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贾植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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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来，不少在媒体工作的朋友约我写纪念贾植芳先生的文章，我都答应了，却迟迟地写不了一个字。头脑从未有过的迟钝，思绪从未有过的滞涩，我都尝到了。直到今天，谢天振教授在光华楼主持了先生的追思会。我在场内突然明白过来，我的无意识里，何尝不是暗暗拒绝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先生真的离我而去了。

一个多月来，我昏天黑地地忙碌，差不多一直在外地跑来跑去，用紧张的工作去麻醉自己，努力不去碰这样一个事实。我希望先生还坐在他的书房会客、读书、写他的日记、发出他的朗朗笑声。先生高龄却无大病，性格豁达，看淡生死，晚年他的生活平静而幸福。他生前最后几个月一直住在第一人民医院的特需病房，享受着医院里一流的照顾。医生告诉我先生睡在病床上，伸手碰得到的地方全是书，始终关心着医院外发生的事情。十天前医生发现他有心脏停搏的迹象，中文系马上送去了费用为他安装起搏器，那天，去医院探望的是副系主任祝克懿老师，回来告诉我，先生的笑声响彻病房。当时我想，先生是老年人，身体内各种器官都趋向衰弱，但没有致命的病，即便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大约也还可以维持较长一段时期。对于先生那样坚强的生命，任何奇迹都是可能出现的。但是我没有想到，十天以后，先生的肠道、呼吸都出了问题，突然间的，撒手离开了这个世界。

先生真的离我而去。校园里挂满了学生手叠的白色纸鹤。我走在那些白纸鹤行列之间，突然想起了先生曾经告诉我的一件事：1966年五六月间，先生作为胡风冤案的“骨干分子”服刑后从监狱里释放出来，被安排在复旦大学的印刷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一个很热的中午，先生赤裸上身，拖着一辆沉重的拖车，从学校的工会礼堂前走过去。正巧礼堂门口站着一群中文系的老教授，他们衣冠楚楚，从里面走出来，说说笑笑，不曾注意迎面走来的一个拖车夫。先生是远远地看见他们了，他们曾经是同事，是朋友，可是在1955年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这是他出狱后第一次以这种难堪的方式与他们劈面相对。先生说，当时他想回避，拖着车子绕开走，可是他的脚还是一直往前走着，终于走到了这群过去的朋友的面前。他们都怔住了，禁了口，惊恐地看着狼狈不堪的先生。先生说他还是抬起了头颅，默默地在同事们不同的眼神下走了过去。他心里在念叨，你们也许比我还要狼狈了。果然，不久史无前例的浩劫开始了，所有的教授都在劫难逃了。

我想说的是，先生做人的坦荡。这是我从先生身上最强烈地感受到的一种品质。我们今天常常劝人走好一生的路，用“清清白白做人”来勉励自己或者别人，但我觉得，做个坦坦荡荡的人，比做个清清白白的人，更加坚强和不容易。清清白白，可以从消极的立场上去拒绝和抵制这个社会上的污浊；而坦坦荡荡的人是无所畏惧的人，他就是一脚踏进了污泥浊水，他还是能够坦坦荡荡，哪怕他坐在监狱里，受千百人的唾骂、侮辱、迫害，他仍然是个仰俯无愧的人。先生一生的命运总是与国家命运的多难联系在一起。抗战爆发，先生在日本大学攻读社会学，他为了抗战，毅然决然放弃了学位奔回祖国，在枪林弹雨的中条山战区出生入死；他的伯父身为买办，膝下无子却广有家产，曾经对先生说，你一生奔波，几次入狱，还不如随我做买卖，继承家业。先生却对伯父说：您出钱供我读书，不就是想让我活得像个人样么？如果您让我去做个商人，何必要我苦苦读书呢？先生拒绝了商人伯父的规劝，结果因为支持复旦大学进步学生运动而再度入狱。1955年，他的朋友胡风等人被诬陷成反革命集团，先生又一次为朋友的牵连蒙受二十五年的不白之冤。今天，一个崇尚金钱万能的人很难想象，像先生那样一个人，一次次拒绝了命运本来给他安排好的外国名校文凭学历、万贯家产、高级白领、红色教授的道路，却投身到战场、监狱、运动……当然这不是他的有意选择，但是作为一个坦坦荡荡的人，在为国家尽忠诚，为知识分子寻理想，为朋友担道义等大节上，他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感到奇怪的是，有过这样命运的老人，却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很少流露出苦难笼罩在他心里的阴影。我不是说先生的心灵深处没有这些苦难的阴影，但是他从未因为受了那些苦难而改变对生活的热情和善意。比如说，对人的信任和热情。先生这种性格特点在经历过苦难的一代老人中是很少见的。我们中文系有一位老教授，也是极有声望的老知识分子，性格非常豪放，他与先生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畅怀大笑，但是一旦有年轻人走近过去，他马上就闭口不言，匆匆而辞。先生告诉我，那位老人以前在政治运动中吃过年轻人的亏，从此就不再信任年轻人，后来连研究生也不再招收。我想这位老人的心灵一定是很寂寞的。而先生不是这样，他对人的信任有口皆碑。我遇到过一件事：大约是80年代，先生去苏州大学开会，会上有位来自广西的大学教师，回广西途中需在上海中转，他想在上海住几天，有人就介绍他可以住在先生家里，并且给先生作了说明。可是那次外出师母没有陪同，先生耳背，没有听清楚是怎么回事，还以为那位教师是苏大安排送他回上海的工作人员。就这样，那位教师心安理得地在先生家里住了三天，先生也每天好烟好酒地招待，三天以后客人回了广西，他才疑疑惑惑地问我：那位客人是什么人？为什么在他家里住那么久？这时候我才发现，先生根本连客人的名字、身份、缘由完全都不知道。这种事情在俗人听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对于一个坦诚君子来说却是自然不过的事情。先生常常喜欢说一句江湖话：出门靠朋友。他说他是十几岁离开家庭，在社会上闯荡大半辈子，靠的全是朋友的情谊和帮助，尽管“朋友”这层关系也给他带来了灾难，但这个责任不应该由朋友来承担的。先生对“朋友”这个称呼极为看重，如果谁被他称为“我的朋友”，那就意味着他将与你肝胆相照，赤诚以待。

正因为先生是个坦荡的人，所以他能够通达地放得开自己所经受的苦难，放得开一生所经历的大小恩怨故事，顾全大局，胸怀大的目标，从来不会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名利、面子、档次等一般文人最喜欢纠缠的小节上计较是非。我听说过一件事，先生陪几位外宾去某地参加一个活动，开饭时，当地主办单位的领导临时赶到，听说有外宾出席（80年代外宾出席活动还是很少见的），就立刻安排另席招待，匆匆把几位外宾请走了。那位领导不认识先生，就没有顺手邀请，旁人可能感到有些难堪，先生却一点也不在乎，依然说说笑笑。一会儿，那位领导又匆匆赶来，原来他听说了先生在场，连忙赶来道歉，再请先生也过去用餐。照一般人想，先生也许会生气，拒绝参加，但先生毫不介意，照样开开心心地出席用餐了。那位领导才松了一口气。事后，先生从未与我说起这件事，倒是那位领导有一次感动地向我诉说了先生的高尚人品。我觉得，这就是先生的坦荡之处，他从来没有摆出老人的尊严，所以他精神始终年轻；他从来没有摆出名流的架子，所以他的朋友遍天下；他从来没有把自己曾经受过的苦难当作一种资本愤世嫉俗，所以他笑口常开，仁者长寿。

先生这样的通达为人，绝不是乡愿处世的态度。经历过如此大风大浪的人，他对于世态看得非常清楚，只是不该计较的事情他决不放在心上。我可以说出许多这样的故事。如，他冤案平反不久，恢复了教授的身份，学校有关部门安排他去当图书馆馆长。我本以为先生会拒绝这样乏味的工作。因为听先生说，老校长陈望道曾经公开说过，贾植芳是个“无政府主义”，上午让他当官，晚上就要下台。但没有想到“无政府主义”的先生还是接受了这项工作。我曾经表达了我的意思，先生笑着对我说，上面要落实政策嘛，就让他们落实一下，不要让他们为难了。他就认认真真地在馆长的任上工作了几年，还主持修建文科图书馆大楼。过了一任，先生已经七十岁，学校里通知他要退休了。很多朋友为他抱不平，认为学校这样对待他是不公正的，梅志先生特意来信，劝他在退休前提出离休的待遇，还表示愿意为他写证明。先生也是笑了一笑，对我说，这种“干部档次”，我要它干啥？于是就坦然地按照一般高级知识分子的标准退休了。这两件事，看上去好像有相反的含义，但表现了先生对于名利、对于工作、对于个人的道德追求，完全是一以贯之的。先生善解人意，一般也不拒绝社会对他的好意相助，但并不是没有原则，对于一些社会上流行的特权，他非但不屑于计较，而且有时候会表现出非常的独立性。

记得在几年前师母病重期间，先生每天要把大量的钱花在医药费用上，可能感受到经济上的压力，但是他从来没有向别人（包括他的学生）说过自己的困难，也从未怨天尤人地抱怨命运不公（后来是我忍不住内心的感动才写了《感天动地夫妻情》一文，披露先生当时的困境）。而先生多次与周围的人说过，他是手里拿着几个铜元、一卷铺盖进入上海的，现在成了有家业有房产的“有产阶级”了，大不了自己可以再拿几个铜元卷了铺盖回山西老家去终老。所以我想，当时先生不是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经济状况，但他宁可准备卖房回老家来挽救师母的生命，也不愿意伸手求助。他的赤诚之心，终于感动了上苍，师母的生命竟奇迹般地延续了整整三年。当最危急的时期过去后，先生又恢复了自信。最近我读了不少有关先生的文章，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潘真在《新民晚报》上发表的短文《贾植芳先生的一辈子像一堂课》，文章里说：“我曾写过报道《资深望重的贾植芳月入仅两千，一批退休老教授渴望得到善待》。没想到见了面，贾先生竟安慰我，已经加了，他是复旦加得最多的，退休金加到两千元，月收入有三千五百元了。‘任敏（陪他受苦受难一辈子的妻）也走了，不需要花钱了，够了。’”尽管我不认识潘真，但她所写的确确实实是先生说的话。先生的高贵和傲骨，就是这样隐伏在他的坦荡的襟怀里。

先生一生最重视的是知识分子的称号，这是他自觉履行“五四”新文学精神使命的最根本的动力。他所戚戚然的，总是天下的大事，而不是个人的命运。1996年我陪先生去台湾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轮到先生上台作报告时，台湾政治大学教授，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尉天骢先生作讲评，他手里挥舞着先生的传记，高声赞美先生苦难而高贵的人生，全场掌声雷鸣，向先生致敬。先生耳聋听不见尉先生的话，紧张地东顾西看，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等他一走下讲坛，诗人罗门就跑去向他倾诉心里的感动。先生才明白刚才会场里的掌声是怎么回事。他松了口气对罗门说，作个知识分子，总是要像耶稣那样，一代代背着十字架往前走的。说得非常平常，但又是那样的沉重。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精神的准备，他才会这样举重若轻地对待人生——这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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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记忆不起来，我第一次是怎么与贾植芳先生见面的。但肯定是在1978年下半年的中文系资料室。那时中文系设在一个破旧木结构的楼房的二层，资料室设在走廊西端的一间大房间，平时老师们读书，交流，开大会等等，都在那一间房里。因为面积不大，看书阅报议论的人多，总是感到有些嘈杂。在那一片声音里，最引人注意的是先生的一口山西腔，总是高亢有力，不断地指点学生，你应该读这本书应该读那本书。旁边年轻的周春东老师轻轻介绍，这位是贾植芳，著名的胡风分子，英文日文都来赛（来赛，上海方言，了不起）。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胡风分子”这个词，也第一次知道这个词与“地富反坏右”一样，是打入另册的。

当时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冤案还没有平反，但是思想解放运动的风已经微微地在吹动，或者说，即使没有思想解放运动，经历了“文革”盛衰的中国老百姓，尤其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早已厌倦了阶级斗争的血腥味。当时的思想风气推动着我们把立场转向“文革”中（也包括50年代以来所有的）的政治受难者，同情他们也赞美他们，所以贾植芳先生戴着胡风分子的政治帽子，并没成为我们接近他的障碍。而贾先生似乎也没有顾虑到他的政治身份和学生之间可能发生的麻烦（这些麻烦，在早几年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大学”的时候是十分普遍的）。他与我们的交流就是那么朴素而简单，那么的直截了当。我们是怀着神秘的好感去接近他，他也是怀着热烈的情怀来接近我们，二十多年的高度压抑使他满腔的热情、经验、学问，都像火山爆发似的，迫不及待地要喷发出来。这样，我们就成为最幸运的学生，谈话通常是从我们向他请教开始，接着就是听先生滔滔不绝地讲，每一次都有新的收获，引导我们一步步走进了现代文学的堂奥。

后来我们知道，先生与我们的交往其实还是有顾虑的。李辉在一篇文章里说到过，先生那几年日记里，总是含糊其辞地记载着小陈、小李，而不写我们的名字，他这样做是怕万一有了政治风波会牵连我们。我想这是先生长期受迫害造成的心理阴影，只是平时被掩盖在豪爽的热情本能之下，我们察觉不出而已。联想到后来又一个政治风波发生，先生直接就对我说，应该把一些会惹麻烦的书信日记都处理掉，他说他自己过去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太多，舍不得随时处理一些不该留下的东西，才会在复杂的政治纠葛中一次次地罹祸。“在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能活下来说说话就不容易，书信文稿什么都是不重要的。”他亲口这样对我说。由于那次风波过程本身一波三折，呈现出复杂的局面，有许多人起先纷纷激烈表态支持学生运动，唯恐自己的名字不被人注意，后来风向逆转，又慌了手脚，做了一些为人所诟的事情。学校里一时议论纷纷，月旦四起，先生始终冷眼看着局势，有一句话他在风波之前之后说过多次，至今还有人在流传。他说，武松打虎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打死老虎，做英雄；还有一种是被老虎吃掉。你是武松就去打老虎，是武大郎就去卖烧饼。武大郎不能看武松很光彩也跟着去凑热闹打虎，只想做英雄不准备被老虎吃掉，那是不行的。

由于现实的教训，晚年先生心底所埋藏的阴影有时在日常生活中也会起着作用，左右着他的一些念头，使他对于身边发生的政治动荡不再有年轻人似的盲目和冲动，他对于政治的多变性与复杂性已经有太多的经验。在他自己与客体世界的互动关系上，他是有足够的清醒认识。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种对自由的理想、对友谊的信任以及知识分子之间的相濡以沫的感情，却始终荡漾着，就像年轻人一样的热烈。譬如他对胡风及其他受难者的感情，他一直怀着难以抑制的热情。1985年8月6日，在胡风去世后两个月，胡风家属决定办理遗体火化，不开追悼会，也不举行告别仪式。贾植芳、王戎先生从上海赶到北京，与在北京的朋友一起向胡风作最后告别。记者李辉在场，细腻地记下了这个时刻的贾植芳先生：

紧接着周颖之后的是贾植芳，年过古稀的他，一跨进门槛，就号啕大哭。所有人中，只有他如此不能自制，哭得那样伤心。他的声音很粗，“哇”的一声哭叫，一下子使气氛变得更为压抑。他哭的时间很长，站在胡风的遗体面前，嘴里不时叫一声“老胡”，他好久也不愿离开。没有人来劝他，没有人来拉他，任他放情地恸哭。他一边哭，一边朝梅志走去，梅志平静依旧。

与别的在场的人的冷静相比，贾先生的感情喷发出乎我的意料。我在先生身边三十年，没有见到过先生用这样的方式放任自己的悲痛，连在师母的告别仪式上也不曾见到。但我毫不犹豫地相信，先生面对他患难与共的朋友胡风的遗体，他会这样表达自己，就如在他自己的回忆录《狱里狱外》所写的法院宣读判决的场景：

宣判会开始了，先是检察员念起诉书。当他念到“首犯胡风，1965年11月26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判决，该犯已认罪服法”时，我在紧张的状态下，把“服法”听成了“伏法”，脑子里猛地飘过一个念头：怪不得上次在监狱里，那人说不会枪毙我，难道胡风被枪毙了？这么一想，我脑子轰的一下昏起来，眼泪顿时模糊了一切。那个检察员还在振振有词，但似乎离得很远，我根本听不见了，我不知道起诉书和判决书的内容是什么。

这就是贾先生的性格。在自己性命攸关的时刻，他误以为胡风已经被害，悲恸之情使他听不见自己的判决书。这都是他的热情本能战胜了残酷政治斗争强加给他的心理阴影，露出了他的率真性格的地方。

在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中，除了瘐死狱中的阿垅，贾先生不仅是被判得最重，而且是冤案解决最迟的。在1980年胡风冤案初次平反的文件上，别人都摘了帽子，唯独对贾先生还留了个尾巴，就好像全国反右运动最后还留下了五个人垫底一样，又过了两年才最后解决。对这件事我是百思不得其解，我对于整个胡风冤案中贾先生的遭遇也有许多不解之处：首先，贾先生并不是文坛纠纷的中心人物，他因投稿结识胡风，把胡风视为引路人和朋友，但他不关心也不擅长胡风的那套文艺理论，不像阿垅路翎那样，一开始就陷入是非的中心；其二，贾先生是一个三教九流都交往的人，没有什么明显的宗派性，比如，他与当年鲁迅的对手施蛰存、韩侍桁、邵洵美都有很好的交往，又因为他的哥哥贾芝先生在延安方面有特殊的背景，多少也应该有些保护作用，不至于成为胡风集团里的铁杆分子，也不至于受到这么寝皮食肉的仇恨和迫害；其三，我一直觉得，贾先生的思想谱系和社会经验，与胡风一派的主流思想有些距离，他是胡风一派朋友中的一个另类。1950年以后，胡风身陷北京屡战屡败，先是文艺理论受到批判，他就发表长诗《时间开始了》，热情歌颂新政权，企图以诗歌的成功来证明其文艺思想的正确；后来诗歌也受到压制，他就铤而走险写了三十万言书，企图通过告御状来制服他的对手，结果都失败了。贾先生实心实意地劝胡风：“我们都不如鲁迅先生，鲁迅在二三十年代卷入政治漩涡，但他深深懂得中国的政治历史和社会，他进得去出得来，始终有主动。而我们不行。你不懂政治却偏偏往政治漩涡里凑，那是太危险了。”他劝胡风放弃文艺思想争论，埋头翻译阿拉伯神话《一千零一夜》。这当然不是胡风所愿意接受的，贾先生对危险充满警觉，胡风却不以为然，结果还是携手走进了一场大灾难之中。

如此归纳起来，一、先生不是文坛纠纷的中心人物；二、有着贾芝为背景；三、他对政治斗争有相当高的敏感。凭着这三点，先生就不应该成为胡风冤案里最受累的“分子”。然而他却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想这灾难发生之前，胡风的对手们一定拉拢过贾先生，如果堡垒要从内部攻破的话，第一个缺口就应该从贾先生身上打开，而不是身处边缘地带、已经有辫子抓在对方手里的舒芜。进一步也可以这样理解，贾植芳先生所拒绝的，也许正是舒芜求之不得的机会。《狱里狱外》里有“京上阴云”一节，先生回忆了当年何其芳通过贾芝找他谈话的故事，似乎是含有要他反戈一击的意思。我后来就这个猜想请教过先生，先生默然。他却说了另一件事，说1979年他还没有完全平反，去北京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参加一个现代文学资料丛书的编辑会议，轮到讨论“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的主题时，主持方安排先生主持会议。先生一言不发，只是让与会者自由讨论，什么态度也不发表。这是先生告诉我的原话，但从先生的语气里可以感受，他对此事的理解是很情绪化的，他认为主持方是有意考察他对胡风冤案的看法，但先生不表态本身就是一种鲜明的态度。接着贾先生转述了李何林先生对他说的话，说是：“你怎么跑到周扬一帮去开会了？”这种怀疑色彩就更加明确了。所以先生的结论是：“我的态度让他们知道，我还是以前的我。于是他们在我背后又来了这么一下。”所谓“这么一下”，先生指的就是1980年的平反文件里对他的最后一击。那个会议，还有1954年的那次何其芳谈话，是否真含有这样直接的政治目的，我还是有些存疑。但是有一个现象可以比较，1955年先生是坦然陪着朋友走进了灾难。当然舒芜后来也走进了灾难，但先生是没有带着任何耻辱走进灾难的。在我看来，先生有许多时候都是处在豪爽的热情本能和无意识的心理阴影的夹缠之中，但是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往往是前者占了上风。

但也是有例外的时候。这里就要牵涉到先生与舒芜的关系了。近两年，所谓“贾拒认舒”公案众说纷纭，演义故事到处流传，又有旁人的推测引申，事情搞得扑朔迷离。这个公案，因为先生在关于作代会的日记里没有记录，再加上另一个当事人的否认，造成了疑点重重，有人甚至推理出这是先生心里想做而实际上没有做的幻觉。但我很清楚，至少从先生那面而言是确有其事的。在先生刚从北京开完作代会回来时，他就告诉过我这件事。那时候还保持了新鲜的记忆，至少不会弄错什么细节的。关于贾、舒恩怨，议论者已经说了很多，我只想补充一些别人没有说过的事情。

在此事发生前一两年里，贾、舒曾经有过一些来往：他们在北京见过面，吃过饭，同时还有过通信和互赠著作的交流，应该说关系是缓和的，那为什么在作代会上会突然发生“拒认”的事件？

以我所知，这既有远因，更有近因。远因是在1983年1月31日舒芜连同牛汉、绿原一起做东宴请贾先生夫妇以后。那次饭局后，他们同游琉璃厂，舒芜买了一本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就在书上题记：

1983年1月，贾植芳兄偕夫人任敏来京，参加现代文学流派问题讨论会，31日午，与绿原、牛汉与余共酌植芳、任敏于前门饭店餐厅。饭后，皆游琉璃厂中国书店购此，书页犹多未裁，印成至今五十年矣。灯下展现，略记今日之事，五十年后或有续记数行者乎！舒芜。

我没有看到这个题记的原件，以上这段话是舒芜先生作为证据发表在《书友》杂志、又由张业松转引在《“贾拒认舒”材料补》一文中的。我读后心生一个疑点：这个题记究竟是舒芜在当天晚上的灯下所写，还是在琉璃厂中国书店买书的时候当场所写？从现在公布的内容来看，似乎是当天晚上补记白天的事情；但就我所知，这题记是购书的当场所写。因为先生回到上海就告诉我这件事，而且还说了题记的具体内容。先生没有千里眼，也不会跟踪到舒芜家里的“灯下”，唯一的解释是，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是舒芜在琉璃厂购书后当场所题，而从“灯下展现……”起才是回家后补记。贾先生对舒芜此举非常警惕。他认为这是舒芜宴请他们的真实目的，而且牛汉、绿原都被他蒙骗过去了。在他看来，舒芜当场题记一事，目的很清楚，是要通过这一段文字留下证据，证明贾、牛、绿等这批胡风冤案的主要受难者已经原谅舒芜、和好如初了。舒芜的藏书、周作人的原版书，都是会流传后世的，那么，舒芜的题记在将来就会成为一种历史证据。最近牛汉先生著文纪念先生，就写到当时的情景：“贾先生来北京社科院参加学术会议，我们又见面了。这期间舒芜请求我带他去见贾先生。贾先生在舒芜面前表现得很大气，跟路翎不同，路翎坚决不理睬舒芜。这是因为贾先生脾气比路翎温和，但温和不等于软弱。”可见这次贾牛绿舒的聚餐对舒芜是很重要的举动，他是做了精心准备。而贾先生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我查先生这段日记，除了吃饭、逛书店外，一字未提舒芜购书题记的事情，而是特别记了如下一段话：“他这次很积极，牛汉说，这是向我们请罪了，众人只是敷衍而已。”强调了“请罪”和“敷衍”两个关键词。后来事实证明，先生是有见地的，舒芜那份题记还没传诸后世就开始派上用场了。

至于近因，那是在作代会期间。当时听先生说，他是与耿庸住一间房间，许多“胡风分子”经常串门，自然也会说些闲话。在闲聊中有扯到舒芜在以后岁月里的一些事情，是先生事前不知道的。据先生当时告诉我，有一次那些朋友正在房间里闲话，舒芜敲门来访，先生说，当时外面黑里面亮，他本来就眼睛不怎么认人，一下子没有认出，就问你找谁？（这个情况先生在家里也经常发生的），舒芜说就找你啊。于是先生接着说，我不认识你。据先生当时说，舒芜见他不欢迎，就点点头走了，先生才将门重重关上的。先生当时告诉我这事是很随便地说出来，没有立此存照的意思。我也是漫不经心地听过，没有特别去记录下来。但当时先生说“我不知道他后来还做过许多事”（大约是指“文革”时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些人事纠葛）的神情，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我想先生大约与别人也说起这事，后来传来传去，就变成许多故事了。2004年李辉写《永远尴尬着，或者隐痛——从舒芜与贾植芳见面谈起》一文，解读了他理解中的贾、舒关系，先生在读李辉文后的日记里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补充，那毕竟是二十年以后一个九十老人的追忆，何况有李辉的文章解读在前，我觉得与我当时听他说的情况还是有些出入的。我曾经试图与先生核实当时的一些情况，如：当时房间里还有谁在？他所听说的舒芜在其他运动中又做了什么事？等等，但先生已经完全记不清了。

我前面说过，先生常常处于他豪爽的热情本能和无意识的心理阴影夹缠之间，“贾拒认舒”公案是很典型的。以前已经有学者说过，先生在1947年被国民党抓去监狱时，舒芜接济过他们夫妇。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先生对于别人给他的点滴帮助都是铭刻在心的，所以他不像路翎那样拒绝舒芜，表现出温情和大气，甚至在1983年主动去看望舒芜，这是他的为人热情本能所致。至于他看到舒芜住宅条件简陋和舒芜后来也被打成右派等遭遇，也不会幸灾乐祸，他的感叹还是从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着眼的，即便是当了犹大的知识分子，也没有过上一天的好日子。但是，当他看到舒芜的购书题记的精心表演，无意识的心理阴影就出现了，他开始警惕了：这个人还在演戏，并没有真实地忏悔。作代会期间胡风分子相聚甚欢，但是他再没有主动去找舒芜。当他听到了朋友间议论舒芜的是非，就更加证实了对舒芜的警惕。所谓“贾拒认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那一次，从他开始没有认出舒芜到认出后顿增反感，再到拒绝舒芜入内（房间里正有一批议论舒芜是非的朋友），我想是有一个系统的心理过程的。但从此以后，贾、舒之间的往来确实再度中断了。

还有一件事，也是发生在作代会上。当时周扬已经病重，不能出席大会。周扬本来是胡风派的死敌，也是许多在1950年代受到伤害的作家共同仇恨的官员。但是“文革”后周扬表现出痛改前非，向许多被他伤害过的人道歉，做自我批评；他对于胡风事件也一样，多次表述他虽然与胡风有宗派斗争，但要制造这么一个大冤案，确实非他力所能及，也出乎他意料的。这话自然是另有隐衷，但胡风派对他过去的行为是很难原谅的。先生也是如此，记得曾有中文系一位教授去看先生，说了周扬的这个意思，先生立刻就反问：是周扬派你来说的？那位教授赶快否认。其不信任的心理阴影非常鲜明。但是周扬晚年确实走上了思想解放的道路，尤其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理解，惹出一场清除精神污染的风波。这场风波差点把当时任上海市宣传部长的王元化也卷了进去。周扬从此病倒，一蹶不振。但在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却赢得了很大的同情。在作代会上，作家李陀等人建议给周扬写致敬信，写成后贴在大门口征求签名。签名的人越来越多，没有想到，胡风分子贾先生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一个铁杆的胡风分子，竟向周扬表示敬意，这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贾先生在为人豪爽的热情本能下完全可能做这样的事情。自从思想解放运动以来，先生本能地意识到这是中国思想界摆脱极“左”路线、向“五四”新文化传统回归的重要步骤。在我的印象里，先生非常关心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的风风雨雨，凡是有利于思想解放的学术观点，不管是谁提出来的，他都会热情支持；反之，对于思想解放运动采取保守的怀疑的态度，尤其是以大批判的方式来质疑思想解放运动的，他会反感。痛苦的历史经验和“五四”新文化传统的熏陶，使他本能地做出这样的抉择。但是，他这样做是会遇到一些压力的，尤其是在他的受难的朋友里，肯定会有人不理解。当时确有许多正直的知名作家，出于对周扬的历史恩怨，凡是周扬做的事情都反对，可偏偏周扬永远是占据了话语的主动权，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也被他紧紧地抓在手里，他成了改革派；而许多反对他的受过苦难的作家反倒成了保守派，譬如丁玲。先生曾告诉过我，1980年胡风冤案平反文件里给先生留了一条政治尾巴，丁玲曾愤怒地对别人说：他们怎么还要迫害贾植芳啊？先生对丁玲是心怀感激的。在这里的话语系统里，“他们”“我们”壁垒是多么清楚！但是，在历史进步的大是非上，先生还是在给周扬的致敬信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尽管后来先生曾有意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他签名是为了让周扬看到，受过他迫害的贾植芳还活着呢。我觉得这只是事后的一种解释而已，反映了埋藏在无意识中的心理阴影又冒出了头。先生在整个思想解放运动中的思路是非常明确的，他甚至对自己终生不渝的患难朋友胡风的某些思想观点，也进行过反思。李辉在《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里曾记录了先生的一段话：“胡风这个人有忠君思想，像晁错一样，想清君侧，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他写三十万言书，实际上和过去传统的上万言书差不多，应该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这段历史。再说，我们的朋友中有些文艺思想也很左的，不能容人。”他私下里也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类似的话：“胡风的文艺理论是当时历史的产物，现在看来也有左的地方。”显然，先生在这里所说的“左”，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权力政治意义上的“左”，而是指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一个非常的复杂的历史时期，人们为对抗更大的权力政治而践行的过激行为。为此，他对胡风及其朋友在过去文章里批判或者伤害过的唐湜、范泉等作家，都主动去道歉，为朋友胡风当时的处境作解释，平息了一些不必要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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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植芳先生去世后，我拟就一副挽联来总结先生一生的成就，先在祭奠上用过一次，后几经朋友的斟酌修改，定稿为：

从胡风追鲁迅，冷眉横对热肠扶颠，聚傲骨良心悲智侠胆为一腔正气

由社会进书房，大写做人中道敷文，融研究创作翻译育人开八面来风

我没有把先生一生坎坷多次入狱的事迹写入挽联，其实这样写的作品不少，牢狱人生几乎成了许多人心目中的贾植芳先生的关键词。人们赞美先生在历朝历代出入于监狱而矢志不渝的高风亮节，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苦难中求索真理实践人格的高贵精神，却有意无意忽略了先生在普通生活中的辛勤劳作的价值，忽视了先生在知识分子岗位上对人文学术所作出的贡献。先生多次说过这样的话：谁会想到命运把我送进监狱？我只是凭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生活，被中国多灾多难的环境推着向前走，自己还以为这样做是为国家效力，对社会进步作贡献，哪里会想到进监狱？我想这是先生的大实话。1955年他被捕入狱，受审时不肯承认自己“有罪”，办案人员拍着桌子骂：没有罪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先生坦然地回答：“我好好的在学校里教书，是你们把我弄来的，又不是我自己要来。”这当然也是大实话。像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更多的是要求有正常工作的权利，只要能够摆脱监狱的魔影，他们立刻就坦然地生活，享受正常人在正常社会的正常权利，他们珍惜自由，珍惜思想，珍惜劳动，并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索取生活资源而感到自豪。这是先生与某些有志于当职业革命者的人不太一样的地方。贾植芳先生与他的哥哥贾芝先生就是一个有趣的对比。贾芝先生一生循规蹈矩，顺应潮流，从北京校园诗人进入延安参加革命，最后成为一个老干部；而贾植芳先生一生颠沛流离，他亲自把嫂子李星华等人送去延安，把一些青年学生介绍去延安，而自己却始终闯荡在战场、文坛和监狱内外，没有个安身立命的归宿。其实，先生的心中是有归宿的，有一样东西是从“读书”而来的，比一般的建功立业更为重要、更有价值，这个东西就是他可以赖以安身立命的归宿。

那么，这是什么东西？

这似乎是很难理解的东西，先生也没有自觉地阐述过真正驱使他一生追求的动力是什么？他只是反复地说，要把这个“人”字写端正。但，怎么样的人字才是端正的呢？在20世纪的中国极为复杂的现实环境里，什么是知识分子追求目标的真正依据？什么是现代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根本？我以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现代文学史（或者说研究现代知识分子形成史或者发展史）的学者苦苦思索的问题，也是我们进入研究现代文学史（以及相关的现代史）的一把钥匙。这不是仅靠接受一套概念就能够解决的，也不是从时代的潮流中可以简单获得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是结合了自己一生的摸索经验和实践教训，才能够慢慢地去体会它和理解它。从20世纪初开始，从士大夫阶级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有价值的行为都离不开探索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他们起先还想从学术传统的重新整合，来调整自己的价值观，辨析自己的道路——这是属于康有为、章太炎一代人做的工作；后来，在西学东渐的压力下，知识分子开始实行改革，反思传统，以求与浩浩荡荡的世界新潮取得一致的步伐——这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工作；再到后来，随着抗战与以后一系列的新的局势变化，学术传统越来越成为知识分子个人情怀和寓志的寄放箱，与他们的实践行为分离开去——从这个时代开始，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就进入了一个漫长的黑暗隧道，他们在无枝可依的状况下，个人的操守行为就变得越发重要，几乎是凭着一种本能的良知来抗衡时代提供的类似中世纪宗教的汹涌主潮，这时候的学术传统，已经退守为若隐若现的无意识，发挥出极微弱的作用。西方知识分子把本能的良知尊为良心，而我更愿意称它为一种德行——它无关乎现实行为中的具体道德准则，只是一种抽象的对“人之所以为人”的肯定性前提。古人所谓“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我从一个现代人的立场来理解：“立德”表现为一个人能否为周围环境营造一种良好的氛围，通过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来影响他人，并有能力将这种原则贯穿到自己的日常行为中去；“立功”表现为一个人能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作出显著的成绩，并以这样的成绩有益于社会的良好风气；至于“立言”，在我看来，不过是“德”与“功”的注释而已，并非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在一个学术传统与个人的社会行为相分离的时代。

在这个意义上探讨贾植芳先生的贡献，我以为他一生的追求和行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个案。我这么说，没有要把先生塑造得很高大的意思，我只是说，他在他所生活的时代里，成为一个比较典型的个案。譬如说，我不止一次听到有人用叹息的口气说到先生：假如他不是受了那么多年的苦，将会有多少著述可以写出来啊。同样的话可以从比较消极的意思去理解：他已经受了这么多的苦，坐了那么多年的牢，即使什么著述也没有写出来，仍然是值得人们尊敬的。在先生刚去世的时候，我还接到过一些媒体记者的电话，他们总是问：贾先生在学术上的代表作是什么？他与季羡林相比怎么样？与王元化相比怎么样？大概他们以为，对一个人学术贡献的估量，可以像在麦当劳买鸡腿那样，比一比哪一块更大些。对于这样的问题，我当然不予回答。但是我现在想说的是，这个命题从最初的形成就包含了一个错误前提：假如先生没有在1955年到1978年那段时间中陷入空白，他是否有可能写出许多有价值的著述？即使他写了许多著述，能否就能证明他的学术贡献？同样的问题我在另一个场合也遇到过：在傅雷先生的百年纪念会上，有一位发言者感慨地说，假如傅雷没有被打成右派和“文革”中的自杀，那他现在肯定完成了巴尔扎克全集的翻译，那将是多么有价值的工作啊。当时一片唏嘘。但我想告诉那位发言者，傅雷先生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翻译巴尔扎克的全集，他认为巴尔扎克的许多小说是不值得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的。这就是傅雷先生的精神所在。傅雷先生没有翻译巴尔扎克全集，他仍然不失为当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群体成员之一，因为他的“德行”的价值胜过了他的“言行”。这就是说，对于知识分子与他的时代之关系，不能仅仅以“言”而论定他的价值，尤其是在一个话语权被高度集中并高度政治化的时代里，或者是在现代媒体垄断了社会舆论而造成普遍浮躁的时代里，都是一样，“立言”是微不足道的。这也是巴金晚年写《随想录》忏悔的认识所在，也是沈从文后半生放弃创作而研究文物、服饰的认识所在。换句话说，贾先生有二十五年的“不言”，从学术与人格的意义上看未必就是他的“不幸”，而是让他回避了许多知识分子不得不承受人格分裂的遭遇，也回避了许多知识分子不得不放弃写作、改变专业、转移兴趣、用沉默来苟且性命的遭遇，这二十五年的灾难也正是先生身上最宝贵的“德行”的培养时期。不同的人有不同培养“德行”的形式，巴金是在内心煎熬的忏悔中，沈从文是在坛坛罐罐的文物中，而贾先生，则是在不得不降志辱身的监狱里。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德行”所依据的是什么？它是属于伦理范畴还是学术范畴？我认为它是两者兼而有之的。抗战开始，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活动就失去了窗明几净的实验环境，他们所负载的学术传统是在实践中——无论是炮火中流离失所，还是在政治运动中经受考验——遭遇无情的磨难，他们的社会实践本身就成为对学术传统（所谓“五四精神”）的守护与发展。抗战以后的一代甚至几代知识分子都是在难以想象的污泥浊水中挣扎、受难与升华，并且以此作为理解传统的出发点。贾先生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中成长，走进抗日的社会大战场，他在实践中隐隐约约感受到一种通过“读书”而来的精神资源，推动着他的求索步伐。贾先生所读的书，他提到过的，就有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尼采哲学、俄罗斯文学和日本文学，以及中国古代的历史与文学，更为强烈而直接的，则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特别是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学作品。如果在贾先生的知识谱系里有个中枢点，那就是“五四”新文学的精神传统。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都是通过“五四”新文学这个中枢来对他发生影响，滋养他的精神。这是贾先生判断所有的善恶伦理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培养他的德行的出发点。他之所以接近胡风，并结成了生死友谊，也是在认知“‘五四’—鲁迅”精神的谱系基础上发生的，不是出于江湖义气，而是出于对于“‘五四’—鲁迅”精神的认同。所以，在我所撰写的挽联上联里，有意把关心社会的悲智，坚持正义的良知，不畏权势的傲骨与生死不渝的侠胆，视为先生品质中最重要的四大特征，都归结为“‘五四’—鲁迅”的精神传统在先生个人身上的展现。

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里，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可以来自各种文化资源，也可以综合各种文化资源。贾先生的“德行”的来源也是如此，但其中最直接的是来自“五四”的新文学的传统，这是一种尚未定型，同时遭受着各种苦难考验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传统，需要在整个中国的进步发展的实践中不断获得新的生命活力。这种传统在贾植芳先生身上强烈地体现为两个精神特征：一是怀疑一切权威教宗，要求在人性的范围——就是把人字写端正——检验一切事物的真相；二是要有尽可能开放的视野来看世界，要接受世界上一切有价值的文化财富，不排斥异己，不惟祖宗为绝对之是。以这两个精神特点来指导人生，便在立德；以这两个精神特点来教书育人，便在立功。先生能够在复旦大学原创性地建设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学科点，培养并影响了一大批学术梯队，都是与这两个精神特点的支撑分不开的。先生自己的著述也是如此，收录在《贾植芳文集》里的理论文章和大量序跋，基本上不脱离这两个特点。

另外，先生的学术活动主要来自社会实践，他是带着一个广阔的社会背景进入高校担任教职，所以他从来不是由书本到书本地教授知识。他在培养学生的时候，首先是让学生看清了真正学问在于对中国社会有深刻的洞察力，有历史感，还有就是参与热情。他从来就不喜欢那些在书斋里小心翼翼地寻章摘句、连点燃一支烟也怕烧痛手指的学术庸人，更不喜欢那些热衷于随着政治风向转、跟着社会倾向跑的呼风唤雨的活跃分子。在我跟随先生步入学术研究的初期，先生着重要求我做到两点：一是从寻找真相出发，尊重历史真实；当时他告诫我做作家研究一定要从读原版本入手，从最初的文本来把握作家的真实思想，然后再校勘后来版本中作家的修订内容，从中来看时代对人格的某些影响；二是要多学几门外语，要从世界的范围内来吸收新的思想资源和学术成果。他在80年代复出后主持的工作，首先就是主编几套大型的现代文学社团、思潮资料汇编和作家研究资料集，他一再强调要保证资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要保留原始材料的真面目。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之一《巴金专集》时，他不但收集了大量的原始资料，还主动把眼光放到国外的研究著作，从中来深入了解巴金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当我和李辉还在念本科的时候，先生就交给我们一本美国学者奥尔格·朗的研究专著，要我们从中翻译有关章节编入专集。我们之所以走上研究巴金的道路，是与这本奥尔格·朗的书直接有关，我们从这部研究著作中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巴金文学世界。从阅读巴金开始，我继续阅读了世界无政府主义的理论著作和俄罗斯民粹运动的论著，进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有了新的理解。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理解，最早是在70年代系统阅读了马列原著，后来就是在研究巴金的过程中对照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又一次比较深入地重温了社会主义思想学说，我的世界观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里形成的。后来我毕业留校，担任了先生的工作助手。接手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协助先生主编《外来思潮流派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大型资料汇编，先生一再对我说，不但要收集当时翻译到中国来的西方文学思潮流派的介绍，还要从外文专书中找到有关西方思潮的权威论述，要把这些资料翻译过来，对照中国当时介绍西方思潮的实际状况，注意研究两者的差距。我们还阅读了不少西方汉学家的研究著作，包括李欧梵的《中国‘五四’作家的浪漫一代》在内的一批著作都是当时先生具体指导我阅读，还进行试译的。后来他把他自己翻译的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论文和我们学生翻译、并由他亲自校对的相关论文编成一部译文集，几经周折后在1980年代中期出版，书名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那时比较文学的学科还刚刚兴起，这在当时还是很新鲜的学术成果。

先生属于魅力型的教授，在他的周围，始终围绕着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子。先生的教育观完全是有教无类的，只要有青年人登门造访，无论亲疏，也无论你是为了个人目的求教求助，还是为了人生学问中的大疑惑，他都一视同仁，竭力相助，热情对待，以热情的性格和开阔的视野深深地影响学生。曾华鹏先生在50年代是先生的受业弟子，先生去世后他含着眼泪对我说：当时中文系在课堂上最受欢迎的两位教师，一位是刘大杰先生，一位就是贾植芳先生。刘先生能说会道，上课自然吸引学生；而贾先生一口山西土话很难让人听懂，怎么也会吸引学生？曾华鹏教授回忆说，先生上课就没有讲稿，每次进课堂总是捧着一堆外文书籍，讲到苏俄的或者是某个西方作家的观点，总是随手取一本外文书，英文或者日文的，翻到某页，边翻译边讲解，这种授课形式在50年代就打动了学生的心，一下子把学生求知的心扩大了。曾先生所回忆先生的教学风度，我后来是亲身受益，但我曾听先生说过，他在50年代总是夜里准备第二天的讲课内容，一般都不睡觉，直到第二天白天上完课了才回家睡觉。他的精彩的课堂讲授完全是建立在彻夜不眠的精心准备之上的。贾先生对学生的关心还远远不是在课堂里，他总是课后把学生请到家里，谈天说地，将教学寓于日常生活之中。这一点我有深刻的体会。但我还是愿意多讲些别人的故事。施昌东教授，卓有成就的美学家，80年代中期因患癌症去世。先生对施昌东关爱有加，胜过亲子。但我知道他与施昌东的缘分是从一次争执开始的。当年施昌东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写作课交了一份作业，是一篇小说创作；作为教师的先生为他批改，大约是批改的地方过多了，伤了学生的自尊心，施昌东气呼呼去找先生争辩。先生把他请到家里，认真谈了起来，渐渐地学生服气了，从此就经常去先生家里求教。1955年发起批胡风的运动，先生的学生中间也产生了分歧，共产党员的章培恒写文章为胡风辩护，文章被退了回来；共青团员的施昌东写了批判胡风的文章却在杂志上发表出来，先生深知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对施未有半句责备的话，只说以后你们自会了解真相的。结果运动深入，先生入狱，章培恒、施昌东双双被打成胡风影响分子，党籍团籍全都开除。二十五年过去，章培恒先生成为著名的文学史家，施昌东先生成为著名美学家，曾华鹏、范伯群先生成为著名的现代文学研究学者。我在先生家里看到80年代初出版的《王鲁彦评传》，是曾、范两位先生所著，扉页上龙飞凤舞的一行字是范先生的手迹，大概的意思是：先生，二十五年前的作业我们今天来交卷了。我记得当时我读到这句话时我的眼睛当场就湿润了。现在，大约又是二十五年过去，我也已经是年过半百。我，还有我的学生回忆起各自的成长经历时，大约都有一份答卷交给了先生。学生的成长，不正是一个以教书育人为工作岗位的知识分子的最大荣耀，对社会对学术的无量功德吗？

80年代中期，先生担任了校图书馆馆长，同时还担任了校务委员，院系的学术委员会成员等，工作渐渐地忙碌起来，身体也渐渐进入了衰老阶段。好几次我都对先生说，以先生丰富的阅历和文学经验，可以口授讲解的形式著述一部文学史，我愿意帮先生作记录整理文稿。先生都不置可否。一次晚上，我坐在先生的书房里聊天，又提起了这个话题，但是这次先生明确表示，他不喜欢写文学史。他说这在他看来没有意思，他一生只是在新文学的传统里寻求真理，结识了胡风、冯雪峰等朋友，理解了鲁迅，也看到了许多文人的投机作派的嘴脸，人生经验大于文学的意义，至于从文学角度论好坏，还是让以后的人去议论吧。师母在旁边说，先生本来就是作家，志在创作，命运竟安排他到大学来教书，从事研究，还惹出1955年的政治官司，都是非他所愿的。先生现在年纪大了，精力有限，最想做的事是写一部回忆录，把一生的经历写出来，留给后人。先生也点头称是。这，显然是他们老夫妇俩反复盘算过的计划。就是说，在经历了人生大起大落的命运考验，在高校的岗位上教书育人将近耄耋以后，先生才考虑“立言”了。这就是他在90年代经口授录音整理的回忆录《狱里狱外》的初衷，很可惜，这部回忆录只出版了上卷，下卷因为涉及先生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大量口述资料还都封存在录音带上，不知道将来有否机会再见天日，不过，这对先生在天之灵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

第一部分原载《文汇报》2008年6月20日

第二部分原载《随笔》2008年第5期

第三部分原载《中国学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