中我就在这条渠沟间过来过去，反复劳改反复就业），但场部与场部之间却有50多里远的广阔的田野，步行要六七个小时。从劳改农场到南梁农场的路途，完全和我的小说《绿化树》中所描写的相同。到南梁农场报到时已是黄昏，傍晚又被分到生产队。队长看我这个年轻人骨瘦如柴，风也吹得倒，再叫我到农田劳动等于要我命，就叫我去看管菜窖。北方地区冬季不生产蔬菜，在秋天就需把萝卜白菜土豆这类可以储存的蔬菜窖藏起来，以备整个冬季食用。萝卜白菜土豆自己不会跑，派人看管是怕人偷，可是我就监守自盗，首先偷吃起来。我甚至认为队长的用意就是叫我偷吃，和今天某些贪官体会领导的意图相似。每天，进了菜窖，先用镰刀切满满一脸盆白菜土豆放在土炉子上煮。我的破脸盆既洗脸又洗脚洗衣服还用来煮菜，用现在的词汇可叫“多功能盆”。开始享受的时候只知道拼命往肚子里填，大快朵颐。吃了几顿就觉得寡味的蔬菜噎在嗓子眼难以下咽，吃多了还会发呕，才发觉盐对人的重要，难怪历朝历代政府都要垄断食盐贸易。

到哪里找盐呢？我就业的南梁农场有个小卖部，但就为了防止农工偷来蔬菜在自己家里开小灶，偏偏不卖盐，让我不得不佩服经济的高度垄断与专制政体配合得天衣无缝。问农场的老住户，说是农场南边有个叫“镇北堡”的地方有个集市，可以到那里去碰碰运气。于是我就在一个难得的假日去镇北堡赶集。反正到处是荒野，连一条羊肠小道也没有，一直往南走就行了。

这里，为了介绍镇北堡当年的面貌，我要引用小说《绿化树》中的一段文字。小说中这段文字完全是写实的，只是因为文学创作的需要把“镇北堡”改成了“镇南堡”。小说中这样写道：

镇南堡和我想象的全然不同，我懊悔一上午急急忙忙地赶了三十里路，走得我脚底板生疼。

所谓集镇，不过是过去的牧主在草场上修建的一个土寨子。坐落在山脚下的一片卵石和沙砾中间，周围稀稀落落地长着些芨芨草。用黄土夯筑的土墙里，住着十来户人家，还没有我们一队的人多。土墙的大门早被拆去了，来往的人就从一个像豁牙般难看的洞口钻进钻出。但这里有个一间土房子的邮政代办所……两间土房子的派出所，所以似乎也成了个政治经济的中心。今天逢集，人比平时多一些，倒也熙熙攘攘的，使我想起好莱坞所拍的中东影片，如《碧血黄沙》中的阿拉伯小集市的场景。

我先到邮政代办所给我妈妈发信，告诉她老人家，我的处分解除了，现在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工人，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吃得很好，长得很胖，晒得很黑，人人都说我是个标准的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就像苏联一幅招贴画《你为祖国贡献了什么》上的炼钢工人。

我没有钱，但有很多好话寄给我妈妈。

……

邮政代办所门口贴着一星期前的省报。省城的电影院在放映苏联影片《红帆》。我知道这是根据格林的原著改编的。啊，红帆，红帆，你也能像给阿索莉那样给我带来幸福吗？……

我走到街上。这条“街”，我不到十分钟就走了两个来回。商店里只有几匹蒙着灰尘的棉布，几条棉绒毯子，当然还有盐。熏黑的土墙上，贴着“好消息新到伊拉克蜜枣二元一斤”的“露布”，红纸已经变成枯黄色。问那煨着火炉的老汉，果然是半年以前的事了。

集上有二三十个老农民摆着摊子，多半是一筐筐像老头子一样干瘪多须的土豆和黄萝卜，还有卖掺了很多高粱皮的辣面子的。有一个老乡牵来一只瘦狗似的老羊，很快被附近砂石厂的工人用一百五十元的高价买走了。我估摸了一下，它顶多能宰十来斤肉。我一直把那几个抱着羊的工人——奇怪，他们不让羊自己走——目送出洞门口，咽了一口口水，才转过脸来。肉，我是不敢问津的。

我的目标是黄萝卜，土豆都属于高档食品。我向一个黄萝卜比较光鲜的摊子走去。

“老乡，多少钱一斤？”

“一块，搭六毛”老乡边说边做手势，好像怕我听不懂，又像怕我吃惊。

我并不吃惊，沉着地指了指旁边的土豆：

“土豆呢？”

“两块。”

“哪有这么做买卖的？土豆太贵了。”我咂咂嘴。

“贵？我的好哥哥哩，叫你下地受几天苦，只怕你卖得比我还贵哩！”

“你别耍你的巧嘴嘴了！”我用上了向那女人学来的一句土话，“我受的苦你人老八辈子都没受过，你信不信？”我瞪着眼问他。

“嘿嘿……”他干笑着，似乎不信。

“我告诉你吧，”我冷笑一声，“我是刚从劳改队出来的。”

“啊，啊！那是，那是……”老乡流露出畏惧的神色。

“怎么样，土豆贱点？”我突然故意把逻辑弄乱，话锋一转，“人家都是三斤土豆换五斤黄萝卜哩。”

“哪有这个价钱？”他的畏惧还没有到贱卖给我土豆的程度。正因为这样，他即刻钻进了一个微妙的圈套。“你拿三斤土豆来，我换你五斤黄萝卜哩。”

“当真？”我表面上冷静，而心里惴惴不安地叮问了一句。

“当真！”老乡表现出一种很气愤的果断，“三斤土豆换五斤黄萝卜还不换？！”

“行！”我放下背篓，“你给我称三斤土豆。”

我先把钱付给他——我们昨天每人领了十八元，干了一天就领全月工资，真好！老乡取出自制的称。我们俩又在挑拣上争了半天。称好后他倒到我的背篓里。我说：

“给，我这三斤土豆换你五斤黄萝卜。”

老乡连思索都没有思索，称了五斤黄萝卜给我。我把土豆倒回他的筐里，背起黄萝卜就走。

我得意洋洋，我的狡黠又得逞了！

那天，我当然还买到了盐，是与宁夏相邻的内蒙古吉兰泰盐池晒出的土盐，宁夏人叫做“大青盐”。一块块比拳头还要大，最小的颗粒也和鸽子蛋差不多。我只能买一点麻袋底下的碎渣，一把碎渣就要一元钱，这么算来，今天的物价好像还不太贵。土盐里含有大量的硝，其他的有害物质也肯定超标，但在那年月，我只见过饿死的人，从来没听过有人因食品污染中毒而死。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写《绿化树》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创办镇北堡西部影城，对镇北堡还没有研究，错把镇北堡当作“牧主在草场上修建的一个土寨子”。其实，镇北堡是明、清两朝在西北边陲陆续修筑的两百多座兵营中的一座，是一处军事建筑物。“堡”有三种读音，一是“bǎo（保）”，意思是土筑的小城，“据险筑堡以自固”，即边防戍塞；一是“bǔ”，常用为地名；又念“pù”，与“铺”相通，本为“驿站”，也用为地名。镇北堡原是边防戍塞，“堡”应该念“保”，但辛亥革命后清兵作鸟兽散，城堡的防御功能完全丧失，很快被周边老百姓占据，军事要塞民用化了，天长日久，堡垒的“堡”也就逐渐念成了作为地名的“bǔ”。所以，宁夏人都知道“镇北堡（bǔ）西部影城”，如果你叫出租汽车说到“镇北堡（bǎo）”，司机就知道你是外地人。

1962年春我第一次去镇北堡的时候，正如《绿化树》中写的它“坐落在山脚下的一片卵石和沙砾中间，周围稀稀落落地长着些芨芨草。”这里所说的“山”即贺兰山。那时，镇北堡方圆数十里是一望无际的荒滩。没有树，没有房屋，没有庄稼，我从我就业的南梁农场到镇北堡，途中除了蜥蜴就没有其他动物。宁夏人形象地把蜥蜴叫“沙扑扑”，它在沙滩上打洞居住，像蛇一样爬行时发出“扑扑”的声响。我正在荒无人迹的沙滩上孤独地走着走着，走了大约30里路，眼前一亮，两座土筑的城堡废墟突兀地矗立在我面前。土筑的城墙和荒原同样是黄色的，但因它上面没长草，虽然墙面凹凸不平却显得异常光滑，就像沐浴后从这片沙滩中一下子冒出地面，在温暖的冬日阳光下显得金碧辉煌。镇北堡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美的震撼，它显现出一股黄土地的生命力，一种衰而不败、破而不残的雄伟气势。

可以想象，原来作为军事要塞的镇北堡里面应该是有很多规模化建筑的，但大概在清兵解散以后，堡内所有建筑物都被附近老百姓拆得一干二净，连城门垛的砖也拆得一块不剩，所以我形容它“来往的人就从一个像豁牙般难看的洞口钻进钻出”。堡内的“邮政代办所”“派出所”是民国时期盖的土坯房，牧民的房屋就更加简陋了。歪七扭八地随意搭建了一些羊圈，实际上，当时的镇北堡整个就是一座大羊圈。我去赶集那天，镇北堡里面也没有多少人活动，充其量不到二百人，也没有多少摊点，只有那么二三十个瘦老头在卖和他们一样干瘪的土豆黄萝卜。可是，有那么多卖东西的摊点，有那么多人熙熙攘攘做生意，在刚劳改释放的我眼中，简直比今天城市里的“步行街”还热闹，令我仿佛一下子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耳边还似乎响起了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那种带有阿拉伯风格的音乐，于是让我联想到好莱坞拍摄的中东电影。这里要说明的是，《碧血黄沙》并不是以阿拉伯为背景的电影而是一部描写西班牙斗牛士的电影，但奇怪的是第一个进入我脑海中的影片名就是《碧血黄沙》。在那样一个残酷的年代，尽管没有战争却饿死了几千万人的年代，艰难地跋涉在这一片黄沙之上，展开的任何想象都会自然地带有死亡的血色。还有，现在的读者可能不理解砂石厂的工人买了羊为什么不牵着让它自己走，却要像抱娃娃一样抱着它，很简单，叫只有十几斤肉的老羊自己走到砂石厂，至少又会减掉二两肉。每一个中国人在那个年代计算得都非常精明，所以我下面虚构了一段小说主人公“我”，用卖方的一种商品换同一卖方的另一种商品而获得价格差的故事。

一切都因偷吃蔬菜而起，都因买盐而起，我这一次赶集，改变了镇北堡的命运，决定了镇北堡的前景；从当前最强大的经济支柱之一的旅游业上说，我这次赶集，也决定了今天宁夏旅游线路的布局。

一撮盐，竟对宁夏起了这么大的作用。

四

为什么说我改变了这个地方的命运呢？因为在宁夏范围内像镇北堡这样明、清时代修筑的边防戍塞不止一处，“文革”前，仅银川市附近至少就有四座，有的比镇北堡保存得还完整。如果那天我不是去镇北堡赶集而是去另一个同样的古堡赶集，那么今天繁荣的就不是镇北堡而是其他什么“堡”或“营”了。

据史料记载，明朝从弘治到万历年间，即明孝宗皇帝到神宗皇帝这一时期（1488－1619年），明朝中央政府一方面在西北地区大修长城，即包括嘉峪关在内的现在所称的“明长城”，同时还沿着黄河与贺兰山之间狭长的平原地带修建了许多“关隘”，以防蒙古部族入侵。那时，宁夏最重要的军事重镇是中卫县以东的胜金关。《银川小志》说，“胜金关在中卫东六十里。山河相逼，一线之路以通往来。一夫扼之，万夫莫过，诚卫之吭也。弘治六年参将韩玉筑，谓其过于金陵关，故名。”取名胜金关的意思是其坚固程度胜过了南京石头城的金陵关。韩玉将军从胜金关开始修筑“关隘”，向北逶迤到贺兰山东麓这处天然屏障，分为“南路”、“西路”、“北路”。“南路”的“隘口”有10处，西路的“隘口”有4处，北路的“隘口”有17处。位于贺兰山下的镇北堡就属“北路”中的一座。如果今天这17座军事要塞都完好无损，我们站在贺兰山上就可看到它们都能遥相呼应，彼此支援。韩玉将军的布置还是非常符合军事科学的。

可能就因为有这么严密的军事布防，对外敌有强大的威慑作用，宁夏这条战线始终与蒙古部族相安无事，所有的“关隘”包括镇北堡在内都没有经历过一次战争。原先修筑得非常坚固的长城、兵营、要塞、城堡还有放狼烟的斥堠，就在风雨时光中渐渐消融。辛亥革命后，更变成农牧民的居住点。1949年再一次革命以后，在“广积肥多产粮”的号召下，农业社员纷纷把城墙土挖下来当肥料撒到地里，耸立的城堡又一点点溶化进黄土地（宁夏人有把久经日晒的土当肥料的习惯）。1958年“大跃进”时，公社社员（农业社员变成公社社员了）竟在残存的城堡的墙体上挖出一个个垂直的大洞当作“土高炉”，燃起煤火来“大炼钢铁”。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些旧时代的遗物更成了眼中钉，对它们的破坏不遗余力，一座座城堡连同很长一段古长城都被“革命”掉了，坚固程度超过南京金陵关的中卫胜金关也不见了踪影。

现在，只有在当时的“革命”波及不到的偏远地区还残留了几座古堡，但也都体无完肤。镇北堡之所以幸存就在于它坐落在一片荒凉之中。我上世纪60年代发现它时虽已残破不堪，像我在《绿化树》里描写的那样，20年后的80年代我将它介绍给电影界时，也并没有更加残破，可见它还躲过了“文革”的浩劫。而在西北地区包括宁夏的所有如镇北堡一样的要塞古堡中，现存的镇北堡有其不同于其他古堡的特点。古代军事要塞或牧主地主军阀修筑的城堡，全都是独立的一座，唯独镇北堡是两座，一座比较完整，一座是废墟。原来，明代的镇北堡巍然屹立了200多年后的一天，到清朝乾隆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即公元1739年1月3日，宁夏突然发生了强烈地震。《银川小志》里记载：“是夜更初，太守方宴客，地忽震，有声在地下如雷，来自西北往东南。地摇荡掀簸，衙署即倾倒。太守顾尔昌，苏州人，全家死焉。宁夏地苦寒，冬夜家设火盆，屋倒火燃，城中如昼。地多裂，涌出黑水，高丈余。是夜，动不止，城堞、官廨、屋宇无不尽倒。震后继以水火，民死伤十之八九，积尸遍野。暴风作，数十里皆成冰海。宁夏前称‘小江南’，所谓‘塞上江南’也。民饶富，石坊极多，民屋栉比无隙地，百货俱集，贸易最盛。自震后，武臣府第，如赵府、马府，俱不存，地多闲旷，非复向时饶洽之象。”现在读起来还凛然发悚，连我的江苏老乡顾尔昌太守都“全家死焉”。市民死伤百分之八九十，在世界地震史上也算最高的死亡率。从此号称“塞上江南”的宁夏元气大伤，直到今天还是经济比较滞后的地区。读了地方志我才知道银川市原来“石坊极多”，可是今天跑遍全城再也找不到一座了。

“有声在地下如雷，来自西北往东南。”镇北堡正在银川市的西北方，首当其冲受到毁灭性的破坏，8米厚的城墙连同城门楼及城内所有的建筑物几乎全部坍塌，作为要塞的防御功能也随同消失。然而，我们从明朝韩玉将军“北路”的布防卫上可以看出，镇北堡所在地正是军事要冲，所以“北路”的戍塞竟有17座之多。到清代，此地仍有不可替代的军事价值，于是在乾隆五年，就在原镇北堡的旁边不到200米的地方，又修筑起一座同样的城堡，统称为镇北堡。

可以想象，当年被地震摧毁的边防戍塞不止镇北堡一处，“北路”的17座中肯定还有受灾的城堡。可是其他受灾的边防戍塞仅仅做了些修复工程，有的还因满清与蒙古的关系已与明朝时期不同干脆撤销了建制，唯独镇北堡又建了一座新城堡。200多年前乾隆皇帝就给今天的镇北堡西部影城打下了基础。

一片荒凉，两座废墟，构成了今天的镇北堡西部影城。

五

镇北堡给我的深刻印象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不去，《绿化树》中到“镇南堡”赶集的一章可说是专为镇北堡写的。我总觉得它巍然挺拔在一片荒原上，背后衬托着碧空白云，那种残破而不失雄伟的气势是一幅优美的画面，特别有银幕上的审美价值，所以进入古城堡时才会联想到好莱坞电影。1980年，我平反后分配到宁夏文联工作，恰巧广西电影厂的导演张军钊要拍根据郭小川长诗改编的电影《一个和八个》，摄制组从陕北采景一路跋涉到宁夏，都没有找到理想的地方。到银川，他们请宁夏文联的干部协助他们找。文联干部也不清楚宁夏境内有什么古城堡，想起我是刚从农村上来的“出土文物”，就向我打听。我就把镇北堡介绍给文联干部，叫人领摄制组去看。这一看，就看上了。《一个和八个》是镇北堡拍摄的第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现在被电影评论家评为第五代电影导演的开山作，是所谓新时期电影的经典之一。谁也想不到中国当代明星竟一个个冉冉地从这座城堡的废墟中升起。当年默默无闻的电影学院的学生陈道明现在已成了“国际级影星”，陶泽如也是“大腕”了，而张艺谋那时不过是个默默无闻的摄影师。

从此，镇北堡与电影电视结缘。谢晋要拍根据我的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电影《牧马人》，我也领他们到这里；原西安电影厂厂长、著名导演吴天明要拍我的小说，我也把他带了来。那时电影场景一般都搭制在电影厂的摄影棚里，需要外景，就到工厂农村城市山野找个合适地方，还没有专为影视拍摄而建的拍摄基地，现在四处都有的影视是在80年代中后期才建成的。于是，镇北堡以其古朴、荒凉、原始、粗犷的独特面貌，成了最理想的以中国西部为背景的影视片的拍摄场所。我来赶集时它给我留下的印象，竟然和影视艺术家们“英雄所见略同”。从《一个和八个》开始，谢晋的《牧马人》《老人与狗》、滕文骥的《黄河谣》《征服者》、陈凯歌的《边走边唱》、张艺谋的《红高粱》、冯小宁的《红河谷》《黄河绝恋》、黄建新的《五魁》《关中刀客》、何平的《双旗镇刀客》等等，还有许许多多有的在大陆放映、有的没在大陆放映的港台影视剧组千里迢迢跑来取景。其中最著名的一部应是刘镇伟、周星驰的《大话西游》上下两集《仙履奇缘》和《月光宝盒》，现在已被称为“20世纪后现代的经典”。第一部到中国本土来拍摄的韩剧，也是以镇北堡为背景的。那部电视连续剧叫《战争与爱》，可惜没在大陆电视台播放，不然也会汇入到“韩流”当中。

这里顺便说件《大话西游》的轶事，据我手下的工作人员说，著名导演刘镇伟来镇北堡拍《大话西游》时根本没有像大陆导演那样有个已完成的剧本，只有一个提纲。到了镇北堡正式拍摄时，刘镇伟看到这个景好，就临时调动周星驰、朱茵、莫文蔚、吴孟达等等演员“加一场”，后来被他看上的景非常多，就“加”个没完没了，本来只计划拍一部的变成了两部。可见这座古堡废墟对艺术家的吸引力。

乾隆五年重修镇北堡这座边防戍塞时，为什么不在震塌的地基上就地取材，而要耗费人力财力物力在它旁边另建一座新城堡呢？其实，当时以满清和蒙古的关系来讲已没有加强边防的必要。当地老百姓有个传说，原因就是修建城堡前按过去的习俗请了位风水先生来勘测风水，风水先生一看，这里有三条自然泄洪沟环绕，如在倒塌的城堡旁边隔水再建一座，正好形成一幅太极图，新旧两座城堡就是一对阴阳鱼。据说，风水先生预言，此地暗合太极，背后是贺兰山，被山环抱，成“卧龙怀珠”之势，风水极佳，是块吉祥宝地，将来必出帝王将相。可是，到满清朝廷垮台，镇北堡连个秀才连长都没出来，住户代代受穷，老子放羊，儿子放羊，孙子还放羊，要不是我为了建设镇北堡西部影城妥善地重新安置了他们，改善了牧民的生活生产条件，他们至今还在放羊。然而，到上世纪80年代我把它介绍给电影界后，所有今天称为“影帝影后”的明星、包括几乎囊括了港台“影帝影后”、由著名导演王家卫执导的《东邪西毒》，都要来镇北堡。这座残破的土堡竟然成了中国影视界的圣地。

至今，镇北堡已拍摄了80多部电影电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电影就是从镇北堡登上国际影坛的；从上面列举的影片可以看到，有许多影星就是在这里开始他们的从影生涯以后进入“国际级”的，除了前面说的张艺谋（《红高粱》是张艺谋导演的第一部电影）、陈凯歌、陈道明，还有今天已名闻遐迩的葛优、姜文和巩俐。我当年为偷来蔬菜自己悄悄煮着吃非得去买一撮盐的破败的土城堡废墟，如今竟然到处星光灿烂，一连串数不胜数、让“追星族”神魂颠倒的名字都与镇北堡有关系。镇北堡成就了他们，镇北堡也因他们的成就获得了“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称誉。也就是因为银川市有镇北堡西部影城，才能在众多争办“金鸡百花电影节”的城市中夺得2004年“金鸡百花电影节”的举办权。

今天的镇北堡已经成了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外来游客的计量器，银川市一年来了多少外地人，从镇北堡西部影城的游客量就能统计出来。

我不想在这里唠唠叨叨地叙述创建镇北堡西部影城的艰辛，那和我的劳改生活一样是我一段珍贵的生活积累，可说“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况且人们只喜欢观赏景物，并不太在意景物的制作过程。不过，我还是想在这里引述蒋子龙的一段话。子龙虽是我的好友，但谁都知道他是不轻易夸奖人的，在这里召开“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第八次主席团会议”时他来了镇北堡西部影城，他写下这样的话：

在我参加过的中国作协的会议中，这是最具精神冲击力的一次。这冲击力来自张贤亮兄，因为零距离地感受了中国文坛上独一无二的“张贤亮现象”，或曰“张贤亮效应”。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时代，能创造一种令世人瞩目的现象，形成一种强烈的文化经济效应，非常难得，堪称是一种奇迹。是宁夏这片土地成全了他的文化世界，他的文学才华又成全他创造了“荒凉中的神话”。宁夏称他是“宁夏之宝”，同时他也是当代中国文坛上的一宝、一绝！

子龙会说这样的话，我就感到满足了。

实际上，镇北堡西部影城可说是我另类文学作品。

我也不想详细描绘今天镇北堡的图景，镇北堡西部影城一年一个变化，即使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它也在变。镇北堡西部影城范围内有大大小小100多处场景。来宁夏视察的国家领导人、省部级官员和名人都要到此一游，都曾留下题词或签名，这里只举文化部部长孙家正的一句话，我认为他的话是给镇北堡西部影城最好的褒扬，也等于权威鉴定。他的题词是：“真好玩！”

六

一座荒凉的土城堡废墟有什么“好玩”？这种土城堡遍布西北各地，俗称“土围子”。即使拍了一些著名影片，也只是留下些土房、小院、栅栏、作坊、街景、楼台罢了。影星们虽然灿烂，也仅像流星似的在空中一闪而过，人去楼空。不像好莱坞的“环球影城”，用科技手段打造出的那些场景：山崩地裂、房屋燃烧、洪水猛兽、海中鲨鱼、星球大战、刀光剑影、空中飞行……种种惊险的电影场景让游客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我早在1985年就去好莱坞“环球影城”参观过，1992年底我一开始创办镇北堡西部影城的时候就知道，不要说我没有能力建造那样的影城，整个中国当时都没有条件打造那种主题公园。一个作家有多少钱？我把我译本的外汇版税抵押给银行，加上少量“集资”一共只有区区78万元。78万元人民币，还不够盖一间公共厕所，而这就是我创办一个旅游企业的启动资金。于是我只有另辟蹊径，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路子。首先，我特别注意保持镇北堡的原生态，它本来是座残破的古堡，就让它继续以其残破的面貌展示给众人。需要维修的地方，譬如《绿化树》中描写的那“像豁牙般难看的洞口”，再不修复就会塌下来砸伤人。我是怎样修的呢？宁夏固原地区在“文革”中拆毁了明代的城墙，城砖全部流落到老百姓家里盖院墙砌猪圈用了。我就叫人去从老百姓手里一一收购回来，用明朝的砖修清朝的城，不仅“修旧如旧”，简直比“旧”还要旧。为了保持镇北堡原来的地貌，在游客游览的300多亩面积的范围内，上水、下水、电力、暖气、通讯设备等等线路，全部埋入地下，地下铺设的各种管线纵横交错有8千多米。100多处景点内部都有现代设施，但外观上游客看不见一点现代的痕迹。

到镇北堡西部影城来拍摄的每部影片都会留下一些由摄制组搭建的场景。他们当然首先是看上了这里的原始、古朴、荒凉，所拍的影片肯定是古代题材的，搭建的场景自然也要和镇北堡的原生态相配，很多场景虽然简单，但都是电影美工师精心设计的艺术造型，哪怕是一个卖肉的小摊也要和古代留下的资料一模一样，并且要便于影视片的拍摄。这些艺术造型不是古代建筑物的再现，它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生活气息，比其他影视城高薪聘请来仿古建筑师建造的楼台亭阁、深宅大院、皇宫王府等等专供影视拍摄的场景还要高明。当然，摄制组搭建的场景都很简陋，有很多可说是“纸糊的”。等他们拍摄完成走了以后，我看可以利用的就进一步加工，没有利用价值的就拆掉，腾出场地供下一个剧组使用。进一步加工并不是简单的加固，而是在剧组搭制的场景中加入更多更深的文化内涵。譬如张艺谋的《红高粱》里有处“酒作坊”，那本来是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凑合起来的棚子，我在加固完善的同时，就在里面展示出古代烧酒工艺的整个流程；滕文骥的《黄河谣》留下座“铁匠营”，我也在那里再现了古代打铁的工艺；由陈红、马景涛主演的香港电视连续剧《新龙门客栈》有处“赌坊”，我就搜集了所能收购到的中国古代赌具在里面集中展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也就是说，镇北堡西部影城已不仅仅是一处供影视剧组拍摄影视片的基地，更是一座古代生活方式及生产方式的“另类”博物馆。所谓“另类”就在于城里陈列的瓜果梨桃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十八般兵器等等所有道具都可让游客玩，要织一段土布也行，想亲自操作赶毡也可以。进了镇北堡，等于通过了一段时光隧道进入到另一个时代，体验了一把古人生活，对年轻人来说，还增加了历史常识。我早就让镇北堡西部影城从一种参观型的旅游景区悄悄地转变为体验型的游乐景区，所以它才“好玩”。

上世纪90年代我看了美国大片《星球大战》和《侏罗纪公园》，就发现未来的电影不会再是拍摄出来的而会走电脑制作的路子，并且会越来越电脑制作化，根本扬弃找个外景地，拉出大队人马去现场拍摄的方式。供影视拍摄用的影视城绝对是个夕阳产业，存活期不会超过20年。所以，一开始，我就想到要逐步地把镇北堡西部影城打造成一座“中国古代北方小城镇”。我必须使镇北堡保持“可持续性发展”。接待影视剧组，只不过为了借明星、名导的号召力，主要是借他们美工师的设计。影视美工师等于我不花一分钱请来的设计师。初期我还要收点剧组的“场租费”，本身有了知名度以后，我不仅不向他们收“场租费”，还动员所有员工来伺候他们，让每个剧组都高兴而来满意而归。因为我早有打算，下手早，我才能花较低的价钱从山西、陕西、北京、山东各地搜集来明清时代的老家具、老门窗、老雕刻，老戏台、老私塾、老的烧酒器具、纺织工具来一一替换影视美工师设计搭制的布景片及道具。在城市化和“建设新农村”中被拆除的老建筑物，我尽可能地整个搬来。有些地方有我的“眼线”，我会让镇北堡西部影城内充满了真正的古董。很多老旧物具，连文化部部长和国家文物局局长都啧啧称奇，不知我从哪儿弄来的。现在，城堡内四处摆放着27口口径一公尺以上的大“太平缸”，即古代灭火用具，都是明朝嘉靖三年（公元1542年）铸造的铸铁缸，与著名的清官海瑞同期。78万元的原始资金滚动到今天的固定资产数以亿计，证明了文化产业是特别能生产高附加值的产业。我不止搜集保存了许多物质文化遗产，还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引进来：拉洋片、皮影戏、旧式婚礼以及各种古代制造业的工艺……2004年第13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召开的时候，银川举办了一次“影人回家”活动，导演、影星、美工师、摄影师们乘坐的车辆还没有进入镇北堡西部影城的范围，就远远地看到斥堠燃起的“狼烟”升到空中，几百名身穿明朝盔甲的士兵在路边列队欢迎，他们的车队由一匹白马引导，完全用古代的仪仗举行了一场“入城仪式”。

现在，你进了古城堡，还会听见中国其他地方已消失了的各种叫卖声，尽管所谓“影视一条街”上没有人，但一片热闹异常的叫卖不绝于耳。外面的世界越来越现代，镇北堡却越来越复古。有评论者说我在熬一锅“老汤”，镇北堡的文化价值、旅游价值和经济价值都将随着时光的流逝越来越升值。作为一个主题公园，它将会越来越“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