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外文人三两位

系外文人三两位

据老师兄们说，章贡大学中文系本是文人荟萃之处，当年名噪一时的东流文学社、南荷诗社，便是由中文系学生牵头搞起来的，社员们的作品遍布全国各地的文学报刊，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全国高校当中都是数得着的。然而，生不逢时，上世纪90年代，正是经济大潮搅乱人心的年代，当我来到章贡大学中文系求学时，文学余温已在校园退得差不多了：大一时，南荷诗社因后继无人而并入东流文学社；大二时，东流文学社又因骨干社员的毕业而先是气息奄奄继而终于挥挥手向同学们谢幕。我在中文系待了四年，再也没听过哪位准作家或准诗人的诞生，文学之光已经在中文系完全熄灭。

中文系万马齐喑之际，系外却意外地冒出了三两位在全校叫得响的“文人”。毕业之前，这几位活跃在章贡大学“文坛”的系外文人，终于被我逐个认识了，真是三生有幸呢。

衣冠楚

那个老是穿一身笔挺西装的小伙子早就被我注意到了，他的宿舍就在我们对面。那个冬天，我发现他没有哪天不是西装革履，一头乌亮的头发果然能叫苍蝇闪腿。然而，因为不同班，所以，虽然天天见，却是从不搭腔（章贡大学的人们也多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当然也不知他的尊姓大名了。只是从宿舍门上我们可以了解到，那是外语系的宿舍，这人当然也就是外语系的学生了。

直到三年级寒假，我因为不愿挤如同领导讲话稿那般冗长沉闷的火车，申请在这里守校，才算真正结识了这位早已“司空见惯”的外语系大名鼎鼎的文人——衣冠楚（笔名——像鲁迅一样，他的真名反而不被人提起）。说来也是有缘分，那年寒假，衣冠楚也在这里守校（他守校的原因当然不像我那么低俗），而且是我的合作者：一起守护这栋学生宿舍。寒假里，整个学校冷冷清清，宿舍楼更是空旷绝伦，就剩下我们两个双对孤灯，由不得我们不在感情上走近些了。

寒假伊始，衣冠楚便在枕头下整整齐齐地压了三本稿纸，在床头端端正正地贴上一张“写作计划安排表”，从此每天都在不停地写稿、投稿。百无聊赖之际，我总是忍不住走近这唯一的战友，看看他到底在为哪般“乐此不疲”。衣冠楚写累了时，偶尔也停下笔和我聊上几句权充休息。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他在写一部中篇小说，这个寒假一定得完稿，冲刺目标是《收获》《十月》等当时全国文学界赫赫有名的“四大名旦”。“我有预感，今年我一定可以在《收获》上一个中篇！”交谈中，衣冠楚不止一次重复这句话，说完之后，总是沉迷在一种幸福的向往之中。

当然，进入写作“状态”的衣冠楚是绝对不允许我打扰的，那时，他会面无表情，握笔的手僵硬地挥一挥，以此表示拒绝你的“走近”。这种拒绝，严肃得让人不得不望而却步（就像当今的某些文学作品严峻得让人敬而生畏一样）。而从“状态”出来后，衣冠楚就基本恢复了凡人面目，特别是听到我以虔诚的心情问起文学之事时，他便不失时机向我宣传自己的创作成果。由此，我也就知道了他每月有作品在市电台播出，每季度有稿件在校报发表，进入大学校门以来，发表的“大作”已有数十篇之多了。看得出，衣冠楚有了这几十篇作品的支撑，已经自以为是了不起的大作家了。衣冠楚还不无自信地告诉我，他从小学三年级语文课开了作文开始，就立志当作家；考上大学外语系后，志向有所调整，但不管毕业后从事什么职业，还是要当个业余作家。说起衣冠楚的笔名，也是有来由的：同窗们见他平日衣冠楚楚，常常拿他说事，于是，他灵机一动，就取了这个让人过目难忘的笔名（现在想起来，编辑同志说不定就是看上了这个笔名，才留意上他的来稿呢）。

通过进一步的了解，我又知道了外语系杰出的大文豪衣冠楚所写作品涉及各种体裁堪称“五项全能”，但以小说、诗歌为主，而他自己尤其看重小说——不过，到目前为止，他的小说从未发表过，他在校报刊登、电台播出的作品都是诗歌。所以，准确地说，我们应该称呼衣冠楚为诗人，尽管他自己不怎么认可这个称谓。

衣冠楚收到的稿费我也了解到了，三五元不等，最高的一次是六元，是市电台播了他的五十多行的抒情长诗后所寄的稿费。衣冠楚收到汇款单，每次去邮局并不取钱，而是直接换成邮票信封。为此，他沾沾自喜地说，自己投稿是“无本生意”——邮票信封都是稿费所换，走的是“良性循环”的道路。言下颇为得意。

整个寒假，衣冠楚眉飞色舞大谈文学，学中文的我洗耳恭听，偶尔也言不由衷地恭维几句，这时衣冠楚更是得意忘形，差点忘了自己还不过是个学生。有时，衣冠楚还苦口婆心劝我跟他学学创作，这才不枉读了中文系。这个冷清的寒假，衣冠楚在我面前越来越狂，几乎以文坛霸主自居。当我们的话题进一步拓宽时，他还少不了评说班上另一些也往外投稿但从未得过稿费者，言下颇为不屑。

开学那天，校门口的传达室开门了，我护送衣冠楚去取邮件，负责收发的阿姨远远地看到我就冲我喊“又来了稿费”。衣冠楚以为叫他，抢着答应了。阿姨却给了我一张150元的汇款单。当看到汇款单位是羊城晚报社时，衣冠楚目瞪口呆（他的稿费收入总共没达到一百元，他的作品也还没有走出过我们学校所在的这座城市）。

从此，衣冠楚意外地对我另眼相看，开学后也常来我的宿舍串门，更没想到的是大名鼎鼎的衣冠楚由此成了我的亲密朋友。

我的朋友衣冠楚已经不止和我谈文学了，他向我展示了他的另一面才华，那就是掌握了出奇多的掌故。他常常给我讲些校园里的奇闻轶事，许多事情说起来都仿佛亲历。原来，会写文章的衣冠楚可不是个书呆子，他交际极广，校园内外，三教九流都有他的朋友，我随便报一个名字出来，都有可能是他的哥们儿（至少是熟人）。衣冠楚结识这么多人，自称这是为了积累生活，为了以后写出超越《红楼梦》的巨著。

记不清楚过了多久，衣冠楚收到了一个大信封，当他满怀喜悦地拆开后，心情很快降落到零点。衣冠楚花了一个寒假苦心熬就的中篇小说被退稿了，恶毒的编辑还写了一封信好心地奉劝衣冠楚改行干点别的。

毕业后，衣冠楚仗着自己的专业优势，去了一家外资企业。不过，他再三向我郑重表示，有机会一定改行去办报，而且在副刊给我开专栏，到时会与我联系的。等着吧。

伍　竹

起先，在校报频频看到这个名字，大家都以为是笔名，类似先前的“五柳先生”什么的。见到其人后，才知是真名。名副其实的伍竹瘦得像根竹子。

伍竹是衣冠楚带到我这里来的。衣冠楚相当夸张而又不失真诚地向伍竹介绍说，我是真正的“大家”，光是《羊城晚报》一篇文章就得了150元稿费，相当于两个月的伙食费。腼腆的伍竹当场就对我肃然起敬。其实我从未把自己当文人，因为与老师兄们相差太远，可伍竹坚持要按衣冠楚的定位把我当“大家”，在我面前总是一副谦卑形象。

伍竹读物理系，却和文学结缘。和衣冠楚不同，他不会写小说，在文学方面主要是写那种普通人琢磨一万遍也懂不了的新诗和语言华丽得读了让人眩晕的小散文。另外，他还勤奋地写着新闻报道，在校报和校广播站刊播了不少。当时，校广播站没稿费，但系里会按标准发奖金，所以，伍竹靠写稿也发了点财，经济上的成就不在衣冠楚之下。

伍竹和衣冠楚是在校报编辑部认识的。那天，他们一起去送稿，广交天下朋友的衣冠楚主动问起伍竹大名，随后就是一连串的“久仰久仰”，让伍竹感动得不知所云，从此二人气味相投，成了亲密的文友。

伍竹最引以为豪的是大一时就在《章贡日报》发过处女作，一首六行的诗歌，得了六块钱稿费，跑了六趟邮局才领出（因为学校附近那个小小的邮局只设了一个服务窗口，太挤，好难排队，所以伍竹只好来回跑）。伍竹原以为“六六顺”是个好兆头，却不料从此再未在正规报刊发过作品，于是改为专攻内刊，校报系报班上的黑板报手抄报和学校各团体办的乱七八糟的报纸都写，总算也闯出了些名头。

和衣冠楚的张狂相反，伍竹这个人过于谦卑，站在人群中很容易被人忽略。虽然疯狂地爱好写作，但伍竹并不以为写作是天下头等大事，对那些不学无术、一心在学生会当学生官并混成知名人士的同学，伍竹发自内心地佩服，尽管他对这一行基本没有兴趣。在伍竹心中，写作是三教九流中的第九流，以自己的能力也只能干干这事。

谦卑的伍竹竟然凭着他的文名在校园收获了爱情，这在文学的光环日渐褪色的年代可真是件稀奇事。数学系一个相貌朴素的女老乡被伍竹的文笔征服了，她把能写点东西的物理系学生伍竹当成了心中的白马王子。理科学生的心思，我们读不懂，伍竹也从不为我们“解读”一下，“爱情”两个字就更让我们觉得“玄”了。

不管怎么说，伍竹对文学的虔诚还是值得我们佩服的。自从与我相识后，他不断地在我这里借了许多文学理论书籍，每一本都认认真真地看完了并做了大量的笔记。他自己也买了许多相关的书，闲着时便端起来翻一翻，物理系的同学见了无不感到其人高深莫测。其实，伍竹读文学理论总是不得要领，仅仅停留在字面上。当然，这并不影响他成为物理系同窗心目中的大作家。

伍竹毕业后，因为缺乏强有力的背景，和女友双双被分配回家乡乌油县，县里又把他安排在一所空气清新（离县城当然有距离了）的学校紫圩乡吴村中学。伍竹成为该校首位拥有本科文凭的教师，不过，学校更缺的是语文老师，于是他自告奋勇改教语文——还想圆他的文人梦。

康必得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在时势造英雄的年代，政法系的康必得也有幸脱颖而出。不过，严格地说，康必得只能算得上半个“文人”。

康必得是我们一位室友的老乡。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面时，是这家伙来我们宿舍找老乡。两个人先是用方言嘀咕着，后来，不知说到什么话题，这家伙越来越有劲，方言渐渐变成普通话（其实是脱不了方言味的普通话），嗓门也越来越大。接下来，我们便听到了他那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一句“名言”：古今中外的作家一般都不是中文系毕业的。

口出狂言的康必得就凭这一句话把我们镇住了。事后我们也认真思考过康必得给出的这个结论：李白杜甫苏东坡固然未曾读过中文系，巴尔扎克莎士比亚高尔基当然也不是中文系能培养出来的——也就是说，康必得对我们说了一句无比正确的废话。问题是，为什么这样的废话通过康必得之口说出来就这么有气势？人与人就是不一样啊。

康必得的老乡也就是我们这位室友向我们交代了康必得的来龙去脉，我们就知道了康必得的不一般。康必得也算是学校一支笔，上大学以来，发表了大量的一句话新闻（都是在校报报缝），名字见报率极高。在这个“名人”和“人名”差不多的年代，名字能被媒介传播的便是名人，康必得当然是当之无愧的“名人”了。话说回来，如果不是“名人”，说话哪有这么足的底气？从康必得身上，我们很快充分认识到了名气的重要性。

都是笔杆子，康必得和伍竹当然也是相识的，不过，二人的关系却并不密切。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因为他们是一对竞争对手。康必得常常和伍竹抢新闻，学校举行足球赛或歌咏比赛什么的，现场一般都能及时出现他们的身影，比赛一结束，校报编辑部便会有两个人先后赶过来送稿，时间往往相差不了几分钟。在这些公开赛事的较量上，康必得与伍竹各有胜负，更多的时候，校报编辑为了鼓励他们的干劲，将他们的稿子整合起来联合署名，并按收稿时间先后决定名字的排序。这样，二人虽然心里不服，但表面倒也相安无事。有一项赛事，却是康必得的专利，伍竹根本插不进手，那就是每个月一次的黑板报评比。黑板报评比是学生会宣传部组织的，部长是康必得的老乡兼中学同学，评比结果自然对伍竹封锁了。于是，我们每当看到康必得的名字单独出现在报缝，就知道黑板报评比又揭晓了。

康必得人勤笔快，几年下来，全校的“新闻”被他写遍了，自己也因此成了一号人物，他的老乡们更是公推他为全校最有名的写手。然而，康必得写作数量虽多，终究只是些报缝里的“易碎品”，始终没有发表过文学作品，所以，按照我们中文系的衡量标准，他其实只能算半个文人，比起衣冠楚、伍竹，还是逊色了些。

康必得区别于衣冠楚、伍竹的另一个特点是，他并不把写作当做生活的头等大事，他更多的是把写作当做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康必得曾经明确表露自己的理想：一半从文，一半从政。为了这个目标，康必得还积极向组织靠拢，想方设法挤进校学生会当了干部，虽然级别不高，但因为经常给新生开新闻写作讲座，在群众当中的威望甚至超过了学生会主要领导。

康必得毕业后去了广东。在那个大学毕业生还是按计划分配的年代，章贡大学为了创收，每年都会向省教委要一大批的出省指标。由于生源较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各类中学每年都向以培养中学师资力量为主的章贡大学大量要人。康必得毕业那年，赶上了家乡的“教育年”，按当时的政策要无条件回家乡所在县从教。然而，让我们羡慕不已的是，康必得还是堂而皇之地成了漏网之鱼，风风光光出省了，在中国最富饶的珠三角扎下根来。

十年后的一天，我出差到广州，和一帮在珠三角地区谋生的校友们小聚一番，说到康必得，大家都晓得，他已经是市郊一个镇的教办主任了。校友们一个电话打过去，康必得很快开着私家车神采奕奕地出现在我们眼前。酒至酣处，精神抖擞的康必得豪情万丈，讲过了他在广州的发迹史后，又抖搂了一个隐藏了十年的秘密。康必得说，你们知道我是怎么逃过“教育年”出来的吗？那天晚上，我借了同校老乡一辆破单车，到章贡贸易大市场花三十元批发了一箱健力宝，直接送到学工处长楼下。就在我把健力宝搬到处长门口时，该死的纸箱哗啦一下破了，一箱子的瓶瓶罐罐乒乒乓乓直往楼下滚，我差点慌了手脚！总算反应及时，我先把手上捧到的罐子稳住，敲开处长家的门，边放下那几个罐子边说：“楼下还有，楼下还有！”边脱衣服边跑下楼，把那些瓶瓶罐罐一股脑儿包在衣服里送上去。那年头，大学穷，一箱饮料就搞定一个处长，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