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抗战无关”和“抗战八股”论

“与抗战无关”出自梁实秋的一篇文章，因为梁实秋的文学地位，他的这句话就被单独拉将出来，作为煽动作家们写“与抗战无关”的作品的依据。从那时起，直到20世纪80年代柯灵写文章为此正名前，梁实秋遭到文艺界的无情批判，并成为一桩铁案。

对于这样一桩公案，梁实秋在接受丘彦明女士的采访时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丘女士：抗战时，左派人士攻击您提出“艺术与抗战无关”的理论。不久前，柯灵为此事还写文章替您“平反”。其实爱国与纯粹文学创作并不冲突，您曾在北平沦陷那天，对您的大女儿文茜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您想，抗战时左派人士的借题批判，是否为与鲁迅笔战的延长与后遗症？

梁实秋：最近在报上看到柯灵先生给我“抗战无关论”的罪名平反。实在不胜感慨。平反也者，是为冤狱翻案，是为误判纠正，当然是好事。不过我实际上并未入狱，也未奉到判决书。有些事情，是是非非，原无须等待历史来证明的。我附带着说明一点，我们凡事不可犯“偏执”的毛病，不可强求一致。国家需要统一，不容分裂，这是当然的事。但有许多事却不必统一。以文艺而论，清一色是不必而且不可能的。鲁迅译的“文艺政策”是苏联的文艺政策，企图通过当时的第三国际利用文艺推行其赤化世界的计划。张道藩先生是我多年的朋友，在他手中也规划过一套文艺政策，我不以为然，曾在文字中与口头上表示过不同的意见。道藩先生有雅量容忍我的异议。（载台湾《联合文学》1987年3卷7期）

柯灵的所谓的“平反”文章是《现代散文访谈—借此评议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发表在1987年11月13日《文汇报》，文章指出：当时批“抗战无关论”“是只眼见事，不免有曲解的嫌疑”。

那么当时爆发的这场批判，发生和过程是怎样的一个事实？

1938年12月1日，梁实秋接编了重庆《中央日报》副刊《平明》，他上任伊始，就发表了《编者的话》，这里不必全文照录，他在文章的开头，说副刊之所以请某某人编，总是某某有“拉稿”的能力，而我只能老实承认，“我的交游不广，所谓‘文坛’我就根本不知坐落何处，至于‘文坛’上谁是盟主，谁是大将，我更是茫然。所以要想拉名家的稿子来给我撑场面，我未曾无此想，而实无此能力”。这多少有些说怪话的意味，反映了他的某种情绪。

他既不能“拉”，就只能寄希望于诸位读者。于是他说：“文字的性质并不拘定。不过我也有几点意见。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

这样一段话，很快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罗荪第一个作出反应，12月5日，他在重庆《大公报》发表《“与抗战无关”》的文章。说抗战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主要枢纽，它波及的地方，已不仅限于通都大邑，它已扩大到中国底每一个纤微，影响之广，可以说是历史所无，在这种情况下，想令人紧闭了眼睛装作看不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今日的中国，梁实秋“想找‘与抗战无关’的材料，纵然不是奇迹，也真是超等天才了”。这正如赌场上压冷门一样，“怕是压空了的”。

梁实秋于第二天重庆《中央日报》发表了《“与抗战无关”》作答，说：承他罗先生的情，在文章中没有点他的名。罗对他的文章不满，并把他编副刊和上赌场相提并论，他实在没有料到，还说他有意“投人所好”，但那是没有的事，假如他要“投人所好”，何尝不会写罗荪先生那样的文字？

“我已经明白的说‘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所以罗荪先生所挑剔的不过是说‘一个作者既忠于真实而又要寻找与抗战无关的材料’是‘不容易’而已。其实谁说‘容易’来的？与抗战有关的材料，若要写得好，也是‘不容易’的，据我看，只有两种文字写起来容易，那就是只知依附于某一种风气而摭拾一些名词敷凑成篇的‘抗战八股’，以及不负责任的攻击别人的说几句自以为俏皮的杂感文。”“罗荪先生还说我住在德国式的建筑里，‘这是要证实我是属于该打倒的那一个阶级’，这一笔，不高明，这种涉及私人的无聊的攻击或恶意的挑拨，我不奉陪。”并再次重申：“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

罗荪于12月9日，在重庆《大公报》和《战线》，11日的《国民公报》发表了《再论“与抗战无关”》的批驳文章，指出“抗战文艺”，是“全国文艺界在共同努力的一个目标”，而他“梁实秋先生却要作者到人生中去找与抗战无关的材料，要作者不必一定‘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这意见是贯彻了梁实秋的一贯主张的。但是，“如果硬要找‘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就必须先抹杀了‘抗战’躲到与抗战无关的地方去”，可是，“中国是没有与抗战无关的地方的”。

梁实秋没有继续“奉陪”，他清楚，他面对群起而攻之的强大阵势，是无力辩解的，他只能听之，看之。

宋之的于12月10日在《抗战文艺》3卷2期发表《谈“抗战八股”》。抗战作品，虽然是印象，是速写，没经过琢磨，但是，材料是“真实”的，人物是“真实”的，生活是“真实”的，情绪也是“真实”的，这样的作品，虽然“技巧有高下”，但读者确实是感到益处的，对这样的作品感不到益处的，一种是“‘与抗战有关’也可以‘与抗战无关’的骑墙派”，一种是“梦想着所谓‘王道乐土’的那些‘蠢奴才’！”

《抗战文艺》同期还发表了姚蓬子的《什么是“抗战八股”》、《一切都“与抗战有关”》，魏猛克的《什么是“与抗战无关”》。

林子展于12月12日在重庆《新蜀报》发表《正告梁实秋先生》。指出：“展开全面抗战的今日中国，除了汉奸而外，每一个中国人所作所为，实在决不能许可他‘与抗战无关’的。……所以‘真实’的文艺作家，极应该‘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时至今日，我们文艺家笔下当真有‘与抗战无关的材料’，那除非是汉奸文学。”“然则纵使有所谓‘空洞的抗战八股’，总比汉奸文学有点益处吧！”

沈起予在同日的《新蜀报》也发表文章《我作如是观》。指责梁实秋“不劝人把抗战文章写好，而反劝写点不抗战也好的文章，是所为何来”，那只能是有利于敌人的“阻挠了抗战”的论调，起到了转移视线的“帮凶”的作用。

老舍于本月底，以“文协”的名义起草了一份致《中央日报》公开信（注：该信因“文协”理事张道藩的干预而没有刊出），严厉指责梁实秋的不知今日“文坛坐落何处”的居心设词。

“梁实秋先生之《编者的话》中，竟有‘不知文坛坐落何处，大将盟主是谁’等语，态度轻佻，出语儇薄，为抗战以来文艺刊物所仅见。

梁实秋先生个人行为，有自由之权，本会也无从干涉。唯对于‘文坛坐落何处’等语之居心设词，实未敢一笑置之。在梁先生个人，容或因一时逞才，蔑视一切，暂忘团结之重要，独蹈文人相轻之陋习，本会不欲加以指斥，不过，有碍抗战文艺之发展，关系甚重；目前一切，必须与抗战有关，文艺为军民精神食粮，断难舍抗战而从事琐细之争辩。本会未便以缄默代宽大，贵报当有同感。”（胡绍轩《现代文坛风云录》，重庆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孤岛”文艺界的几位也作文表示意见，吉力（周黎庵）于1939年2月14日在《文汇报·世纪风》发表《梁实秋的“自由”》，指出梁先生的口号“不独是自己将写无关抗战的文字，而且叫人家也跟着他一起躲进屋子里去”，这是要限制大家的思想自由了。

陶亢德于3月1日在《鲁迅风》发表《关于“无关抗战的文字”》。支持梁实秋的观点认为“无关抗战的文字在读者是需要的，如鲁迅先生的早期日记论木刻书札之类，这不是读者漠视抗战，乃是或如工作后之需要休息与娱乐”。

巴人于8日出版的《鲁迅风》上发表《关于〈关于“无关抗战的文字”〉》。我们和梁实秋、亢德先生不同之点，“便是任何文字，不应撇开抗战，来个‘无关’，而应幅集于抗战，来个有关”。“抗战是一种生活实践，吃饭恋爱，那一样与抗战无关？要活在这抗战的中国，任何人都有些‘观感’只要把这‘观感’写出来，也就是抗战的文字了。”

王任叔（署九成）8日在《文汇报·世纪风》发表《“无关”而“有关”》。说“无关”，其实还是“大关特关”，“如欲证据，则可反问为什么要‘要求无关抗战的文字’呢？有所要求，即有要而求之的对象，对象云何，是你是我，也是亢德先生，你我拒绝了他的要求，亢德先生却被要求去了。要是亢德先生编辑起《宇宙风》来，专登‘无关抗战的文字’，那其结果，不是‘大关而特关’了吗”。

吉力于3月22日在《鲁迅风》发表《“力异”与“持同”》，说我们同梁实秋的争论，“是关于一个民族存亡的大计”，他那“与抗战无关”的“立异”，立刻会被侵略者所“持同”，他“梁实秋便不免成为天子第一号的混蛋”。

梁实秋是孤立的，他像同鲁迅论辩时一样，感到孤立无援，他只能独立地支撑着，承受着不小的压力。一直到1939年4月1日，因重庆遭受日机狂轰滥炸，梁实秋奉命疏散，他才得以辞去《中央日报》副刊主编职务，并照例写了《梁实秋告辞》，为自己作最后的辩解：我说的话“曾引起误会，批评，讨论，谩骂与诬蔑，关于这一点，除了我在12月5日写的一段文字以后，我差不多可以说全没有说过什么话。我不说话，不是我自认理屈，是因为我以为我没有说错话”，我编《平明》四个月所发表的文章，十之八九“于抗战有关”，而十之一二“我认为‘也是好’的‘真实流畅’的‘与抗战无关的材料’”。

梁实秋虽然辞去了职务，但是批判之文章还不断。

苗埒于1939年4月5日在《鲁迅风》第12期发表《从“无关抗战的文字”说起》。指出：梁实秋的“要求”，代表了“一部分对抗战没有坚强信心的动摇妥协者的主张”。同时指出：我们不能不思超越“抗战八股”，“不思艺术底深入与提高”。

巴人于4月12日在《鲁迅风》第13期发表《不必补充》，反驳苗埒文章的观点。

巴人于4月16日在《文艺阵地》3卷1期发表《展开文艺领域中反个人主义斗争》，批判沈从文与梁实秋等人，指出“要求无关抗战的文字”，其用意是“要我们的作者，从战壕，从前线，从农村，从游击区，拖回到研究室去”。

张天翼于1940年6月15日《文学月报》1卷6期发表《论无关抗战的题材》。

这场批判“无关抗战的文字”，到1939年4月就基本结束，张天翼的文章也只是余音罢了。

对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的批判，从一开始，虽然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因批判的意见成为主导的方面，所以从那时起到80年代，这便成为一桩铁案，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都是完全一致的，梁实秋被钉在十字架上，不能超脱。

从80年代后，实事求是的风气得到重新的提倡和发扬，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问题，受到人们的关注，梁实秋的问题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提出来的。

先是1980年6月16日至19日在巴黎举行的中国抗战文学讨论会上，香港中文大学的梁佳萝，在谈梁实秋抗战时期的小品文时，说到当年对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的指责是“不公平”的，罗荪反驳了他的意见，反问道：梁实秋在当时提出那样的问题，“究竟是对谁有利？对这样的论调提出批评，是‘不公平’的么？是可以容忍的么？”（罗荪《巴黎的抗战文学讨论会记略》，载1980年9月14日《光明日报》）

国内对这个问题的反应是强烈的，当时一部分人坚持认为：对梁的批评，“是应该的，也是实事求是的，公开的”（朱学兰《抗战时期文艺界跟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载《国统区抗战文艺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84年12月版）。

1987年11月13日，柯灵在《文汇报》上发表了《现代散文放谈—借此评议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有必要将这篇文章作全面陈述，看看柯灵是怎样翻这桩历史旧案的。原文照录：

梁实秋接编重庆《中央日报》副刊《平明》开场白里的话，前面还说到自己拉稿能力不强，交游不广，“所谓‘文坛’我就根本不知其坐落何处，至于‘文坛’上谁是盟主，谁是大将，我更是茫然”。话里明显带着某种情绪，用现在的流行语表达，就是“说怪话”。

平心而论，闹点情绪，说两句怪话，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这一席话之所以爆发为一场轩然大波，原因不难理解。梁实秋一直是左翼文坛的论敌，虽然到了一致对外的抗战时期，看来彼此都没有消除宿怨，说这番话的场合又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但如果撇开这些政治、历史和心理因素，完整地理解前面引述的那段文字，却无论怎么推敲，也不能说它有什么原则性错误。把这段文字中的一句话孤立起来，演绎为“抗战无关论”或“要求无关抗战的文字”，要不是只眼见事，不免有曲解的嫌疑。

抗战期间一切服从抗战需要是天经地义，但写作只能全部与抗战有关，而不容少许与抗战无关，这种死板的规定和强求，却只能把巨大复杂、生机活泼的文化功能缩小简化为单一的宣传鼓动。我核查一下自己在抗战八年中所写的东西，几乎可以说百分之百与抗战有关—包括直接间接。完全无关的是例外，那是在上海沦陷期间写的。格于环境，不得不然。但我这样做，完全是发乎自然，出于自愿，并不表示我服膺“抗战有关论”。恰恰相反，我不止一次皮里阳秋，对“言必抗战，文必杀敌”的主张，投以讥讽，因为我一直怀疑这种偏狭和机械的办法是否真正有利于抗战。

……

嘘气成云，飞唾为雨，一窝风的习惯势力长期在我们生活里占着优势，酷爱绝对化，不承认人的多样，世界的多样，事物的多样，不企求多渠道、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的多样统一。不相信“人之好善，谁不如我”这种平凡的真理。热衷于举世诺诺，不容许一士之谔谔。这种宿疾，该到下决心根治的时候了。

这篇评议，简言之是说：梁实秋闹了点情绪，说了点怪话，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而我们的左翼文坛，原本着从前的宿怨，不去完整地理解他的那段文字，而是把它孤立起来，演绎、曲解为“与抗战无关论”，加以批判，只是“只眼见事”了。

梁实秋的原文，表述是很清楚明白的，即“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梁实秋是言而有信的，他在主编《平明》的4个月中，他所发的稿件，十之八九是与抗战有关的文字，十之一二才是好的与抗战无关的文字。还有研究者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材料，说《平明》在4个月中发表作品300篇左右，据对搜集到的254篇作品的统计，文字中明确写有“抗战”二字的是170余篇，其余的作品内容多与抗战有关，很少几篇是“与抗战无关”的。（张明《对于抗战无关论争的再认识》）这样的数字统计与梁实秋的自我陈述是一致的。

那么，梁实秋那句“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最为欢迎’”，批判者不是视而不见，而是不予认同，那原因不难理解，因为梁实秋一直是左翼文坛的论敌，这个论敌，不仅仅在理论问题上同左翼辩论，如果仅仅是理论上的不同观点，人性论也罢，阶级论也罢，各自陈述观点，是一种正常情况，而除了对梁实秋进行理论的争辩之外，还加之以政治的陷害，这里为了说明问题，还得引鲁迅先生的一段文字：

在《答鲁迅先生》那一篇里，很巧妙地插进电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敲碎报馆玻璃那些句子去，在上文所引的一段里又写出“到XX党去领卢布”字样来，那故意暗藏的两个X，是令人立刻可以悟出的“共党”这两字，指示着凡主张“文学有阶级性”，得罪了梁先生的人，都是在做“拥护苏联”，或“去领卢布”的勾当，和段祺瑞的卫兵枪杀学生，《晨报》却道学生为了几个卢布送命，自由大同盟上有我的名字，《革命日报》的通信上便说为“金光灿烂的卢布所买收”都是同一手段。在梁先生，也许以为给主子嗅出匪类（“学匪”），也就是一种“评”，然而这职业，比起“刽子手”来，也就更加下贱了。（鲁迅《“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梁实秋与鲁迅战、与郁达夫战、与冯乃超战，这是1930年前后文坛所尽知的事，与梁实秋论争的同时，对其加以政治的迫害，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概也是独无仅有的了。“五四”时期，林琴南同新文学的倡导者胡适等人战的时候，祈盼他的那个伟丈夫来扑杀众人，这已经是于论争之外，企图借用政治迫害的先例了，但是，比起梁实秋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不足而言了。左翼文坛对于梁实秋是深恶痛绝的，所以说他是资本家的走狗，“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论敌作如此的论定，也是独无仅有的。

柯灵先生说，虽然到了一致对外的抗战时期，看来彼此都没有消除宿怨。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在梁先生这边，首先要指出的是：抗战爆发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文艺界曾经对立过的双方，都不计前嫌，团结起来，参加“协会”，但是没有梁实秋的身影，这也没有什么，各人考虑的着重点不一样。但是，他却说起“文坛坐落何处，大将盟主是谁”的设词。柯灵先生说这不过是在“说怪话”，但是，不能仅仅用说怪话了事，老舍代表“文协”致《中央日报》的公开信，指责他这是“居心设词”，“一时逞才，蔑视一切”，“态度轻佻，出语儇薄，为抗战以来文艺刊物所仅见”。说怪话，只是说说而已，而梁在这里是“居心设词”，面对的是全国“文协”。

但是，如果就事论事，梁实秋在这件事上是没有错的，他明确表示，抗战的作品“最为欢迎”，在这个前提下，“无关抗战”的作品，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这话能够成立。因为我们不能说抗战作品以外无作品，或者说抗战的内容以外不能有作品。抗战期间，作家们写作表现抗战内容的作品，这是主流，是作家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爱国心的表现。但是抗战的社会现实不能涵盖一切。有些是确实与抗战没有什么关系的，一些作家写作这些，也是允许的，无可非议的。左翼的有些作家，在批评梁实秋时，不免又将问题绝对化，说抗战时期，一切的一切都同抗战有关，没有什么是同抗战无关的，这种绝对化的毛病势必将这场批判引向错误的方向去。

话又得说回来，左翼作家之所以展开这场批判，一方面，梁曾是左翼的宿敌，其主编的《平明》又是《中央日报》的副刊，另一方面这“与抗战无关”的话，如不予以制止，就可能会像口号一样影响作家们。所以，巴人就说过，他梁实秋是要将我们的作者“从战壕，从前线，从农村，从游击区，拖回到研究室去”，这样的担心应当说是在情理之中。那么，这场批判也就不会去顾及全面地考虑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