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与文学功能

作为国际性大都市的上海，是否需要建设具有标志性的文学品牌？这涉及城市文化中文学功能的改变和再认识。从表面上看，文学艺术在城市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式微是不争的事实。文学艺术作为人类文明中最精致也是最重要的精神现象，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中溃不成军，处于极为艰难的境地。我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事实。第一个例子是2004年教育部资助全国高校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基地项目（即985二期）里，几乎没有一个专门研究中外文学的项目；第二个例子是2004年举行的第二届（2004年度）上海市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的报告会上，哲学、历史、人文学科合为一组，文学的独立意义却消失了。这两个例子都可以提醒学界，无论在教育还是在科研的发展视野里，语言文学原来所处的文化班头地位早不复存在，在下一轮竞争中能否生存下去都是值得疑虑的。

文学艺术在现代社会中赖以生存的三大空间——文学教育、科研资助和城市公共文化建设——中，前两项中的不利地位已经是摆明了的，那么，在最后的空间中文学是否可以得以比较健全的发展，正是本文所探讨的目的。应该指出，文学艺术在现代城市文化中总是会有它自己应有的地位，只要人类还存有复杂而丰富的感情需要表述，还存有对现实世界的审美的追求与建构，文学总是会自觉地发生作用，发挥其陶冶人们情操的力量。但是文学在未来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生活中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这才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就目前上海的文化建设的总体格局中，政府并不缺乏宏伟构思。近年来上海有了足以令人赞叹的大剧院、音乐厅、图书馆、博物馆和展览中心等文化设施，也有每年一度的国际艺术节和国际电影节，以及各种公益性的文化讲座，与市民的文化生活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所有这些文化活动和文化设施都可以成为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标志性的文化品牌。那么，我们是否还需要独独关注文学，创立其在上海的标志性品牌呢？我们应该承认，到现在为止上海的文学界基本上还处在沉默当中，尽管我们拥有作家协会和文学奖项，也有频繁的国内国际间的文学交流活动，但我所说的“沉默”是指另外一种状况：上海的文学传播方式与交流方式始终没有与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发生关联，其基本生存状况是在市民文化生活活动的视野以外的自娱性活动，当然也在政府规划文化事业的政策的视野之外。在这个意义上说，当前文学所生存于社会的三大空间中，它的被忽视和被排斥的处境实际上是相同的。

文学艺术在今天的时代巨变下所遭到的冷遇，应该说是由它的自身特点及其在人类文化的位置所决定的。文学艺术是最为精致的文化形态，它与欣赏人的关系超越了感官层面而直达抽象的精神的呼应，我们读小说、朗诵诗歌和欣赏散文，不可能像在电影院欣赏电影、美术馆欣赏绘画、在音乐厅欣赏音乐和在大剧院欣赏戏剧那样，身处一种公共性交流性的社交场合，沉醉于各种感官的丰富享受。文学是静态的、内敛的艺术，它基本上是通过语言艺术来传播魅力的，现在城市里早已没有在公共场合朗诵表演诗歌的风俗，也没有在咖啡馆里朗诵小说的习惯，文学的欣赏越来越成为一种个人性的事情。文学的阅读者享受这项精神娱乐时，必须排除尘世的喧嚣：拒绝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关闭五色迷心的电脑与电视，放弃七荤八素的宴席和胡闹，以及无穷无尽的垃圾会议，——所有吞噬人类美好理想的物质诱惑在这里一概不需要，它需要一种宁静的心情。文学可以真正做到为清贫的人服务，不需要任何纸醉金迷的排场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你只要打开一本书，没有任何功利的动机，就凭着一个字一个字的极为神秘抽象的符号，可以进入美好的情感世界，与之进行高层次的精神交流，从而孤独的人不再孤独，封闭的心不再封闭，因为你通过文学知道了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相近相亲。这样的精神生活，难道是一个健康的城市文化所不需要的吗？作家王安忆说过一个很好的比喻，文学，与其他思想精神的劳动一样，它就像是城市郊外的一片树林，也许在功利上对这个城市没有什么作用，但是有了它的存在，城市的空气得到了净化。

我就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文学的沉默状况，它是排除了其他城市文化展示过程中所伴随的人们的交际愿望与功利动机，比较纯粹地体现了城市的审美精神，创造出一种个人性的精神享受形式。文学又是一种高雅艺术的形态，文学的语言艺术不可能直接地参与到公众文化活动视野中，即使有这样的参与也是通过潜移默化来完成的，而不可能直接与公众对话。（可以举一个例子：地铁车厢里的地铁诗，它是一种参与公众生活的样式，但它似乎不会与所有的乘客发生直接的对话，它的存在只能于潜移默化中产生影响。）文学与公共文化空间的关系是间接的、滞后的，如作品讨论会，文学讲座，都是人们交流阅读作品以后的感受，而不是文学直接与公众见面。（凡作家与公众直接发生关系，多半是非文学性的，比如签名售书、形象代表等）。所以，根据文学所具有的特点，它的传播与它的交流是相分离的，不可能在同时间内开展起来。相反，像戏曲、电影、电视、音乐、画展、晚会甚至时装表演等，都可以面向公众开放，它们诉诸受众的感官享受，在传播过程中同时提供了受者交流的集会。文学却不可能这样做。（即使在公众图书馆里读者也不可能边读书边交流，它在本质上只能是面对个人。）正因为它更加精致地反映出人们精神需求和想像，它与城市公众生活的关系只能是通过间接交流的方式来体现。所以，我们在讨论文学与城市公众生活的关系时，不能以一般文化形态的传播与交流方式来要求文学创作，并且以此作为考察文学的公众影响力的标准。

假定我们仍然承认，文学语言艺术与其他艺术一样，是现代城市精神建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更高层次的精神审美现象。那么，考察文学与城市的关系时，我们寻找其标志性品牌的就不能局限在作家作品的范围里。由于文学创作形式与传播形式的隐秘性和私人性，作家的创作本身与城市的关系并不是很密切的，在信息发达的今天，一个作家可以向任何地区的文学刊物发表作品，也可以在任何地区的读书界发生影响，而不能具体代表一座城市的文化品牌。再者，以作家的个人性创作与城市文化的关系而言，两者也是疏远的。一个作家居住于某个城市并不说明他能代表这个城市的文化。就如鲁迅的后半生一直生活于上海，这座城市也保留了鲁迅故居和墓茔，但是很少有人把鲁迅看作上海文化的标志性品牌，因为他的精神气质与上海这座城市所体现的文化风格实在太远了。鲁迅是属于中国的、或者更远些说就是属于东方的被殖民时代的民族作家，他的创作活动和意义，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能量所不能涵盖的。一般来说，能够成为某座城市文化的标志性品牌的作家，要具备三种条件：其一，必须长期居住在一个城市里，并且留下许多实在的事迹可以供人瞻仰；其二，他的创作风格必须与这座城市的文化风俗、美学风格相吻合，并且仅止于这座城市的风格；其三，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检验而在公众中获得信任，如老舍的创作于北京的城市文化；张爱玲的创作于上海的城市文化。作家与城市的关系是无法人为地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来的。所以城市文化建设中的标志性文学品牌，并不是作家的创作本身，而是帮助作家的创作在城市文化建构中广泛流布，真正沟通文学创作与城市文化之间的中介性的平台，具体地说，是文学期刊和文学批评。而这两者，恰恰是上海文学领域的两个闪光点。我把这两者视为这个城市的文学的标志性品牌。

上海的文学期刊和文学批评，可以说，在全国的期刊与批评领域内占据了半壁江山的位置。先谈文学期刊。在历史上，由于近现代出版业主要是在上海发展，而上海的租界文化环境又提供了许多有利于文化发展的空隙，各种文学期刊都在上海蓬勃发展起来，这是上海成为当时全国文化中心的一项首要标志，也为今天上海的文化出版和期刊事业提供了传统的经验。在普遍遭遇到的艰难时世里，上海的文化市场中一批文学期刊以它奇迹般的成功和编辑个性，显示了市场经济与多元文化结合而形成的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大型文学期刊《收获》为当代中国纯文学的一面旗帜，在人文精神的传播与关注民间疾苦两方面始终标志了作家们创作的最高水平。《收获》最初的主编是巴金与靳以，当年中国几乎没有大型文学期刊，《收获》的办刊经验里显然包含了两位主编过去合作编辑的《文学季刊》《文季月刊》《文丛》以及巴金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编辑传统，干干净净的纯文学风格至今还是它的基本特色。这家杂志没有完全迁就市场化的潮流，在包容主流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精英意识与多元化创作风格上，它成功地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它在文化市场上获得十几万的发行量不是一种偶然的机遇，应该视为上海的标志性的文化现象。因为，即使国外经济发达的城市里，纯文学期刊要达到这样的发行量也是不可思议的。

再看通俗文学的杂志《故事会》，它创办了四十年，以通俗故事为广大农村读者提供精神食粮，现在月发行量达到近四百万册，占全国故事类期刊总发行量的一半以上，尤其可贵的是，在市场化大潮的冲击下，违法盗版、弄虚作假、低级庸俗等各色劣根性在通俗文化领域都应运而生，势不可挡，而《故事会》却始终以“眼睛向下、情趣向上”的编辑方针实践自己的理想。如果将《收获》和《故事会》作一比较的话，这两家刊物的办刊方针、编辑理想、读者对象以及市场效应都是相对立的，但它们确实存在着某种潜在的同构性，它们都是在上海这一特殊的多元的文化环境里产生出来的标志性现象，毫无疑问又是各自在同类型的文学期刊中，走在了全国的最前列。

成功的文学期刊在上海不止一家，当然也不是非要以发行量作为评判期刊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在实践中，上海文学期刊的大胆革新和独特的个性化追求始终是它的风光。当初《萌芽》是一个久负盛名的青年文学园地，为了改革编辑思路，编辑部毅然抛弃旧有风格，开拓了非主流的另类青年的文学创作。“新概念作文”在最初的创意，既包含了非正规教学出来的文学套路，提倡大胆表现青年的个性，同时又与批判应试教育和高考体制的知识分子人文思考相结合，实践中走出了自己的成功道路。这与目前大多数打着教辅幌子赚昧心钱的同类期刊有着本质的区别。再比如时尚类期刊中，上海原有一家《创意》杂志，是以男性读者为主的时尚类期刊，版式、印刷、内容、情调都堪称一流，在普遍弥漫着以女性读者为对象的卿卿我我的软语声中，一家讨论男性时尚的期刊却独辟蹊径地显现出特别的智慧和情趣，非常有上海这样国际大都市的文化特征。还有些期刊虽然是借助外地出版社出版的，但主要的编辑人员却在上海工作，体现了沪上文人的文化襟怀。比如文史类的《万象》，它以特有的文化品位和高雅追求，汇聚两岸三地的文人俊才，以丰富的文史内涵和编辑视野，填补了同类期刊中明显的空白和盲点。当然在上海策划或者运作的成功的例子远不止这几家。上海的期刊市场上，本地编辑的文学类期刊大约十几种，文化学术类的期刊几十种，当然是成败各有理由，但有这样一些不同类型的期刊能够在全国独树一帜，以至海外的华文圈里都能有所反响，那本身就标志了这个城市特有的文化素养。

文学期刊在效应上不像其他出版传媒那样有巨大利润和广泛影响，所以一向很少受到主管部门的相应重视，也没有什么经济上的保障措施，甚至持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但也是置于死地然后生，许多期刊都是在绝境中实践出一条生路，同时也形成了与市场相得益彰的期刊风格。也许，在许多期刊因失败而消失，也有许多期刊在竞争中转向，但真正的文学理想总是体现在最后的生存者身上。可以说，上海期刊的生存环境也是在这样一种生存竞争中逐渐形成的。那也是相当严酷的商业的市场竞争。可能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上海才有了这样一批个性各异、具有民间元气的期刊，形成了上海文化领域的特有景观。正因为上海的文学期刊是在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的状况下形成它的民间生存方式和生存形态的，所以其形成过程也是非常缓慢和异常艰难，在我的记忆里，《收获》在十多年前一度经济上难以为继，曾经惊动过社会各界人士的呼吁；《萌芽》在转变杂志的传统时也曾经遭遇过很大的压力，这都是必然的反应，甚至有些很有个性的期刊也可能在下一轮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事实上没有经过这样一个艰难转型就不可能有期刊的新生。这也是今天在上海的期刊市场上参与竞争的最为艰难之处。

每个城市都有其不同的文化环境和文化传统。像上海这样一个文化积累并非深厚、语言传统与以北方话为基础的普通话格格不入的现代化大都市，上海作家要在文学创作中探索出自己的语言风格并非易事。海派文学的开山之作《海上花列传》是用苏州方言写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本地文学是以苏州文人圈为代表的，而新文学的作家，绝大部分是从全国各地流动到上海来居住和写作的。所谓的“海派”是上海的国际化都市的文化环境吸引了全国的文学人才；并非本地文学人才的现成格局。当文学人才的流动受到限制以后，上海文学创作的发展也必然会受到限制。而文学期刊则相反，它恰恰能够利用上海的文化平台，汇聚起全国最优秀的文学人才的创作和思想才华，成为某一类集体的声音。所以当文学创作在上海没有成为强势的今天，文学期刊却在实践中逐渐成为上海文学的标志性品牌。

上海文学领域有两个亮点，除了文学期刊以外，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来自高校的文学批评队伍。我这么说，是因为目前在人才流动还不是非常畅通的状况下，高校成了知识人才流动、由外省进入上海的最佳途径。确实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青年批评家从高校里产生出来，并且大部分都留在高校里工作，他们用自身的知识积累参与和研究当代文学，除了自己的专业以外，对当代文学的关注使他们热忱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对上海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不太赞成把这样一批学术生力军称作“学院派”，学院只是他们的学术背景，他们的学术成果是属于整个社会的，当然不能以学院为限，这是上海文学领域中一个生气勃勃的资源。

上海的文学领域在上世纪80年代就形成一个良好的文学批评传统。随着“文革”中叶以群的迫害致死与“文革”后孔罗荪的奉命北上，50年代以来特有的文艺行政领导与文艺批评家兼于一身的批评家队伍迅速凋敝，取而代之的是高校的理论学者兼批评家的身份诞生。大约没有一个大城市的文学批评领域像上海转型得那么彻底，当年《上海文学》的主要负责人李子云慧眼独具，及时地把一大批学者吸引进到文学批评领域，以《上海文学》杂志为中心，凝聚起老中青三代学者兼批评家的理论队伍。这是上海在近二十年来文艺理论领域一直处于前沿地位的主要原因。上海的几座高校（原先的复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社科院文学所，后来加上了上海大学和同济大学）文艺批评家队伍代代承传，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家协会原有的批评队伍与高校中青年学者的合作，构成了当代上海文学批评的主要声音。

批评家从高校到社会，他的岗位发生了变化。原来这些批评家的身份是学者，他的主要工作范围是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基本上是按照学术规范来进行活动。一旦投入城市公共文化建设领域，他们的身份就变得复杂，岗位的形态也变得多元。他的身份可以是大众传媒的策划者、报刊的撰稿人、节目的访谈者、杂志的主编、丛书的总编辑、讲座的主讲人、文学奖项的评委以及各种文学座谈会的发言人。原来他的工作岗位局限在学术教育的圈子，相对是封闭的，而现在他活跃在社会公共文化领域，直接与城市的文化建设发生关系。他的工作不仅仅是帮助文学创作与城市民众建立联系，成为一种文学创作与广大受众之间的中介桥梁，更重要的是他将作为一种健康的声音出现在城市日常生活中。在商业利益的支配下，当代文化中大量粗俗低级的文化现象都可以借助于商机泛滥于市场，败坏了读者的胃口，甚至也败坏了作家们的审美趣味。面对所有的文化现象提出有效批评和正面警告，正是当代文学批评的任务。作为高校教师的文学批评家们介入城市文化建设，并不是出于直接的个人功利目的，而是抱着对文学事业的热忱和对城市文化的责任，他们觉得有责任来承担这个任务，即帮助优秀的文学创作从商品经济大潮里分离出来，给以文学意义上的评估和宣传，同时可以使文学产品融入城市精神，成为市民的精神文化的一部分。

这就必然会引起新的冲突。由于人们满足于感官功能所接受的文化享受，满足于肤浅的表层的审美表现，而对于稍微抽象一点的理论思维就表示拒绝，害怕对日常生活现象有更为深刻地剖析和批判，所以，市场对于文学批评的态度基本上是敌视的。它或者利用、收买批评家来为他们的商业炒作宣传，从而把批评家一起拖下水，败坏人们对于文学批评的信任；或者，就是千方百计地封杀批评家的声音。前十多年以来一再被人们诟病的所谓“批评的缺席”，其实正是这种激烈冲突的消极性后果。但从上海的文学批评队伍发展来看，近十多年来，在拜金主义的不良风气弥漫下，批评家们始终保持了生气勃勃的批判能力。从对《曼哈顿的女人》、电视剧《渴望》、王朔小说以及张艺谋电影的批评到人文精神的寻思，以及从事实践性的文学教育与出版、文学传播和文化批判，批评家们基本上没有陷入商业炒作的圈套，反而在媒体上尽其可能地发出自己的批判声音。

为什么上海的文学批评队伍能够保持这样的战斗力？我想关键一点就是他们主要是来自高校的背景，与社会功利因素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从理想上说，高等学府应当成为当代社会举世滔滔浊流中的精神绿洲，拥有这样的背景的批评家们有责任来排除私利，对症下药地向城市发出他们的呼吁和抗议。同时，他们既来自全国各地又有所师承，人才流动在这个领域里特别显现了优势，在师承传统中又相对保持了清纯的文学理想和道德责任，一代一代的青年批评家的诞生，说明了高校这一资源的源远流长的生命力。目前，来自高校的批评家承担了社会上各种文学普及和介绍的功能，他们担任文学奖项的评委，举办各种文学讲座，参加各种作品研讨会，并且团结在严肃的文学期刊周围，发出各种声音来维护人文精神的纯洁性。这是上海繁荣文学批评的主要经验，事实上，不是所有的城市里都有高校作为理论人才的资源地，也不是所有的高校都可能产生出一大批代代师承的文学批评队伍；而上海在这方面得天独厚，形成了强势的文学批评圈。

理想中的城市文学批评状况应该是多元丰富的，有各种文学艺术的批评圈子所组成。来自高校的批评家本来都有各自的专业知识，带着他们自身的学术传统和知识谱系。批评家当然会有自己的审美趣味和审美选择，而不是无原则的包罗万象，同样的道理，一份优秀的文学期刊也应该是有鲜明文学个性的，它必须会提倡什么美学风格，拒绝什么。局外人常以为批评家和期刊的圈子太小，其实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任何文学批评和文学期刊都只能是相近的审美趣味的自愿结合，只有允许有多种的文学批评圈子和文学期刊的出现，在多元批评的格局下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只有真正体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学精神，才是一个城市所应有的最健全的文化精神。

在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的文化格局里，建立标志性的文学品牌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它需要在长期的文学实践中形成的一种信誉，都不能靠主观的意志去拔苗助长。但是当品牌在实践中一旦形成，它仍然需要现代管理体制的保护和支持，而不是让它自生自灭，这也是检验国际大都市的文化设施与文化管理的功能是否健全的科学标准。我之所以把文学期刊和文学批评界定为上海的标志性文学品牌，是为了强调这两者在上海城市文化建设中的意义和他们在以往的几十年历史中形成的经验积累，他们实际上所承担的是这个城市的真正高雅艺术的流通与传播的功能。这需要我们政府的管理部门正视他们的存在和作用。过去香港历来被人称为文化沙漠，并非它没有现代化的剧院和会堂，也不是没有著作等身的作家，但是文化都是流行文化，而严肃的文学期刊难以维持，作家都被蔑称为稿佬，大学精英学者都高高盘踞在学术领域，与尘世隔绝，而娱乐界充斥着声色犬马和六合彩，等等，一方面是经济华都，一方面是文化沙漠，这就是港英当局所实行的殖民文化政策的后果。这些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由香港联想到上海，前车之鉴值得重视。

原载《上海文化》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