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葬的行列

送葬的行列

袁　鹰

马路上蓦然起了一阵纷扰。不是由于刚从前方撤下来的伤兵坐三轮车不给钱，还殴打三轮车夫；不是由于疾驰而过的挂着星条旗的军用吉普傲然地撞倒行人；也不是为极度饥饿所驱使的瘪三抢了大饼摊上的冷大饼而被抓住……然而，路上行人停下脚步了，等电车的乘客、来去匆匆的过往行人、人力车夫、小贩、摆报摊的、擦皮鞋的，几乎忘却自己要做的事，全神贯注地朝马路当中行注目礼。小孩子更是活跃，三三两两地从这里那里聚拢来，叽叽喳喳，像麻雀似的叫个不停。那盛况，虽还比不上“夹道欢迎”，但比起看猢狲出把戏，其热烈的程度是不遑多让的。

就在马路两边人们的注视下，一支送葬的行列正缓缓地经过闹市。这支队伍不算怎么长，却也并不短，是够行人停下脚步七八分钟以至十分钟之久。开头是两个扛堂灯的，那一对大灯笼上的字模糊不清，可是瞧的人肚里明白，那个模糊不清的字就是死者的姓氏，也不用多打听。堂灯后面紧跟着一班军乐队，衣冠楚楚，整齐而挺括，帽子和衣袖上全镶着黄白两色丝条，引起一些孩子们的羡慕和神往。洋鼓洋号，吹打得十分热闹，至于吹的曲子，也许很想让听众陪伴死者缅怀失去的豪华，先是一些不成腔的滥调，继之是《苏武牧羊》，待到后来快要在十字路口转弯时，则已奏起《何日君再来》了。

在军乐队后面，是一群套着绿色衣衫的孩子，就是我们通常称之为“小堂名”的。他们虽然被套上了极不合体的外衣，还加上马褂，那样子颇为滑稽可笑，但终究同死者并无关系，不过为了几个钱，同雇来的军乐队的身份是一致的，因而跳跳蹦蹦，吹打江南丝竹，嬉笑颜开。脱不了流浪儿的本色。再后面的一批“龙凤吹”和掮旗打伞的角色就不同了。这些人，本来就是马路上的好汉，包括游手好闲的，聚众打架的，抽白面的，叫化子，专门靠红白喜事人家的残羹剩饭过活的，面目猥琐，形容枯槁，而他们一律套了一件早已褪了色的红绿外衣，有如我们在戏台上常见到的龙套一样，叫人一下子辨不清他们的本来面目。而那些由于风吹日晒早已褪了色露出原形的外衣，披在这些奴才和帮闲的嶙嶙的瘦骨上，就越发显得破烂不堪了。

这中间还有一顶黄龙伞，一样地褪了色的。黄龙伞是个威武、尊严的东西，煊赫得足以使人下跪叩首的，但是今天已无复往昔的架势。由一个黧黑伶仃的老汉吃力地掮着，摇摇欲坠。“小堂名”和掮旗打伞的帮闲们簇拥着，吹吹打打，懒懒散散地走了过去。

后边就是一具被抬着的棺木，棺木上最显著的是一根扎着龙头的长扛，人们叫它“独龙杠”的。“独龙杠”出典不详，也许是由于死者生前未能实现爬上龙座的美梦，才在棺材里聊以自慰吧。没有人知道这死者是谁，生平有些什么样的业绩，但无论如何，生前是位“大亨”是没有疑问的。不管他是极尽人间荣华富贵也罢，作威作福横行一方也罢，满嘴仁义道德，骨子里男盗女娼也罢，到临了总逃不脱历史老人给他安排的下场。你看那棺材沉甸甸的，此人一定带着无穷无尽的遗憾死去。路旁观者如堵，眼神冷漠，很有点“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味道。

棺材后边，则是一群死者的亲属了。披麻戴孝的儿女们，“泣血稽颡”自不必说。其实，既未必“泣血”，更不会“稽颡”，有点悲伤和凄惶是真的，但又何尝不在那儿一边走一边默默地计算着怎样多夺点遗产呢。“静默三分钟，各自想拳经，”鲁迅先生早就一针见血地揭示过谒陵英雄们的嘴脸。这些人比起中山陵前的好汉，自然等而下之，但谁能断定不是一路货色呢？

至于那帮手里拈着一枝香或一条纸幡纸拂跟在后边走的吊客，就更加形形色色，众妙毕呈了。有的可能碍于死者和生者的情面，作忧戚状，煞有介事；有的却谈笑自若，同身边前后的人不断地随意交谈，好像在逛一次马路。几个小孩子畏缩而又好奇地拉扯着大人的衣裳，大概搞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虽然还含着一根棒头糖。

这支送葬的行列，在闹市里走得迟缓而又沉重。是受不住行人的注视呢，还是为太大的哀伤所填塞，以致他们的脚步如此蹒跚无力？那神情，就像送葬者自己也在一步一步走向墓地。那些帮闲和奴才们，虽则极尽巴结之能事，就差一点没有在鼻梁上擦一块白粉，一路上吹吹打打，哭出呜啦，犹丝毫得不到路上人的一点同情。

就这样，一对灯笼过去了，军乐队、龙风吹、“小堂名”们过去了，掮旗打伞的过去了，棺材过去了，什么“独龙杠”、寿衣寿帽，一起全过去了，孝子孝女们过去了，一大群送葬人也过去了。远了，远了，人们渐渐散开，那意犹未足的闲人，兀自站在路边，目送那支行列。只听得隐隐约约地传来一阵军乐和丝竹各奏的声响，但已分不清奏的什么调子，到后来，连这点轻微的声音也像死人一样地断了气。

一九四八年春天，沪北黑水湾

（选自《袁鹰散文选》，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