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讨论是由《大众文艺》组织实施的。
1930年3月前,《大众文艺》发文征求部分作者关于文艺大众化的意见,应征的有沈端先、郭沫若、陶晶孙、冯乃超、郑伯奇、鲁迅、王独清。《大众文艺》2卷3期出新兴文学专号,发表了应征者的文章,同时,还发表了2月份编辑部召开的文艺大众化座谈会纪要。
这些文章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如何使文艺通俗化和如何为大众所能懂两个问题上。
郭沫若在《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一文中说:大众文艺的通俗化,就是无产文艺的通俗化。“大众文艺的标语应该是无产文艺的通俗化,通俗到不成文艺都可以。”这一主张是用降低文艺的标准去迎合大众,于大众无益,于文艺大众化无益。
鲁迅在《文艺的大众化》一文中,发表了精辟的见解:“读者也应该有相当的程度。否则,和文艺即不能发生关系。”“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所以在现下的教育不平等的社会里,仍当有种种难易不同的文艺以应各种程度的读者之需。不过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因为现在是使大众能鉴赏文艺的时代的准备,所以我想,只能如此。”“倘若此刻就要全部大众化,只是空想。”若要彻底实现大众化,“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许多动听的话,不过文人的聊以自慰罢了”。鲁迅的意见是说:在文艺大众化的准备阶段,要去提高大众的文化程度,不要一味降低文艺去俯就大众,同时要有适应各种程度的读者所需的作品。不这样,要想此刻实现全部大众化,只能是一句空话。鲁迅的意见无疑是非常全面、非常深刻的,可操作,能实施。然而,鲁迅的“这意见当时未被重视”,“那时整个的文学运动都被‘左’倾空谈的路线影响着,因此对于这一问题缺乏深刻的理解和切实的工作布置,结果‘大众化’的成绩,在实际上也差不多等于一张白纸”。(茅盾《我走过的道路》)
郑伯奇在《关于文学大众化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大众化问题的核心是怎样使大众能整个地获得他们自己的文学。”大众所欢迎的文学,“无条件的是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的文学”,语言是大众“自己所惯用的语言”。所以,现阶段大众文学家应该“帮助大众去创作民谣,编排戏剧”,“中国目下所要求的大众文学是真正的启蒙文学”。
冯乃超在《大众化问题》中则指出:“文学的大众化问题首先要有能使大众理解看得懂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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