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太阳社同茅盾的论争

一、关于作品的小资产阶级的题材问题

创造社和太阳社在围攻鲁迅时，也同茅盾发生争论：太阳社于1928年1月成立时，创办了《太阳月刊》。蒋光慈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名为《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的文章。认为中国革命正处在高涨时代，表现这一时代的任务，只能靠那些从“革命的浪潮里，涌现出来的一批新作家”，而那些“对于旧世界关系太深”的“旧作家”，是不能完成反映时代任务的，“因为他们缺乏实感”。

蒋的这一看法，是明显的存在错误的，茅盾对此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在同月的《文学周报》5卷23期上发表了《欢迎〈太阳〉》，对《太阳》的出版表示祝贺，同时针对蒋的文章的观点，说：我以为，文艺作品的创造“总是凭借客观的观察为合于通例”，“‘旧作家’何尝不能从他们的观察上产生新时代的作品？”而新作家不先把自己的“实感来细细咀嚼”，也会“成了悲哀的Pantheon”。“如果依蒋君之说，则我们的革命文学将进了一条极单调而仄狭的路。”

蒋光慈不同意茅盾的看法，在《新旧作家与革命文学——读了〈文学周报〉的〈欢迎太阳〉以后》（载《太阳月刊》4月号），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认为新作家是革命的儿子，他们有“时代生活的实感”，能真正表现中国的社会生活。而旧作家“象衰颓的树木不会重生出鲜艳的果实来”，他们不可能“改变方向”，没有参加革命文学的可能性。

茅盾没有就蒋的文章再作答复。却于1928年10月写了《从牯岭到东京》（《小说月报》19卷10期）。茅盾说：由于“创造社、太阳社的朋友们在革命文学和理论实践方面，有一些问题”，又为了答复文艺界对他作品的批评，所以写了这篇文章，详细地回顾了创作《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的经过。并谈了对革命文学论争以来的一些看法，特别指出当前一方面应该防止走上“标语口号文学”的歧路，一方面应该注意“读者的对象”。文艺作品不要太不顾到小资产阶级，主张“应取材于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并将把文艺“推广到小资产阶级的市民”阶层去。这个意见中，关于文学要顾到小资产阶级的问题，遭到创造社和太阳社的猛烈抨击，又因为“标语口号”的意见，而受到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集中围攻。

傅克兴率先发文《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之谬误——评茅盾君底〈从牯岭到东京〉》（载1928年12月《创造月刊》2卷5期），指摘茅盾是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表现出的错误的文艺理论观。该刊在傅的文章后附加的按语说：茅盾的文章“显然与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尖锐地对立着”，应从各方面对其进行分析批判。

钱杏邨紧随其后，于1929年1月发表《从东京到武汉》（《文艺批评集》，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攻击茅盾“创造以小资产阶级作主人翁的小说”就“说明了他自己的意识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所以，在矛盾、冲突、挣扎的结果，他终于离开了无产阶级文艺的阵营”。他“以《从牯岭到东京》为理论的基础，以《幻灭》、《动摇》、《追求》为创作的范本，以小资产阶级为描写的天然对象，以替小资产阶级诉苦并激动他们的热情为目的的‘茅盾主义文学’”。

潘梓年于本月也写了《到了东京的茅盾》（载《认识》第1期），这位“小伙计”指责茅盾的文章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反对派“强有力的文字”。

李初梨也于本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文章就够长的《对于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底抬头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文学运动底新阶段》（载《创造周刊》2卷6期）。文章针对茅盾的文章中关于“读者对象”、“标语口号”等意见，作了全面的批驳。并指出：如果我们置茅盾的意见于不顾，在文坛上就会“出现一个小资产阶级意识洪水泛滥的局面来”。因此，“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就是我们当面直接的“斗争对象”。

钱杏邨于4月还写了《幻灭动摇的时代推动论》（载《海风周报》第14、15期合刊）。这是这场论争中最有分量的一篇文章，全面批驳了茅盾的意见，陈述了关于“标语口号文学”和“文艺与宣传”以及“小资产阶级文学”诸问题的意见。

茅盾在谈到“革命文学”时，不能接受创造社在几个问题上的意见，批评他们的革命文学的一些提法，认为他们走的是一条狭窄的路，一条绝路：“‘新作品’在题材方面太不顾到小资产阶级”，“这仿佛证明了我们的作家一向只忙于追逐世界文艺的新潮，几乎成为东施效颦，而对于自己家内有什么主要材料这问题，好像是从未有过一度的考量”，而“标语口号文学”的提出又会把文学创作引入绝路等。茅盾的批评是严厉的，用语的分量也极重。创造社、太阳社诸君“东施效颦”，学着别国而张扬“革命文学”，而不顾及国内的实际。

为了更全面地说明自己的观点，他以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为例，写了长篇论文《读〈倪焕之〉》（载1929年5月4日《文学周报》8卷20号）。文章回顾了新文学从“五四”以来十年间的发展历程，精辟地指出了鲁迅的《呐喊》和《彷徨》的时代意义，中肯地分析了郁达夫、许钦文、王统照等人作品的得失。高度评价了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描写了“一个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乡村到都市，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团主义”的历程，并认为这样一部作品，不能不说是一部“扛鼎”之作。关于小资产阶级文学问题，茅盾反驳道：“（他们）从武断我是主张创造小资产阶级文学，又发见了新大陆似的说明小资产阶级文学不能成立，那样的他们的议论，在我只觉得又听得了卖膏药式的喇叭。”茅盾后来在谈到这篇文章时说：这篇文章是对各种批评的总答复，“创造社、太阳社的朋友们自从提倡无产阶级文学以来，并未创造出一篇表现‘时代性’的作品来，相反，写出了这样作品的，正好是他们斥之为‘厌世家’的叶圣陶”。“而且《倪焕之》描写的，偏偏又是小资产阶级，这就支持了我的论点：以小资产阶级生活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也能成为表现时代性的巨著，这样的作品对于千千万万‘尚能跟上时代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有积极作用的。我认为《倪焕之》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成为当时的‘扛鼎’之作，其根本原因，是作者描写的是他最熟悉的环境和对象。”（《我走过的道路·中卷》）

钱杏邨于1930年1月又写了《中国新兴文学的几个具体问题》（载《拓荒者》创刊号），就论争中有关“普罗”文学的缺点和问题同茅盾辩论。茅盾没有再发文与之论争。

总的来说，茅盾指出，文学题材方面太不顾到小资产阶级，是创造社太阳社方面的做法，他们错误地认为：小资产阶级文学是与“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尖锐对立着”，它的提出，其结果会在文坛上“出现一个小资产阶级意识洪水泛滥的局面来”。例如李初梨就发文章声称：“文学运动底新阶段”，要“防卫自己”，警惕“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底抬头”。

茅盾又指出：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国家，“家内”这一个“主要材料”，创造社诸君“好像是从未有过一度的考量”。这样的结果，文学必然“走的是一条狭窄的路，一条绝路”。

二、关于作品的“标语口号”问题

茅盾在《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在谈到文学太不顾到小资产阶级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后，又指出“标语口号文学”问题，提醒革命文学要“防止”走上这条“歧路”。这种针对当时文学创作实际问题的忠告，却又遭到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反驳和批判。

李初梨首先否认茅盾的告诫，说这“无非是茅盾对于我们的一种讥刺，我们根本不承认有这种东西”。（《对于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底抬头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载《创造月刊》2卷6期）

钱杏邨则辩解说：“无论哪一个阶级的文学的成长，没有不经过幼稚的一个阶段的”，“仅有着两年的历史，而且在不能完全公开的环境之内”的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幼稚是历史的必然”。作为这一文学运动初期的“幼稚过程中的一个‘标语口号文学’”，常常具有“煽动的效果”，“足以鼓动大众的”，是在“宣传上完成了它的任务”，对它“予以相当的估价的”。因此，“普罗”文艺批评所应注意的，应该是“从作品的力量方面，影响方面，意识方面”，简单些说，“是作品的内容，而不是形式”。茅盾对“标语口号”不能“谅解”，就是一种“有意的”、“恶毒的袭击”。（《中国新文学的几个具体问题》，载1930年1月《拓荒者》创刊号）

用“煽动的效果”来辩驳，是没有道理的，标语口号有煽动的效果，有时还很大，很强烈，但那不是文学。

三、关于《蚀》“三部曲”的问题

茅盾就鲁迅作品的时代性和作品的价值与创造社、太阳社争论的同时，又因为自己的作品受到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批评，同他们进行辩论。

茅盾在1928年10月，在日本东京写了《从牯岭到东京》，详细谈了《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创作的经过、创作的意图，以答复文艺界对他作品的批评：“我那时早已决定要写现代青年在革命壮潮中所经历的三个时期：革命前夕的亢奋和革命既到面前的幻灭；革命斗争激烈时的动摇；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的追求。”《幻灭》的“主人公静女士当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女子，理智上是向光明，‘要革命的’，但感情上则每遇顿挫便灰心；她的灰心也是不能持久的，消沉之后感到寂寞便又要寻求光明，然后又幻灭；她是不断的在追求，不断的在幻灭”。这就是“1927年夏秋之交一般人对于革命的幻灭”。“这是普遍的，凡是真心热望着革命的人们都曾在那时有过这样一度的幻灭。不但是小资产阶级，并且也有贫苦的工农。这是幻灭，不是动摇！幻灭以后，也许更积极，然而动摇是没有的。”“《动摇》的时代正表现着中国革命史上最严重的一期，革命观念革命政策之动摇。”“这动摇，也不是主观的，而有客观的背景。”《动摇》描写了湖北某个小县城大革命失败和反革命势力的得逞后的凶残。“人物自然是虚构，事实也不尽是真实；可是其中有几段重要的事实是根据了当时我所得的不能披露的新闻访稿的。”“小说的功效原来在借部分以暗示全体，既不是新闻纸的有闻必录，也不同于历史的不能放过巨奸大憝。”《追求》原想“写一群青年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幻灭动摇后，现在又重新点燃希望的火炬，去追求光明了”。但是后来我“知道了一些痛心的事”，我的情绪受此影响，“忽而高亢灼热，忽而跌下去冰一般的冷”，“这使得我的作品有一层极厚的悲观色彩，并且使我的作品有缠绵幽怨和激昂发奋的调子同时并存”。所以，我的作品“人物对于革命的感应是合乎当时的客观情况”，“《幻灭》等三篇只是时代的描写，是自己想能够如何忠实便如何忠实的时代描写”。（《我走过的道路》）

茅盾的《蚀》三部曲，是一部正面描写1926至1927年中国大革命时代的社会风貌，表现了大革命时代参与革命的一批青年的人生道路。他们的幻灭、动摇和执着的追求及其成败得失。迄今为止，表现中国大革命的鸿篇巨制，这是唯一的一部。它问世后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文学周报》第8卷第10期发表了两篇文章，赞誉《蚀》三部曲。张眠月在《幻灭的时代描写》中说：“茅盾先生以很流畅的笔调很自然很忠实地将这个非常的时代描写出来了。”林樾在《“动摇”和“追求”》中说：“《动摇》和《追求》是有时代性的作品。它对于时代的转变，和混在这变动中的一般人的生活，是看得很明白，所以他能够写得这样深切动人。”

《蚀》三部曲，也有着明显的弱点与不足，受到了读者和评论者的批评，茅盾在《从牯岭到东京》中，认真地作了自省：我不能积极的指引“出路”，“作品有一层极厚的悲观色彩”，“作品有缠绵幽怨和激昂奋发的调子同时并在”。以及如一些读者所说的作品欠乐观、鲜明、鼓舞人的前景描写，和没有相应的正面人物的塑造等。这些意见都是公允的、客观的。

茅盾的文章本来是对创作的一种自我批评，以此积极地回应批评家和读者的意见，但是，在文章发表后，却首先受到创造社、太阳社的一些人的无端指摘。

傅克兴第一个上阵，但是他是诚实的，他说他“还没有读过”茅盾的《蚀》三部曲，他是从茅盾的自述中知道三部曲的“大概的内容”的。作为创造社的评论家，不读作品而能对作品进行评论，也真算是一种本领了。他是如何评论的呢？“《幻灭》本身的作用对于无产阶级是为资产阶级麻痹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对于小资产阶级分明指出一条投向资产阶级的出路，他们是对革命潮流是有反对的作用的……所以他所描写的虽然是小资产阶级，他的意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对于无产阶级是根本反对的。”“他对于《动摇》的观察既然根本错误，这篇小说除却了暴露他自身机会主义的动摇而外，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更进一步讲，它的动摇纯然是动摇，资产阶级底意识完全支配了全作品，对于无产阶级的效果依然是反对的，同《幻灭》的效果是一样的。”“至于《追求》呢，更无容讲是暴露他自己缠绵幽怨激昂奋发的狂乱的混合物，其余更谈不上。”

没有读过作品，当然就不能就作品谈作品，而只能想当然的自由发挥了，于是就有什么资产阶级的意识，对于无产阶级是根本反对的这样扣帽子式的标语口号的评论。不信，再引几句：“难道茅先生的作品就没有口号么？幻灭，动摇，追求就是先生的三大口号！第一个就是向读者叫道：革命幻灭了！第二个就是：大家动摇起来！第三个就是：小资产阶级大家追求自己阶级的利益哪！”出之于评论家之手，实在让人感到奇之又奇！（《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之谬误——评茅盾君底〈从牯岭到东京〉》）

钱杏邨学着茅盾文章的题目写了《从东京回到武汉——读了茅盾〈从牯岭到东京〉以后》，因没有及时发表，他就抽出其中的第三部分（全文计五个部分）《幻灭动摇的时代论》单另发表，这部分主要内容是同茅盾辩论“标语口号文学”以及“文艺的宣传作用”问题的，关于《蚀》三部曲是这样评论的：“茅先生所表现的倾向当然是消极的投降大资产阶级的人物的倾向”，“写《幻灭》，写《动摇》，写《追求》，而终之于《自杀》，这就是茅盾先生对于人生的新见解，他的创作里的新生命。我们从他的小说里看去，他是以为中国的革命理论是错误的，为什么中国革命不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体，以小资产阶级来领导，他确实有这样的不满的暗示。”（载《海风周报》第14、15期合刊）这已经不是作品问题的不同意见的争辩，而是借题发挥，从政治上给对手罗织罪名了。其实，从钱杏邨的文章中，让人完完全全地感到他们——创造和太阳诸君，实实在在的无产阶级的身份，有时甚至让人感到他们就是无产阶级的在文艺界的领导者。

茅盾看了傅的文章（钱的文章尚未发表）非常生气，但是没有“徒费笔墨”专文反驳。只在《读〈倪焕之〉》的长篇论文中，说了这样的话：“我不知道克兴有没有读过我的《动摇》？如果他是读过的，他总该看出来，《动摇》所描写的时代是1927年1月至5月，是湖北省长江上游的一个县内的事；这是写得极明白的，然而克兴君却认为是1927年的11、12月，徒然无的放矢地大骂起来，岂不是大大的笑话！从这一点，可知现在的‘批评家’竟也捏造事实，随便改动别人的作品的内容以便利攻击，那样的事，也悍然做了，何况把别人的含蓄的文句来一个恶意的曲解呢！在这一点上，我就觉得对于恶骂者的辩驳，真是徒费笔墨了，所以直到现在，不曾有一句的回答。”

茅盾的这一回答，其实已经够了。

不过，要特别的指出：这篇评论虽是谈《倪焕之》这部作品的，同时也谈到鲁迅，谈到郁达夫、许钦文、王统照、周全平、张资平，称他们是“鲁迅而外”“用现代青年生活作为描写的主题”的“卓越的例证”，特别称赞郁达夫的《沉沦》“描写青年的苦闷，可谓‘惊才绝艳’的了”。

茅盾这样一篇评论，客观上是对创造社、太阳社诸君否定、攻击“五四”以来有成就的作家的一个总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