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由新月书店的一篇广告词引起的。
1927年春，新月社的成员多数由北京南下，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徐志摩任书店总编辑，着手编辑出版书籍。对其公布的出版书目，鲁迅颇为反感，1927年8月鲁迅在未离开广州前，给章廷谦的信中说：“其书目内容及形式，一副徐志摩式也。吧儿辈方携眷南下，而情状又变，近当又惶惶然若丧家，可怜也夫。”（《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1卷）鲁迅的信，是讽刺新月社没有了北洋政府做靠山，南下上海，在找到新主子前，一副可怜相。
新月书店要出版书籍，先出个书目、发个广告本是件正常的事。但是，《西滢闲话》的广告词，却惹恼了鲁迅。这则广告说：“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他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现在我们特地和西滢先生商量，把《闲话》选集起来，印成专书，留心文艺界掌故的人，想必都以先睹为快。”（《革“首领”》，《鲁迅全集·而已集》）
鲁迅颇为恼火，在致章廷谦信中说：“新月书店的目录，你看过了没有？每种广告飘飘然，是诗哲手笔”，“最可恶者《闲话》广告将我升为‘语丝派首领’，而云曾与‘现代派主将’陈西滢交战，故凡看《华盖集》者，也当看《闲话》云云。我已作杂感寄《语丝》以骂之，此后又做了四五篇”。（《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1卷）
寄《语丝》以骂之的杂感的是《辞“大义”》（1927年10月1日）。后面的几篇是：《革“首领”》（载1927年10月15日《语丝》），《扣丝杂感》，《“公理”之所在》，《“意表之外”》（以上三篇载1927年10月22日《语丝》）。这几篇文章发出后，他就与许广平离广州，于10月3日到上海。
《辞“大义”》是这几篇中重要的一篇，鲁迅通过对《西滢闲话》广告内容和手法的揭露，来暴露徐志摩的居心：“‘派’呀，‘首领’呀，这种谥法实在有些可怕。……但这是我领教惯的教训了，并不为奇。这回所觉得新鲜而惶恐的，是忽而将宝贵的‘大义’硬塞在我手里，给我竖起大旗来，叫我和‘现代派’的‘主将’去对垒。我早已说过：公理和正义，都被正人君子夺去了，所以我已一无所有。大义么，我连它是圆柱形的呢还是椭圆形的都不知道，叫我怎么‘仗’？‘主将’呢，自然以有‘义旗’为体面罢。不过我没有这么冠冕。既不成‘派’，也没有做‘首领’，更没有‘仗’过‘大义’。更没有用什么‘战略’，因为我未见广告以前，竟没有知道西滢先生是‘现代派’的‘主将’，—我总当他是一个喽罗儿。……‘现代派’该也未必忘了曾有人称我为‘学匪’，‘学棍’，‘刀笔吏’的，而今忽假‘鲁迅先生’以‘大义’者，但为广告起见而已。”
鲁迅这篇文章的本意固然是揭露徐志摩利用他的声望做广告，来推销《闲话》的卑劣目的。但更有可恶的用意在。鲁迅在《“公理”之所在》中加以了揭露。原先依附于北洋军阀的“现代评论派”中人纷纷南下，投靠“新的战胜者”蒋介石。鲁迅于是发问道：“你们所自称为‘现代派’者，今年可曾幡然变计，另外运动，收受了新的战胜者的津贴没有？”他敏感地意识到，将他推上“首领”的位置，是让他和“现代派”的“主将”在上海再次对垒，而使他处于更不利的地位。鲁迅对于他们的用心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在《革“首领”》中，鲁迅警惕地指出：“人们随意说说，将我当作一种材料，倒也罢了，最可怕的是广告底恭维和广告底嘲骂”了，“所以这回虽然蒙现代派追封，但对于这‘首领’的荣名，还只得再来公开辞退”。
徐志摩没有回应。但是这件事惹恼了鲁迅，按鲁迅的脾气，对他的反击是一定不会放过的。到了1930年3月，鲁迅在与梁实秋论辩文学的人性论和阶级论的时候，写了著名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在“诗哲”执笔的《新月的态度》发表两个年头后，鲁迅又稍带把“新月”揭露了一通。
《新月的态度》开篇有这样的话：“我们这几个朋友，没有什么组织，除了这月刊本身，没有什么结合除了在文艺上的努力，没有什么一致除了几个共同的理想。”
鲁迅逮着这样的话，写了几个精彩的段子：“新月社的声明中，虽说并无什么组织，在论文里，也似乎痛恶无产阶级式的‘组织’、‘集团’这些话，但其实是有组织的，至少，关于政治的论文，这一本里都互相‘照应’；关于文艺，则这一篇是登在上面的同一批评家所作的《文学是有阶级性吗？》的余波。”
宣称自己不是一个组织，以此来反对无产阶级式的组织、集团，这种隐藏起来的用意，就是鲁迅揭露它的原因所在。
“但于我觉得有兴味的，是上节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里，有两处都用着一个‘我们’，颇有些‘多数’和‘集团’气味了。自然作者虽然单独执笔，气类则决不只一人，用‘我们’来说话，是不错的，也令人看起来较有力量，又不至于一人双肩负责。”
“《新月》一出世，就主张‘严正态度’，但于骂人者则骂之，讥人者则讥之。这并不错，正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虽然也是一种‘报复’，而非为了自己。到二卷六七号合本的广告上，还说‘我们都保持“容忍”’的态度（除了“不容忍”的态度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以外），我们都喜欢稳健的合乎理性的学说’。上两句也不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和开初仍然一贯。然而从这条大路走下去，一定要遇到‘以暴力抗暴力’，这和新月诸君所喜欢的‘稳健’也不能相容了。
“这一回新月社的‘自由言论’遭了压迫，照老办法，是必须对于压迫者，也加以压迫的，但《新月》上所显现的反应，却是一篇《告压迫言论自由者》，先引对方的党义，次引外国的法律，终引东西史例，以见凡压迫自由者，往往臻于灭亡：是一番替对方设想的警告。
“所以，新月社的‘严正态度’，‘以眼还眼’法，归根结蒂，是专施之力量相类，或力量较小的人的，倘给有力者打肿了眼，就要破例，只举手掩住自己的脸，叫一声‘小心你自己的眼睛！’”
这段文字，把新月社人，特别是几位主将的做派，写得活灵活现，因而更具有暴露其本质的作用。文中说到的言论遭压迫的事，发生在1929年，胡适在《新月》上发表过《人权与法》、《知难，行亦不易》等文。国民党当局认为他“批评党义”，“污辱总理”，便议决由教育部对胡适加以“警戒”。鲁迅所言新月社的“自由言论”遭压迫此为一例。照老办法，新月社是应该对压迫者也施加压迫的，然而连言论上的反抗都没有，却反倒替新主子设想，而施力量于相类或较小的人，这就是新月派的本质。所以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新月》忽而大起劲，这是将代《现代评论》而起，为政府作‘诤友’。”（《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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