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瓶”装“新酒”的讨论

“旧瓶”装“新酒”的争论

在桂林的通俗化问题的广泛讨论中，首先涉及的一个普遍关注的问题是旧形式采用的问题。一些论者强调指出：文艺通俗化的关键是旧的形式的采用，旧形式是大众了解、熟悉的形式，最为大众所理解、所接受，一些论者持否定意见。

阿英首先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在现阶段，把通俗文学作为抗战的武器的时候，我们却不能不要求通俗文学的作者，尽量的采用旧的形式。在现阶段工作的行进上，用旧形式所能收到的影响，是比采用新形式为宏大。”但“不要无条件的采用，不要忘记注入新的营养”。（《再论抗战的通俗文学》，载1937年10月11日《救亡日报》）这意见，是把采用旧形式作为文艺通俗化的主要办法来提倡，而且认为这样做要比创造一种新形式来得快捷，效果更好。

但是，同日的《救亡日报》上，艾芜的意见则完全相反：“旧形式的作品，很难合用，比如数百人，以至数千人的集会，要壮起大家的勇气，就非唱新式的进行曲不可，山歌五更调一类的东西，断断要不得的。”因此“尽可不必旧瓶装新酒，削了足趾去将就鞋”。（《从文艺通俗化到战时文艺》）这是用了旧形式中的“五更寒”这样特殊的典型例子来否定旧形式的采用。文章同时把旧形式比作旧瓶，把新形式比作新酒。因此在讨论中，又有了新瓶、旧瓶的说法。

田汉不同意艾芜的意见，认为旧瓶可以装新酒。他说：“旧形式加入了新思想也一样发生力量的。而且，旧瓶子装进了新的酒，不但酒没有坏，连瓶子也变新了。”“剧的形式不必管，要紧的是内容思想问题”，“在此全面抗战时期，只要有一分可用，我们就应该用了。”这意见中的新酒可以改变旧瓶的说法，自然欠斟酌，引起讨论。（行健《田汉谈战时戏剧》，载1938年1月23日《战时艺术》创刊号）

在这方面发表意见最多的是在桂林的一些文艺工作者，形成抗战以来文学运动的第一轮争论：即在采用旧形式的问题上，怎样正确的看待“旧瓶”与“新酒”的问题。

对此持否定意见的是司徒华、欧阳予倩、廖沫沙（署易庸）、黄药眠、聂绀弩、曹聚仁等。其意见的要点是：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不是酒和瓶的关系：“内容变了，形式也会逐渐随着变，艺术作品的形式不是像瓶子那样永远不变的。”（欧阳予倩语）“艺术上的内容和形式是血肉相关的。新的内容可以改变旧的形式，而新的酒决不能改变旧的瓶。酒和瓶根本是两件独立的存在物。”（廖沫沙语）这是有代表性的意见，完全否定“旧瓶装新酒”这样一个比喻性的说法。

持基本赞同意见的是吴彦文和李文钊，其意见的要点是：不要绝对地、机械地看问题：“旧有的形式仍可表现新事物”，“当前抗战期间，宣传工作异常紧迫，有人提倡改良桂剧，利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做广泛地宣传，唤起沉睡中的大众，一致挽救濒临垂绝的国脉，不仅是很有意义，而且是大有必要的。”（吴彦文《从“旧瓶装新酒”说起》，载1938年5月28日《克敌》12期）“旧瓶”、“新酒”，“绝不能绝对地、机械地划分的。旧瓶并不是绝不能装以新酒。譬如《石榴青》原是广西的一种民谣，是农村青年男女恋爱歌唱的，我们将它改编为应征抗日的内容”，“这就是‘装新酒’的例证”。（李文钊《〈梁红玉〉上演与旧剧改良》，载《战时艺术》2卷4期）

为了推动这场讨论，桂林各报刊不仅积极引导大家发表意见，像《戏剧春秋》这样的有影响的杂志，还组织“戏剧民族形式座谈会”，《广西日报》和《救亡日报》也组织讨论会，以期求得对问题较为一致的认识。而不是简单的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意见。简言之，大家接受了一个基本一致的看法：“旧瓶”、“新酒”的说法，这个比喻是不适当的，在创作方法上是讲不通的。在创造民族形式的过程中，采纳各种形式的长处，不管它是外来的还是旧有的，都是必需的。但不是“旧瓶装新酒”的做法。

“旧瓶”、“新酒”的说法虽然不恰当，但它提出的问题的核心却是：抗战文艺要不要强调旧形式的利用？如果要，那么怎样利用？这是抗战文艺的一个大问题，为许多作者所关注，不可能戛然而止。于是，从“旧瓶”、“新酒”就发展到旧形式利用的更为广泛、深入的讨论，参与讨论的人很多，单1938年发表的文章就近百篇。

首先强调旧形式利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是郭沫若、茅盾和当时已在延安的周扬和柯仲平。

郭沫若—抗战所必需的是大众的动员，它用不着作高深的理论的了解，卓越的艺术的欣赏，“一切文化活动都集中在抗战这一点，集中在于抗战有益的这一点，集中在能够迅速地并普遍地动员大众的这一点”。我们宣传的对象是民众，因此，“我们应该以民众的水准来做标准”，民间的童谣童话，民间的山歌故事，民众不知唱了多少年，说了多少遍，然而一点也没有失掉它的魅力。（《对于文化人的希望》，载1938年2月19日《救亡日报》；同年6月12日《抗战与文化问题》，载《自由中国》1卷3期）

茅盾—文艺大众化中利用旧形式的问题是“现在抗战文艺运动中一个重要的课题”。“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要是仍旧穿了洋服，舞着手杖，不免是自欺欺人而已。（1938年2月13日《关于大众文艺》，载《新华日报》）

周扬—文艺大众化，旧形式利用的问题是抗战期间文艺上的重要问题，艺术和大众的完全结合是一个长期努力的目标，而不是立刻能实现的，“目前把艺术和大众结合的一个最可靠的办法是利用旧形式”。但“在利用它的时刻一刻也不要忘了用批判的态度来审查和考验它，把它加以改造”。（《我们的态度》，载1939年2月16日《文艺战线》创刊号）

艾思奇—文艺应该成为抗战的力量，能够教育和号召全国民众，起来为抗战努力工作，因此文艺就要走进现在的广大民众中间，“要能真正走进民众中间去，必须它自己也是民众的东西……旧形式，一般地说，正是民众的形式”。它是民众“用来反映自己的生活的一种文艺形式，中国民众习于运用这些形式，而且在长时期运用中使它达到了相当的熟练程度，使它最适于反映民众生活中的某些东西。旧形式并不仅仅是旧的，而且也有许多地方是很发展、很确当的”。要为民众工作，因此，就“要把民众的东西还给民众，这就使我们在实际上有运用旧形式，把握旧形式的必要”。但是，这并非“完全投降旧形式，无条件地主张旧形式至上主义；也并非仅仅以旧形式为敷衍老百姓的手段，把它看作艺术运动本身以外的不重要的东西；而是要把它看作继承和发扬旧文艺传统的问题。我们的眼光是从发展方面来看的，运用旧形式，其目的不是要停止于旧形式，而是为要创造新的民族的文艺”。因此，“如果把运用旧形式的问题仅仅看作形式的、技术的问题，是错误的，没有结果的”。（《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载1939年4月16日《文艺战线》1卷3期）

旧形式利用的几种意见

在旧形式的利用上，普遍的是持赞同的意见，认为要实现文艺大众化，就必须要完成好旧形式利用这一课题。但在怎样利用旧形式问题上，却有不同的意见，归纳起来是：

一、“科学的研究”和把握“技巧的特长”

这是茅盾的意见，他在旧形式的利用问题上不是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在认真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详尽的、且操作性很强的意见，先后在他发表过的几篇文章中：《关于大众文艺》（载1938年2月13日《新华日报》）；《大众化和利用旧形式》，《质的提高与通俗》（署玄珠），《利用旧形式的两个意义》（署仲方）（以上三篇载1938年6月1日《文艺阵地》1卷4期）。

旧形式都是可以利用的。“任何旧形式都可以利用的，只看我们怎样用。譬如《四季相思》当然不能装进《八百壮士》的内容，但何尝不可以装进一些讽刺那躺在后方犹然醉生梦死，花天酒地的公子哥儿的内容去？我们需要激昂慷慨、悲壮英武的内容，但我们也需要嬉笑唾詈的内容。抗战文艺的题材应当广博而复杂，什么都有。”

怎样利用旧形式？他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具体分析，认真研究的问题。所以，他说：“这一课题的最正确的意义，应该不是活剥了旧形式过去，而是连它特有的技巧也学习之，变化之，且更精练之，而成为我们的技巧。”而“要办到这一步，先须科学的研究民间文艺，洞见了它的构成的要素与技巧的特长”。茅盾在强调了“科学的研究”和把握“技巧的特长”这样的理论指示后，又提出了八个字的具体做法，这就是：“翻旧出新”和“牵新合旧”。“翻旧出新”，即“去掉旧的不合现代生活的部分（这是形式之形式），只存留其表现方法之精髓而补充了新的进去”；“牵新合旧”，例如“诗歌，尽管用每行字数长短不齐的新诗歌的形式，但须从民歌学习它的‘比兴’”，又如小说不必死心眼去袭用章回体的形式之形式而要“学取它的叙述简洁，动作紧凑，故事发展必前呼后应钩锁，描写心理不用间接方法（叙述）而用直接方法（从人物的动作与说话）”。这两者“汇流的结果，将是民族的新的文艺形式。这才是‘利用旧形式’的最高目标”。

茅盾在上面这些文章中，把问题谈得非常具体，他认为旧形式中有“表现方法之精髓”，我们应该用新的去补充它、运用它，而创造出抗战文艺的新形式。

二、用“地方文学革新”取代旧形式的利用

这是周文的意见。他于1938年7月1日在《唱本·地方文学的革新》（载《文艺阵地》1卷6期）一文中，提出用“地方文学的革新”的口号来取代“旧形式利用”的口号。其理由：

一是单提旧形式的利用，“有过分看重形式的一面，而忽略内容一面的危险”，“以致无选择地什么都用，而又偏颇地甚至庸俗地单单加些政治观念或口号进去就以为尽了它的任务，而忽略了最根本的思想斗争和艺术创造”。

二是“旧形式文学，实际考察起来。其实大都是地方的文学”，因此，“文学要真正地深入大众，必然是方言文学的确立。方言文学可以创造新形式，而且非创造新形式不可；但既成的旧形式我们也不能放弃，而且应该把握它。那么今天的‘旧形式利用’的问题，实际就是‘地方文学革新’的问题”。（《唱本·地方文学的革新》）

三是文学大众化口号实际能够做到的实在有限得很，“只有方言文学，地方文学的提出，才能实际得到解决”，因为它“压根儿就是和民众密切结合着的东西，从它的流布、影响，是那么的普遍……这里明明给我们指示出大众化的道路，要真正彻底实现大众化，文学工作者非和民众一起去彻底地了解他们不可，这样，在进行地方文学革新运动才有可能”。

周文的文章把方言文学与地方文学等同起来使用，他的意见认为：旧形式的利用是有弊端的，只有“地方文学”才是民众熟悉的、了解的，地方的“方言土话”，才是“最重要的是和民众生活密接的”。因此，他否定了旧形式利用的意见，而主张“地方文学的革新”。

与此有类似的说法的是齐同的意见，他在《文艺大众化提纲》中说：所谓“旧形式”，“其实是民间的形式，‘旧形式’这字眼并不是表示完全陈旧，却是新文学家用来别于欧化形式的。‘旧形式’在大众看来并不如文人眼光中那样‘旧’。……这种形式，无论从听的和看的方面来说，对于大众都是很亲切的”。“‘利用旧形式’是求形式的通俗，却不是降为‘低级’。”“‘利用旧形式’不是要在民间提倡固有的东西，而是要扬弃固有的东西，另成一种新的东西。”（载1938年11月16日《文艺阵地》2卷3期）

茅盾也说：今天的文艺要力避欧化，做到“一是文艺大众化起来，二是用各地大众的方言，大众的文艺形式来写作”。（《文艺大众化问题—2月14日在汉口量才图书馆的讲演》，载1938年3月9、10日《救亡日报》）

三、创“新”用“旧”两条线平行发展

这是穆木天的意见，他在《文艺大众化与通俗文艺》一文中，在讨论了文艺大众化是由我们“民族革命的现实所决定了”的，因此，一定要让大众从被动地接受抗战文艺，到主动地去要求接受抗战文艺。这期间，在大众里面，会产生一些新的作家，由于他们的加入，新形式的大众化文艺，“必然地要获得到它的相当有力的发展，而运用旧形式的通俗文艺，由于不断的理论和创作的发展，也就会完成了它的扬弃过程。”因此，大众化的工作，“一方面是形成了报告文学，朗诵诗，街头剧等的运动，而在另一方面，则是运用旧形式的的通俗文艺运动，这是文艺大众化的两条平行的路线。它们是互相辅助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而且，要互相地配合起来，才能完成我们的文艺大众化的任务”。（载1939年2月1日《文艺阵地》2卷8期）

穆的意见，是在大众化的过程中，新文学要创造报告文学、朗读诗、街头剧等新的文学形式，到大众中去，让大众从被动接受到能动的参与文艺的大众化。同时运用旧形式，在运用中，完成它的“扬弃”过程，即把群众欢迎的、优秀的文艺形式保留下来，而把那些糟粕“扬弃”掉。这样新旧互相辅助、互相配合，就能完成文艺大众化的任务。

四、运用旧形式的一个标准：“反映现实”

这是艾思奇的意见，他说：运用旧形式，是要从发展方面来看的，我们“不是要停止于旧形式，而是为要创造新的民族的文艺”，“在形式上它是要创造新的民族的作风，在内容上（这是重要的）却是为着要反映民族斗争的新的现实”。这里首先有一个标准：“那就是要能恰当地反映现实”，因此，在形式上，“凡是妨碍反映现实的规律都可以大胆地放弃”，对它的“合理的核心”，即它的“强调要点、适度夸张的手法，有许多地方是可以照样保留下来作为运用的基础的，有许多却需要依据新的现实情况，用同样的手法、方法创造出来”。一句话：“就是把旧形式反映现实的优良的手法从它的格律的限制里解放出来。也就是把现实主义归还给我们的民族文艺传统。”

提出运用旧形式的基本原则，是这篇文章的重要贡献。它将利用旧形式的各种纷繁的意见集中到一点上来讨论，得到了一个结论：旧形式的利用，是要继承和发扬民族的文艺传统，创造新的民族文艺。这种民族文艺，在形式上要具有新的民族的作风，在内容上要能恰当地反映民族斗争的新的现实。有了内容上的明确的要求，文艺才能走进民众中去，为民众所接受。脱离了民族抗战的现实内容，任何旧形式的运用，都将是没有力量的，走不进民众之中去的。

在旧形式的论争中，对旧形式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是有的，但只是极个别的。比较共同的看法是：旧形式是我们民族的文艺传统，我们的民众对旧形式是非常熟悉的、接受的，抛弃民众熟悉的形式，用另一种民众所不熟悉的新的形式去取代，一时是不可能为民众所接受的，那样，文艺就走不进民众中去，在抗战的今天，就是极其严重的现实的宣传问题。因此，作家们明确指出：旧形式的运用，是抗战文艺的最重要的课题，是抗战文艺走进民众必须采取的一种做法，为此作家们作了多方面的思考，提出了许多可行的意见。共同的意见是要运用它、研究它、保留该保留的、扬弃该扬弃的，这样，旧形式就会在抗战文艺的实际运用中，成为民族的新形式的基础。在具体运用意见中，茅盾的八字意见：“翻旧出新、牵新合旧”更合实际、更具体、更具操作性。而艾思奇从内容方面提出要求，就使得旧形式的运用问题更趋完整。

这个问题，其实鲁迅先生早在《论旧形式的采用》就谈过，简明而深刻：

现在想到，而且关心了大众。这是一个新思想（内容），由此而在探求新形式，首先提出的是旧形式的采取，这采取的主张，正是新形式的发端，也就是旧形式的蜕变。

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而且，这工作是决不如旁观者所想的容易的。

这样明白的表述，实际指示着大众化运动中，为什么要提出旧形式的采取？和怎样采取的做法，把“变革”放在了第一位。

附：“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座谈会

这次讨论，比较有理论深度的有两次，一次是1938年5月1日，“七月社”召开的座谈会，胡风、聂绀弩、艾青、陆地亘等8人参加，座谈会的纪要以《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为题在《七月》上刊登，引起“通俗读物编刊社”同人的关注，并因此也召开了一个座谈会，题为《关于“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座谈会》，记录稿刊登在1938年10月出版的《通俗读物论文集》上。

座谈会由秦林舒主持，首先由“通俗读物编刊社”的赵象离介绍《七月》所发的座谈会记录的内容，随后展开讨论。一共是5个问题。

第一个：“旧形式的利用的起源”。

胡风先生以为：“（一）旧形式的利用，在文学上也成了问题，不外是因为新文学不能普遍大众里面这地方来的”。（二）鹿地亘先生认为：“问题的性质……很清楚。那就是从启蒙宣传的经验，使用留在民众里面的旧形式，是便利的。那么，是用艺术的形式来执行宣传的问题了。”（三）聂绀弩先生认为：“旧形式利用问题，是从文学作品和接受者之间的距离或者说矛盾产生出来的”。“通俗读物编刊社”同人认为这说法是对的，但赵象离同时指出：问题的起源，“不仅是因为新文学未能‘普遍地’走入大众，而是因为新文学普遍地‘脱离’大众，完全变成了少数近代知识分子的专有品”。

第二个：“旧形式运用与大众启蒙运动的关系问题”。

胡风先生的意见是：（一）如果把旧形式利用和别的问题分开，抽象地提得过高，便会写一些印一些旧形式的作品，广泛地卖到全国民众里面，掩蔽根本的努力，而忘记了大众启蒙运动是大众生活改造运动的内容之一，使启蒙运动不会收到提高民众水准的结果。（二）以为民众只能接受低级的东西，因为把大众启蒙运动卑俗化了，好像大众启蒙运动和真理的普遍化不一定是一个东西。（三）这样的旧形式利用，是宣传教育工作上的狭义的功利主义，其危险是往往不能成为推进行动的真正的动力。会议主席认为，胡风的意见“与本社一贯的见解与态度，是大有出入的”，他所谈的问题的中心，“仍在旧形式的运用是否其为功利主义的”。与会者杨荏莆认为：“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不但没有掩蔽大众启蒙运动的根本的努力，而且正是推动大众启蒙运动的方法……总应该是大众启蒙运动的有机部分”。赵象离说：“旧形式与卑俗化的关系问题……胡风先生的真意，或者说是卑俗化的根源在于把旧形式的利用来代替大众启蒙运动的全部的本质的内容，而不是指旧形式的本身。”王受真说：“旧瓶装新酒的新酒就是大众生活改造运动的基本内容，而旧瓶装新酒运动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启蒙运动努力的形式之一。说到运用旧形式有把启蒙运动卑劣化的危机，这真是……过虑，旧瓶装新酒是真理普遍化的工作，这一工作是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会使枯骨的理论加上活生生的血肉，使它成了和一种新的鲜艳姿态。这不但不会妨碍真理的普遍化而且是真理普遍化一种最妥善的方式”。胡风先生关于“功利主义”的说法似无理论根据。赵象离关于功利主义则发表了这样的意见：“真理是客观性的范畴，功利是主观性的范畴；真理只有一个，而功利则因阶层及国家民族的历史地位不同而为多元的甚至互相对立的。”真理与功利二者的一致性，“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在历史的特定发展阶段上的某一特定前进社会的所有物”。

第三个：“旧形式运用与新文学运动的关系问题”。

艾青先生以为：“我们的文学革命……一开始就否定了旧形式，现在如果又把旧形式肯定了，将来不是又要重新来一次否定么？”“有人要利用旧形式把新文学运动一笔勾销，从文学发展史上看来，是得不到解答的。”吴组湘先生以为新文学与利用旧形式的通俗作品同时存在，是由于对象不同：前者的对象是知识分子，后者的对象是一般水准不够文化落后的民众。聂绀弩先生的意见是利用旧形式并非放弃另外的形式，也非拿利用旧形式来代替一切。欧阳凡海先生以为：“中国新文化与广大读者群众发生游离现象。因此，我觉得像艾青所说的，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否定了旧形式，后来又回头来说是利用旧形式，是必然的现象，而不是开倒车。”奚如先生以为：“从文学的观点看，我们还是应该坚持新文学运动的主潮，只有革命现实主义一条路。”这是说旧形式运用与新文学运动及革命的现实主义是互补的范畴。

对这些意见，王泽民说：“新文学非一般民众所能接受，这是事实，所以纵然先前否定了的形式，也不得不拿来运用。”王受真说：“旧瓶装新酒创作方法的实行，恰是‘五四’时代文学革命精神的继续。”赵象离说：“‘五四’时代所否定的旧形式，乃是脱离大众口语的文言文，即所谓‘桐城谬种，文选妖孽’。至于我们现在所运用的旧形式如《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等章回小说以及土腔小调，歌谣谚语与民间传说故事等形式，当时不但没有否定，反而因其接近口语通俗化（平民化）的缘故，曾经有意识地加以提倡至于所谓革命的现实主义，亦不是与旧形式运用有什么抵触，站在革命的现实主义之上来运用旧形式，或运用旧形式来表现革命的现实主义，都不是不可能的。”王受真又说，我们“主张旧形式的批判的运用，在运用过程中来扬弃旧形式创造新形式的方法，是与文艺发展的客观法则合致的真理”。杨荏莆就“真理”说发表看法，认为“真理的本身，就是发展的变动的具体的，我们的创作方法，正因为把握到了旧形式的发展变动的具体法则，所以才能够是真理。倘若我们不站在发展的见地上来运用旧形式，而是利用，而是拥护，就不算是真理了”。

第四个：“旧形式的运用在文艺创作上的意义问题”。

（一）鹿地亘等三位“都认为旧形式的运用，只是政治宣传上的方法之一种，而不承认其在文艺创作上的积极意义与价值”。（二）聂绀弩先生以为运用旧形式写作的作品，虽可在群众中起很大作用，但它总要粗浅或低级些，如果在刊物上发表出来，也许不值高明的读者一笑。

首先对以上意见发表看法的是刘振东，他说“文艺本身就是宣传形态之一种，而深入民众的宣传，也必然采取文艺的形式。所以用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一方面是动员民众的宣传教育手段，而同时也是创造民间通俗文艺的方法”。赵象离认为：民间文艺及运用旧形式所写的作品，要低级些、粗浅些，这是我们共同的认识，但“此种粗浅的低级的文艺形式，所以在民众中存在发展，是因为在民众文化水准与知识教养及政治觉悟程度发展的现阶段上有其现实性的物质基础，‘高明的读者’看了他们的作品，不应该发笑，而应该努力—努力提出克服民众落后性的具体方案，所谓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其本质的意义便在于此……我们认为：克服通俗化与大众化的矛盾意识的扬弃旧形式建立新形式，争取民族文化与地方文化的统一，改造旧文艺与接受文学遗产，使先进民族或国家的科学研究成果与中国固有文化发生接种关系在中国的土壤上发芽开花结果，建立新的民间文艺与推动全民抗战建国总动员，所有这一切的具体任务，都要由旧瓶装新酒的方法来完成其一部分—即以农村大众为对象的这一个重要的部分”。

第五个问题：鹿地亘先生所认为的—旧形式的运用，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不值得提得太高。如果是以民族的旧文化为土壤而建立新文化，这便是旧文化全体—文化遗产的接受问题，而不仅仅是形式问题……我们仅把“形式”这一极小的问题大吹大擂地讨论，是不好的。

王受真就此发表意见，指出：“第一，我们不能强给予群众以不能理解的文化食粮，所以我们要强调旧瓶装新酒。第二，我们要给予群众以他们所不熟悉的科学的斗争经验，所以我们要强调旧瓶装新酒。（王在发言中，对此做过这样的阐述：为使群众走上正确的反日道路，我们便不能不使群众了解帝国主义这一名词与它所包含的广泛的内容，但是可怜得很，这正是群众所不熟悉的知识。把这些群众所不熟悉的斗争知识，用群众的语言，由群众吸收知识的方式，从群众日常生活的例证，给他们正确理解与解说，这便是旧瓶装新酒全部的含义……我们再郑重地说一句，大众的反日斗争不能不用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非由运用旧形式告诉他们不可。）第三，我们认为这是文化史上一个前进的过程，所以要强调旧瓶装新酒。第四，我们认为这是融合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一种良好的方法，所以要强调旧瓶装新酒。这一切都是根据中国社会的特殊形态产生的，也便是这一口号的社会基础”。

座谈会所设定的这几个讨论的问题，是很有价值的，如果不是泛泛而论，而能对每个问题作较为开阔的深入的讨论，一定能就利用旧形式的有关理论问题和实际的利用问题作出较好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