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讨论

文艺大众化问题的第三次讨论，是在1934年，这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讲《新生活运动要义》，强制推行以封建道德“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准则的“新生活运动”，提倡尊孔读经，以图掀起全国性的复古逆流。五月，国民党教育部人员汪懋祖，首先在南京国民党的刊物《时代公论》110号上发表文章《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表示响应，鼓吹复兴文言，提倡中学生读经：“文言便于叙事，说理，议论，应用，而壮烈之节，激昂之气，尤有资于文言，若以白话表之，则易失之狂暴，无所载节。”所以，“吾只望初中能读毕《孟子》，高中能读《论语》，《学庸》以及《左传》……《韩非子》等选本，作为正课”。

第一个站出来驳斥汪懋祖的是吴研因，他在同期《时代公论》上发表了《驳小学参教文言中学读〈孟子〉》。

6月，汪懋祖又在《时代公论》114号上发表了《中小学文言运动》，进一步鼓吹文言，要求中小学生必须读经。

许梦因于6月1日在《中央日报》发表《文言复兴之自然性与必然性》，鼓吹“救亡莫先于教育，教育莫急于文言”。

吴研因于同月21日在《申报·教育消息》发表了《读汪文〈中小学文言运动〉后的声明》，凡六点，其中说：“提倡小学用语体文，发端于北京教育部，禁止小学用文言文。令出自前大学院，申令小学不得用文言文，以加重学生负担。”指责汪懋祖擅自加以改变，是一个“极端派”。

汪文和吴文的发表，在文化界引出了关于文言与白话的论争，“左联”对这股文言复古逆流给予了关注，左翼文艺工作者也主动参与反击，到6月中旬，《申报》副刊“自由谈”，《中华日报》副刊“动向”，《大晚报》副刊“火炬”，《晨报》副刊“晨曦”以及其他一些报刊，都选载了论战文章。如徐懋庸的《关于文言文》，曹聚仁的《什么是文言？》，尘的《文言文果值得在小学里提倡教导吗？》，曹冀远的《卫白话》，魏猛克的《鬼话文的复活》，周曙山的《白话文言斗争史的重演》等多篇。

6月18日，陈子展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文言—白话—大众语》，首次提出“大众语”的问题，这就使得最初的“复兴文言”与“拥护白话”的论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大众语运动”论争的阶段。这篇文章说：文言白话的论战早已分过胜负，早已过去了，“现在我们以为要提出的是比白话更进一步，提倡大众语文学……十多年来的白话文，虽然比较文言的东西是要和大众接近些儿，可事实上告诉我们，这个显然还不够。目前的白话文只是知识分子一个阶层的东西，还不是普通的大众所需要的。再添上一句简单的话说，只因为这种白话还不是大众语言，从前为了要补救文言的许多缺陷，不能不提倡白话，现在为了要纠正白话文学的许多缺点，不能不提倡大众语”。所谓大众语，指的是“包括大众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的语言文字”。而听得懂则是“深入大众的一个必要条件”。而标准的大众语的建设，“得靠将来大众语文学的作品来规定”和“大众所受的教育程度”来决定了。

“五四”文学革命打倒了文言，确立了白话的历史地位，但是，白话文从一开始表现出的欧化问题，就曾引起较广泛的讨论，白话同时所表现出的文言化的倾向，使“它不仅只能通行于少数的读书人和官僚绅商之间，与大众的需要距离太远，而且继承了许多遗毒（在用语上、意识上、写法上），很容易变成跟时代背反的陈死文”。（闻心《大众语运动的几个问题》）所以，瞿秋白痛斥之为“非驴非马”的东西，提出要发动一场“无产阶级的五四”，发动一场新的文字革命，叫它作“俗话文学革命运动”。瞿秋白的话虽偏激，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一场“俗语”文学革命运动就是必须的。陈子展说：它就是“大众语”运动，这个“大众语”就是“大众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的语言文字”。有了这样的文字，“大众化”的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这几乎成为大家的共识。

随后，陈望道、胡愈之、傅东华、鲁迅等相继发文参与讨论，《中华日报·动向》、《大晚报·火炬》、《新生》周刊、《新语林》半月刊以及《太白》、《芒种》、《文学》等，也发表讨论文章，使得大众语的讨论很快地就广泛地开展起来。当时，文化、艺术界的百余名人士，作文近五百余篇，大有“百家争鸣”之势。

这场“大众语”运动，是由文言复兴引起的。

一、对于复兴文言的批驳

这次文言复兴，许多人认为，不过是五四文言、白话论战的重演，五四那场论战，早已分过胜负。“目前我们虽然听到‘文言复兴’的口号，并不感得怎样的严重”，那不过是站在没落下去的某些个人或其所属的某些阶层的一种“挣扎”。（陈子展《文言—白话—大众语》）

胡适同样认为：汪懋祖主张中小学读经，“不过是一个教育家的个人见解，本来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他的文字所以引起读者的反感，全因为他在每一段里总有几句痛骂白话，拥护文言的感情话。”（《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

五四文言、白话的论战，虽然最终宣布了文言的死刑，将白话推上了实际应用的地位，但因种种原因，这个地位还不是彻底稳固的，白话还时时遭到文言的攻击，它们之间始终对立着，因此，这次文言复兴，既不是个人行为，也不是某个阶层的“挣扎”，而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复古逆流。

胡愈之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跟着政治的社会的复古倾向，中国的语文的鬼怪，又重新出现了。”（《关于大众语文》）

《申报·读者问答》的编者在答读者问中指摘陈子展先生对古文复兴“并不感到重要”而取的“容忍”态度，指出：“‘古文复兴’决不是几个遗老企图死灰复燃，而是与尊孔，提倡读经配合而来的”。因此，我们应以战斗的精神来处理这个问题，“要精确的对于‘古文复兴’来一次新的估量，然后给予致命的打击。”（《怎样建设大众文学—答王道李小明两君并就教于陈望道陈子展两先生》，载1934年6月22日《申报·读者问答》）

落萍则认为，这次对文言复活的批判，不要专从文言文的不易学，不易懂上面去攻击，“还要注意社会的意识”。（《文白斗争的展开》，载1934年6月30日《新生周刊》1卷21期）

这些意见，是必要的，只有认识到文言复活现象的出现，是配合着社会复古逆流的，人们才能重视这场斗争。

直接对汪文实施批驳的是茅盾和鲁迅。

6月底，在汪文发表后的两个月，鲁迅作《“此生或彼生”》进行驳斥。汪文中曾以“‘这一个学生或那一个学生’，文言只须‘此生或彼生’”为例，证明文言胜于白话。鲁迅说：“这五个字，至少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这一个秀才或那一个秀才（生员）；二、这一世或是未来的别一世。”“文言比起白话来，有时的确字数少，然而那意义也比较的含胡，我们看文言文，往往不但不能增益我们的智识，并且须仗我们已有的智识，给它注解，补足。”我就用汪先生的例子，足以“证明文言的不中用了”。鲁迅以小论大，批驳的是文言卫道者们常用的理由，具有以一当十的功效。

茅盾则用蕙的笔名写了《对于所谓“文言复兴”的估价》，说汪先生的鼓吹文言，倡导读经，“在此时‘露脸’，实在是很‘合理’的。第一，在此‘复古’倾向极浓厚的今日，当然有不少人总觉得非‘复兴’文言便不痛快；第二，在此‘思想问题’非常严重的今日，当然又有不少人神经过敏地以为‘白话’文‘破坏思想’。而这‘神经过敏’是由于他们的‘神经衰弱’；他们对于自己的力量失却自信，他们刻骨地感到没落的恐慌，他们见了影子就疑心是鬼怪了”。汪的文章没有必要给他的估价过高，而另有一些人并不反对白话的人，例如施蛰存劝青年读《庄子》和《文选》，林语堂提倡“小品文”以来，袁中郎被奉为法宝等现象，“无形中已经助长了‘复古’的倾向，”“帮文言（封建思想）的忙，”实在“值得严重注意的”。

文言—白话的争论，引出了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白话真的是新文言，是一种“非驴非马”的东西？一部分人认为是，他们主张将它一脚踢开，一部分人认为非，主张对它进行“改良”，让它可以更加接近大众，从而慢慢进化到统一的大众语。因此，就有了“怎样建设大众语”的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二、关于大众语建设的几种意见

（一）什么是大众语

陈子展是第一个提出“大众语”的概念的，他说：文言白话的论战早已过去，“现在我们以为要提出的是比白话更进一步，提倡大众语文学……十多年来的白话文，虽然比较文言的东西是要和大众接近一些儿，可事实上告诉我们这个显然还不够。目前的白话文只是知识分子一个阶层的东西，还不是普通的大众所需要的。再添上一句简单的话说，只因为这种白话还不是大众语言，从前为了要补救文言的许多缺陷，不能不提倡白话，现在为了要纠正白话文学的许多缺点，不能不提倡大众语。”大众语指的是“包括大众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的语言文字。”（《文言—白话—大众语》，载1934年6月18日《申报·自由谈》）

由此就开始了大众语运动的新阶段。

关于大众语问题讨论的发起、展开，曹聚仁在《我与我的世界》中有这样的回忆：“1934年夏天，一个下午，我们（包括陈望道、叶圣陶、陈子展、徐懋庸、乐嗣炳、夏丏尊和我）七人，在上海福州路印度咖喱饭店，有一个小的讨论会。我们讨论的课题，针对着汪懋祖的‘读经运动’与许梦因的‘提倡文言’而来……我们认为白话文运动还不够彻底，因为我们所写的白话文还只是士大夫阶层所能接受，和一般大众无关，也不是大众所能接受。同时我们所写的，也和大众口语差了一大截；我们只是大众的代言人，并不是由大众自己来动手写的。因此大家就提出了大众语的口号，并决定了几个要语，先由我们七个人轮流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意见，我们的主张，大致是相同的；至于个人如何发挥，彼此都没受什么拘束的。事先由我们商得了《自由谈》主编张梓生兄的同意，敞开《自由谈》地位来刊载这一课题的论文；那几个月的《自由谈》就成为大众语的讲坛。当时，由抽签得了顺序，陈子展兄得了头签，笔者第二，以下陈、叶、徐、乐、夏诸先生这么接连下去。序幕的实情如此。（近年我看了许多谈现代文坛掌故的，有的说陈子展所提出，由鲁迅奠定基本观点。有的说是宋阳所倡导的。王瑶的新文学史说是鲁迅所领导的。那就该看看大众语运动专辑再说了。《鲁迅全集》俱在，他从来没说过领导大众语运动的话呢。）”

“大众语运动，既已在《申报·自由谈》开了场，桴鼓相应的，就有《太白》、《芒种》、《文学》和《社会月报》，那两个月的上海文坛，都在注意这一课题。”（《新文学史料》载1981年第4期）。

陈望道是第二位发表意见的，他在《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一文中说：“子展先生只提出说、听、看三样来做标准，我想是不够的，写也一定要顾到。”具备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乎，看得明白的条件，才能说是大众语。”要建设这种大众语文学，就“必须实际接近大众，向大众去学习语言”。（载1934年6月19日《申报·自由谈》）

胡愈之在大众语问题上别有新义，他提出了大众意识的重要意见：当前大众语文工具的建设中应明确的问题是：“‘大众语’应该解释作‘代表大众意识的语言。’‘大众语文’和‘五四’时代所谓‘白话文’不同的地方，就是‘白话文’不一定是代表大众意识的，而大众语文决不容许没落的社会意识，混进了城门。”正因为这样，所以“‘大众语文’一定是接近口语的”。（《关于大众语文》，载1934年6月24日《中华日报·动向》）

在大众语讨论中，这大概是第一个提出大众意识问题的文章了。随之响应的是王任叔，他说大众语及其文学的建设，“如其不仅仅限于语言的范畴里”，“还要包含大众意识的”。那么，将以哪一种大众意识作为大众语文学的基础呢？“落后的大众意识”还是“前进的大众意识”？当然应以“前进的大众意识为作品的内容”。（《关于大众语文学底建设》，载1934年7月3日《申报·自由谈》）这里的大众意识，是指的大众语的标准，还是大众语文学的内容呢？似乎是说的后者，那么，大众语呢？

在这个问题上，陶行知则说得明白无误了：“大众语是代表大众前进意识的话语，大众文是代表前进意识的文字。大众语与大众文必须合一：在程度上合一，在需要上合一，在意识上合一。”“所以大众语文是大众高兴说，高兴听，高兴写，高兴看的语言文字。这高兴的境界便是艺术的境界。”（《大众语运动之路》，1934年7月4日《申报·自由谈》）

在大众语的讨论中，大众意识的提出，应该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问题。因为，用大众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的语言文字写出来的作品，就是大众语及其大众语作品吗？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大众的语言中，有封建意识的东西，这些具有封建意识的大众口头语言，不予清理、剔除，并注入多量的代表新思想的新的元素，那就不可能有所谓大众语和大众语作品。

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五四”时期白话讨论的时候，周作人的一个重要意见，可以帮助认识“前进的大众意识”在大众语讨论中的重要意义。周在1919年3月2日写了《思想革命》（载《每周评论》第11号，又载《新青年》6卷4号）一文，指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我们不可对于文字一方面过于乐观了，闲却了这一面的重大问题。”“如白话通行，而荒谬思想不去，仍然未可乐观，因为他们用从前做过《圣谕广训直解》的办法，也可以用了支离的白话来讲古怪的纲常名教。”这段文字，真可谓空谷足音，令人深思。

大众语文学作品，是文字和思想的结合，表现思想意识的文字不良，足以影响文学作品，如果思想意识本质有问题，徒有文字，又有何用呢？所以“前进的大众意识”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

黎锦熙则是另外一种意见：什么是大众呢？“大众就是众人”，那么大众语的真铨就是：“‘大众语’者，是一种有建设性而不具阶级性的标准方言，与其他异于标准的各种‘母语’方言并行不悖，随时代而演进，依交通而扩大，应文化而充实，藉文艺而优美，这都是自然的。我们从教育的意义上建设‘大众语’，就是把落后的‘大众’和‘前进’的大众所有意识间的冲突，的矛盾，统一起来，使这种标准方言成为‘一国全民族大多数的人同时彼此都能听得懂，说得出’的‘普通话’。”（《大众语真诠》，载1934年9月10、11日《申报·自由谈》）

什么是大众语？有了两种意见：一是大众能读、写、看、听和大众前进意识的作品，一是富有建设性而不具阶级性的方言，并使之过渡到全民族大多数人听得懂，说得出的“普通话”。

（二）怎样建设大众语—以现行的白话为基础

大众语问题讨论一开始，有人就设置了两个战局：文言—白话战局。这一战局，从“五四”时期开始就存在着，对置着，并一直延伸着，如后来人们所形容的，这是一场“死活斗争”。到大众语问题讨论开始时，有人就设置了第二个战局：白话—大众语战局。他们认为，白话和大众语也是对置的，所以“我们须得来建设与提倡‘大众语，’向死了的‘文言文’作战，也得向‘洋八股’的‘白话文’进攻了呀！”（家为《历史固会重演的吗？》，载1934年6月28日《申报·自由谈》）

这里，于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在大众语建设中，怎样看待白话文，它对大众语建设有没有积极意义？于是，就有了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完全否定、抛弃白话文。白兮说：我们提倡“大众语”时，就必须把“文言文跟白话文完全抛弃”。“五四”时代的白话已与文言相妥协，“成了个文不文白不白的‘杂种’了”，“‘杂种’的白话文，不配大众的现代生活”，应该进历史博物馆。（《文言白话大众语》，载1934年6月30日《申报·谈言》）

樊仲云说：“所谓白话文者，其实与文言没有什么不同。这没有与一般大众打成一片，且不消说，还有它的根本意识，也与文言相同，为封建的，享乐的，消费的，剥削的。”（《关于大众语的建设》，载1934年6月30日《申报·自由谈》）

夏丏尊说：“白话文创造不久，就成了那么的一个腔壳。”“竟是‘不成话’的劳什子。”它的“最大的缺点，就是语汇的贫乏”，“现在的白话文，简直太不成话了”。（《先使白话文成话》，载1934年6月27日《申报·自由谈》）

还有一些别的说法，这让人又想起“大众化”问题讨论时，瞿秋白对“五四”白话文的否定，他那把白话文说成是“非驴非马”的东西，不就是今日讨论中“杂种”的同义语吗？

这种不加分析，全盘否定的意见，及时受到人们的批驳。

第二种，白话是“大众语”建设的一块基石，不能抛弃。王刚首先发文，旗帜鲜明地打出《建设“大众语”并不反对白话文》的标题，指出否定白话的观点是“有害的理论”，“在客观上不免于替封建妖孽做了帮手的任务”，是一种“阴谋”。“白话文”和“大众语”是不能“机械地对立的”，“在这个反复古运动反‘文言文’的战斗中，绝没有反对‘白话文’的理由（大家不但要建设‘大众语’而且也要‘白话文’），而是反对那些利用‘白话文’、‘大众语’去散布毒素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妖孽”。（载1934年7月1日《中华日报·动向》）

鲁迅对攻击文言，同时也攻击“白话”，洞察极深，极其敏锐地揭露了一些人的阴谋，他在7月29日答复曹聚仁的第二封信时，其中特别指出一种危险的倾向：“文言的保护者，现在也有打了大众语的旗子的了，他一方面，是力论极高，使大众语悬空，做不得；另一方面，借此攻击他当面的大敌—白话。这一点也须注意的。要不然，我们就会自己缴了自己的械。”（《答曹聚仁先生信》，载1934年8月2日《社会月报》1卷3期）

茅盾与鲁迅先生所见略同，他也看出一些人，像汪懋祖之流在“干那借刀杀人的勾当”，他非常形象地说：“接着是大众语问题锣鼓喧天来了。你一拳，我一脚，把白话文抨击得只配丢在厕所里了，这中间，自然大多数是赶忙为了大众语作先锋，但也有不少是在那里替文言干那借刀杀人的勾当”。（《不要阉割了大众语》，载1934年8月24日《申报·自由谈》）

白话，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大成果。作为这一成果的直接耕耘者，是不容人去否定它，抛弃它，甚至用别一办法去阉割它。它从诞生的那天起，一直在前进着，尽管它有欧化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它总还是随着时代前进着到了大众语提倡的今天，它一样还有着其自身的价值，它应该是大众语建设的一块厚重的基石，一块暂时还无可替代的基石。这一点，为许多赞同大众语的人们的共识，尽管他们的认识有深有浅。

这里引用几位论者的意见。

《申报·读书问答》编者说：“在建设大众语的现阶段，我们反对白话之离开大众，我们却不能不批判地接受白话中那接近大众语的一切。白话毕竟与古文不同，白话毕竟与大众语距离接近的东西。”随着语言的发展，现在一般白话文比“五四”前后的白话文更接近大众。（《再谈建设大众语文学—答王省三君》，载1934年6月28日《申报·谈言》）

笨伯说：自“民元”以来文字变迁的情况，都有其时代性和沿革性，现在通行的白话文，虽不能至于“至善之境”，但还是“应该先把白话文来考究一下，整理一下，如实在改不好，再来提倡别种文字”。（《大众语的疑问》，载1934年6月29日《申报·谈言》）

司马疵说：白话文，它“还有一部分大众”，大众语又是从“白话文”这个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所以‘白话文’我们绝对不能攻击或放弃”。（《内容与形式》，载1934年7月2日《中华日报·动向》）

若生说：“五四”运动中所兴起的“白话”，虽在反封建上“尽过很大的任务”，但因没有深入和“大众相联系，所以留下一条给‘封建’复兴的路”。因此，当前大众语建设中就具有双重的任务：反对“代表封建意识的古文”和“代表官僚买办意识的洋八股或语录体之类的白话。”而“‘大众语文’并不反对‘白话’，它是跟‘白话’相对的对立而又统一的。换句话说，‘大众语文’是‘白话’的高一级，是发展了‘白话’的某一部分，而扬弃另一部分，它是‘白话’之否定”。（《建设“大众语文”应有的认识》，载1934年7月4日《申报·谈言》）

高荒（胡风）说：白话文“有和买办资产阶级相通的一面，但也有和大众相通的一面。”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和“大众的生活需要结合着”，不能将它抛弃，应将“白话文里面合乎大众需要的部分提高，不合乎大众需要的部分消灭，在实践中将白话文‘扬弃’”。（《由反对文言文到建设大众语—关于这一次论战底内容的速写》，载1934年7月15日《中华日报·星期专论》）

这是说，“五四”白话有同大众相通的合理的、可用的部分。只要保留这部分，“扬弃”那不合理的部分，这样，它就可以作为“大众语”的基础，并且通过对它的整理、充实，就可以成为“大众语”。

（三）怎样建设大众语—用现代中国的“普通话”

大众语讨论中，哪种共同语经过改良可以做大众语呢？或者说做大众语的坯子呢？除了主张用“五四”白话做大众语建设的基础的一派意见外，另有一派则主张，用现代“中国的普通话”做大众语。

魏猛克的意见具有代表性，他说：“其实，‘现代中国普通话’，是有普遍性的，它是主要的流行在轮船，火车，码头，车站，客栈，饭铺，游艺场等处，工厂不过也受到影响，这是客籍的工人带进去的，但因为他们的生活不是流动的，久之就要和当地的语言同化。所谓普通话是因为交通发达，各地人们往来日渐密切，要求交涉上的便利而产生的。它不是容纳各种土话，它是竭力避免各种土话。它在企图每句话都能够说得出，写得出，每个字眼都找得出意义来。它比北平话简洁，少‘儿’、‘啦’等语尾词。当然，‘现代中国普通话’还没有达到完善之境地，有时还夹杂些所谓‘南腔北调’（零碎的土话），但它必然会随着交通发达而进展，随着社会意识的转变而转变。中国处在现在世界的狂潮之下，语言的统一当然不是久远的事，那时统一的语言为‘现代中国普通话’转变而成，大约也未必会错。所以我想，采取有普遍性的‘现代中国普通话’作为建设大众语文学的基准，是可以的。作家在作品中尽量采纳普通话，也未必不是文学接近大众的初步。完全用普通话写文章，将来也许要变成最明朗简洁的文章。”（《普通话与“大众语”》，载1934年6月26日《申报·自由谈》）

郑伯奇说：“大众语应该是大众在日常生活中所通用，或者能够通用的言语，大众语文是以这种言语为根据而写成的文章。”这种言语“就是普通话”。（《大众语和普通话》，载1934年10月5日《新语林》）

乐嗣炳认为：大众语不是国语，国语也不是大众语，它们之间并没有大关系。国语，它是拿北京土话作为唯一的标准，大众语“该是新生的上海共通语”，这种共通语，生产地在上海，最先流通在上海，“它汇集了全人类语言的精华，是代表大众思潮的，是传达世界思潮的一种工具；它一面不断生产，一面散播各方，实际上成了现代中国的共通语”。

郑伯奇是泛言，乐嗣炳是具体而言，但是，他们都没有给大众语的概念下诠释，只是指一种区域的普通话就是大众语。瞿秋白在讨论大众化的时侯，就语言问题说到过“普通话”可以做“大众化”文学的语言的：“无产阶级不比一般‘乡下人’的农民。‘乡下人’的言语是原始的、偏僻的。而无产阶级在五方杂处的大都市里面，在现代化的工厂里面，它的言语事实上已经在产生一种中国的普通话。”革命的大众文艺，就“应当从运用最浅近的无产阶级的普通话开始。”可以说，乐嗣炳是接受了瞿的意见，并将其具体化罢了。

这里马上就出现了问题：一是各地都有自己的方言，即当地通行的语言，这种语言就是“普通话”吗？二是大众语就是上海普通话，这能成立吗？

茅盾在与瞿秋白论争时就指出：所谓上海普通话，只是一种上海话做骨子的“南方话”，上海以外的大都市中也有同样的情况，所以，“即使在一地的新兴阶级有其‘普通话’，而在全国却没有”。

陈弈针对上述意见，特别是魏猛克的意见，作了反驳：“在现在的情况下，整个的中国是没有一处的语言统一的。而魏先生却是说这一种‘现代中国的普通话’是到处的流行在‘轮船、火车、车站、客栈、饭铺、游艺场等处’的，那么这种流行普遍各处的‘现代中国普通话’到底是哪一种语言呢？这不知魏先生是否有着明确的事实可以证明？”“最低限度，我是不知道的。因为现在不单是全国到处的轮船，火车，客栈等地方不会有一种统一的话，就是单独的一个都市里，也是没有这样一种通行统一的话的。”（《什么是“现代中国普通话”？》，载1934年6月29日《大晚报·火炬》）

（四）怎样建设大众语—采纳或溶化各地的土语方言

在大众语的讨论中，有人主张采纳方言土语，有人主张溶化各地的方言。

高荒说：“大众语”是大众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问题，它“被以大众的生活需要为基础的文化斗争任务所规定”和“中国语言的分歧条件所规定”，因而“注定不是一元的‘国语’式的东西，而是个个以当地的大众为对象的多元的发展。”作家们可根据“特定领域里的大众”，选用他所熟悉的白话、必要的方言土话，充分去表现大众的生活，写出以上海大众、广东大众、长江中部大众为主要对象的大众语作品。“这样的大众语作品，一方面个个地随应了大众的需要，一方面包含了向更高的大众语发展的最好的成分。”（《由反对文言文到建设大众语》，载1934年7月15日《中华日报·星期专论》）

阿龙说：若就大众语而论，应“先指定一地方言为标准”，“努力提倡，设法推行”，“久而久之，自会得到能说、能听、能写的结果”。（《关于曹先生提出〈大众语的几个小问题〉说几句话》，载1934年8月4日《申报·自由谈》）

流水说：“提倡土语方言不过是建设‘大众语’的一种工具，过程”，“是从各地的土语方言当中，根据广大的大众生活的需要，环境的背景，采取出通俗的词句，建设广大群众的‘大众语’。”（《提倡土语方言是不是“忘记大众的真意义？”》，载1934年8月25日《中华日报·动向》）

魏猛克对采用“方言土语”持否定态度：“土话是原始的，没有进步性的语言。土话写出来只读得出声音，找不出意义……即使加了注释，那效果与搬用成语和典故，又有什么分别吗！”（《普通话与“大众语”》，载1934年6月26日《申报·自由谈》）

司马疵则批评了魏的看法：“为了当前大众的需要，我们决不能把它（指方言土语）看成‘原始的，没有进步性的’而把它抛弃。……‘方言土语’在表现现代的某种意思的时候，难免会感着许多缺憾。可是亡国的大祸迫切，要大家起来救，难道等它发展到‘大众语’的时候，才和他们讲话么？……为了目前救急的办法，也只有在各地方用各地方的‘方言土语’。”所以，“‘方言土语’这形式在目前是特别需要的”。（《内容与形式》，载1934年7月2日《中华日报·动向》）

胡绳在指正乐嗣炳文章的意见时，对方言文学也有一种表述。乐嗣炳说过：“确认普遍性最大的北平话作现代语的基础，大众语中的主要成分。”胡绳指出：“这是不妥的。我们现在的确需要方言文学，要北平话的正如要吴语的广东福建话的一样。”“固然除去方言文学，我们也要普通话的，但这普通话应当是在实际生活中创立起来的，而决不是已有方言中的任何一种。”（《文言与新文言》，载1934年6月28日《中华日报·动向》）

这是说：方言土语的采用，是国难现实的需要，在没有建立起“国语”式的语言之前，各地的方言文学就起着救急的作用。然后，认定一种方言为标准，努力提倡，设法推行，而终能成为一种大众语。胡绳的意见与其他人有所不同，他特别指明：普通话不能混同于方言土语，方言土语只能是一种过渡，我们是要在实际生活中用普通话创立起大众语来。

（五）怎样建设大众语—大众语建设的两种具体意见

大众语讨论泛泛的发表意见多，具体的深入的研究大众语写作问题的少，但有两位，一位是闻心，提出了一个大众语的写作提纲。一位是陈望道，提出了大众语建设的具体三条路径，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闻心的关于大众语写作纲领凡三个大点，十条小点，非常具体：“一、关于写作的意识的。（1）不写反科学的文字（不抹煞事实，不鼓吹迷信，不曲解真理……）。（2）不写反革命的文字（不替帝国主义及一切榨取制度宣传辩护，不妨碍社会的进展）。二、关于写作的方法的。（3）不夹用死的文言句子和古文成语。（4）不用死去的白话土语。（5）不用死去的洋典。（6）不故意堆砌，不用艰深古怪的字眼。（7）不写死的落后的公式化文字。三、关于写作的态度的。（8）不写迎合低级趣味的油腔滑调的文字，不写一切旧形式的诗文。（9）不写含糊的投机式的滑头文字。（10）不写虚伪的浮夸不实处处以个人为中心的肉麻文字，不用无聊的客套。”（《大众语运动的几个问题—关于大众语的写作纲领和几个疑问的解答》）

陈望道的文章是在读了吴稚晖的《大众语万岁》一文后，所得到的启发写成的，文章说：一地的大众，把一地的语和文合一起来，例如，“阿拉的大众把阿拉的语文合一起来”，另一地的大众把他们的语和文合一起来，这两地已合起来的语和文，又互相合一起来，就成为一种统一语，是由大众造成。这条“‘从土语走到统一语’的路向，可称之为‘从下送上’的路子”。但是，大众语的建设，光有这条路子是不够的，还需要“记者，文人，学者，事业家，从文言等‘特殊’里解放出来，‘从上迎下’去。又需要语言学者，普及教育家们，多做些比较普遍可读的书，多调查点各地通行的语汇，文法，多开些语言学校养成语言师范人才多，多编些普通语辞出来，‘从横通过’去。这样三路并进，那‘普遍’的大众语才容易完成。”（《怎样做到大众语的“普遍”？—三路并进》，载1934年8月8日《申报·自由谈》）

这就把建立大众语问题具体化了，陈望道的意见是说大众语的建设要靠各地的大众和语言学者等的共同能力，才能创造出来。

三、汉字拉丁化和汉字简化的实际成果

第一，  汉字拉丁化的意见。

汉字难学、难写，大众难于掌握，所以自“五四”以来，提出废除汉字的有之，提出打倒方块字的有之，提出汉字走拉丁化之路的有之。在大众语的讨论中，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要对汉字实施改造，走拉丁化之路。

若木说：“表现工具的‘字’的改造”，是大众语文学建设的一个先决条件，因为在文盲占百分之九十的中国，即使“大众语”与“大众语文学”有成功的可能，但是，“文盲的大众当然是不能和文章发生因缘的。”（《“大众语”文学建设的一个先决条件》，载1934年7月8日《大晚报·火炬》）

叶籁士认为要坚决“打倒象形汉字”，提倡“拉丁化”。（《大众语、土话、拉丁化》，载1934年7月10日《中华日报·动向》）

鲁迅指出：“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所以，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拼音（即拉丁化……）”，“普及拉丁化，要在大众自掌教育的时候”。（《答曹聚仁先生信》，载1934年8月2日《社会月报》1卷3期）

王任叔主张“尽不妨用拉丁拼音字来代替象形字”。（《并非是辩白的话》，载1934年10月5日《新语林》第5期）

梅迅雨则详细地指出拉丁化的好处，说拉化运动“是应客观需要而产生，并且得到大众的接受，实用，而存在而发展的。”拉化字的创造，正配合着目前大众的需要“（1）字母不多，易记，够用。（2）拼法简明正确。（3）书写清楚容易。（4）能记录各地口头语。（5）适应语言发展”。（《论拉化运动和罗化运动的本质不同》，载1934年10月20日《新语林》第6期）

汉字走拉丁化之路，几乎是一致的呼声，到1935年春，“第一次拉丁化中国字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编印了《新文字教授法指南》，决定出版《拥护新文字六日报》，叶籁士是拉丁化的积极拥护者和实践者，他除了作文支持拉化外，还亲自编写了《拉丁化课本》、《拉丁化概论》，推进拉丁化运动。这一切，正是大众语运动的一大成果。

第二，汉字改革的实际成果—手头字。

汉字难学、难写，给提升大众的教育水平、帮助大众多识、多记汉字，带来较大困难，为改变这种现状，许多学者、专家主张从“广大的农、工，他们所写的民歌、说大书的、唱羊皮戏的大书及羊皮戏的底本”中，选取一批“手头字”（即群众日常使用的简化字），对汉字“来‘改良’一下，使大家减少一点麻烦。”（汪馥泉《手头字运动》，载1935年3月1日《现代》革新号）于是，得到广泛的响应，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界知名人士丰子恺、叶圣陶、沈起予、朱自清、巴金、老舍、阿英、胡风、郭沫若、陈望道、胡愈之、艾思奇、邵力子、陶行知、黎烈文、蔡元培、周予同等两百多人，发起“手头字运动”，组成“手头字推行会”，发表《推行手头字缘起》，公布《手头字第一期字汇（三百个字）》和《发起人—个人及机关名单》。（以上内容载1935年2月20日《太白》1卷11期）

《缘起》全文如下：“我们日常有许多便当的字，手头上大家都这么写，可是书本上并不这么印。识一个字须得认两种以上的形体，何等不便。现在我们主张把‘手头字’用到印刷上去，省掉读书人记忆几种字体的麻烦，使得文字比较容易识、容易写，更能够普及到大众。这种主张从前也有人提出过，可是他们没有实在做，所以没有什么影响。现在我们决定把‘手头字’铸成铜模浇出铅字来，拿来排印书本。先选出手头常用的三百个字来作为第一期推行的字汇，以后再逐渐加添，直到‘手头字’跟印刷体一样为止。希望关心文化的先生们，赞同我们的主张，并且尽量采用这个字汇”。

参加发起的机关有小朋友社、太白社、文学社、中华教育界社、世界知识社、生活教育社、新中华杂志社、新生周刊社、读书生活社等十五家。声势之浩大，动员之广泛，都是前所未有的。

“手头字”的推行，其直接目的是使得汉字相对比较容易识、写、记，更容易普及到大众中去，提高大众识、用汉字的程度。这可以说是大众语讨论的一个直接的成果，进一步说，这又是汉字走拉丁化之路的关键的第一步，不可小视。

在汉字改革的过程中，又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胡愈之。他在思考解决大众识字、写字难的问题时，提出一个特别的主张：提倡“写别字”和“词儿连写”，他的《怎样打到（倒）方块字？》一文，就是这样写的：“方块字的最大罪状，不在于难穴（学）难写，而在于艮（根）本和口豆（头）语的组只（织）冲突。现在大家都在设法使语艮（根）文接近，若是不打到（倒）方块字，就不会达到目的。”打到（倒）方块字的办法有两个：（1）提倡写别字。（2）石（实）行词儿连写。（括号中的正写为编者所加）

四、关于大众语“货色”的辩白

“拿货色来看”，这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各个阶段，都可以听到，是敌对者的撒手锏。这次也不例外，一些人说：“五四”提倡白话的人，难作白话文，拿得出货色来，而现在提倡白话文的人却拿不出“货色”来，不但讽刺大众语提倡者不行，而且料定大众语倡导者只能是空喊喊而已，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这个问题，是在大众语问题讨论中提到的，涉及许多讨论者费了许多笔墨去驳斥，以维护大众语运动的正常的展开，因此这里就不能一笔而过。

茅盾说：“货色”迟早要拿出来的，但这货色“一定不能是大众口头语的‘拷贝’。它不能一味迁就大众的低级的文化水准，它得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准。”（《不要阉割的大众语》，载1934年8月24日《申报·自由谈》）

鲁迅的反驳意见较有说服力，他说：“反对者是没有发命令的权利的，虽是一个残废人，倘在主张健康运动，他绝对没有错……美国的水果大王，只为改良一种水果，尚且要费十来年的工夫，何况是问题大得多多的大众语。”更何况汉字这“带病的遗产”，它的繁难给大众语造成的困难。所以现在“只还有‘书法拉丁化’的一条路。这和大众语文是分不开的”。（《汉字和拉丁化》，载1934年8月25日《申报·自由谈》）

徐懋庸指出：大众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有个两样的地方，“就是彼此的客观环境”不同。“五四”时期，市民阶级有自己的经济实力，他们在学校里造就了自己的知识分子，白话文就是由自己的知识分子创造出来的，所以出货快。现在的大众，没有经济实力，提倡大众语的又不是大众自己的文化工作者，他们是“帮着大众去做的”。所以，现在要拿什么货色，是太性急了。大众语要成功，应先创造“良好的客观环境”。（《请看客观环境》，载1934年9月11日《申报·自由谈》）

阿龙不同意徐懋庸的用客观环境来解释大众语难产的理由，他的解释是：“白话文本来已有这样的东西，所以产生容易，大众语文本来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产生较难。”徐的文章把客观环境的改变作为大众语能否成功的条件，是错误的看法，客观环境既已“改良”，就不必提倡大众语了。（《客观环境》，载1934年9月13日《申报·谈言》）

文艺大众化，是“左联”文论的一个中心论题，左翼文艺理论家和作家为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希望实现“普罗”大众文艺“在思想上，意识上，情绪上，一般文化问题上，去武装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瞿秋白语）。但是，这样一个大目标的确立，却并非左翼理论家们只就语言和艺术形式的讨论所能达到的，离开“政治之力的帮助”，这样的讨论也只能是一场讨论而已。

左翼的大众化的三次讨论，所注意的首先是语言，其次是艺术形式。他们认为，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文艺作品就能为大众所接受，真正走进大众中去。所以，第二次讨论一开始，冯乃超就提出：“首先要有能使大众理解—看得懂—的作品。”而第三次讨论时，陈子展则指出：大众化就是“包括大众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的语言文字”。（《文言—白话—大众语》，载1934年6月18日《申报·自由谈》）因此，就有了对“五四”白话文的三种说法：一是认为五四时期形成的白话是一种“新文言”；一是认为“五四”白话是一种“非驴非马”的“杂种”文字，一是认为它是一种“欧化”文字。所以主张革除它，抛弃它。另创一种大众能接受的语言文字。

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意见：“白话文”和“大众语”是不能“机械地对立的”，对白话要进行整理、改造、扬弃，以适应大众的需要；

用现代中国的“普通话”。无产阶级在五方杂处的大都市里面，在现代化的工厂里面，它的言语事实上已经在产生一种中国的普通话。革命的大众文艺，就“应当从运用最浅近的无产阶级的普通话开始”；采纳或溶化各地的土语方言。“先指定一地方言为标准”，“努力提倡，设法推行”，“久而久之，自会得到能说、能听、能写的结果”。（阿龙《关于曹先生提出〈大众语的几个小问题〉说几句话》，载1934年8月4日《申报·自由谈》）

讨论很热烈，意见也很具体，但是，没有也不可能有一致的意见，所以，结果还是回到“五四”白话上来。

大众文艺要走进大众中去，还有一个“文艺”的问题，即作品的艺术表现问题。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

郭沫若在第一次的讨论中，发表了极端的看法：“大众文艺的标语应该是无产文艺的通俗化，通俗到不成文艺都可以。”大众作品用不到考虑“文艺”的问题。

瞿秋白在大众化的讨论中，认为“语言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先决问题”，他为此而发表了详细的意见，几乎不提艺术上的要求。茅盾批评了他，他也与之论辩。

茅盾认为大众文学，艺术手法较之语言更为重要。“大众文艺既是文艺，所以在说得出听得懂的起码条件而外，还有一个主要条件，就是必须能够使听者或读者感动。这感动的力量……就是描写的手法”。所以“技术是主，作为表现媒介的文字本身是末”。不注重描写的手法，艺术作品是“跑不进大众堆里”的。

鲁迅批评了文艺大众化过程中，一些人让“文艺设法俯就”，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而不顾作品的“文艺”的要求的做法，“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文艺的大众化》，载1930年3月1日《大众文艺》）

形式问题里还有一个旧形式利用的问题，在大众化的讨论中，旧形式的问题必然要被提出来，因为大众是长期生活在旧形式中的，他们对旧形式不仅非常熟悉，而且非常亲近。大众化的过程中，如何对待旧形式？各方面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郭沫若完全否定旧形式的采用，他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新的酒不能盛容于旧的革囊。”（《我们的文学新运动》，载《创造周报》第3号）这话虽然不是说在大众化的讨论期间，但却为一些人所赞同，认为：新酒不能装在旧瓶里，革命的内容必须要有新的革命形式。魏猛克认为：在社会制度没有改革之前，对旧形式“还须有条件地接受过来”。（《采用与模仿》，载1934年4月19日《中华日报·动向》），几天后，耳耶发表了《新形式的探求与旧形式的采用》（载1934年4月24日《中华日报·动向》）。批评魏的意见“非常之类乎‘投降’”，因为旧艺术中“有一二接近大众的东西，就这样为整个旧艺术捧场”，“这是机会主义的办法”。“要艺术大众化，只有一条路，就是新形式的探求……只有在新形式的探求的努力之中，才可以谈有条件地采用旧形式”。

瞿秋白肯定旧形式的大众文艺，在形式上有“和口头文学的联系”与“用浅近叙述方法”两个特点。“革命的大众文艺必须开始利用旧的形式的优点”，并“随时创造群众所容易接受的新的形式”。（《大众文艺的问题》，载1932年6月10日《文学月报》创刊号）

周扬从组织大众，鼓动大众来谈大众文艺，要“暂时利用根深蒂固的盘据在大众文艺生活里的小调，唱本，说书等等的旧形式”。并提出：“我们要尽量地采用国际普罗文学的新的大众形式”，如报告文学、群众朗读剧等。（《关于文学大众化》，载1932年7月20日《北斗》2卷3、4期合刊）

鲁迅于1934年5月4日发表了《论“旧形式的采用”》，深刻地论说了新、旧形式，继承与革新的辩证关系，指出“新形式的探求不能和旧形式的采用机械地分开”。“探求新形式，首先提出的是旧形式的采取，这采取的主张，正是新形式的发端，也就是旧形式的蜕变”。“旧形式的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中华日报·动向》）

左翼理论家们积极倡导文学的“大众化”，希望由此开辟出一片“大众文学”的新天地，但是，讨论的结果，只能说是纸上谈兵，一无实现的可能。于是，理论家们又回到鲁迅在第一次讨论开始所告诫大家的：“倘若此刻就要全部大众化，只是空谈。”大众化的彻底实现，“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鲁迅也在这篇文章中，指示着两条切实的做法：一是文艺不要去“设法俯就”，读者应有“相当的程度”，否则，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二是写一些“有种种难易不同的文艺，以应各种程度的读者之需”。茅盾后来回忆说：当时，左翼文坛受“左倾”空谈路线的影响，鲁迅的意见未被重视，结果只能是空谈了一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