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会

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纯文学团体，发起人是周作人、朱希祖、蒋百里、郑振铎、耿济之、瞿世音、郭绍虞、孙伏园、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十二人。为准备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他们在1920年11、12月间开了几次会，讨论并议决发起事宜：推定周作人拟写《文学研究会宣言》，郑振铎起草《文学研究会简章》。这两个文件，于1920年12月13日，即文学研究会成立前就在北京《晨报》第五版首次发表，向世人宣告我国第一个文学社团即将诞生。

1921年1月4日，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举行。参加大会的有21人：易家钺、瞿世音、王统照、黄音、杨伟业、郭梦良、蒋百里、朱希祖、范用余、许光迪、白镛、江小鹣、孙伏园、耿济之、沈雁冰、苏宗武、李晋、许地山、宋介、郑振铎、王星汉。后来陆续入会的都是现代文学的著名作家，如谢冰心、朱自清、老舍、冯雪峰、李金发、李健吾、欧阳予倩、陈望道、徐志摩等，到1928年最后一个正式登记入会的是第172人。可以这样说，除了随后组成创造社的那些成员外，几乎囊括了“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所有的新文学的作家。甚至连后来从事职业政治生涯的瞿秋白、张闻天、陈毅，也加入了文学研究会。这使它成为成员多，影响大的社团，而且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仅仅具有的唯一一个重要的文学社团。

文学研究会成立后，它的《宣言》和《简章》又刊载于1921年1月10日《小说月报》12卷1期，1月19日《民国日报·觉悟》，以向世人宣传这样一个新文学社团，扩大它的影响。

文学研究会在它活动的11个年头中，为扩大新文学阵地，促进文学创作，它先后办过几种刊物，编辑了几套丛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小说月报》。《小说月报》于1910年7月在上海创刊，商务印书馆主办，从创刊到第八卷止，为鸳鸯蝴蝶派所主持。1920年1月第11卷1号起，选用了沈雁冰主持“小说新潮栏”的编辑工作，开始半革新。1921年1月，沈雁冰主编了《小说月报》，从第12卷1号起全面革新，成为倡导“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阵地。两年后，由郑振铎接任主编。1927年5月，郑振铎去欧洲后，由叶圣陶和徐调孚接编，到1931年底第22卷12号停刊。

《小说月报》不是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但它在革新后的11年中，却全是文学研究会人主持编辑的，起作机关刊物的作用，为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首先，它在表述文学研究会的基本文艺理论主张方面，积极倡导为人生的艺术，鼓吹血和泪的文学。其次，在文艺创作方面，它不仅把老作家如鲁迅、叶圣陶、王统照、冰心等的新作及时推荐给读者，像老舍的《老张的哲学》，巴金的第一个中篇小说《灭亡》，丁玲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这些或是处女作、或是成名作、或是代表作，都发表在《小说月报》上，他们从这里起步，日后成为文坛巨匠，另有一批新人如：沈从文、许杰、胡也频、王任叔、鲁彦、张天翼、施蛰存、戴望舒等，他们的作品也是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在文坛渐渐成名的。再次，在译介外国文学方面，到终刊时，选登了39个国家300余位作家作品800多篇。正是《小说月报》在发展新文学创作，译介外国文学和整理中国古代文学诸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成绩，记录着我国新文学艰难成长跋涉的足迹。

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是《文学周报》，1921年在上海创刊时为《文学旬刊》，1923年7月30日第81期起，改名《文学》（周刊），均附《时事新报》发行。1925年5月10日第172期更名为《文学周报》，脱离《时事新报》而独立发行。1929年12月出至第9卷第5期停刊，共出380期。该报初为郑振铎编辑，后来谢六逸、徐调孚、叶圣陶、傅东华、赵景深等参加过编辑。它每期的篇幅有限，所以发表的文章都以短小精悍的文艺短评和散文、杂文、随笔为主，很少长篇论作。

《文学旬刊》在八年多的刊行中，记录着20世纪20年代文学家的斗争和他们的心声，记录着新文艺道路的足迹。它同《小说月报》一样，鼓吹为人生的艺术，提倡现实主义文学，致力于外国文学，特别是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和苏联文学的介绍。在同鸳鸯蝴蝶派和学衡派的斗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是当时影响较大的现代文学期刊。

文学研究会出版物《诗》月刊于1922年1月15日在上海创刊。这是新文学第一份专刊新诗和诗评的刊物。叶圣陶、刘延陵编辑。本刊第四期编者在《读者赐览》中说：“现因本刊创办人都是文学研究会底会员，故大家协议，将本刊作文学研究会定期出版物之一。”

它的经常撰稿人是：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俞平伯、朱自清、王统照、郭绍虞、徐玉诺和湖畔诗人汪静之等四位。他们在《诗》刊行的一年五个月中，一共写了近五百首诗，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描绘了二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的时代风貌。该刊还发表一些诗论和诗评。他们的诗或诗评，都坚持文学“为人生”的宗旨。1923年5月出至2卷2期终刊，共2卷7册。

文学研究会在坚持办好三个出版物的同时，还编辑出版了一批丛书，并为此成立了一个丛书委员会，由郑振铎负责。先后出版了《文学研究会丛书》、《文学周报社丛书》、《小说月报丛书》、《文学研究会世界文学名著丛书》、《文学研究会通俗戏剧丛书》等250余种。这些丛书的结集出版，集中地反映了新文学创作、翻译的丰硕成果，推动了新文学的进一步的发展，对于更好地团结、有效地联络广大作家起到积极的作用。

文学研究会是我国成立的第一个纯文学社团，在没有任何社团组建可资参考的情况下，发起人开了几次会，靠着多人的集思广益，很快就架构起具有文学社团特征的群体，用他们草拟的《宣言》和《章程》，向社会宣告它的诞生。几乎在文学研究会成立的同时，有了《小说月报》，随之又发刊了《文学旬刊》和《诗》月刊。可以这样说：它虽是第一个，但却是一个有组织的、完备的文学社团。

文学研究会这样一个文学社团，最早对它作文字总述的是茅盾，他在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导论一集》中说：这个导论是只“限于文学研究会的各位小说作家”的。鉴于此，他只能说及文学研究会的有关倾向和它的作者。这就是茅盾在第二部分着重叙述的《文学研究会宣言》的内容：

第一，是“联络感情”。“中国向来有文人相轻的风气，因此现在不但新旧两派不能协和，便是治新文学的人里面，也恐因了国别派别的主张难免将来不生界限。所以我们发起本会，希望大家时常聚会交换意见，可以互相理解，结成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

第二，是“增进知识”。

第三，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也是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业为他一生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所以我们发起本会，希望不但成为普通的一个文学会，还是著作同业的联合的基本，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这虽然是将来的事，但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希望。”

这个宣言的内容，是我们研究和认识文学研究会的基本依据。

“五四”文学革命从1917年开始，到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发动、倡导、运动了四年多，白话最终取代了文言，白话文学取代了旧文学，开始了新的文学的时代。但是，这个新的文学的时代应当是怎样一个时代？这问题，当时是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回答的，比较普遍的一种意见或者说法是“只问病源，不开药方”，但是这不是答案。到了文学研究会成立的时候，发表的这个《宣言》，茅盾说：“所表示的对于文学的态度就是当时普遍现象的一角”，“文学研究会这个集团自始即不曾提出集团的主张”。所以，茅盾两次强调指出：文学研究会它“不像外国各时代文学上新运动初期的一些具有确定的纲领的文学会”，它的“成立并不是因为有了一定的文学理论要宣传鼓吹”。（《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导论一集》）了解这一点是重要的，必需的。我们就可以这样理解，这个《宣言》不是对于我国未来文学发展的纲领，不是我国文学未来发展的具体的主张。

它既然不是纲领，那它是什么？我们怎样去认识它的这个《宣言》？

《宣言》的第一条，中心语是：“结成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这个“中心”团体的第一责任就是“联络感情”。通过“时常聚会交换意见”，达到“互相理解”，以克服“文人相轻的风气”和难免的派别的“界限”，消解小派别、小团体，结成大联盟、中心团体。这是要把“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奋战在文学战线上的作家、团体、派别统统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这样一个大动作，文学研究会的发起者们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有这个可能性吗？他们在《宣言》中这样明确表述了，那就应该有这个文学界大联合的条件。这个条件是来自于几个方面：文学研究会的发起者都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发动者或是参加者，具有巨大的号召力，这是一；文学研究会提出的“为人生的文学”，在当时是被理解作“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这个口号为当时的许多作者所赞同，所接受，这是二；文学研究会所声称的“著作同业工会”的性质，也为作家们所认同，这是三。有了这一切，文学研究会成立不久，就将国内的作家很快集结起来，最后达到172名，成为国内最大的文学中心团体。

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在创造社前半年，它集结作家也是自然的事。但这却为创造社所不满，它在日本东京成立不久，就指责文学研究会的做法是企图“垄断文坛”，是“党同伐异”。因此，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之间一开始就发生了争论，责任在创造社方面。

《宣言》中说文学研究会只是“著作同业工会”的性质，这是这个社团给自己的明确的定位。这个定位，淡化了作为一个文学社团的性质，反而可以把它看作一个通常意义上的社会文化中心的机构，一个文学的社会组织。因此，它在两个方面显示出作为社会组织所表现出的松散的特点：一是基本上的各自为政。《简章》规定：“本会会址设于北京，其京外各地有会员5人以上者，得设一分会。”这些分会，有自己的会址，自己的“机关报”，基本上是自行其是，同本会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上下级的关系；二是对会员不加以约束。茅盾说：“文学研究会这个团体从来不曾有过对于某种文学理论的团体行动，而且文学研究会对于它的会员从来不加以团体的约束，会员个人发表过许多不同的对于文学的意见”，团体是不加过问的。茅盾的这个说法，正是文学研究会作为“著作同业工会”的本质的反映。在这一点上，它确实不像创造社那样所具有的文学社团的特征。它更不同于后来的“左联”。

但是，维系这个“著作同业工会”的，也有一个“共通的基本的态度”，或者是共通的基本的认同：“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简单说：就是文学为人生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的内容要讨论：

一个是：“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这既是对于封建的旧文艺的批评否定，又主要是对于鸳鸯蝴蝶派的批判。文学不是游戏品，消遣品。它应该是社会、是人生的反映。

一个是：文学研究会对于“为人生”的问题的表述是简单明确的：反映社会，讨论人生。这个问题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的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在他们各自的文章中所表述的也与此相一致：周作人说：“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研究记录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沈雁冰说：文学是“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郑振铎说：“血和泪的文学”，指出一个有良知的关注社会和民生的作家，他不可能置普通百姓的苦痛的生存状况于不顾。因此，文学研究会“希望”作家把文学作为自己的毕生的一种职业，一种工作，正同劳农一样。文学家用文学创作为其人生的工作，反映的是社会和人生。这样的一个职业作家才会赢得社会的尊重。

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中，许多人就是在“为人生”的号召下，努力进行着文学创作，诸如：以揭示各类社会人生问题的“问题小说”，以反封建、反传统，提倡个性自由和妇女解放为内容的“社会问题剧”；以表现广大农村的封闭、保守、落后、压迫，民不聊生的苦难为内容的乡土文学；以社会生活底层民众的痛苦为内容的血泪文学。这些都是“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指引下的丰硕成果。我们不能不说这一口号的巨大影响力和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