诵读教学与“文学的国语”
黎锦熙先生提倡国语的诵读教学,魏建功先生也提倡国语的诵读教学。魏先生是台湾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为“中国语文诵读方法座谈会”的事写信给我,说“台省国语事业与国文教学不能分离,而于诵读问题尤甚关切”。黎先生也曾说“训练白话文等于训练国语”,因而强调诵读教学。黎先生的话和魏先生的话合看,相得益彰。在语言跟国语大不相同的台湾省,才更见出诵读教学的重要来。国语对于现在的台湾同胞差不多是一种新的语言;学习新的语言,得从“说”入手;但是要同时学习“说”和“写”,就非注重诵读教学不可。
诵读教学在一般看来是注重了解和写作,黎先生的意见,据报上所记,正是如此。魏先生似乎更注重诵读对于说的效用,就是对于口语的效用。这一层是我们容易忽略的。我们现在学习外国语,一般的倒是从诵读入手,这是事实。照念的“说”出来,虽然不很流利,却也可以成话。这可见诵读可以帮助造成口语。但是我们学习国语,一般的是从“说”入手。这原是更有效的直接办法。不过在台湾这种直接法事实上恐怕一时不能普遍推行,所以就是撇开“写”单就“说”而论,也还得从诵读入手。我猜想魏先生的意思是如此。
我因此却想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文学的国语”的问题。胡适之先生当年写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两个语。他说“文学的国语”要由“国语的文学”产生。这是不错的。到现在三十年了,“国语的文学”已经伸展到小公务员和小店员群众里,区域是很广大了,读众是很不少了,而“文学的国语”虽然也在成长中,却似乎慢些。就是接触国语文学最多最久的知识青年这阶层,在这三十年里口语上似乎也并没有变化多少,没有丰富多少,这比起国语文学的发达,简直可以说是配合不上。我想这种情形主要的是由于国语的文学有自觉的努力,而文学的国语只在自然的成长。现在是到了我们加以自觉的努力的时候了,这种自觉的努力就是诵读教学。
现在我们的白话文,就是国语文学用的文字,夹杂着一些文言和更多的欧化语式。文言本可上口,不成大问题;成问题的是欧化语式,一般人总觉得不能上口;加以非难。他们要的是顺:看起来顺眼,听起来顺耳,读起来顺口。这里是顺口第一;顺口自然顺耳,而到了顺耳,自然也就顺眼了。所以不断的有人提出“上口”来做白话文的标准。这自然有它的道理,白话本于口语,自然应该“上口”。但是从语言的成长而论,尤其从我们的“文学的国语”的成长而论,这个“上口”或“顺口”的标准却应该活用;有些新的词汇新的语式得给予时间让它们或教它们上口。这些新的词汇和语式,给予了充足的时间,自然就会上口;可是如果加以诵读教学的帮助,需要的时间会少些,也许会少得多。
语言是活的,老是在成长之中,随时吸收新的词汇和语式来变化它自己,丰富它自己。但这是自然而然,所以我们虽然常有些新语上口,却简直不觉得那些是新语。可是在大量新语同时来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了。清末的“新名词”的问题,就是因为“新名词”一涌而来,消化不了,所以大家才觉得那些是“新名词”,是不顺眼的“新名词”。但是那些“新名词”如“手续”“取消”等,以及新语式如“有……必要”等,现在却早已成了口头熟语了。新名词越来越多,见惯不惊,也已经不成问题了。成问题的是欧化语式。但是反对欧化语式的似乎以老年人和中年人为多;在青年人间,只要欧化得不过分,他们倒愿意接受的。
青年人愿意接受欧化语式,主要的是阅读以及诵读的影响。这时代的青年人,大概在小学和初中时期就接触了白话文,而一般白话文多少都有些欧化。他们诵读一些,可是阅读的很多。高中到大学时期他们还是不断的在阅读欧化的白话文,并且阅读的也许更多。这样自然就愿意接受欧化的语式。只是由于诵读教学的不得法和无标准,他们接受欧化语式,阅读的影响实在比诵读的影响大得多。所以就是他们,也还只能多多接受欧化到笔下,而不能多多接受欧化到口头。白话文确是至今还不能完全上口。写好一篇稿子去演讲广播,照着念下去,自己总觉得有许多地方不顺口,怕人家听不明白。于是这里插进一些解释,那里换掉一些语式,于是白话和白话文还是两家子。说的语言和写的语言多少本有些距离,但是演讲或广播的语言应该近于写的语言,而不应该如我们的相距这么远。白话文像这样不能完全上口,我们的“文学的国语”是不能成立的。
现在我们叙述或讨论日常事项,因为词汇的关系,常常不自觉的采用一些欧化语式,但是范围不大。要配合着这种实际情形,加速“文学的国语”的成长,就得注重诵读教学,建立诵读的标准。如果从小学到初高中一直注重诵读,教师时常范读,学生时常练习,习惯自然,就会觉得白话文并不难上口。这班青年学生到了那时候就不但会接受新的白话文在笔下,并将接受新的白话到口头了。他们更将散布影响到一般社会里,这样会加速国语的成长,也会加速“文学的国语”的造成。诵读教学并不太难。第一得知道诵读就是读,不是吟,也不是唱。这是最简单的标准。第二得多练习,曲不离口,诵读也要如此。这是最简单的办法。过去的诵读教学,拿白话文来吟唱,自然不是味儿;因为不是味儿,也就不愿意多练习。现在得对症下药才成。
北平《新生报》,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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