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讨论

在文艺“向着群众”的口号下，1932年“左联”的机关刊物《文学》率先发动了第二次讨论。《文学》半月刊于1932年4月创刊（仅出一期）发表了：瞿秋白（署史铁儿）的《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冯雪峰（署洛阳）的《论文学的大众化》。

《文学月报》于同年6月创刊，发表了：瞿秋白的《大众文艺的问题》；茅盾（署止敬）应《文学月报》之约，写了《问题中的大众文艺》（载7月第2号）；

《北斗》2卷3、4期合刊出版，发表了：周起应的《关于文学大众化》；何大白的《文学的大众化与大众文学》；阳翰笙（署寒生）的《文艺大众化与大众文艺》；田汉的《戏剧大众化和大众化戏剧》。

本期《北斗》还在“文学大众化问题征文”的总题下，发表了陈望道、魏金枝、潘梓年、华蒂、张天翼、叶沉、西谛、沈起予的应征文章。征文的题目是：

一、中国现在的文学是否应该大众化

今天，中国文学的大众化是格外的迫切，“现在中国的文学，始终只是转辗在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中间……一般方向正确的左翼文学，也还只能在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中流传，当然尚不能充分地发生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而且，实践文学大众化，“就是开拓中国文学前途之唯一的路径”。（华蒂）“文学不能和生活分开，是斗争的一种工具，现在是工农争取解放的时代，文学应该大众化”。（潘梓年）

二、中国现代文学能否大众化

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的工农大众都处在残酷的压迫和榨取之下，没有读书识字的机会，所以，大众化的今天，就要提出识字的问题来，使大众接近文化的水准，这样才有文学伸长的余地。

三、文学大众化是否伤害文学本身的艺术

在文学大众化是否伤害文学的艺术价值的问题上，应征者虽有不同的说法，但有一点的认识是共同的：文学作品有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这两者不是分离的，而是合一的，文学作品正因为有了“社会价值”才有“艺术价值”。一部作品“能够在广大劳苦大众中获得多数的读者，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生强力的作用，这就是最富有艺术价值的作品”。文学大众化是加强文学之“社会价值”的唯一的途径，所以不但不会伤害文学的“艺术价值”，反之，正是提高其“艺术价值”的方法。

四、文学大众化应该怎样才能够实现

文学作品有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内容上，要使大众知道自己受双重的压迫，以及怎样去掀翻它，“但在内容上及意义上必须有个一贯—革命的，不反唯物辩证法的—才行。”（沈起予）形式上，用什么形式都可以，“只要是迁就大众的……这是为应付现在这样的环境而不得已为之的。”（张天翼）具体地说来，大众的成分有各样种类：少数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多数的店员商人、绝大多数的工农群众，我们要依着他们的文化水准的不同而创作适合于各种层次群众的文学作品。

同期的周起应的文章，是一篇关于大众化的专论，他认为：文学大众化的首要问题是要创造大众看得懂的作品，因此，文字就成了先决问题，文言和“五四”式的白话，都不是劳苦大众所看得懂的，因为前者是封建的残骸，后者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专利，所以创造新的文字是目前的迫切任务。文章在谈到内容和形式的问题时，强调大众文艺作品的内容“主要任务应该是描写革命的普罗列塔利亚特的斗争生活……这需要着完全新的典型的革命作家”。形式问题，要能“很迅速地，直接地反映出每个瞬间的革命的普罗列塔利亚特的斗争生活。它们是鼓动宣传的最好的武器”。而且，“我们要尽量地采取国际‘普罗’文学的新的大众形式，如报告文学、群众朗读剧”以及政治诗等，这些小的形式单纯、明快、朴素，能迅速地反映每个瞬间无产者的革命斗争生活。文章还谈到当前最要紧的，是要在大众中发展新的作家，关于这个，要学习苏俄的做法，开展工农通信运动，将其作为大众化当前的迫切任务。

这篇文章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文言和白话都不是大众的东西，所以今天要提出大众化问题；二是大众化问题中的内容和形式问题。

文艺大众化的第二次讨论，主要是在瞿秋白和茅盾之间展开的。瞿的文章《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是一篇领衔的文章。这是瞿秋白在参与起草“左联”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同时写成的一篇重头文字，是对“左联”决议明白的表态。文章开头就指出：中国“普罗”大众文艺的问题，已经不是什么空谈的问题，而是现实的问题，是个由空谈变为现实的问题，根本的是“革命的作家要向群众去学习”，“站到群众的‘程度’上去，同着群众一块提高艺术的水平线”，“没有大众的‘普罗’文学是始终要枯死的，象一朵没有根的花”。把向群众学习作为实现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先决条件，这既为文章奠定了一个厚重的论说的基础，又为文艺大众化的讨论指了一条正确的思考路向。

茅盾对瞿秋白的文章中一些观点表示不赞同，对“五四”新文学的偏激之词更不能接受，于是，他写了《问题中的大众文艺》与之辩论，成为二次大众化讨论的中心，其中涉及多方面的问题：

一、大众文学作品用什么话写

“普罗”大众文艺要“在思想上意识上情绪上一般文化问题上，去武装无产阶级和劳动民众、手工工人、城市贫民和农民群众”。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必须认真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首先是文学作品用什么话写的问题。

瞿秋白说：不能用“周朝话”即文言来写，也不能用“五四”式的白话来写，“五四”文学革命“产生了一个非驴非马的新式白话”。这“五四”式的白话仍就是士大夫的专利，和以前的文言一样”，读出来是不能够懂得的，也不能用章回体的白话来写。“而要用现在人的普通话来写—有特别必要的时候，还要用现在人的土话来写（方言文学）。无产阶级在‘五方杂处’的大城市和工厂里，正在天天创造普通话……统一言语的任务必落到无产阶级身上。”

总之，普通话的发展，必须以无产阶级的文化运动来领导，就是要把这种言语做主体，用它来写一切文章，尤其是文艺和大众文艺，要为着这个新的文字革命而斗争。

把用什么话写作为“普罗”大众文艺的一切问题的根本问题提出来，自然是不错的，但是，因此而全盘否定“五四”式的白话，称之为新式文言，或“非驴非马的‘驴子话’”，这显然是言之过甚的一个错误。而且，把解决语言问题的任务交给无产阶级，由他们来领导这场新的文字革命，创造出可爱的中国话，这又显然是不问当时社会环境不切实际的空谈。因此，茅盾提出了批评意见。

瞿在文章中说：五四所造成的一种白话，是新的文言，是一种非驴非马的文字，是资产阶级赏给自己的欧化子弟们玩玩的，对于大众依然是“鱼翅酒席”。

茅盾说，这些话是“痛快极了”，但是，这应添些限制，应该说，读得懂“旧”文言的只有测字先生那一流的群众，听得懂的只有受过特殊“说书场”教育的群众，不是一般群众。至于“五四”式“新文言”，现在小学二三年级学生可以勉强听得懂《儿童世界》和《小朋友》里的“新文言”作品，读得懂叶绍钧的《稻草人》，然而听不懂旧小说里的说白。

因此，茅盾以为最终还不能不用通行的“白话”—宋阳先生所谓“新文言”。现在通行的“白话”，尚不至于像宋阳所说的那样罪孽深重无可救药，而且也不是完全读不出来听不懂，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了。宋阳先生挑取了最极端的“文言”以骂倒全体，不能使人心服。只要从事创作的人多下功夫修炼，肃清欧化的句法和日本化的句法，以及一些抽象的不常见于口头的名词，还有文言里的形容词和动词等等，就不至于读出来听不懂。而作家要办到此层，一定不能躲在书房里用功夫，他必须和各种南腔北调的人多多接触，先使他自己的嘴巴练好。

关于用普通话来写的问题。宋阳先生说：真正的现代中国话不是知识分子的蓝青官话，而是五方杂处的大都市里现代化的工厂内工人们所使用的“普通话”，它“容纳许多地方的土话，消磨各种土话的偏僻性质，并且接受外国字眼，创造着现代的政治技术科学艺术等等的新的术语”。但宋阳先生有一个要点却忽略了，“就是此种新兴阶级的‘普通话’是北方话的色彩浓厚呢？还是南方话的色彩浓厚？”就茅盾亲身对上海土白、江北话、“北方音”及上海腔调查后发现，今天的上海土白和以前很不相同了，现在的是混合了多量的宁波话和苏州话，因此，“上海的新兴阶级的普通话是一种上海白做骨子的‘南方话’……即使在一地的新兴阶级有其‘普通话’，而在全国却没有”。宋阳先生“真正的现代中国话”何尝真正存在？因此，“用什么话”的问题依然存在，依然要继续讨论。

二、新文学作品的欧化形式

瞿的文章说：现在新式白话作品的体裁，大半已经是很欧化的了，老实说，是很摩登化的了……对于民众这种体裁是神奇古怪的，没有头没有脑的，关于人物，没有说明“小生姓甚名谁，表字某某，什么省什么县人氏”；关于风景，并不是清清楚楚地说“青的山绿的水花花世界”，而是象征主义的描写，山水花草都全变成活人似的忧愁或者欢喜，皱眉头或者亲嘴；关于对话，并不说明“某某道”、“某某大怒道”，句法是倒装的，章法是零乱的……“普罗”文艺因为这些体裁上形式上的障碍，反而和群众隔离起来。

这里所说的确实是“五四”及其后新式白话文艺作品存在的问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学习、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几乎形成热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新文学从一开始就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文学的欧化现象就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情况，“五四”当时和之后，就有人对此提出意见，希望得到纠正和改变，但是，几乎是没有成效。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开展，欧化这一现象必然要被提出来。瞿秋白首先操戈向着欧化，不能不说是抓住了大众化问题的又一关键，这个问题不解决，大众化自然也就无果而终。

三、大众文学为着什么而写

“普罗”大众文艺“大半要是组织自己的队伍的”，“尤其要在情绪上去统一团结阶级斗争的队伍，在意识上在思想上，在所谓人生观上去武装群众”。因此，首先，它应是“鼓动作品”，“这当然多少不免要有标语口号的气息，当然在艺术上的价值也许很低。但是，这是斗争紧张的现在所急需的。所谓‘急就章’是不能够避免的。可是，同时也应尽可能的叫它艺术化……而取得艺术品的资格”。其次，它应是“为着组织斗争而写的作品”，既要描写工人、农民、士兵、劳动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也要反对军阀混战，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进攻苏联等，为着这些而写的作品可以是“阶级经验的小说”，可以是片断的或想象的斗争和生活。再次，应是“为着理解人生而写的作品”，无产阶级和劳动民众也有自己的人生，他们也要了解“从无产阶级的观点去了解，需要清楚的发现现实生活的意义”。“为着这种目的而写的作品，可以是劳动民众的私人生活故事，恋爱的故事；宗法社会的牺牲，成家立业幻想的破产……以及无产阶级的理想（社会主义）的解说。”“五四时期的反对礼教斗争只限于知识分子，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启蒙主义的文艺运动。我们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五四’，这应当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义社会主义的文艺运动。”

四、大众文学作品怎样写

文艺大众化讨论中，怎么去写工人、民众和一切题材，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在此前的“革命文学”的论争中，在“革命的浪漫谛克”，“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的思潮影响下，一些作者往往注重于文艺宣传、鼓动的作用，踏上了公式化、概念化的阶梯，而忽视了文艺本身的艺术要求。因此，这里提出的问题，就特别具有现实针对性。

瞿的文章认为：“文艺作品应当经过具体的形象—个别的人物和群众，个别的事变，个别的场合，个别的一定地方的一定时间的社会关系，用‘描写’‘表现’的方法，而不是用‘推论’‘归纳’的方法，去显露对立和斗争，历史的必然和发展”。

在正面就怎么写作了论说后，又就不该怎么写作了具体的、明确的否定：（一）感情主义。“站在统治阶级剥削的地位来可怜洋车夫老妈子，以至于工人，农民，这也会冒充革命文学，这种创作里的浅薄的人道主义，是‘普罗’文艺所不需要。”（二）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的个人忽然从天而降，落到苦恼的人间，于是乎演说，开会，革命，于是乎成功，这种个人的英雄主义决定一切的公式，“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必须完全克服这种倾向”。（三）团圆主义。“一切一厢情愿的关于群众斗争的描写……工人痛苦，革命党宣传，工人觉悟，斗争，胜利”，这，是在欺骗自己。（四）脸谱主义。“把帝国主义者，地主，绅士，资本家，工人，农民一个个的规定出脸谱来……把一切现实生活里的现象都公式化了，用来自己欺骗自己，或者欺骗别人。”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种“矫揉做作的麻醉的浪漫谛克来鼓舞，他需要切实的了解现实”，因此，“普罗”大众文艺，必须用“普罗”现实主义的方法来写。

茅盾对此有他的意见，他提出了“技术是主，‘文字本身’是末”的明确主张：

大众文艺在读得出听得懂的起码条件而外，还有一个主要条件就是能使人感动，这却不在作品的文字的素质，而在藉文字作媒介所表现出来的动作，就是描写的手法。可是宋阳先生却忽略了，“他一贯的议论都注重在‘文字本身’上，—他这文字（狭义的，即他所谓‘用什么话来写’的‘话’，并没包含其他意义），决定一切的倾向，很可以引导人们误解以为只要用大众听得懂的‘话’就算是大众文艺”。

旧小说比之新文艺更能接近大众，大众之所以喜欢《水浒传》里的鲁智深和武松，主要是描写的动作多，抽象的叙述少。旧小说有其接近大众的技术而非在文字。“新文言”诚然有读不出来听不懂的作品，亦何尝没有可读可听而懂的作品，所以跑不进大众堆里，就在于“不从动作上表现，而只用抽象的说术……缺乏了文艺作品必不可缺的感人的力量”。这原因早该引人深思，而“不能单把作为工具的‘文字本身’开刀了事”。

瞿秋白对茅盾的“技术是主，文字本身是末”的问题反驳说：自然广大的大众文艺运动的一切问题之中，包含着文艺技术的问题，可是，“单纯的文艺技术问题，却代替不了大众文艺运动的全部”，今天如果不要新的文学革命，而只要把新文言的小说在描写方法上改作“动作多而抽象少”，那就无所谓大众文艺的运动。特别是在文艺大众化运动开始的时候，首先提出来的不应是文艺的技术问题，“这个‘文字问题’必须特别的提出来，使一般开始写大众文艺的人就注意到。说‘文字是末’—在这个意义上—是错误的”。

茅盾没有与瞿秋白继续辩论下去，他发现他们之间是“从不同的前提来争论的”，即彼此“对文艺大众化的概念理解不同”。茅盾说：“文艺大众化主要是指作家们要努力使用大众的语言创作人民大众看得懂，听得懂，能够接受的、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这里包括通俗文艺读物，也包括名著）呢，还是主要是指由大众自己来写文艺作品？我以为应该是前者，而秋白似乎侧重于后者。由此又引出了对文艺作品艺术性的分歧看法。我认为没有艺术性的‘文艺作品’不是文艺作品，即使最通俗的文艺作品也然。而秋白则似乎认为大众文艺可以与艺术性分割开来，先解决‘文字本身’问题。秋白对文艺大众化的上述理解，大概与他很重视苏联的工农通讯员运动的经验有关。但苏联开展工农通讯员运动有一个先决条件，即政权在无产阶级手中而中国那时恰没有”。

五、大众化文学运动的具体意见

（一）“开始俗话文学革命运动—这是要完成白话文学运动的任务”，“我们需要的是彻底的俗话文字革命。没有这个条件，‘普罗’大众文艺就没有自己的言语没有和群众共同的言语”。（二）街头文学运动—开始做体裁朴素的接近口头文学的作品。（三）工农通讯运动。这一运动是苏联的做法，“左联”借鉴这一做法并将其写进决议中，瞿秋白贯彻这一意见，是希望“‘普罗’文学将要在这种集体工作之中产生自己的成熟的作品。”（四）自我批评的运动。在大众文艺方面，要肃清“那些非辩证法的，非唯物论的观点和倾向”，“要在文学报上开始关于大众文艺的讨论，开始关于一般创作方法的讨论”。只有和一切不正确的倾向斗争才能够发展革命的“普罗”的文学运动。

特别要说明的是，瞿秋白在倡导文艺大众化的同时，亲自着手对中国文字改革进行研究，他于1929年2月前后，就同当时在苏联的吴玉章、林伯渠等人共同讨论并在苏联的语言学专家的帮助下，拟订了中国拉丁化字母草案，1930年春，经过修改并定名为《中国拉丁化字母》在莫斯科《中国问题》杂志第二期上发表，此修订稿后以《新中国文草案》为题收入《瞿秋白文集》，凡150页，在“绪言”里说：“我们这个草案就是拟定《新中国的普通话文》的一种尝试，希望能够经过详细的讨论和修改，而达到发动彻底的文字革命的目的。”正文有：新中国文字母表、声母韵母表、拼音规则、书法大纲、文法规则等，是一部极有价值的拉丁化文字改革方案，特别是在文艺大众化的讨论期间，其意义尤为突出。

随后，为配合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他对汉字改革的研究倾注了更大的精力，于1931—1933年间，写了多篇论文，集中研究汉字改革问题，除上文提到的《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学阀万岁》外，还有《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字的中国文？》、《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古物陈列馆》等。瞿秋白认为：“汉字的复杂和紊乱，以及文言或假白话的不能够成为口头上的语言，以至于文字和言语完全分离。所以最彻底的文字革命是十分必要。这场文字革命，要广泛的推行普通话，要采用罗马字母和拼音制度，这样，各地方公用的文字和公用的言语，用拼音方法写出来，就使得它能够有固定的大致相同的读音，能够逐渐地达到‘一致’的目的。”“这种新式的中国文—采用拼音制度的中国文，就是代表‘普通话’（各地方公用的话）的文字，我们叫它‘新中国的普通话文’。”（《新中国文草案》）

瞿秋白在进行文艺大众化的理论探讨和倡导的同时，还亲自实践，向民间文艺学习，向民间艺人学习，创作大众文艺的新作品。因此，他有时就到群众中去了解学习民间文艺的各种形式，甚至化装去到上海城隍庙一带听民间艺人的说书和演唱，熟悉民间各种文艺表演形式，这就使得他的创作有了为大众所接受的深厚的基础。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作品就有《东洋人出兵》、《五更调》、《英雄巧计献上海》等十多篇。他这种为了大众而进行创作的实践精神，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在第二次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虽然参与的人数不多，意见也不算分散，但在仅有的几篇重头文章中，某些观点却值得注意：

首先，关于对“五四”以来文学作品及其语言，即白话文的估价问题。

这主要是瞿秋白文章中所表述的意见，他在《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和《大众文艺的问题》中对“五四”式的白话和白话文，持完全的否定意见，他有几种说法：

（一）五四式的白话，是一种非驴非马的“新文言”，它是“完全不顾口头上的中国言语的习惯，而采用许多古文文法，欧洲文的文法，日本文的文法，写成一种读不出来的白话”或“杂凑起来的一种文字”。

（二）“‘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民众仿佛是白费了似的。”资产阶级趁着五四文艺复兴运动，“造成了一种所谓白话的新文言，他们把这种新文言赏给自己的欧化子弟给他们玩耍玩耍”。

（三）“五四”是为绅士创造了一种欧化的新文言，平民没有文字，“只能够用绅士文字的渣滓”。

由文字而涉及文学，瞿秋白在1931年5、6月间写的《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和《学阀万岁》两文，骂倒“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他说：“因为鬼话（文言）还占着统治地位，白话文又不过在所谓‘新文学’里面通行罢了，咱们好好的‘人的世界’，还有一大半被鬼话占据着，鬼话还没有被驱逐到鬼门关里面去﹗”因此，现在没有国语的文学，而只有“半人话半鬼话的文学，—既不是人话又不是鬼话的文学。”（《鬼门关以外的战争》）

“五四”的所谓“新文学”是“‘不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学阀万岁》）

他在这篇长文中，还有一些过激的说法，譬如将陈独秀在“五四”时所张扬的“三大主义”说成是“绅商的国民文学”、“清客的社会文学”、“无赖的写实文学”。因为不属本篇的论述范围，这里不作一一引证。但从以上所引的文字看，言词之激烈，情绪之偏颇，态度之失控，这大概是不多见的文字了。

提倡文艺大众化的过程中，因为认识上的原因，情绪偏激一点，过“左”一点，矫枉而过正之，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因此而骂倒一切。所以茅盾不客气地批评了他：“现在通行的‘白话’，尚不至于像宋阳所说的那样罪孽深重无可救药。”那种用“挑取了最极端的‘文言’以骂倒全体，不能使人心服”。

瞿秋白对茅盾的批评有所辩解，他说他并没有“骂倒全体”，却说过“有些著名的文学家，他们自己写的作品，宽泛些讲起来，是能够写出真正的白话的。”他的确在文章中提到过张天翼、穆时英以及一些老作家，但这些辩解，难以抹去他的那些过激言词。

其次，关于要来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艺复兴运动。

瞿秋白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完全否定，必然要给他自己提出一个现实的问题：既然“五四”白话是一种非驴非马的东西，弃它而不用，那么，用什么？怎么办？

茅盾在这个问题上要比瞿秋白沉稳得多，冷静得多，客观得多，他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一位主要成员，“五四”文学革命的参加者，深知五四式的白话来之不易，尽管它有着欧化等的不少问题，有着与大众沟通的较大困难，但它还不至于到被全盘否定的地步，它还是有着向大众迈进的基础，所以茅盾说：“我以为到底还不能不用通行的‘白话’。”因为它“也不是完全读不出来听不懂”。因此，他非常具体地指出：“肃清欧化的句法，日本化的句法，以及一些抽象的不常见的名词，还有文言里的形容词和动词等等，或者还不至于读出来听不懂。”并希望作家多下功夫“修炼”，多和各种南腔北调的人接触，而不要躲在书房里，这样，才能使“五四”式的白话逐渐走进大众。

瞿秋白毕竟是一位政治家，一位政治领袖，他来倡导、领引文艺大众化运动，他对于“五四”白话，就不是茅盾所说的慢慢地来“肃清”某种句法，或某种东西。他是要发动一场革命，来解决大众化的问题，他将这场革命称之为“第三次文学革命”。他有几种具体的说法：

“这个革命就是主张真正的用俗话写一切文章。如果‘白话’这个名词已经被‘五四’式的士大夫和章回体的市侩文丐垄断了去，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新的文字革命叫作‘俗话文学革命运动’”，“这个俗话革命的任务，是一般文化革命的任务，一切革命的文化组织应当担负起来而尤其是文学的革命组织”；

“五四时期的反对社教斗争只限于知识分子，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启蒙主义的文艺运动。我们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五四’，这应当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义社会主义的文艺运动”；（《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

“现在决不是简单的笼统的文艺大众化问题，而是创造革命的大众文艺的问题。这是要来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艺复兴运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无产阶级的五四’。”（《大众文艺问题》）这篇文章有一个原注说：“这是要无产阶级来领导‘肃清’封建意识的文化斗争，彻底执行这个民权主义的任务；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对这种文化革命的力量，他们反而在极力维持封建意识，维持中世纪式的文化生活，借此更加加重他们的剥削，散布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因此，这个文化革命的斗争，同时要是反对资产阶级的，而且准备着革命转变之中的伟大的文化改革—向着社会主义的前途而进行。”

这是说，资产阶级在“五四”时期领导了反封建意识的斗争，但是，他们后来走向了反动，却去极力维护封建意识，因此，当前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一场新的五四运动，以完成民权主义的任务。

但是，在30年代国民党当局的高度文化钳制的白色环境中，有可能再出现一个“无产阶级的五四”吗？“五四”运动是在民族危机、民族存亡的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中，必然要爆发的民族救亡运动，然而，在文艺大众化的倡导和讨论中，没有这样的环境和条件，没有这样的政治气候，虽然主观上想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一场反对封建意识的斗争，彻底完成民权主义的任务，但在客观上也只能是一句不能实现的空话。

再次，关于文艺大众化的“急就章”问题。

瞿秋白是一位政治领袖人物，他对于文艺作品多次指出：文艺大众化的作品，是鼓动的作品，是为着组织斗争而写的作品，是为着理解人生而写的作品。他从政治的功利主义出发对文艺作品首先是从政治上提出要求的，因此，把作品的艺术性搁置在一边。他说：文艺作品，只要是“最迅速的反映当时的革命斗争和政治事变，可以是‘急就的’，‘草率的’”，“也许没有艺术价值”，“可是这是在鼓动宣传的斗争之中去创造艺术”。

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还有人也持这样的观点。周起应（周扬）则用的是另一种说法：“如果不顾目前中国劳苦大众的一般文化水准的低下，而一味高谈甚么应当提高大众的程度来鉴赏真正的、伟大的艺术，那实际上就是拒绝对于大众的服务，就是一种取消主义。”这是说，在目前大众文化水平实际低下的情况下具有艺术性的作品，对于大众也是没用的，所以现在还只能用“小调、唱本、说书等等旧形式。”（《关于文学大众化》）

郭沫若先生说得更为干脆：“大众文艺的标语应该是无产文艺的通俗化，通俗到不成文艺都可以。”既然不成文艺了，还有什么大众文艺？（《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

鲁迅早就批评过这种不顾文艺作品起码的艺术性的要求，在大众化的过程中，用降低作品的艺术性“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

文艺大众化的这两次讨论，还涉及内容和形式问题，但是，比起这两次讨论以语言为主题，就显得单薄了许多，这里只能就当时几位的重点文章加以介绍。

瞿秋白说：大众文学在内容上，要去揭穿敌人的“一切种种的假面具”，“反映现实的革命斗争”，“表现‘群众的英雄’”。在形式上，革命的大众文艺应该“利用旧的形式的优点”，并且“逐渐的加入新的成分”。（《大众文艺问题》，载1932年6月《文学月报》创刊号）

周扬在形式问题上提出了两点做法：一是“要尽量地采用‘普罗’文学的新的大众形式”，如报告文学、群众朗读剧等。一是“暂时利用根深蒂固的盘据在大众文艺生活里的小调，唱本，说书等等的旧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