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太阳社在革命文学倡导中对鲁迅的围攻

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件大事，其标志性的意义是从“转换”开始，中国新文学就向左翼的革命文学进发，并很快集结成左翼文艺的力量，组成“左联”文学社团，开始近十年的左翼文学运动。

这次的“转换”，是从理论倡导开始的，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几乎所有的理论文章，都散发着大批判的火药味，挥舞着批判的“武器”，并且是那样的默契，几乎一致地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对准新文学的代表人物鲁迅。这一切，鲁迅是浑然不觉的，他不会想到，曾主动与他联合的创造社，会在一夜之间，撕毁成议而转向对他的围攻。

鲁迅对在革命文学倡导初期，对他实施攻击的恶劣做法是极其愤慨的。在事隔六年的1933年底，他在《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中，对杨邨人的叛徒行径作了斥责，并就文艺界一些人在对他实施攻击时的不择手段，说了下面的话：“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杀不掉，我就退进野草里，自己舐尽了伤口的血痕，决不烦别人敷药”。（《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鲁迅提及此事时情绪上的激愤，不仅仅是因为他成了“革命文学”倡导者们祭旗的牺牲，更隐藏着一种被欺骗被捉弄的气愤。为对此事加以说明，这里需要补充一段史料：

1933年3月2日，日本朋友山县初男向鲁迅索要《呐喊》和《彷徨》，并请先生题诗以赠，鲁迅先生欣然允答，题五绝一首：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五四”文学革命初期，新文艺以《新青年》为阵地，倡导文学革命，热闹了一阵子，后来就漫漫的冷落，只有平安的旧战场了。旧时的战友，“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风流云散，自己孤独一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这首诗所表达的就是这样的历史和现实。他在孤独中，荷着武器，寻找着新的战友，以布成新阵，组成联合战线。（《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为寻求联合战线，鲁迅在广州时，同创造社的成仿吾、王浊清、何畏等人于1927年5月联名发表《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1927年11月，因为要恢复《创造周刊》，郭沫若责成郑伯奇、蒋光慈、段可情造访鲁迅，讨论联合作战与合办杂志之事，鲁迅表示支持，并主张不必另出杂志，恢复《创造周刊》即可；1928年1月，由鲁迅领衔，与创造社、太阳社的麦克昂（郭沫若）、成仿吾、蒋光慈、张资平、穆木天、郑伯奇、王独清等三十余人联合发表了《〈创造周报〉复活了》的预告，并登在《创造月刊》1卷8期封3中。这一预告的发表，表明文艺界的新的联合战线即将形成，鲁迅寻求新的战友，布成新的联合战线的愿望即将实现。在双方联合的过程中，鲁迅先生受到了创造社诸人的敬重。

然而，这一联合战线却在一夜之间彻底破裂了，联合宣言成了一纸空文。这是鲁迅所始料未及的。

郭沫若对此有一段回忆文字：关于恢复《创造周报》，曾同鲁迅商量，“鲁迅先生也答应了，因此《创造周报》复活的广告便见诸报端，负责人是以鲁迅先生领头，我以‘麦克昂’的变名居第二位，这是有据可查的。但不久仿吾游日本回来，还有继续回来的所谓‘后期创造社’的几位朋友，他们那时异常尖锐，都不赞成我的主张，因而便把成议打消了。这对鲁迅先生确是对不住的一件事。而更对不住的是《文化批判》的出版，竟把鲁迅先生作为了批判的对象”。“后期创造社”的一些人在围攻鲁迅问题上负有主要的责任，但郭沫若非但没有在围攻的起始以他的影响去加以阻止，更甚至，随后也加入了这一围攻阵营，他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所罗织的罪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一、创造社、太阳社联合发动对鲁迅的围攻

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的攻击，大多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思潮史资料，都有所提及，但没有比较详细地去叙说这件事，原因不得而知。但是，这段历史应该澄清，因为“革命文学”的“转换期”是用大批判开路的，就像“五四”文学革命一开始就对旧文化、旧文学、旧礼教，发动了大批判一样。而这次的大批判，是以新文学的十年的发展成果为对象，以鲁迅为靶心人物，由创造社、太阳社发动的集团的批判行动。这其中有诸多为什么，有诸多应该思考的东西。因为它留给历史的东西似乎太过沉重。

他们发动的这次围攻，目的非常明确：扳倒鲁迅，抬出自己。

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谈何容易！因为鲁迅毕竟是新文学的领军人物，是新文学的旗手。创造社、太阳社应该清楚这一点。但是他们为要达到目的，无所顾忌，连篇累牍地发动一轮又一轮的攻击，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坐实鲁迅的资产阶级属性

第一轮

1927年1月16日，成仿吾发表了《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说文学革命，已“堕落到趣味的一条绝路上去”，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鲁迅就是趣味文学的代表。第一次公开点了鲁迅的名。（载《洪水》3卷25期）

这年5月，成仿吾又发表了《文学革命与趣味》，把文学革命走上“歧路”的原因，归之于“趣味这个迷魂阵”。（载《洪水》3卷33期）

1928年1月，创造社《文化批判》创刊，冯乃超的文章《艺术与社会生活》，成了大批判的领跑者，他在文章中一下子批判了叶圣陶、鲁迅、周作人、郁达夫。丑化鲁迅“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他的作品“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

同年2月1日，成仿吾发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在倡导文学的“转换”的同时，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予以全盘的否定，指责鲁迅和“语丝派”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是睡在鼓里面的小资产阶级”，对它要作“全面的批判”，扬言要“用十万两无烟火药炸开”“语丝派”的“趣味”文学。（载《创造月刊》1卷9期）

2月15日，李初梨在《文化批判》第2号发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再次点名鲁迅是“趣味文学”的代表，并责问甘人（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鲁迅“发表过我们人民的苦痛”，“是我们时代的作者”）“鲁迅究竟是第几阶级的人，他写的又是第几阶级的文学”。

3月1日，钱杏邨发表《死去了的阿Q时代》，攻击鲁迅的这部代表性作品早已“过时”，没有时代意义。

这一阶段，除钱的文章外，大体上是为“转换期”而作的，理论的中心还在“转换”二字上，“转换期”他们扬言要对“浑沌的文艺界”展开大批判。那么批判对象的选择，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创造社初次点名的四位中，叶圣陶、周作人、郁达夫名声都没有鲁迅大，鲁迅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开拓者，领路人。因此要否定新文学的历史，首先就要否定鲁迅。为此，他们必须在一开始就对社会、文艺界有个说辞，这个说辞就是：鲁迅是“有闲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为此在多篇“转换”的理论文章中，三番五次地提及，以图坐定鲁迅的阶级属性。

这些文章，虽然攻击的势头不如后来的文章的猛烈，但对鲁迅的刺激还是颇深的，鲁迅后来说，那时“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却是至今还不能完全忘却的”。他因此而将一部杂文集定名为《三闲集》，以刺成仿吾。

更使他不能再忍让下去的是冯乃超的文章，于是他作文反击，这就是《“醉眼”中的朦胧》（载1928年3月12日《语丝》4卷11期）。冯乃超的文章攻击鲁迅是“醉眼陶然”地眺望社会人生，鲁迅则借用之以“醉眼朦胧”回击，指出他们对待当前社会问题和主要的革命对象，所表现出来的“朦胧”。文章首先严厉地批评了创造社和太阳社诸人的言行脱离了社会实际，在革命低潮期侈谈“艺术的武器”，空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口号，这做法，“实在不过是不得已，是从无抵抗的幻影脱出，坠入纸战斗的新梦里去了”，以此来“维持自己的勇气”。而对于当前社会的主要革命对象，表现的是一些“朦胧”，连托尔斯泰的“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剧的假面的勇气的几分之一也没有”，在“‘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文章还十分形象的说：一些人，和官僚、军阀“已有瓜葛，或想有瓜葛的，笔下便往往笑迷迷”，然而，“梦中又害怕铁锤和镰刀，因此也不敢分明恭维现在的主子，于是这里留着一点朦胧”。文章还讽刺了“复活的批评家成仿吾”，总算离开守护的“艺术之宫”的职掌，要去“获得大众”，这是为将来“飞跃又飞跃”的投机营生。

鲁迅的批评，指出了创造社和太阳社诸人提倡革命文学是脱离社会实际的空喊，是一种用来维持自己勇气的纸的战斗，而没有面对社会抗争的勇气。这种批评，不但是严肃的，而且是严厉的，是真正的意义上的挞伐。

第二轮

鲁迅的批评，击中了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要害，他们于是开始了有组织的行动，对鲁迅实施进一步的“笔尖的围剿”。这就是1928年4月15日《文化批判》月刊第4号的出版，即后来画室批评的“一本大杂志有半本是攻击鲁迅的文章”的这一期。文章有：厚生的《智识阶级的革命份子团结起来》，李初梨的《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的乱舞》，冯乃超的《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彭康的《“除掉”鲁迅的“除掉”》，另镜的《文学上的历史任务——建设多数文学》。

这一组文章同第一轮的文章相比，有极端的不同，客观地说，第一轮的文章文字上并不恶劣，虽然对鲁迅有所指责和攻击，但不是通篇的攻击文字，而是在谈“革命文学”的建设诸问题时，每每将鲁迅拉扯进来，批判一通。而这一组文章则扯去了“革命文学”这块耀眼的大招牌，赤裸裸地、疯狂地对鲁迅实施“围剿”，甚至是泼妇骂街式的：指责鲁迅是“人道主义者”，他“瞎眼”；他是布鲁乔亚的一个“最良的代言人”，“一条忠实的看家狗”；他是中国的唐·吉诃德；他对“普罗列塔利亚”是“一个最恶的煽动家”等等。

5月1日，石厚生（成仿吾）作《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载《创造月刊》1卷11期），教训鲁迅“快把自己虚构的神殿粉碎，把自己从朦胧与对时代的无知解放出来，而早一点悔改”。

燕生作《越过了阿Q的时代以后》（载《长夜》半月刊第3期），攻击鲁迅是“一个足踏在新旧过度线上的老新党”，他这尊偶像，“阻碍了前进的路线，摧折了新时代发生的动机，将中国民族永远留在迟疑、徘徊、消极、破坏”的路上。

5月20日，钱杏邨作《“朦胧”以后——三论鲁迅》（载《我们》月刊创刊号），攻击鲁迅的笔下“没有光明，只有‘呐喊’‘彷徨’”。教训鲁迅要“接受批评，翻然悔悟”，否则，“只有死亡”。

在这一阶段，鲁迅发表了几篇文章，有谈革命文学的，有回敬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攻击的，其中重要的两篇是：

4月16日，《语丝》4卷16期发表鲁迅与冬芬的通信，题为《文艺与革命》。谈了文艺与革命、文艺的社会作用、文艺的“宣传”功能等原则问题。指出文艺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发展，而今的革命文学的倡导缺乏一定的社会根据，不可能真正收到实效的，最多也“不过多卖几本刊物”，或在“刊物上挣得载稿子的机会罢了”。

5月7日，鲁迅作《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载《语丝》4卷19期），批评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一些人，不能在理论上进行斗争，而只好用对手的“籍贯、家族、年纪来作奚落的资料”，我对他们，还不至于如此做。“林琴南先生就早已死去了。可怕的是将为将来柱石的青年，还象他的东拉西扯”。

这一阶段相比前一阶段，显示的特点是有组织的社团行动，不是“攻击”，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围剿”，非把鲁迅搞臭，彻底“扳倒”而后快，因此，泼妇骂街式的文字是这些文章的特点。

第三轮

 8月10日《创造月刊》第2卷1期，发表攻击鲁迅的文章三篇，掀起了新一轮围剿高潮：

杜荃（郭沫若）作《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把攻击鲁迅的势头推到了颠峰，用推理式，把鲁迅定格在反革命、法西斯谛人物上：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因为“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所以“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何大白（郑伯奇）作《文坛五月——文艺时评》，认为“鲁迅与语丝派诸君所代表的一种倾向”，是“最消极最无为的方面”，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批判。又说：鲁迅是“我们的敌人”，与他的冲突，是属于思想和倾向方面的冲突。

梁自强作《文艺界的反动势力》。教训、威胁鲁迅，要他“改邪归正”，如再“倚老卖老”，就要为他“发讣了”。

这一组文字，已将鲁迅定格为反革命，敌人，法西斯。并扬言要置他于死地，为他“发讣”。这些难以令人信服的文章，这些近乎疯狂的文章，这些又像是失去理智的文章，确确实实出自创造社、太阳社诸君之手。

对于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围剿、攻击和谩骂，鲁迅明确表示：我“还不至于用了他们”的手段。所以他在不得已发文反驳时，没有理睬那些谩骂、攻击性的文字，而只在“革命文学”理论诸问题上与之论辩。8月20日，鲁迅作《文坛的掌故》（载1928年8月20日《语丝》4卷34期）便是一例。文章是批评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指出他们在倡导“革命文学时，不从中国实际出发，照搬外国经验的含混恶劣的倾向”。

同一期《语丝》上，还发表了他的《文学的阶级性》一文。指出文艺是有阶级性的，批驳了文学创作“超时代”、“超阶级”的主张。“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

在这样一场持续一年多的围攻的日子里，鲁迅关心的不是别人的攻击和谩骂，而是怎样建设中国的革命文学，所以希望有人能译几部唯物史观的书，来指导我们的文艺。而鲁迅自己，在被围攻的日子里，“挤”时间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唯物史著作。后来，他在1932年4月编定《三闲集》（收1927—1929年杂文）的《序言》中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这一时期，从鲁迅的日记中看到他买过许多重要的唯物史观的著作。

在围剿鲁迅的后期，要特别提到一个人和他的文章，这就是画室和他的《革命和智识阶级》一文，画室，即冯雪峰，其时他正在上海。他看到《太阳月刊》那样“一本大杂志有半本是攻击鲁迅的文章”，“革命现阶段的态度上既是可不必”，而创造社诸人的“攻击方法，还含有别的危险性”，因此，他于1928年9月25日在《无轨列车》第2号上发表了这篇重要文章。首先对文艺界关于革命文学论争以及知识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十分中肯的评价。对于创造社围攻鲁迅的做法，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鲁迅工作和创作活动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文章中写道：“创造社改变了方向，倾向到革命来，这是十分好的事，但他们没有改变向来狭小的团体主义精神，这却是十分要不得的。一本大杂志有半本是攻击鲁迅的文章，在别的许多地方是大书着‘创造社’的字样，而这只是为要抬出创造社来。对于鲁迅的攻击，在革命的现阶段上既是可不必，而创造社诸人及其他等的攻击方法，还含有别的危险性。”“实际上，鲁迅看见革命是比一般的智识阶级早一二年”，他“抓着了攻击国民性与人间普遍的‘黑暗方面’”，他“不遗余力地攻击传统的思想——在‘五四’、‘五卅’期间，智识阶级中，以个人论，做工做得最好的是鲁迅”。

这篇文章，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创造社发动对鲁迅的围攻，正是他们的狭小的团体主义思想的恶性暴露，是他们为要抬出自己的必然手段。第一次揭示了鲁迅的活动对于中国革命的价值和意义，知识阶级对于革命的重要性，这无论是在当时还在后来，都有着特别的意义。这篇文章的发表，对于制止创造社组织的这场围攻具有一定的作用。到了1929年冬，由于党的领导人批评了创造社等一干人围攻鲁迅的错误做法，并当面对创造社的几位主要负责人传达了党的意见，创造社和太阳社中的党员和主要负责人迅速贯彻党的指示，停止了对鲁迅的攻击，并遵照党的意见，以鲁迅为盟主，为旗帜，组建左翼文艺家联盟。

（二）全盘否定鲁迅作品的社会意义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自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后，鲁迅作品引领着中国现代文学前进的路，其意义和价值是公认的，最先指出鲁迅作品意义的是茅盾。1923年8月，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由北京新潮社出版，它以深刻的思想政治内容和卓越的艺术描写，为中国现代小说创作奠定了基础，“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10月8日，茅盾就发表了《读〈呐喊〉》，对小说集中的重要作品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作了精辟的分析和高度评价，深刻指出：《呐喊》中的这些作品，有对于“传统的旧礼教”的“最刻薄的攻击”，对于“旧中国的灰色人生的写照”，更有对于“隐伏在中华民族骨髓里的不长进的性质——‘阿Q相’”的刻画。而鲁迅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载《文学周报》第91期）

1927年10月，茅盾以方璧署名发表《鲁迅论》，在对鲁迅的小说进一步作出评价的同时，对鲁迅的杂文也作了高度的评价，指出他的“杂文充满了反抗的呼声和无情的揭露”，他虽然“没有呼喊无产阶级最革命的口号”，但是我们却看到他有“一颗质朴的心，热而且跳的心”。这是第一篇对鲁迅所作的较全面、准确、深刻的论文，具有重要意义。

鲁迅作品的社会影响是巨大的，茅盾的评论之外，像画室、甘人、冰禅、乃至刘大杰先生都说，鲁迅作品是“有他们真价”的。

然而，创造社和太阳社诸位，对鲁迅的作品持全盘的否定意见，理由是：鲁迅和语丝派是当今“趣味文学”的代表，他们的作品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是睡在鼓里面的小资产阶级”，因此，对其应作“全面的批判”。（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载1928年2月1日《创造月刊》1卷9期）

鲁迅的作品，“虽然也攻击社会的不良，虽然有时也发几声呼喊，但是始终在彷徨，彷徨……寻不出什么出路”。（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载1928年2月1日《太阳月刊》2月号）

基于这样的看法，他们认为：要开展、倡导革命文学，就必须清算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就必须对鲁迅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批判，全面的否定。

鲁迅小说集《呐喊》于1923年8月出版后，同年茅盾就发表了《读〈呐喊〉》，对这本小说集作了全面的评价。第二年2月，成仿吾也发表了《〈呐喊〉评论》（载《创造季刊》2卷2期），说鲁迅的这15篇作品，分前期的和后期的，前期的9篇是“再现的”，后期的6篇是“表现的”。前期的《狂人日记》、《孔乙己》、《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等，“不外是一些记述”，是“自然主义的作品”。其中“《狂人日记》很平凡；《阿Q正传》描写虽佳，而结构很坏：《孔乙己》、《药》、《明天》未免庸俗；《一件小事》是一篇拙劣的随笔；《头发的故事》亦是随笔体；惟《风波》与《故乡》实不可多得的作品。而后期作品《端午节》、《白光》、《不周山》等，还有它一读的价值”。

茅盾回忆说：鲁迅读了这篇评论后，“劝我们不要写文章与之辩论，因为如果辩论，也不过是聋子的对话”。可见鲁迅当时对这篇评论所持的反感。

鲁迅不要茅盾发文辩论，但文艺界对这种笔扫一切的恶劣做法，表示了强烈不满。

较早作出反应的是甘人，他说：“能写《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热风》，《华盖集》，《野草》的鲁迅，我们不能不对他尊敬。”“讲趣味的人的趣味，任凭你如何攻击，倒还未尝失去它的价值”，而那些“艺术之宫的‘自我的表现’”者，表现了几年，最后成了“文学界的趣语了”。（《拉杂一篇·答李初梨君》，载1928年5月《北新》2卷13期）

刘大杰这位从不参与文艺界是非之争的人，大概对文艺界一些人攻击、否定鲁迅的作品不满，也作文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我不是鲁迅的仇敌或朋友，我要说的话，“全是我自己所要说的”。“他是一个写实主义者，以忠实的人生观察者的态度，去观察潜在现实诸现象之内部的人生的活动”，“把人类的社会的丑恶，一件件陈列在读者眼前，他就算尽了他的责任”。“在中国写实主义的作家里面，鲁迅是成功的一个。他有最锐利而讽刺的笔。在《呐喊》与《彷徨》里面，差不多没有一篇，不是写他自己在人生路上体验过或看见过的事情。所以，《祝福》、《孔乙己》、《在酒楼上》、《离婚》、《故乡》写得那样真切而动人。”（《〈呐喊〉与〈彷徨〉与〈野草〉》，载1928年5月《长夜》第4期）

郁达夫虽是创造社人，但在对待鲁迅的态度上，与创造社诸人完全不同，在作品的评价上，他明确地表明过自己的一贯意见：“我总以为作品的深刻老练而论，他总是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人者，我从前是这样想，现在也这样想，将来总也是不会变的。”（《对于社会的态度》，载《北新》2卷19期）

茅盾在与创造社、太阳社进行争辩时，写了长篇论作《读〈倪焕之〉》，在论及鲁迅作品的意义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当时最有惊人色彩的鲁迅小说——后来收进《呐喊》里的，在攻击传统思想这一点上，不能不说是表现了‘五四’的精神。”

而鲁迅本人，对于他们的攻击不屑一顾，答之曰：“我要更加讲趣味，寻闲暇。”表现出对于自己作品的充分的信心。

在攻击鲁迅作品，比成仿吾更恶劣的是钱杏邨，1928年3月革命文学倡导初期，他抛出了《死去了的阿Q时代》（载《太阳月刊》3月号），意在抓住鲁迅这篇代表作，“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了”，达到彻底否定鲁迅作品，以澄清“混乱的鲁迅论”的目的。

文章从鲁迅和时代的关系，他的阶级属性、思想作为、态度、性格、为人等各个方面对鲁迅进行批判。说鲁迅的作品，没有抓住时代，他“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他的著作内含的思想，也不足以代表十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他的大部分创作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而且遥远了”。他的著作，是“根据所谓自由主义的文学的规则所完成的”，是一种“滥废的无意义的类似消遣的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滥废的文学”。这些作品，充其量“只能代表庚子暴动的前后一直到清末”，是不能“代表五四时代的精神”的。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只代表“中国人的死去了的病态的国民性”，而现代中国的农民大都有了“很严密的组织，对于政治也有了相当的认识”，他们的“革命性已经充分的表现了出来”。所以“阿Q时代是早已死去了”，“《阿Q正传》的技巧也已死去了”，“我们不必再专事骸骨的迷恋，我们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了罢”。

《编后》就这篇文章还发表了一通议论：鲁迅他“根本没有认清十年来中国新生命的原素，尽在自己狭窄的周遭中彷徨呐喊，利用中国人的病态的性格，把阴险刻毒的精神和俏皮的语句，来混淆青年的耳目。这篇论文实足是澄清一般的混乱的鲁迅论”，是“一篇估定所谓现代大作家鲁迅的真价的文字”。

这篇“阿Q论”，涉及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第一，这篇作品是不是过时了？

钱杏邨的认为，作品所表达的内容，只是庚子暴动到清末这段时间，当时的农民的落后、愚昧、无组织、身上的病态的国民性，是存在的，但是现在的农民觉悟了，自己有了很严密的组织，他们有了一定的觉悟，革命性已经充分表现了出来，因此，阿Q所代表的不是现时代的农民，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早已过去了。

阿Q的代表性以及代表的时代是不是过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但是，钱杏邨的关于现在——“五四”时期农民的组织、觉悟、革命性的论述，是不符合农民的实际情况的，由此而否定阿Q的时代性是没有根据的。所以，川岛就在《溪边漫笔》（载1928年7月28日《语丝》4卷22期）的长篇杂感中专节写了《死去了的阿Q时代》，对钱文表示异议。此外，尚有多篇文章对此发表了意见展开过争论。

冰禅的反驳意见：“然而我们的革命文学家，革命文学批评家，为了革命热情的激动，或者还有其他的原因，随至抹煞一切的文学家，排斥一切在他们所认为‘非’革命的文学；觉得真正伟大的文艺‘只此一家’；所有一切‘不革命的文学’，都只应该‘扔到毛厕里去’。”“所谓‘革命文学’，自然不能概括文学的全领域哦；文学除了教人‘革命’以外，还有许多许多的事情呢！我们如何能因提倡‘革命文学’之故遂抹煞一切的文艺呢？”“近来有人说‘死去了的阿Q时代’，以为中国的农民都进步了，都不复‘再是阿Q’了，果能如此，自然是一件可庆幸的事。不过这恐怕是要面子的话，阿Q的时代不独还没有‘过去’，就是最近的将来还不会‘过去’。”“深切的表现社会的罪恶，痛苦与悲哀，毫无隐讳的针砭民族的恶劣根性与堕落思想，我以为是我们文学家应该所有的事。”（《革命文学问题——对于革命文学的一点商榷》，载1928年4月16日《北新》2卷12期）

青见的反驳意见：“钱先生说中国农民如何如何，倘是指全中国而言，我敢说：‘错了！错了！第三个错了’！”因为现在的农民“还是同民国初年一样”。“由这一点看来，阿Q时代还没有过去，阿Q还有代表的资格——代表一大部分农民的资格！钱先生的话，最快，最快，要晚说五年（？）现在太早了！”（《阿Q时代没有死》，载1928年6月11日《语丝》4卷24期）

创造社、太阳社在倡导革命文学时，错误地对作家们进行“清算”，展开“批判”。文学研究会诸作家，语丝社诸成员及其外围撰稿人，都在他们笔尖的围攻、清算的范围内。鲁迅之外，还有茅盾、叶圣陶、郁达夫等。他们的目的，就是通过否定“五四”以来这几位有成就的作家，“只是为要抬出创造社来”。（画室《革命与知智识阶级》）成仿吾的一段话可以是这句话的一个注脚：“是这种创作方面的努力救了我们全文学革命的运动，创造社以反抗的精神，真挚的热诚，批判的态度与不断的努力，一方面给予觉悟的青年以鼓励与安慰，他方面不息地努力完成我们的语体。由创造社的激励，全国的‘印贴利更追亚’常在继续地奋斗，文学革命的巨火至今在燃烧，新文化运动幸而保存了一个分野。”（《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载1928年2月1日《创造月刊》1卷9期）他们认为是创造社诸君的努力挽救了新文学运动，为新文化运动“保存了一个分野”。并为此抬出了他们的主将郭沫若，称他是新文化运动最有贡献的作者。这是“抬出”自己的最生动的文字了。

第二，这篇作品的技巧是不是也过时了？

在《阿Q正传》中鲁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栩栩如生的感性艺术形象，阿Q的一举一动，他的一神一态，太具体、太形象、太复杂了。我们读罢这篇小说掩卷而思，竟不能道出这个阿Q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农民的，流浪汉的或别的阶级的什么人？我们在生活中，时时会碰到他和他的那个“精神胜利法”，但又不能确指出这个就是阿Q。这个艺术形象，是鲁迅运用高超的艺术技巧、典型化艺术手法成功的塑造出的一个典型。一个“我们国人的灵魂”的典型，成为一个堪与哈姆雷特、堂·吉诃德等世界级典型比肩的艺术形象。这篇小说有太多太多的艺术上的东西可以研究，可以学习，可以借鉴，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必要的。

创造社和太阳社对于鲁迅的攻击是无处不到的，在这种攻击到了没有什么再用来攻击的时候，他们还能想出一些别的什么。譬如，钱杏邨在《“朦胧”以后——三论鲁迅》，论到大概没什么可论的时候，就用什么“绍兴师爷”、“满口黄牙”、“买一本《呐喊》，每天上厕所时撕一张”等等别人想都想不出来的这些攻击的词语来。

又譬如，鲁迅学习马列主义，在创造社一些人的笔下又被涂抹成另一种样子，成仿吾（署石厚生）作文说：“传闻他近来颇购读社会科学书籍，‘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问题’：他只是真要做一个社会科学的忠实的学徒吗？还是只涂抹彩色，粉饰自己的没落呢？这后一条路是掩耳盗铃式的行为，是更深更不可救药的没落。”（《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载1928年5月1日《创造月刊》1卷11期）

创造社和太阳社倡导“革命文学”，首先拿鲁迅祭旗，对鲁迅实施全面的围攻，其疯狂、其粗暴都是空前的。同时，他们对茅盾、叶圣陶、郁达夫等一批“五四”以来有贡献的作家，也一概加以指谪摘，批判，否定。他们像是着了魔似的，挥舞着批判的魔杖。

二、围攻发生的国内外原因

理论上要回答围攻的原因，却是颇费笔墨的一件事。

（一）受国际“左”倾思潮的影响

这里主要指苏联“拉普”派和日共总书记福本和夫“左”倾路线“纳普”派的影响。

“拉普”，全称为“俄国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1922年开始活动，1925年1月正式成立。它在发展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方面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因其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左”的错误和庸俗社会学的错误认识，被联共（布）中央于1932年4月决议取缔。“拉普”的一大严重错误，在其提纲中表述得很清楚：“现在，只有从心理和意识上组织读者，首先是无产阶级读者去完成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创建者的无产阶级的最终任务的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才是对社会有利的。所有其他的文学都在以别的方式影响读者，都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促使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滋长。”这样，它就将无产阶级文学以外的一切其他文学予以否定，将无产阶级文学同其他文学对立起来。

与此意见相联系的一种做法是，从1923年起，“拉普”把小资产阶级作家统称为“同路人”，后来竟然发展到荒谬的地步，提出了“不是同盟者便是敌人”的口号。因此，从1923年起的此后的十年中，苏联文学战线的不同意见的争论主要是围绕对待“同路人”的态度问题而展开的。

受“拉普”“左”的思潮的影响，当时还有“岗位派”，这个派甚至将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都归入对工人阶级“有害的”“非无产阶级文学”之列。（以上参阅斯·舍舒科夫的《苏联二十年代文学斗争史实》）

日本共产党“左”倾路线在文学上的反映就是“纳普”，我们没有资料表明，“纳普”是不是受“拉普”的影响，但对“纳普”的行动和主张进行分析，可以肯定是有影响的。譬如，“纳普”主张“打倒资产阶级作家”，即所有的老一辈的作家，就和“拉普”的主张是一致的。而日共总书记福本和夫的一些提法和主张，如必须“走向对现存的一切艺术的批判”，“转换方向”，“把握唯物辩证法”等，在日本左翼文化界都是很有影响的。

对创造社前后期的成员习惯上划为三派：前期称之为元老派，其代表是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王独清等；少壮派，主要是李初梨、冯乃超、朱镜我、彭康、李铁声等；创造社“小伙计派”（“小伙计”是指创造社出版部成立后，操持出版部事务的一群文学青年），主要有潘汉年、叶灵凤、周全平等。元老派和少壮派几乎全都是赴日留学生，他们在日求学期间，不可能不受日共福本和夫的“纳普”理论的影响。

先看看成仿吾在“革命文学”倡导时的一些用语：文艺要“转换方向”，为此要展开对过去文艺的“全部的批判”、“全部的总结算”（《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如何才能转换方向的考察》，载1928年3月1日《创造月刊》1卷10期），彻底“清算”“非无产阶级文学”，作家要“努力获得辩证法的唯物论，努力把握唯物的辩证法的方法”（《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载1928年2月1日《创造月刊》1卷9期）等，这些词语，几乎是福本一些提法的原话照录，成仿吾却堂而皇之地写在革命文学的倡导文章中。

郑伯奇也是创造社的元老派，他在一次谈话中也说到这一问题：“我们准备与鲁迅联合时，成仿吾还在日本，我们把这事写信告诉他，他不同意。他认为老的作家都不行了，只有把老的统统打倒，才能建立新的普罗文艺。这是受了当时国际共运中‘左倾’思潮的影响……日本也有一个大学教授，名叫福本和夫，他曾参加组织日本共产党，很‘左’，当时在日本有很大影响。结果，我们与鲁迅的合作没有搞成。”（载《鲁迅研究资料》1980年10月第5辑）

冯乃超也说到这样的问题：“总之，我们的目的是一心要挑出“文化批判”这面旗帜来，自以为这是在掀起一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运动；但对中国的革命形势又只有一些粗枝大叶的理解，对文化界的思想、工作情况更缺乏全面彻底的调查研究，单凭一股热情出发，一开始就把对象找错了。‘福本主义’在我的头脑还余留着影响，我们还强迫着‘既成作家’都‘转换方向’，因此，发出了错误的言论。”（《革命文学论争·鲁迅·左翼作家联盟》，载《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3期）

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是仅有的了，我们不能从更多的当事人的回忆中得到更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但是，创造社诸人在倡导革命文学，围攻鲁迅时所表现出来的言论，已将他们受“左”的思潮的影响淋漓地表达了出来：

一、要求作家普遍地掌握“战斗的唯物论”、“唯物辩证法”，甚至去把握“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

二、他们主张要用“全部的批判”，对非无产阶级文学家进行“清算”。通过“批判的努力，把旧的意识形态奥伏赫变，把旧的表现样式奥伏赫变（即扬弃）”，来促进文艺的进展；（成仿吾《全部的批判的必要——如何转换方向的考虑》）

三、否定“五四”以来文艺的新成就，把批判的矛头错误地指向鲁迅和他的全部作品，批判了茅盾、周作人、叶圣陶、郁达夫。宣称那些“对于旧世界关系太深”的“旧作家”，那些“不革命的作家”，是不能创作出新的文学作品的；（《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载1928年1月《太阳月刊》创刊号）

四、排斥“同路人”作家，宣称“不能和我们联合战线的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些人打倒”。（王独清《祝辞》，载《我们月刊》创刊号）

这里要补充说一点，有些现代文学研究者认为：创造社和太阳社受国际上“左”倾思潮的影响外，也受到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路线的影响。冯乃超对此表示否定，他说：“与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路线没有关系，瞿秋白、李立三没有搞过文化战线上的‘左’倾路线……当时党的‘左’倾路线，抓的工作主要是‘五罢’、‘飞行集会’、‘暴动演习’等等。”“我们”在论争中的做法，“完全是自发的”。至于王明路线的影响，则更没有根据，因为王明路线是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事。

（二）为要抬出创造社自己

这场围攻，有其更直接的原因。1928年9月，李作宾作《革命文学运动的观察》（载《文学周报》第332期），其中说：创造社和太阳社大肆围攻鲁迅，其目的是“想把目前文坛的偶像打倒了，将自己来代替一班人的信仰”，这是“有意的”。这一看法，同画室的“一本大杂志有半本是攻击鲁迅的文章，在别的许多地方是大书着‘创造社’字样，而这只是为要抬出创造社来”的批评意见何其一致，何其直接、明了。

究其围攻原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根本的方面，冯乃超就此曾这样说过：“有人说，他们有骂名人以出名的动机，这话我并不同意。他们根据钱杏邨曾对人说过：‘我们只有扳倒了鲁迅和茅盾，才能出头’，他所作的一些‘文艺批评’，就是从批评这两个人下手的。蒋光慈也说：‘鲁迅从来没有给人家批判过，这次应该给他点颜色看看了’。所以，创造社的人一发动对鲁迅的围攻，钱杏邨就带头响应，蒋光慈也紧紧跟随，主动来配合。其实创造社和太阳社之间是有分歧的，李初梨和钱杏邨之间有过争论，双方的论点是有分歧的，但在批评鲁迅这一点上又是一致的，这就反映了当时青年们的革命情绪”。（《革命文学论争·鲁迅·左翼作家联盟》，载《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3期）

这段文字直白，切实。我们从中能理解当时的一些年轻人，认为不扳倒鲁迅这尊偶像则不能出头的幼稚想法，也符合一些青年人的实际。他们一方面要扳倒鲁迅，一方面却又要时时护卫着自己创造的成果，不让别人来抢夺。冯的文字中说到的李、钱之争，就是很典型的一例。现代文学史称之为革命文学“倡导权”之争。

李初梨在1928年2月发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第2号）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1926年4月，郭沫若氏曾在《创造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革命与文学》的论文。据我所知道，这是在中国文坛上首先倡导革命文学的第一声。”钱杏邨对这一说法强烈不满，因此及时发文，与李论辩，来护卫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的“倡导权”。钱文说，据我们所知道的，“革命的文学的提倡并不起源于这时。在《新青年》上光慈就发表过《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并且在1924年办过一个《春雷周刊》，专门提倡革命文学”，“他同时还写了歌集《新梦》，小说《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等革命文学作品，我们不是为‘光慈在革命文学史上争地位，只是说明‘事实’”。（钱杏邨《关于〈现代中国文学〉》，载1928年3月《太阳月刊》3月号）

这个关于革命文学“倡导权”的争论，表明了当时的一些年轻人志高气盛，想扛大旗，做文坛霸主的真实心态。正因为此，他们在国际，特别是日本的“左”倾思潮的影响下，对鲁迅展开“合理的批判”，借着批判的势头，扳倒文坛这尊偶像，就不足为奇了！

（三）创造社以自我情绪表现的文学倾向为尺度去衡量其他作家

学者们在谈及创造社的创作时，指出：“创造社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自我表现性很强的，分别表现出作家来自切身体验的、由社会现实中感应到的具有审美价值的情绪。”他们将自己感应到的情绪，织进作品，以此“去感染人们，唤起人们的理解与同情”。郁达夫的《沉沦》，宣泄的就是主人公求“爱”若渴，以至于“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的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这样极其浓烈的可怜而又悲切的情绪。创造社作家就是这样一批作家，致力于人生情绪的宣泄和表现，情绪成为他们作品的基调和内容。（《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

与创造社不同，文学研究会一批作家在感受到人生的苦闷情绪后，不是像他们用作品去表现情绪，而是从理性去把握，把它当着“问题”去思考，并把这些问题织入作品进行理性的探索，这是创造社诸作家所不取的。所以成仿吾等创造社成员，对鲁迅作品持批判否定态度，认为这个“老头子”是不行了。他的作品里有的只是“呐喊”和“彷徨”。他们不仅用“自我情绪表现”的文学尺度否定了鲁迅，也否定了茅盾、叶圣陶等有成就的作家，否定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用郭沫若的话说：“新文艺闹了已经十年”，却“一塌糊涂”，令人“惭愧”。而在别的方面，却大书特书郭沫若等创造社诸君的作品和他们的成就。

创造社和太阳社对鲁迅的围攻，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外“左倾”思潮，特别是日共“福本”“左倾”思潮的影响的结果。诚如冯乃超所说：他们带着日本左倾思潮的东西回国，既“对中国的革命形势又只有一些粗枝大叶的理解”，又“对文化界的思想、工作情况更缺乏全面、彻底的调查研究，单凭一股热情出发，一开始就把对象搞错了”。这样的反思文字，是客观的，符合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