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礼教文化，到了“五四”时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遭到了灭顶之灾，中国一批民主的激进的知识分子，在铁屋子里被俄国革命的炮声震醒了，起而呼喊，掀起了“五四”狂潮，一场新文化运动由此拉开序幕。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运动，是以新思想做指导，新文化做内容，新文学做先锋而日益展开的。这场革命，从一开始，就受到封建的卫道者的顽强抵抗，在政治思想、文化艺术、文言白话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激烈的论战。
“五四”前夕，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为阵地，开始发难并逐渐形成势头，斗争也随之而发生，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6卷1号发表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和同年3月21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的《答林君琴南函》，是对封建卫道者们抵制新文化运动的各种“非难”之声，攻击之举的针对性的回击，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最初行动的全面维护，也是对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的发动。
这年2月17、18日，林琴南在上海《新申报·蠡叟丛谈》第13、14期发表文言小说《荆生》，3月18—22日又发表文言小说《妖梦》，表明封建势力对新文化运动斗争升级的一个信号。紧接着，北京政府又通过报纸散布谣言，说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一干人，已被北京大学驱逐出校，而校长蔡元培也将遭国会议员的“弹劾”等等，新旧思潮的对峙和斗争显得非常激烈。
面对这样的严酷的斗争形势，当时北京、上海等地的进步人士和广大读者纷纷发表文章，对反动政府的压制政策表示强烈愤慨，怒斥复古派依仗权势、暗地造谣的卑鄙行径，表示要与“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之蟊贼，必尽吾侪之力与之奋战苦斗”，“百折不挠”，“生死以之”，去争取“必属于革新之诸君”的“最后之胜利”。这就是“五四”前期有名的“新旧思潮之大激战”。
为了显示进步舆论界的力量，更全面地集中各地报刊的言论来反击反动势力和那些复古派，《每周评论》第17期辑录了《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特别附录第（一）。内容为：渊泉的《警告守旧党》，原载《晨报》；毋忘的《最近新旧思潮冲突之杂感》，原载《国民公报》；遗生的《最近之学术新潮》，原载《北京新报》；隐尘的《新旧思想冲突平议》，原载《民治日报》；匡僧的《为驱逐大学教员事鸣不平》、《大学教员无恙》、《威武不能屈》，原载《时事新报》；平平的《北京大学暗潮之感想》，原载浙江《教育周报》；太上、余生的《新旧思潮》和《酝酿中之教育总长弹劾案》，原载《顺天时报》；冷眼的《新思想不宜遏抑》，原栽《顺天时报》；往的的《新旧思潮平议》（二），原载《民治日报》；仪湖的《林蔡评议》，原载《民福报》；蕴巢的《新旧之争》，原载北京《益世报》；裴山的《新旧思潮之开始决斗》，原载《神州日报》。
《每周评论》第19期，又辑录“特别附录”第（二），收录各种报刊文章10篇，诸如遗生的《时势潮流中之新文学》、鲁逊的《学界新思想之潮流》、志拯的《思想革命中的北京大学》和《谁的耻辱？》等。
《每周评论》还在3、4月间的“随感录”栏目，发表了只眼（陈独秀）的文章四篇，批驳林琴南为代表的复古派。
这里列出的只是这次新旧思想大论战的部分材料，已能充分反映出当时新旧思想斗争的激烈程度，正是这场论战，进一步引发了思想解放，为“五四”运动的更彻底的思想解放做了前期的准备。
这场大论争，从一开始就把新文学的问题推到了论争的中心，最先的讨论是关于文言、白话的“并行说”，不同的意见进行着认真的争辩。其后，反对、攻击新文学的声音日趋激烈，因此，拥护新文学和反对新文学的对立双方之间就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发生了：同守旧派的论争，同“学衡派”的论争，同“甲寅派”的论争，以及对鸳鸯蝴蝶派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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