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必读书”是《京报副刊》征集青年读什么书引发的。1925年1月4日，该刊主编孙伏园开辟《青年必读书》栏，请当时学术界、教育界知名人士为青年推荐必读书，胡适、梁启超等人也参与了，他们把《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推荐给青年作“必读书”。这实际上是这之前他们应《清华周刊》向青年开列“书目”的一个继续。
针对这种情况，鲁迅也就青年读什么书的问题，用刊表的形式，发表了《青年必读书》（载2月21日《京报副刊》）以答，原文很短，仅二百来字，摘要如下：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寥寥数语，振聋发聩。有人对这篇极为深刻的短文，不能解其真意，以为不过是一些玩笑或是愤激之词，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这样回答：“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鲁迅全集》第1卷）鲁迅坚持青年要有活学问，反对青年埋头故纸堆，读死书。如果不将青年引导去“行”，那后果，中国将真要永远与世界隔绝了。
鲁迅的真意，为青年们所赞同，接受。当时的年轻诗人汪静之于1925年5月1日写信给周作人说：“《京报》附刊上《青年必读书》里面鲁迅说的‘少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我一见就拍案叫绝，这真是至理名言，是中国学界的警钟的针砭，意见极高明，话语极痛快，我看了高兴得很。”
鲁迅的文章，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和攻击。
柯柏森的《偏见的经验》，攻击鲁迅少看或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主张是“卖国”，指责鲁迅“你自己的经验，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无以名之，名之曰：‘偏见的经验’”。
鲁迅作《聊答“……”》，痛斥攻击者：“到我死掉为止，中国被卖与否未可知，即使被卖，卖的是否是我也未可知……但有一节要请你明鉴：宋末，明末，送掉了国家的时候；清朝割台湾，旅顺等地的时候，我都不在场”。而这些事发生的时候，外国的书“还未来华，而‘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辈’的著作却早经行世了”。你的大作，“是无力保存国粹的，或者倒反更丢国粹的脸”。（载1925年3月5日《京报副刊》，柯文作为“备考”一并登录）
熊以谦作《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攻击说：“素负学者声名，引起青年瞻仰的鲁迅先生说出这样浅薄无知识的话来”，他的话“糟蹋了中国书”，“贻误青年”，“国也只能爱外国的国”，“变成一个外国人”等。
鲁迅逐条予以批驳：熊的攻击的文章，不是用“老得生了锈的老兵器”，他是用的篡改原意，故意“推演”，甚至是些“不省人事之谈”。文章说：“国的存亡是在政权，不在语言文字”。“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是只教你略能说几句外国话，却不至于劝你多读外国书，因为那书是来灭的人们所读的。但是还要奖励你多读中国书，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象元朝和清朝一样”。这就深刻地揭示了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古代的文化来达到侵略的目的的做法，从而有力地批驳了熊的言论。（载1925年3月8日《京报副刊》，熊文也作为“备考”一并登录）
赵雪阳给孙伏园先生写信，谈到有位学者说到“青年必读书”时，说鲁迅“读得中国书非常多……如今偏不让人家读……这是什么意思呢！”
鲁迅作《这是这么一个意思》以答，说：我读过一点中国书，但没有非常的多，也没有不让人家读。现在倘若问我的意见，就是：“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我先前喝酒，从小喝继而大喝，酒精“害了肠胃”，现在有时戒除，有时也还喝，正如还要翻翻中国书一样。“但是和青年谈起饮食来，我总说：你不要喝酒”，“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载1925年4月3日《京报副刊》，赵文也作为“备考”一并登录）
因为“青年必读书”，引出许多的反对声，其本质的问题还是把青年引向哪里：引向故纸堆，脱离现实的斗争，还是学习活学问，参与现实的斗争？对于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鲁迅都进行了严肃的斗争，他曾说：“你只要一篇不答复他，他们就认为你失败了。我们篇篇答复他们，总把他们弄得狗血淋头，无法招架，躲回他们老巢为止。”（荆有麟《鲁迅回忆·鲁迅的对事与对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