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亡声中的“两个口号”

“国防文学”口号

“两个口号”指的是“国防文学”口号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

“国防文学”口号最先是周扬提出来的，1934年10月27日，他用企署名在上海《大晚报·火炬》上发文，介绍苏联国防文学的理论与创作，并说：“在战争危机和民族危机直迫在眼前，将立刻决定中国民族的生死存亡的今日，‘国防文学’的作品在中国是怎样的需要呀。”当时，国内文化界正在讨论文艺大众化问题，争论热烈，没有人注意到这一提法。时隔一年，1935年12月，周立波在《时事新报·每周文学》第15期上，发表《关于“国防文学”》，说：这一名称虽取之苏联，但并不是“袭取”，它有着和苏联的国防文学不同的任务。今天，在华北局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文学应当发挥它的“抗争作用”，“应当建立崭新的国防文学”。随后，多位作者发文赞同这一口号：梦野的《民族自卫运动与民族自卫文学》；梅雨的《国防文学的内容》；何家槐的《作家在救亡运动中的任务》；田汉的《国防戏剧与国难戏剧》；新文化社同人的《新文化需要统一战线》；胡洛的《国防文学的建立》；张尚斌的《“国防文学”和民族性》；立波的《非常时期的文学研究纲领》；孙逊的《我们坚决要求建立文坛上的联合阵线》；周钢鸣的《民族危机与国防戏剧》；于必的《谈国防文学》；徐行的《评“国防文学”》；徐懋庸的《中国文艺之前途》。

这些文章，除徐行的文章对“国防文学”的口号表示不同的意见外，都表示接受这一口号，认为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这一口号的提出，有着新的重大的意义和任务，它是“在保卫国土，唤醒大众作反帝抗日反汉奸，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与领土主权的完整”，尽着一份特殊的力量。因此，“在国防文学的旗帜下，作家们应该集合起来”（胡洛）；中国文学，在目前，“如果不肩起‘国防任务，就要失掉反映现实的任务’”（张尚斌）。

一个口号，在较短的时间里就为大家所接受，其根本原因是当时国内国际的严峻形势：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侵略者制造了“九·一八”事件，开始把侵略中国的野心付诸实施，在不到五个月的短短时间里，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全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袭击上海中国驻军，狂轰上海市区，上海驻军和市民奋起抗敌，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日军得以进驻上海部分地区；

1933年元旦，日本侵略军进犯山海关，中国驻军奋起抗击，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到5月下旬日军攻陷冀东22个县后，直指平津。

面对大片国土沦丧，平津危急，华北危急的形势，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军队，全国同胞，组织国防政府，集中一切人力、物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当“国防文学”的口号一提出来，就得到文艺界的一批作家的支持，这对周扬而言，是鼓舞、是信心、也是力量。他作为左翼文艺的主要负责人，敏感地意识到，“国防文学”口号符合国内抗战的实际形势，是团结作家参加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

1936年3月20日，周扬等人利用《生活知识》1卷11期出“‘国防文学’特辑”。编者在《国防文学论文辑前记》中说：“国防文学”的主张提出后，引起了热心的讨论，得到了“回护”。这是在民族危机中，“文学上的民族意识的最明确的呼号”。“‘国防文学’是反帝文学的更具体、更显露的一种。不到中华民族已经真正解放，‘国防文学’的建设，始终是我们文学的最中心的任务”。希望中国全体作家，都来参与“国防文学”的创造。在这期“特辑”上发文拥护“国防文学”的有力生、周楞伽、梅雨、王梦野、宗珏、辛人和章茶七人。这些文章表示：当今文学者的任务，“就是团结成一条民族文艺的新军，集合在‘国防文学’的统一阵线上，执行文学上的反帝国主义，反民族汉奸的战斗任务”！（王梦野）而特别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力生，他指出“国防文学”还可以作为一种“裁判的法律”。他说：今后文艺界上的各种繁多的问题，有了一种裁判的法律了，“那就是国防文艺的标准”。

通过这期“特辑”，周扬就把“国防文学”口号，作为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正式提出并确定了下来。

但是，也有人对这一口号持否定意见，他就是徐行。他认为：中国封建文化“决没有养育‘国防文学’这种新的文学的能力”，因此，不能有“全中国民族的文学—‘国防文学’”。“我们只知真正彻底反帝的社会层是中国出卖劳力的大众，只有他们是前锋，也只有站在这观点上的文学才是挽救中国的文学”。

也还有一些作家，对“国防文学”口号持慎重态度，茅盾、傅东华就是代表。

茅盾（署鼎）于1936年3月，即周扬出“国防文学特辑”的同时，写了《作家们联合起来》，只字不提“国防文学”，而是说“为民族的生存，凡是同道的作家们都该站在一条线上”。

傅东华（署角）在《所谓非常时期的文学》一文中说：现在出现的“国防文学”、“国难文学”，这是让文学“来应付非常的事变，或非常的局面”，然而，这是不可能的，真正的非常时期，是没有文学的“职分”了，“代之而起的是标语口号”。

这两篇文章都发表在1936年3月《文学》第6卷第3号上。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回忆录中，是这样提及傅的这篇文章的：“这是《文学》上第一篇提到‘国防文学’的文章。不过傅东华听从了我的劝告，在文章中既不否定‘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也不肯定这个口号……他们认为这篇文章是大型文学刊物《文学》不支持‘国防文学’口号的信号。”这就表明，“国防文学”的口号，作家们是持审慎态度的，是持不同意见的。

自《生活知识》出“‘国防文学’特辑”，正式确认“国防文学”为文艺界的统一行动的口号后，许多作家纷纷发文表示支持和拥护，到鲁迅、茅盾等人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时，在两个多月中，这类文章近20余篇，此外，由周楞伽主编的《文学青年》于1936年4月在上海创刊时，发文多篇支持“国防文学”，还召开以“国防文学问题”为题的座谈会，何家槐、王任叔、周木斋等26人参加。讨论了国防文学的内容、形式以及它的范围。座谈会上特别谈到作家们应结成统一战线，建立一个以“国防文学做中心的组织，‘作家协会’，或者旁的什么团体”。5月，又以“文学上的统一战线问题”为题，召开第二次座谈会，6位作家出席并发表了意见，希望作家们“放弃一切的私见，结合成一支坚强的队伍”，“团结御敌”。

这期间，也还有一些作家，对“国防文学”提出了不同意见，其中时夫的文章《论国防文艺》，值得特别一提。时夫，即胡秋原，曾以“自由人”的身份同左翼作家论战过。1935年冬，他应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之邀，赴莫斯科协助创办巴黎《救国报》（后易名《救国时报》）。在莫斯科的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以闵时夫、时夫为笔名，就文艺问题发表意见。他的这篇文章就发表在4月1日《救国时报》“救国谈”栏。文章首先指出“国防文艺”作为一种文学口号，是欠圆满的。“目前的文学，如果能唤起大众，从事于国防及民族自卫的斗争，也无疑是伟大的文学。但是一个文学上的口号，一方面必须适应当前的政治方针，但同时亦包括当前所需要的文学之各种内容和形式，题材和作风之一般原则。”但是在国防文学和民族自卫的文学口号下，作家是“很容易感到题材之单调或者枯竭的”。我所以提倡民族斗争文学，是“这口号更能包含较丰富的内容，同时也在某程度暗示了形式问题—换句话说，我们要利用一切民族的形式”。当然，“国防文学也是民族斗争文学，不过后者更能包括前者”。这里所谈到的，可以同后面鲁迅所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对照起来读，就更能看出它的意义不同一般。

一般认为，“国防文学”口号提出后，得到文化艺术界的广泛支持和拥护，直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提出后，两个口号之间才发生争论。其实，情况并非如此。“国防文学”口号一提出，虽然绝大多数的文艺界人士认为这一口号明确、适时、富有号召力，表示支持和拥护。但是，文艺界的别一些人，却对它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它有缺陷，不足以承担文艺界抗日救国的重任；一是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度里，没有养育“国防文学”这种新的文学的能力，它是不能存在的；一是在任何一个战争的非常时期中（抗日战争时期也一样），就不可能有文学，有的只能是标语口号，因此不可能有什么“国防文学”。等等。由此可以这样说：“国防文学”一提出后，就有不同意见，不同看法，因而发生争论。到后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提出后，发生的广泛的、长时间的、激烈的论争，只不过是前期单一口号论争的继续和发展。

随着“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在国内刮起了一阵“国防”风。戏剧界和音乐界相继提出了“国防戏剧”和“国防音乐”的口号，引起广泛的讨论。为配合这一讨论，《生活知识》1卷10期出“国防戏剧特辑”，12期又出“国防音乐特辑”。这之后，还提出了“国防电影”、“国防哲学”的口号。文学艺术界一片国防的呼声。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

1936年6月，鲁迅、冯雪峰等人，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提出的经过，据唐弢的回忆说：“鲁迅不同意这个口号（指国防文学）。冯雪峰是1936年4月由陕北到上海的，商量之后认为这个口号有问题，没有阶级观点，主张另提一个口号。新中国成立后我曾与冯雪峰谈起这个问题，冯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由鲁迅提出的，鲁迅在提出这个口号时曾与胡风、冯雪峰商量，后来又征求了茅盾的意见。”茅盾也有详细的回忆，他说：一天，他见鲁迅时，说到口号的事，鲁迅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太笼统，意义含混不清，所以拟了一个新的口号，因为胡风自告奋勇，要写这篇文章，大约两个星期后，胡风在他们的小刊物上，写了一篇文章，把这个新口号提了出来。

鲁迅为什么要提出一个新的口号，以及参与这个口号提出时另几位的具体意见，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一书中，是这样回忆的：我有事去鲁迅家，冯雪峰也在座，我们谈到了“国防文学”。“鲁迅说：现在打算提出一个新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以补救‘国防文学’这口号在阶级立场上的不明确性，以及在创作方法上的不科学性。这个口号和雪峰、胡风商量过。雪峰插嘴说：这个新口号是一个总的口号，它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继承和发展，可以贯串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而‘国防文学’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口号，可以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换。鲁迅说：新口号中的‘大众二字就是雪峰加的’。又问我有什么意见。我想了一下道：提出一个新口号来补充‘国防文学’之不足，我赞成，不过‘国防文学’这口号已经讨论了几个月了，现在要提出新口号，必须详细阐明提出它的理由和说明它与‘国防文学’口号的关系，否则可能引起误会。……鲁迅道：关系是要讲明白的，除非他们不准提新口号。”

这实际可以看作关于两个口号问题的一次重要的会议，涉及几个方面的重大问题：“国防文学”在阶级立场和创作方法上有问题，所以要有一个新的口号去补救它；两个口号的正确关系：一个是总的口号，一个是具体口号；为了防止引起误会，需要详细说明提出新口号的理由和两个口号的关系。从鲁迅最后说话的口气看，他是非提出一个新口号不可，口气中对“他们”表示出强烈的不满。这里涉及的最重要的事是周扬他们在解散“左联”问题上，太不尊重鲁迅的意见，并且，“左联”解散后也不通知鲁迅，这就是鲁迅在给徐懋庸的信中所说的：周扬他们“似乎守着秘密……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鲁迅全集·书信》）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如他们组织了什么文艺家协会的问题。正因为这样，所以两个口号争论过程中，言词的激烈就是难以避免的，周扬他们就不必说，而鲁迅回答他们的文字，也是不留余地的。他那封著名的答徐懋庸的信，实际是对周扬他们的总答复，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正因为不入协会（指文艺家协会），群仙就大布围剿阵，徐懋庸也明知我不久之前，病得要死，却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也”，“其实，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试一细读，看那口气，即可了然”。

这段历史的陈述，对于论战双方在论争中的倾向和态度是必要的。

胡风很快就将新口号亮了出来，1936年6月1日，他在《文学丛刊》第3期发表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说：在民族危机更加迫急，新的愤怒新的抗战日益形成的历史阶段，当然“向文学提出反映它底特质的要求”，“能够描写这个文学本身底性质的应该是一个新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产生这种文学的现实生活基础是：“第一，在失去了的土地上面，民族革命战争广泛地存在，继续地奋起；第二，在一切救亡运动解放运动里面，抗敌战争—民族革命战争底运动是一个共同的最高的要求；第三，人民大众底热情，底希望，底努力，在酝酿着一个神圣的全民族革命战争底实现，那战争能够团结和动员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不愿做汉奸的人民大众；第四，从太平天国运动到‘一·二八’战争的一切伟大的反帝运动，只有从民族革命战争的观点才能够取得真实的评价”。因此，这种文学应是“统一了一切社会纠纷底主题的”。它应该“说明劳苦大众底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一致，说明在民族革命战争中谁是组织者，谁是克敌的主要力量，谁是自觉不自觉的民族奸细”。文章希望，这种新的文学，能从“各个角度上更广泛地更真实地反映民族革命战争运动，推动民族革命战争运动，用思想力宏大的巨篇也用效果敏快的小型作品来回答人民大众底要求”。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新口号提出后，很快引起了周扬、徐懋庸等“国防文学”论者的强烈反对，并展开围歼、批驳。随即形成了两个口号的长短优劣之争。支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一批文章陆续在《夜莺》、《现代文学》、《文学丛报》等刊物上发表。《夜莺》第1卷第4期还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特辑”。而赞成“国防文学”的一批文章及反驳新口号的文章则在《文学界》、《光明》以及在日本东京出版的《质文》等刊物上发表。《文学界》还出了“国防文学特辑”。这次论争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发表文章近四百篇。在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极大。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提出后，文艺界不了解这一新的口号酝酿产生的经过，以为是胡风的个人行为，因而他遭到谴责，成了这次论争的“祭奠品”。徐懋庸第一个操戈上阵，指摘他的新口号是“故意标新立异，要混淆大众的视听，分化整个新文艺运动的路线”，而“国防文学”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最广泛的动员文学上的一切民族革命力量的中心口号了，”它才是现阶段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文学。（《“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载1936年6月10日《光明》半月刊创刊号）

半个月后，周扬在《光明》1卷2号发表《现阶段的文学》说：“国防文学”具有“全民族的性质”。胡风不了解这一点，他“对于民族革命的形势估计不够”，“他抹杀了目前弥漫全国的救亡统一战线的铁的事实，所以对于‘统一战线’，‘国防文学’一字不提”这是一个严重的基本的认识错误。

艾思奇在7月10日《文学界》1卷2号发文《新的形势和文学的任务》，其中指责新口号的提出“不恰当”，“用在现阶段里是太狭隘了”，胡风提出这个口号时，“是把着眼点完全放在‘劳苦大众’上面，而忽视了在新的形势下，抗敌的可能力量不只是‘劳苦大众’，就是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小地主，以及小资产阶级，都有走到抗敌阵线上来的可能性”。文章把新口号中的“大众”理解为“劳苦大众”，这就是明显不过的曲解了。

张庚在8月10日《文学界》1卷3号发表了《论两个口号》一文，说胡风和他提出的口号，一面是“高调着泛谈联合”，一面“却不肯放弃左翼的传统，而流于关门主义”，在事实上拒绝了与“左翼文学之外的作家的携手”。

茅盾虽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主要策动人之一，但是他对于胡风的文章极为不满，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谈两个口号，在涉及胡风的文章时，严厉批评甚至是谴责了他。说：胡风的文章“并没有指明为了要和现阶段的民族救亡运动的要求相配合，还应当有更具体的口号—‘国防文学’”。他显然还有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一口号来代替‘国防文学’一口号的目的”。（《关于〈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载7月《文学界》1卷2号）；紧接着，在《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载8月《文学界》1卷3期）一文中，说胡风的文章“竟拿‘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来与‘国防文学’的口号对立，他把本来只是对左翼作家而发的口号变成了对一般作家，‘左’诚然是‘左’了，但那道‘门’却更关得紧紧的了，因而也是十足的宗派主义的‘作风’！”

茅盾没有客观地分析两个口号之间的长短优劣，没有详细地陈述他们提出新口号的必要，也没有很好地阐述两个口号之间的关系，而是把两个口号之间对立起来，且把对立的责任全都推到胡风的头上。他的意见是不客观的，显得少见的武断。胡风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在那篇总答复“某一群”的文章中，特别用了一段文字为胡风解围：申明“这口号不是胡风提的，胡风做过一篇文章是事实，但那是我请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释得不清楚也是事实。这口号，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标新立异，’是几个人大家经过一番商议的，茅盾先生就是参加商议的一个”。

试一设想，如果这一新的口号不是胡风首先作文提出来的，而是鲁迅或茅盾提出来的，又将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会有文艺界的一场激烈的论争吗？胡风缺少自知之明，他没有能很好地审视自己的资历和影响，而是贸然请缨，写作那样的一篇文章，招来无端的非难，为他自己在文艺界放下了第一块结怨石，以至影响着他的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