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

茅盾（1896年7月4日—1981年3月27日），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中一位久负盛名的作家、批评家，他一生的文学活动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他从踏上文学道路那天起，就把人生二字镌刻在文学的旗帜上，始终坚持“为人生”的文学主张，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人生派”文学主张的代表人物。

茅盾的文学活动的起始，大体上说与两件重要的事有关：

一是1920年1月，《小说月报》从11卷1号起，开始半革新，选登白话作品，起用新式标点符号。小说栏由沈雁冰接任编辑，他为此写了《“小说新潮栏”宣言》，与此同时发表的还有《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宣言》的重点在说明借鉴西洋小说的急切性，并应“先从写实派、自然派介绍起”。《评议》则明确指出文学应当“表现人生并指导人生”，“重思想内容，不重形式”。这两篇不妨看作茅盾正式步入文坛时的宣言，是他关于文学为人生的第一次的简单表述。后来他在回忆这件事时说：《小说月报》的半革新是从11卷开始的，“这说明：十年之久的一个顽固派堡垒终于打开缺口而决定了它的最终结局，即第12卷起的全部革新”，“我偶然地被选为打开缺口的人，又偶然地被选为进行全部革新的人，然而因此同顽固派结成不解的深仇”。（《我走过的道路·革新〈小说月报〉前后》）人生的这种“偶然”是不多的，由此而有了他文学道路的开始。

一是一年后的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从此，茅盾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就与之有着重要的关系。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早成立的文学社团，发起成立这个社团的时间是1920年11月，发起人是耿济之、周作人、郑振铎、朱希祖、蒋百里、瞿世英、郭绍虞、孙福园、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十二人。而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则是文学研究会在理论方面的代表人物。

文学研究会成立时，发过一个《宣言》，是由周作人起草的，其中的“第三项略略表明了文学研究会对于文学的态度”（《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这一项说：

将文艺当做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

这样的文字，不妨说是文学研究会同人对于文学与人生关系的一种表态，茅盾却以此为他的终身事业，为人生的文学而写作一生。

这一年，由沈雁冰主编，经过全面革新的《小说月报》第12 卷1号以崭新的面貌出版，成为倡导文学“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阵地。

这两件事，我们说可以看作是茅盾文学活动的起始，因为在这之前，他虽写过一些文章，关于外国文学的、妇女的，还研究、整理了我国的古代神话和寓言等，但这只能看作是他文学活动的见习时期。从1921年开始，他参加了文学研究会，主编了《小说月报》，写了一篇宣言式的《评议》，正式表明自己“为人生”的文学主张。

在文学研究会中，这三位理论方面的代表，一个首倡“人的文学”，一个主张“血和泪的文学”，一个又张扬“为人生的文学”。这就如同三驾马车，插着镌刻着文学为人生的大旗，为中国现代文学而向前奔驰。

茅盾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比起周作人和郑振铎来，内容更具体、更丰富、更全面。

第一，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强调文学既要表现人生又要指导人生。

茅盾在接任半革新的《小说月报》编辑时，就在该刊的11卷1号上发表了《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说道：

我以为新文学就是进化的文学。进化的文学有三件要素：一是普遍的性质；二是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三是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惟其是要有普遍性的，所以我们要用语体来做，惟其是注重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所以我们要注重思想，不重格式，惟其是为平民的，所以要有人道主义的精神，光明活泼的气象。

前面我们说过这篇《评议》，不妨把它看作是茅盾步入文坛时的一篇宣言式的文字，正是这样的文字，把他自己定格在“为人生”的文学起跑线上。他是带着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的希望步入文坛的，文学就成为他反映人生，改造人生的工具的一种。这段文字中：

所谓“普遍的性质”，是说文学的进化，到了今天应该是大众的，为大众的。他是这样来表述他的认识的。他说，世界文学的进化有一个过程，到了近代，他们那里的文学者，发现了一种东西叫做“个性”，次第又发现社会、国家和民众，所以他们的文学，进化的阶段是这样的：（太古）个人的——（中世）帝王贵阀的——（现代）民众的。“和我们一样，我们现在是从第二段到第三段的时期”，即“民众的”阶段。这样一个阶段的文学，便应该是为民众的，惟其如此，文学的语言自然也应该是语体的，这样才能为民众所接受。

所谓“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这是对“为人生”的文学的具体的表述。这一表述，同周作人、郑振铎关于“人的文学”的意见是相通的，又是不同的。周作人说：“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郑振铎说：作家应该写作“血和泪的文学”，表现普通百姓非人的生活。茅盾接受了他们的关于文学的思考，他用文学的反映论来阐述他的看法，说了一段精彩的话：“文学是人生的反映，人们怎样生活，社会怎样情形，文学就把那种种反映出来。譬如人生是杯子，文学就是杯子在镜子里的影子。”（《文学与人生》）在这一点上，他们基本的意见是相通的，不过茅盾运用了文学反映论的语汇来说，表达就更形象更具体。但是，茅盾没有就此止步，文学对于社会、人生不仅仅是描写，是反映，文学对于人生还必须有指导的作用。否则，这样的文学，虽然揭露了社会的黑暗、思想的锢蔽，表现了人生，但是见的往往“都是罪恶，悲闷”，而“不能引导健全的人生观”。这是茅盾在1920年9月写的《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的文章中的话，他把“指导人生”进而发挥为“引导健全的人生观”，这在新文学运动初期，是特别难能可贵的。这里所引用的仅仅是茅盾早期文章中的一些表述，为了说明问题，不妨把时间往后推移，看看他的更精彩的一些说法。

1925年9月13日，他在《文学周报》第190期上发表了《文学者的新使命》说：“文学是人生的真实的反映”，但是有人认为，“仅仅如实地表现人生便是贬低了文学的声价；以为文学是积极性的，其效能在指导人生向更光明更美丽更和谐的前途，而非仅为现实人生的反映。如果文学的职务只在反映出现实人生来，则岂非等于一面镜子？文学决不可仅仅是一面镜子，应该是一个指南针”。文章说，现在世界上的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陷于悲惨的境地并且一天一天地往下沉溺。“抓住了被压迫民族与阶级的革命运动的精神，用深刻伟大的文学表现出来，使这种精神普遍到民间，深印入被压迫者的脑筋……感召起更伟大更热烈的革命运动来”。同时，“认明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有怎样不同的思想方式，怎样伟大的创造力和组织力，而后确切著名地表现出来，为无产阶级文化尽宣扬之力”，“这样的文学，方足称为能于如实地表现现实人生而外，更指示人生向美善的将来，这便是文学者的新使命”。这段文字十分重要：

一、明确界定了他所主张的“为人生”的文学，就是要描写、表现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的无产阶级的悲惨境地和人生，他们的革命精神，他们的思想方式，而不是以前文章中泛泛地谈论文学要为民众，因为这时候的他，已经是一个阶级论者了。他在此前的5月，就写过一篇重要文章《论无产阶级艺术》，他十分重视这篇文章，在后来的回忆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我们这世界，‘全民众’将成为一个怎样可笑的名词？我们看见的是此一阶级和彼一阶级，何尝有不分阶级的全民众？”在这里，“实际上，我是否定了自己早期的某些文艺观……我早期的文学艺术观，即是提倡写实主义和新浪漫主义，赞成进化的文学，为平民的文学；主张艺术要为人生、为社会服务。虽然我的观点后来有发展和变化，但明确地以阶级观点对早期的文艺思想加以修正和补充，始自这篇文章”。（茅盾回忆录《五卅运动与商务印书馆罢工》）

二、强调文学不仅仅是一面镜子，反映人生，而要像指南针一般，指示人生的将来。指南针是一个很形象的譬喻，本质地指出了文学的积极的指导作用。文学如果仅仅停留在对人生的反映，而不能反作用于人生，去积极地帮助人生，引导人生，改造人生，就失去了文学的基本职务功能，就同非人生的文学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茅盾在那同一篇文章中归纳性地说：“文学的职务乃在以指示人生向更美善的将来这个目的寓于人生的如实表现中，亦无不可。”这话是说，文学在如实地表现人生时，就要把指示人生的将来这个目的放在其中。因此，茅盾特别强调说，要注重作品的思想，正确的思想是指示人生的将来，引导人生树立健全的人生观的重要条件。

三、指出文学要感召起革命运动，为无产阶级文化尽宣传之力。这在早期的文学理论文字中，我们是看不到这样明确的意见表示的，这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足点上，才会对文学提出这样的高标准、高要求。

所谓“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周作人说过，用人道主义对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这话说得笼统，他是泛泛的在谈论人的文学。郑振铎则提出血和泪的文学，他从社会的黑暗现状出发，要求作家反映平民百姓的非人的生活。茅盾则更具体地指出：今天的文学是为平民的，不是去反映那些特殊阶级并为他们服务的。为平民的文学，要有人道主义的精神，即是文学要反映他们的非人的生活，他们的血和泪，他们的痛苦和不幸，但是，这不能仅仅停留在反映上，更不能表示某种怜悯和同情。平民文学要的是作品的精神，作品的光明的气象，以及他们对未来的希望。

第二，文学与国民性问题：文学要表现国民性“美点”。

这里有两个问题：

一是作家要创作表现国民性“美点”的文学。

国民性问题是“五四”时期的一个热门话题，20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接触过这个问题。鲁迅在日本东京留学期间，也思考过国民性问题，据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的回忆，鲁迅常常和他讨论三个相关的问题：“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五四”前后，鲁迅对国民性的问题思考更多了，他在一些杂文中时时在表露他的看法，指出国民的“劣根性”，譬如，他在《坟·论睁了眼看》中，探索的国民性是怯弱、懒惰，而又巧猾，在别些文章中，又写出了国民的愚昧和麻木。这时的他还不是一个阶级论者，他对国民性还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但是，鲁迅的揭发国民性的劣根性，其目的是“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对国民性有所改造。

鲁迅对国民性的探索，在“五四”前后的作品中是多有反映的。但是茅盾在步入文坛后，几乎很少看到他的关于国民性的文字，有时偶有一用，也往往等同于“民族性”。1921年2月，他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载《小说月报》12卷2号）一文中，有以下一段文字：“但要使创作确是民族的文学，则于个性之外更须有国民性，所谓国民性并非指一国的风土民情，乃是指这一国国民共有的美的特性。”他指出，从前的文学家因为把文学的目的弄错了，所以不曾表现出中华民族的“美点”，反把劣点发挥了。现在应着手创造真正的国民文学。

显然，茅盾的国民性与鲁迅的国民性的含义是不一样的，茅盾的国民性是民族性的同义语，鲁迅的国民性多指国民的“劣根性”。所以，茅盾指出作家们的责任和努力写作的文学，应该去表现国民的即民族的“美点”，即使在表现他们的生存的艰辛和痛苦，但也表现他们的纯洁的灵魂。他举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例子说：“他在俄国人湿漉漉的抹布生活里寻出俄国人”，寻出他们的“不绝的向上努力来，我们人类看了该怎样兴奋，而且怎样的感动呢”！他在描绘被践踏者与被损害者时，表现的是他们的纯洁的灵魂，揭示的是他们的人性的永久的真和善，茅盾是把这作为作家们的责任提出来并希望他们努力的。茅盾是一个文学反映论者，文学反映社会，表现人生，写血和泪，都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止于罪恶、痛苦、血和泪、社会的黑暗等，那么，文学反作用于社会的积极作用，“引导健全的人生”，就无从谈起。所以，茅盾他一再强调文学的“职务是在指示人生向更美善将来的目标”。

这里要指出的是：茅盾这时还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他还不是一个阶级论者，他还不能用阶级的语汇去谈国民、国民性这些概念，而只是笼统地使用国民性、民族性这些词语。到了1925年前后，情况就与以前大不同了，他自己就回忆说：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看见的是此一阶级和彼一阶级，何尝有不分阶级的全民众。当这年的《论无产阶级艺术》发表的时候，他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者了。不过，茅盾虽然笼统地谈国民性，没有从阶级的分析去认识国民性，但是，一到具体问题的阐述时，他那些“血和泪”、“湿漉漉的抹布生活”、“被践踏被损害”等的用语，又把被压迫被剥削者从国民性的笼统的概念中分离了出来，显示的是实实在在的阶级论。

二是文学的最大急务是改造人们使他们像个人。

茅盾在《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兼答郭沫若君》（载1922年8月1日《文学旬刊》第45期）一文中说：一个作家如果还没有同社会隔离，还有社会同情，他的创作便会是对社会腐败的抗议。“翻译家若果深恶自身所居的社会的腐败，人心的死寂，而想借外国文学作品来抗议，来刺激将死的人心，也是极应该而有益的事”。“处中国现在这政局之下，这社会环境之内，我们有血的，但凡不曾闭了眼，聋了耳，怎能压住我们的血不沸腾？从自己热烈地憎恶现实的心境发出呼声，要求‘血和泪’的文学，总该是正当而且合于‘自由’的事”。“我以为现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最大的急务是改造人们使他们像个人。社会里充满了不像人样的人，醒着而住在里面的作家宁愿装作不见，梦想他理想中的幻美，这是我们所不能了解的”。茅盾从国民性的笼统的论说中走出来，要求文学关注个人，关注人们的改造，使他们都能像个人。这同鲁迅先生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是一致的，鲁迅的针砭国民的病根，揭露国民的劣根性，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茅盾则明白地提出改造人们，改造国民中那些“不像人样的人”，使他们“像个人”，这在“五四”时期，唯茅盾一人。茅盾所指不像人样的人，其所指不是物质生活方面的，而是精神方面的，“愚昧”、“麻木”为其主要表现。鲁迅在其小说中通过人物形象就有过多处的描写，在其杂文中也时时有所针砭。茅盾则希望醒着的作家，走出梦幻，用文学来改造人们，使他们像个人。通过改造人来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标的实现，这是茅盾为人生的文学的又一重要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