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解散

“左联”在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白色恐怖的政治、文化的环境里，战斗了6年，1935年11月初，在莫斯科的萧三，根据王明的指示，给“左联”负责人写信，提出解散“左联”的有关问题。这封信里，在肯定“左联”成立五年来的成绩的前提下，同时指出了它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严重问题及其危害性：在于“未能广大地应用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未能“教育作家，吸引文人到反帝反复古之联合战线方面来”。信从当前国内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形势出发，从“左联”本身所存在的实际问题出发，指出“左联”的工作“要有一个大的转变”，即“在组织方面，——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极力夺取公开的可能，在‘保护国家’，‘继续五四精神’或‘完成五四使命’，‘反复古’等口号之下，吸引大批作家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上来。‘凡是不愿作亡国奴的作家，文学家，知识分子，联合起来！’——这，就是我们进行的方针。”“这是一个主要的重大问题，也就是我这封信的中心问题。”“其次在创作方面”，左联成立五年多以来的创作，“或则专写工人斗争，或则专写农民暴动；而工人领导农村革命及反帝反封建的这一点，无论大的或小的作品差不多完全没有。这决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应该以左翼作家没有充分了解中国革命现在阶段之革命动力，不了解工农联合革命来解释。”“第三在策略方面，我们对付敌人应用以毒攻毒及利用其招牌的方法”，比方“民族主义文学”，可以“把它夺过来占为已有，即充实它的内容，多写民族救国英雄……使成为革命民族战争时代的革命民族文学”。信最后说：“当此国亡无日，全国民众只有共同起来组织广大的人民反帝——抗日统一战线才可图救，政治上的口号，策略，我们作文学运动的至少要追随它，符合它。”

这封信，按萧三的说法：“是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王明逼迫我写的。”（《萧三文集·我为“左联”在国外做了些什么》）信是萧三首先给史沫特莱的，请她转交“左联”的。史在上海的内山书店将信交给了鲁迅，这是说，在国内，第一个读到信的全文的是鲁迅，从现在的文献看，鲁迅对信的内容并没有表示意见，那原因大概是事情来得突然，他没有思想准备。只有将信转交周扬，因为他当时是“左联”的党团书记，是实际的负责人。信不是鲁迅亲手交的，是哪一位转交的，说法不一：夏衍在《懒寻旧梦录·萧三的来信》中回忆说：“萧三这封信经过内部交通送到上海，由史沫特莱交给鲁迅，花了约两个月时间。鲁迅看后要许广平抄了一份交给茅盾，茅盾看后交给周扬。因此我们看到这封信的日期，可以肯定是在11月中旬。”另一说是《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四期上胡风的《关于三十年代前期和鲁迅有关的22条提问》，其中说：信是鲁迅交给胡风的，让他设法转交周扬，胡风通过王晓山，他当时在左联党团内任职，给周扬递交了这封重要信件的任务。

这样，萧三的信所提出的“左联”解散和另行组织更广大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新的团体的意见，就提到了周扬的面前，他于12月中旬，在他家里召开了一次“文委”扩大会议，夏衍作为“文委”成员也参加了。会上，公开了萧三信的内容，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文艺家协会应该争取哪些人来参加，二是解散‘左联’的问题一定要取得鲁迅和茅盾的同意，以及由谁去和鲁迅联系的问题。前一个问题比较容易，因为新团体的范围在萧三来信中已经有了一个原则，就是除了郑振铎、王统照、夏丏尊、巴金、曹禺、谢冰心等一定要争取之外，凡是主张抗日救亡的文艺工作者都可以参加，……后一个问题，最初的想法是先由周扬和我征得茅盾的同意后，由茅盾、周扬和我一起去征求鲁迅的意见”，后来考虑到鲁迅和茅盾在先看到信后并没有发表过意见，所以就改由我先找茅盾，“向他了解一下鲁迅对萧三来信的意见”。（夏衍《懒寻旧梦录·萧三的来信》）

“左联”的解散问题，必须得到鲁迅的意见，但因当时的恶劣的政治环境，又因周扬等在一些问题上处理失当，引起鲁迅的不满和反感，所以如何去征求鲁迅的意见，就很使周扬为难的一件事。夏衍有这样一段说明文字：“自从秋白、雪峰离开上海之后，‘左联’和鲁迅之间失去了经常的联系，加上1934年至35年之间党组织遭到三次大破坏，白色恐怖严重，周扬和我都隐蔽了一个时期。加上就是在这一段时期，上海的反共小报散布了许多谣言，其目的就在挑拨左联和鲁迅之间的关系。加上田汉在34年秋天向鲁迅提到过胡风问题，引起了鲁迅的反感，加深了相互之间的隔阂。鲁迅对左联的不满，当时在文化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郑振铎和我谈过，连夏丏尊也对我说，鲁迅近来心情不好，和他谈话要特别当心。”（夏衍《懒寻旧梦录·萧三的来信》）

夏衍的文字，说了一些原因，但不是本质的，本质的原因是周扬他们对鲁迅缺少起码的尊重，也很少当面向他报告“左联”的工作，听取他的意见，所以鲁迅用“四人帮”称道他们，反映出对他们的极端的反感。

后来，夏衍请郑振铎约请茅盾，并在郑的家里见面。夏衍先谈了文艺界为适应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已经组织起来了，“既然要成立文艺家的新组织，‘左联’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它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解散了。不解散，人家以为新组织就是变相的‘左联’，有些人就害怕，不敢来参加，那么统一战线的范围就小了”。夏衍又说，“我们准备在报上登个启事，宣布‘左联’解散。但这件事一定要征得鲁迅的同意。而鲁迅又不肯见我们，所以只好请雁冰兄前往向先生通报，并听取他的意见”。茅盾关于这次会面，有内容基本相同的回忆，并答应把这两个问题去转告鲁迅。

茅盾回忆说：“我忘了是当天还是第二天，我就去告诉鲁迅。鲁迅说，组织抗日统一战线，容纳礼拜六进来也不妨，如果他们进来以后不抗日救国，可以把他们开除出去。说到解散‘左联’，鲁迅不赞成。他说，统一战线要有个核心，不然要被人家统了去，要被人家利用的。鲁迅说：‘“左联”应该在这个新组织中起核心作用，至于夏衍说不解散“左联”，则有些人要害怕这个新组织，不敢加入，如果这些人这样胆小，那么抗日也是搞假的。’我说，‘我赞成你的意见。’”“三天后，我和夏衍会面，我把鲁迅的意见讲了。夏衍说：‘我们（夏衍及周扬等）这些人都在新组织里头，就是核心……’夏衍等因为鲁迅不赞成解散‘左联’，也就不敢公开把‘左联’解散，而成立新组织的事也就拖了下来了。”

这里特别要说到鲁迅当时谈话的另两点内容：

一是批评了周扬等人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鲁迅说，“‘左联’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是相当严重的，他们实际上把我也关在门外了。但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是有人在那里做，不会因为取消了‘左联’他们就不做了”。这就表明了鲁迅对周扬等人不满的真正原因。

二是坚持认为“左联”是一面旗帜，不能倒。鲁迅强调指出：“‘左联’是左翼作家的一面旗帜，旗一倒，等于是向敌人宣布我们失败了。”由此看来，鲁迅是非常看重‘左联’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的，特别是在白色恐怖的那个年代里，在两军对垒的阵地上，旗帜不能倒，否则，将溃不成军。

鲁迅的态度，让周扬他们很是为难，为了解决问题，夏衍请茅盾再次见见鲁迅，当鲁迅听到夏衍说“我们这些人在新组织里就是核心”的话时，鲁迅则不客气的指名道姓说：“有周扬他们在里面做核心，这个新组织是搞不好的”。因此，“左联”解散的事只能暂时搁置下来。这时，任职“左联”行政书记的徐懋庸为解决这个难题而奔走于周扬与鲁迅之间。

徐懋庸，浙江上虞下管西堂人，1910年12月26日生，1930年结束学业，在浙江临海中学任教，同时翻译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1933年到上海，读到鲁迅的杂文并受到影响，开始给《申报·自由谈》撰稿，因其文笔刻意效法鲁迅，以至文章到了形神俱像的地步，使文艺界一些人误以为“徐懋庸”是鲁迅的新笔名，鲁迅为此还特别作了声明。1934年初，经任白戈的介绍，徐懋庸加入了“左联”，这年底，他被选为“左联”常委，翌年，田汉和阳翰笙被捕，时任“左联”行政书记的任白戈因身份暴露而被迫前往日本。这样，历史将徐懋庸推到了前台，他接任了“左联”的行政书记，其时他年仅23岁。

鲁迅对徐这样一位文坛新人颇多关注，徐在回忆那段受鲁迅教诲的日子时，深情地说：“直到‘左联’解散的问题发生为止，我同鲁迅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他关心我，支持我，教导我，我对他是由衷地敬爱的。”1935年，徐懋庸将自己文章编定为一本《打杂集》，鲁迅鼓励他拿去出版，并为之作序，说他的杂文“和现在的切贴，而且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够移人情”。这是对徐的最高赞许，也是最大的鼓励。

有了这样的深切的关系，周扬找到徐懋庸，给他看了萧三的信，谈了“左联”党团组织就解散“左联”已统一了认识，并让他去见鲁迅，听听他的意见，但是，周扬并没有告诉他，茅盾去征求鲁迅意见的经过，大概是怕影响徐的情绪吧。

据徐懋庸的回忆，他先后去见鲁迅四次。第一次，地点在北四川路一家咖啡店。鲁迅在听完徐转答周扬的意见后，说：“组织统一战线团体，我是赞成的，但以为‘左联’不宜解散。我们的‘左翼作家’，虽说是无产阶级，实际上幼稚得很，同资产阶级作家去讲统一战线，弄得不好，不但不能把他们统过来，反而会被他们统去，这是很危险的。如果‘左联’解散了，自己的人们没有一个可以商量事情的组织，那就更危险。不如‘左联’还是秘密存在。”

徐懋庸同意鲁迅的意见，虽然并没有能深刻领会其意义。“左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徐的汇报，代表“文总”出席指导的是胡乔木，其时，他的职务是“文总”的新的书记。徐在传达了鲁迅的意见后，胡乔木作了长篇发言，其主要观点是：统一战线团体是群众团体，“左联”也是群众团体。在一个群众团体里面秘密存在另一个群众团体，就会造成宗派主义，这不好，而且会使“左联”具有第二党的性质，更不好。这个讲话，针对性很强，实际是反驳鲁迅“左联”还是秘密存在的意见，这样的理论能不能站得住，则另当别论，但是，因为他的身份，他的讲话实际就成了“左联”最终解散的一个根据。这样的讲话对周扬当然是一个极大的支持，于是，与会者的讨论其结论自然是一致同意解散了。

徐懋庸第二次去见鲁迅，汇报了胡乔木的讲话和会上的决定。鲁迅说：“既然大家主张解散，我也没意见了。但是，我主张在解散时发表一个宣言，声明‘左联’的解散是在新的形势下，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文艺团体而使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更扩大更深入。倘若不发表这样一个宣言，而无声无息的解散，则会被社会上认为我们禁不起国民党的压迫，自行溃散了，这是很不好的。”徐把意见带回给周扬，他说：“这意见很好，等‘文总’讨论一下再说。但是过了几天，他对我说：‘文总’讨论过了，认为‘文总’所属左翼文化组织很多，都要解散，如果都发表宣言，太轰动了，不好。因此决定‘左联’和其他各‘联’都不单独发表宣言，只由‘文总’发表一个总的宣言就行了”。

徐懋庸只好第三次去见鲁迅，转告周扬的意见。鲁迅答复很简单：“那也好。”“然而，又过几天，周扬说，‘文总’也不发表宣言了，理由是，此时正在筹备组织文化界救国会，不久将成立。如果‘文总’发表宣言解散，而救国会成立，就会被国民党把救国会看作‘文总’的替身，这对救国会不利。”

于是徐懋庸第四次去见鲁迅，说明此事，鲁迅听了，就脸色一沉，一言不发。“我觉得很窘，别的话也无从谈起了，就告辞而回。”时间是1936年2月28日。

“左联”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解散了。

鲁迅对“左联”解散的意见，可以归纳为三点：

一、鲁迅在“左联”的存在与解散的问题上，意见始终是一贯的：最初他不同意解散，后来不得已而求其次，希望让“左联”秘密存在。当此也遭到否决时，他只能再求其次，解散要发个宣言，表明我们是为了斗争的需要。先生的用心何其良苦。然而，他失望了，他只能脸色一沉，一言不发。

二、鲁迅在“左联”的“解散”还是“溃散”问题上，界限是分得极为严格的。“解散”是主动的，是为着某种更高的目标所作的战略上的决策，因此发个宣言，就是必不可少的。而“溃散”则是彻底的败下阵来，是左翼文化运动在“白色恐怖”的镇压下无力对抗了，失败了，溃散了。不发宣言，不说明原委，就是溃散。鲁迅坚持发个宣言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三、鲁迅特别强调：“左联”是一面旗帜，旗帜不能倒。这有三个方面的意义：“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它“现在和无产者一同受难，将来当然也将和无产者一同起来”。因此，左联的旗帜，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旗帜，此其一；中国左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此其二；在两军对垒的时候，旗帜一定要在阵地上，旗帜一倒，就等于向敌人宣布我们失败了，此其三。

在解散“左联”的问题上，鲁迅一再表明自己的态度，甚至不厌其烦地对茅盾和徐懋庸重复着同样内容的话，他是希望周扬他们能听取他的意见，改变做法，维护“左联”这面旗帜。但是，周扬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一回一个意见，最后居然置鲁迅的意见于不顾，没有向社会作任何表示，没有向左翼成员作必要说明，就连作为常委的鲁迅也没有得到最后的处理决定，周扬他们就悄无声息地将“左联”解散了。鲁迅的气愤是可想而知的。不但在此前称周扬等是“四条汉子”，解散的事发生时，就直呼周扬为“元帅”，憎恶之情溢于言表。而紧接着发生了徐懋庸给鲁迅的信的事，鲁迅的愤怒不可遏止了。这年4月，徐懋庸看到日本《改造》杂志上，有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来华时与鲁迅的谈话记录，其中山本问起“左联”时，鲁迅答：“我本来也是‘左联’的一员，但是这个团体的下落，我现在也不知道了。”徐懋庸觉得鲁迅的话“不顾事实”，他正准备作出反应的时候，他又看到4月24日《光明》半月刊鲁迅复何家槐的信。信的全文是这样的：

前日收到来信并缘起，意见都非常之好。

我曾经加入过集团（指“左联”），虽然现在竟不知道这集团是否还在，也不能看见最末的《文学生活》。但自觉于公事并无益处。这回范围更大，事业也更大，实在更非我的能力所及。签名并不难，但挂名却无聊之至，所以我决定不加入。（《鲁迅全集·书信》）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左联”解散后，要很快组织成立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组织，这样，就由王任叔、王统照、茅盾、曹聚仁等四十名作家评论家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原称“作家协会”，后改为“文艺家协会”），何家槐是“左联”成员，“协会”的发起人之一，他写信请鲁迅先生加入，这就是信的开头所说“收到来信并缘起”的过程。鲁迅没有签名拒不参加“协会”，原因是对于解散“左联”而成立别的什么组织，他是不同意的，特别是解散“左联”的最后意见也不通知他，如信中所说：我“现在竟不知道这集团是否还在”，他的愤怒之气未消，还谈什么组织？

徐懋庸作为当时“左联”解散问题上的传话人，认为鲁迅“不顾事实”，他在没有控制自己情绪的情况下，于5月2日给鲁迅写信，以指责的口气说：“‘左联’解散问题，我是前前后后多次报告了你的。‘解散’得对不对，是另一问题，但你说不知下落，则非事实。”

鲁迅于下午即复信，其中有关“左联”解散问题是这样答复的：

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

……

好在现在旧团体已不存在，新的呢，我没有加入，不再会因我而引起一点纠纷。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部从此结实了。（《鲁迅全集·致徐懋庸》）

鲁迅从此就与徐懋庸绝交了。

徐懋庸对这封信的理解有一段话，说：他的意思，第一，解散而不发表宣言，就是“无下文”；第二，解散而不发表宣言，是由于“别人参加了意见”，就是“溃散”，也就是投降。而所谓“别人”，我想是指文化界救国会的头头。这个理解，是同信的原意有出入的。鲁迅的信，主要是回答徐懋庸“不顾事实”的指责的。鲁迅说，萧三的信，茅盾和你徐懋庸担当传话人的话，“我是听到的”，但此后，即徐第四次见了鲁迅，鲁迅一言不发，自此就再也无下文了，“左联”是死是活，也再“无通知”，对他守着秘密。而“左联”是解散还是“溃散”这样大的事，“我确是一无所闻”。鲁迅所说的才是“事实”。鲁迅反而觉得，徐懋庸这样的人，不顾基本事实，绝交是必然的。（本文未注引文皆引自《徐懋庸回忆录·我和鲁迅的关系的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