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时期

“孤岛”前期（1937年8月13日—1937年11月12日）

一、文艺界抗日力量的集结

这段时间，上海广大的文艺工作者，面对“七·七”卢沟桥事变和上海“八·一三”事变，面对严峻的国内形势，同仇敌忾，纷纷行动起来，积极参与抗敌活动。

7月9日—郑振铎、洪深、胡愈之、叶灵凤、应云卫、萨空了、胡仲持等140余人聚会，商讨并决议组织文化界救国团体，公推洪深、胡愈之等19人为文化界救国团体筹备委员，会上一致通过电请前线将士力保国土。

7月15日—“上海剧作者协会”召开全体会员会议，夏衍建议扩大本协会为全国性的组织，更名为“中国剧作者协会”，以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要求，会上通过更名。同时还通过一项议案：由全体到会会员集体创作，并在三日内完成了三幕剧《保卫卢沟桥》的创作。

7月25日—上海编辑人协会成立：谢六逸任主席，顾执中、胡愈之、金中华、黎烈文等31人为理事。

7月28日—上海文化界500余人集会，成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是上海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救亡组织，负责领导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宋庆龄、蔡元培、何香凝、茅盾、胡愈之、钱亦石、潘公展、樊仲云等83人为理事。

7月30日—“上海电影工作人协会”成立。欧阳予倩、蔡楚生、史东山、沈西苓、许幸之、司徒慧敏、应云卫、白杨、柯灵、金山等39人为常务委员。

8月4日—“上海电影编剧导演人协会”成立。夏衍、阳翰生、欧阳予倩、蔡楚生、史东山、孙瑜、费穆等9人为理事。

8月17日—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成立。郑伯奇任主席，欧阳予倩、洪深为副主席，马彦祥为秘书长，辛汉文、于伶、潘孑农、凌鹤、曾焕堂、王惕鱼、陈伯尘等为理事。

8月20日—长期以来，上海文化艺术界集中了全国数量最多最优秀的人才，特别是戏剧、电影和音乐的艺术工作者，且有一批富于斗争经验的左翼文艺战士，为了把他们组织起来，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做好抗日的宣传工作，于伶以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的名义在卡尔登剧院召开大会，出席大会的200余人。会上决定：把大家组织起来，立即成立13个救亡演剧队，并确定各队队长人选。这13个队中，根据当时抗日总形势的要求，除第10队（队长：辛汉文、王惕予）和第12队（队长：尤兢、凌鹤）留守上海外，其他各队都分别出发到内地、前线和后方，深入群众宣传抗战。这是“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文艺界最重大的一次行动，它对于上海和全国各地日后的抗日文艺宣传演出都发生过重要的影响。

这些队中，第1队队长是宋之的和马彦祥，率队由南京去武汉，北上郑州。不久，王震之和崔嵬带领部分队员奔赴延安，参加鲁艺的工作。

第2队队长是洪深和金山，率队经由南京北上到徐州、郑州转往武汉。其后，金山到五战区，在大别山一带宣传演出，洪深因他到汉口第三厅工作，将部分队员编入武汉的“抗敌演剧队”。

第3、4队总队长是应云卫，队长是郑君里、徐韬、陈鲤庭、瞿白音。他们先在沪宁线一带活动，之后到台儿庄慰问演出，最后在汉口改编为“抗敌演剧队”第1、2队。

第5队队长是左明，率队经郑州转西安，最后到延安，左明执教于“鲁艺”。

第6队队长是李实，在沪杭线一带活动。

第7队队长是丁洋，在上海郊区农村活动。

（6、7两队没有能坚持战斗，因战事而自动解散。）

第8队队长是刘裴章，先在皖北活动，后转抵武汉，改编为“抗敌演剧队”第8队。

第9队的有关情况不明。

第11队队长是侯枫，先在沪做难民教育工作，后到武汉编为“抗敌演剧队”第4队。

第13队队长是陈铿然，曾在潮州一带活动一年有余。

这13个队伍中，2、3、4、8、11队归入“抗敌演剧队”，属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在抗日的宣传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9月3日—“孩子剧团”在上海成立，这是由22个流离无依的孤儿组成的，吴新稼任团长。剧团受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领导，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演出。1938年辗转演出到达武汉，受郭沫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这些孩子在演出和斗争中日益成长起来，成为文艺战线上的骨干。

二、硝烟中的报刊抗日阵地

8月24日—“八·一三”上海事变后仅仅11天，《救亡日报》就在上海创刊，这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郭沫若任社长，夏衍、樊仲云任主笔，阿英任主编。编辑委员会为巴金、王任叔、阿英、汪馥泉、邵宗汉、金仲华、茅盾、长江、柯灵、胡仲持、胡愈之、陈子展、郭沫若、夏衍、夏丏尊、章乃器、张天翼、邹韬奋、傅东华、曾虚白、愈少飞、樊仲云、郑伯奇、郑振铎、钱亦石、谢六逸、萨空了、顾执中等。夏衍为该报的长期的实际的负责人。这份报纸，几乎集结了当时上海文化、文学艺术的知名人士和知名作家，为民族救亡而挥动着手中的笔，为抗日宣传贡献着他们的力量。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为“孤岛”以后，该报被迫于22日停刊，在它存在的将近3个月的日子里，就发表了像《八百勇士》、《留着抗敌的种子》、《战浦东》这样的鼓动性的救亡作品。该刊于1938年1月1日在广州复刊，10月21日广州沦陷后停刊，1939年10月10日在桂林复刊，到皖南事变后停刊。

8月25日—《呐喊》周刊在上海创刊。这是上海文艺界为适应战时需要而创办的一个刊物，茅盾在《本刊启事》中说：“沪战发生，文学、文丛、中流、译文等四刊物暂时不能出版，四社同人当此非常时期，思竭绵薄，为我前方忠勇之将士，后方义愤之民众，奋其秃笔，呐喊助盛，爰集群力，合组此小小刊物”。茅盾在说明了这个刊物创办的缘由的同时，还写了“创刊献词”《站上各自的岗位》：“在这时候，需要热血，但也需要沉着”，“人人应当从容不慌不迫，站在各自岗位上，做他应做的工作”。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应当用自己的笔“为民族独立自由的神圣战争”而工作。

《呐喊》只出了两期，9月5日起改名为《烽火》，1938年5月迁往广州，改出旬刊，于同年10月11日停刊，共出20期。

9月1日—《战时联合旬刊》在上海创办，由郑振铎、金仲华、沈兹九、王志莘、杜佐周、张志让、张仲实、钱亦石、谢六逸、王纪元等，为战时上海抗战救亡而在短时间里筹办起来。

9月1日—《文化战线》在上海出版，由上海编辑人协会主办，施复亮主持并由他与艾思奇、宋易、金则人、周木斋、陶亢德、姜君辰等组成编委会。

9月11日—《七月》在上海创刊，胡风主编。这是上海成为“孤岛”前的一份重要的文艺期刊，初为周刊，当月25日出至第3期停刊。因战事于10月16日改为半月刊迁武汉出版，至1938年7月16日止，共出3集18期，因战火迫近武汉而停刊一年，1939年7月转至重庆出版，到1941年9月出至第7集1、2期合刊而终刊。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一份有影响的重要刊物，在《代致辞》中，明确表示：要在全民抗战中负起“意识战线”上的重要任务，要用“坚实的爱憎反映出蠢动着的生动形象。在这反映里提高民众的情绪和认识，趋向民族解放的总路线”，刊物遵循着这一宗旨，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这个刊物，从创刊伊始，除诗歌外，作家们还运用了报告文学这种文学形式及时地反映了抗战的现实：丘东平的《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阿垅的《闸北打了起来》、《从攻击到防御》，曹白的《这里，生命也在呼吸》、《杨可中》等，以及丁玲、彭柏山、聂绀弩、胡风、萧军、萧红、宋之的、欧阳山、王朝闻、雷加、孔厥、柳倩等人的作品，提供了抗战时期最早一批充满血肉和感情的报告文学。

在报纸和期刊方面，还值得一提的是《立报》的三个副刊。《立报》是一份小型报，1935年9月20日，由成舍我在上海创办，是一份有影响的报纸，日销量高达10万份，拥有众多的读者。《言林》、《花果山》、《小茶馆》是它的副刊，分别由谢六逸、张恨水、萨空了主编。卢沟桥事变后，这三个副刊，也主动地改变了文艺、消闲的特色，而选择发表一些抗日的文字，宣传抗日救亡，如：《言林》上龙贡公的《予打击者以打击》，汉郎的《要做个象样的中国人》；《花果山》发表的《卢沟桥》；《小茶馆》则以短评诉写抗日的情志，小东北的《华北紧张声中谈东北苦况》，小弟的《小兵们全想到前方去》等。

三、抗日宣传演义活动的展开

1937年7月15日，上海剧作者协会举行全体会议，决议更名为“中国剧作者协会”后，通过一项议案：由到会者集体创作剧本《保卫卢沟桥》，三天完成了这个三幕话剧。经徐韬、刘裴章、欧阳山尊和全体演出人员的共同努力，于8月7日在上海南市蓬莱大戏院首演，产生巨大的社会反响，以至日夜两场，都满足不了广大观众的要求。

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于10月30日举行团体会员联席会议，决定自当月30日到11月7日为“保卫大上海”宣传周。113个团体组织的930个宣传队参加了这次宣传活动，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集团性、群众性的活动高潮。

“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和“上海战时文艺家协会”于10月19日在浦东大楼举行鲁迅先生周年纪念座谈会，与会者百余人。会上动议：决定组织“文艺界救亡协会”，并推选郭沫若、王统照、陈望道、郑振铎、汪馥泉、巴金、欧阳予倩、田汉、傅东华、戴平万、谢六逸等11人为临时执行委员。会上还提议：一、催请商务印书馆从速出版《鲁迅全集》；二、为继承鲁迅为谋求文艺界大团结之遗志，决定邀请一切文艺作家及团体作为文艺界救亡协会会员；三、为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与会者联名要求国民政府宣布对日绝交。

这大概是上海在成为“孤岛”前，文艺界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集会了，这次会议的突出点，是以鲁迅为号召，谋求上海文艺界的大团结—一切文艺作家和团体的大团结。

这次会议后，形势日趋恶化，到1937年11月，大批的作家、艺术家纷纷撤离上海，到桂林、广州、重庆、香港，有的则奔赴延安。郭沫若、茅盾、周扬、夏衍、胡风、田汉、郑伯奇、穆木天、宋之的、任钧、欧阳予倩等，都离开了他们多年工作、战斗过的上海。

一是随着上海大批作家、艺术家的撤离，上海作为全国文学的中心地位也就随之失去了。中国现代文学，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动、展开，就很快以北京为中心，胡适、周作人、周树人、钱玄同、刘半农等发动的“五四”文学革命，为北京文学的中心地位奠定了基础。1926年8月，鲁迅南下厦门、广州，并于1927年定居上海，郭沫若也在南昌起义失败后，辗转上海，夏衍及创造社的其他成员也先后从日本回国，上海陆续集结了大批文学艺术工作者。革命文学的倡导，左联的成立，左翼文学的开展，反“围剿”的斗争，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中，上海占据全国现代文学的中心地位。“八·一三”上海事变，严峻的抗日形势恶化，迫使作家们纷纷撤离上海，上海的文化中心地位最终消失。

二是上海作家、艺术家的撤离，带去了他们抗日救亡的战斗经验，是对各地文学艺术发展的一种贡献，促使了各地文学艺术的展开。上海作家特别是知名作家的撤离，都是由上海地下党安排的，并带有明确的任务。当时的郭沫若和夏衍是去广州，夏衍回忆说：我们撤退的地点，主要是武汉和广州，广州“是一个对外—特别是对东南亚华侨宣传团结抗战的重要基地”，因此，我们到广州，就是“为了争取《救亡日报》早日在广州出版”（《懒寻旧梦录》第409页）。郭沫若兼任《救亡日报》社长时，报纸的具体工作实际全由夏衍负责，他不久就到了武汉，参与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筹备、组织和召开，郭沫若等十余人为主席团，并是协会的理事。也参与协会方面的工作外，1938年4月1日我党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正式成立时，除参与任第三厅的领导工作。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第三厅成为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

茅盾在1937年12月撤离他曾生活、工作和战斗了二十年的上海，先到香港，后到广州，再到长沙，在那里与田汉、孙伏园、王鲁彦、廖沫沙、黄源、常任侠、朱自清等相见，这期间，他多方设法，筹办大型文艺刊物《文艺阵地》，4月16日，由茅盾任主编的这份刊物在香港创刊，在《发刊词》中，明确表示：“这阵地上，立一大旗，大书‘拥护抗战到底，巩固抗战的统一战线’”，期望在这阵地上出现“各种各样的‘文艺兵’”，“各式各样的兵器”，“新生的力量，民族文艺的后备军”。这份出版为时6年的刊物，为抗战的宣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周扬夫妇撤离上海的时间是1937年9月，大约11月初到达延安，同行的有他在“左联”时的李初梨、周立波，还有艾思奇夫妇、何干之、林基路、李云扬、舒群等。周扬等的到来，对于延安和边区的文化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本人又成为实际文化宣传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上海文艺界知名作家的撤离，带出去的是领导的经验，组织的经验，工作的经验，特别是抗日救亡文艺宣传的经验，这对于国统区和解放区都是极其宝贵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抗战救亡初期的一些做法，就如同模式一样，为各地所效法：1938年1月1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29日，“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1938年9月11日，“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联合会”在延安成立；1938年11月30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桂林成立。

广州、长沙等地也先后成立了协会，不能仅仅把这些“协会”看成是文艺性的组织，它实际上是抗战时期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组织，在团结不同观点、不同流派作家共同抗日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孤岛”时期（1937年11月12日—1941年12月8日）

上海的作家、艺术家部分撤离到国统区和解放区，根据上海地下党的安排，“孤岛”上还留守了相当一批文学艺术工作者坚持战斗，他们是：郑振铎、陈望道、许广平、胡愈之、阿英、王任叔、唐弢、柯灵、楼适夷、夏丏尊、方光焘、蒋天佐、梅益、林淡秋、孔另境、王元化、钱纳水等。

留守“孤岛”的戏剧界人士，有上海“救亡演剧队”：由辛汉文、王惕予任队长的第10队，尤兢、凌鹤任队长的第12队，1938年7月17日，由于伶发起组织的“上海剧艺社”，戏剧界的阿英、李健吾、顾仲彝、李伯龙、朱端钧、陈西禾、许幸之、吴永刚、吴天、徐渠、蓝兰、吴韧之、夏震等都参加了剧艺社，他们自编自演，在“孤岛”坚持了三年多，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孤岛”文学，是特殊环境中的抗战文学，是上海地下党领导下的抗战文学。

上海中共地下组织是八路军驻沪办事处，负责“八办”的主任是潘汉年。他是代表党通过“文委”直接来实施这种领导的，“文委”即上海文化工作委员会，在“八·一三”事变的当月，党就指示重建了“文委”，由孙冶方、夏衍、钱俊瑞、曹荻秋、姜君辰等人组成，孙冶方任书记，曹荻秋任副书记。扬帆在《上海“孤岛”时期的党和文艺界》一文中说：“1938年开始，江苏省委派来具体联系我们文化支部的是沙文汉和孙冶方。我们的支部会议，孙冶方几乎每次都参加。沙文汉是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他领导文委书记孙冶方，本是我们支部的更高一级的领导。”（《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上》）

对于群众组织的领导，一种方式是：召开各界救亡“协会”联席座谈会布置工作。各“协会”都派代表出席：“文救”的代表是张宗麟、王任叔、梅益和扬帆；“学救”的代表是林修德；“工人救国会”的代表是王大中和韩念龙；教育界的代表是钟民、方与严；妇女界的代表是许广平、姜平等。座谈会每两周召开一次，讨论救亡运动和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各界知名人士的聚餐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参加的人多数是文艺界的，也有理论界的知名人士。

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孤岛”文学在极其复杂、极其困难的环境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丰硕的斗争业绩。

一、演艺界

大批戏剧界人士撤离后，留守在“孤岛”上的戏剧界人士，始终坚持进步的戏剧活动，坚持抗日的宣传演出活动。他们的斗争是出色的，在这方面，于伶是组织者和领头人，他于1937年12月，与欧阳予倩、阿英、许幸之、包可华、殷扬、例伯龙、洪谟、章杰商定：首先发起成立“青鸟剧社”，由此而团结了一批话剧、电影界的上层知名人士，共同去占领上海的戏剧舞台，坚持同日伪的殖民地文艺、反动文艺、汉奸文艺进行持久的斗争；在群众演艺活动方面，领导者是扬帆，他领导着一批人在工人夜校、各界群众团体、难民收容所中组织了业余演出活动。他们租用了新世界商场下面的绿宝剧场，每星期日在那里联合演出一次，叫“星期小剧场”，这在上海戏剧界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孤岛”演艺界在抗战救亡中的突出贡献。而第10和12“救亡演剧队”，则是始终坚守“孤岛”的一支抗日救亡宣传队伍，他们与“孤岛”各演剧团体相配合，为“孤岛”抗日演剧史写下了浓重而光辉的一页。

二、“复社”与出版业

在“文委”的支持下，由胡愈之、胡仲持、郑振铎、王任叔、许广平、梅益、周建人、傅东华、林淡秋、张宗麟等人秘密发起组成“复社”（意即既是学习明末江南爱国志士的“复社”，又是复兴中华之意），这是“孤岛”出版业具有突破性的一件大事。当时“孤岛”租界在日军的四面包围中，英、法等都宣布保持“中立”，因此，带有革命和抗日倾向的所有书籍一律不能出版。又因在“八·一三”事变后，上海的大出版社都已迁往内地，出书已无可能。

“复社”出版的第一本书是斯诺的《西行漫记》，最初动议出这样一本书的是胡愈之，他是在大家组织的“星二座谈会”上，讨论抗日宣传问题时提出的，他在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我们当时都认识到，翻译这本书很重要，因为自从我们党长征以后，一般群众已不大知道党的情况，国民党又拼命造谣。通过斯诺的著作把真实情况报道出去，作用是极大的”。这样，经过群策群力，一本3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就以“复社”的名义出版了，这第一本书，其意义是巨大的，它不但宣传了革命，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也鼓舞了“孤岛”文艺界坚持斗争的信心。

紧随其后的是《鲁迅全集》的出版，提出这一事宜的是许广平，她对胡愈之谈起，担心鲁迅书稿会毁于战火的问题，胡愈之明确表示：最好的保存就是出版，出版任务交“复社”承担。《鲁迅全集》的出版，对于留守“孤岛”的文艺界人士而言，是极具鼓舞力量的一件大事，这不但是保存鲁迅著作的需要，也是“孤岛”日益艰难的斗争的需要。于是，由胡愈之、张宗麟总揽其成，以许广平、王任叔为主成立了一个编辑的班子，经“复社”同人和朋友们的精心策划和设计，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鲁迅全集》于1938年6月就在“孤岛”上海出版，成为轰动“孤岛”和全国文艺界的盛举。1941年，出版了《鲁迅三十年集》。

“复社”还出版发行了马克思、列宁的著作，意义重大。

“八·一三”淞沪抗战周年纪念，林淡秋、戴平万、梅益、扬帆发起以上海一日为题材，编一部报告文学集，1938年11月初，《上海一日》问世，全书508篇，计100多万字，按内容分四部分：第一部《在火线上》，描写的是前线动态及其军事行动的悲壮事迹，民众武装参战和救护的英勇行为；第二部《苦难》，描写难民在战乱中死里逃生，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惨状；第三部《在火山上》，描写战时和战后上海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第四部《漩涡里》，报道各阶层人们在这动乱的一年中的生活。《上海一日》的出版，给我们留下了一幅描述1937年8月到1938年8月这一年上海军民的战斗和生活的有血有肉的画卷，也为民族抗战史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史料，是“孤岛”出版业的一件大事。

在胡愈之、郑振铎等的努力下，“孤岛”的出版业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为抗战宣传而顽强地工作着。1939年7月，经郑振铎、王任叔、孔另境策划并主编的《大时代文艺丛书》第一集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计11册：陈望道译苏俄卢那察尔斯基的《实践美学的基础》，茅盾（署冯夷）译苏联微尔塔的长篇《孤独》，王任叔（署屈轶）译德国格莱塞的长篇《和平》，王统照（署容庐）的小品杂感《繁辞集》，巴人的论文、杂文集《扪虱谈》，王任叔、孔另境、风子、柯灵、周木斋等的杂文合集《横眉集》，白曙、石灵等的散文与诗集《松涛集》，王统照（署韦佩）、郭原新（郑振铎）等的创作《十人集》，高季琳（柯灵）的创作《掠影集》，王行岩的长篇《突围》，孙大珂（石灵）的五幕悲剧《当他们梦醒的时候》。

郑振铎为该辑作总序，号召“文艺工作者在这个大时代里必须更勇敢，更强毅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以如椽的笔，作为刀，作为矛，作为炮弹，为祖国的生存而奋斗”，并预言“一个光明的大时代就要到来”。

三、期刊

“孤岛”时期，作家们面临的是严酷的斗争形势：英、法的干预，日伪特务的干扰和监视，敌伪的恐吓、逮捕和暗杀，仅1940年初，敌伪一次就开列了14人的黑名单，要对“孤岛”的进步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实施逮捕或暗杀。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环境里战斗，讲究斗争策略就至关重要，这不仅能很好地保护自己，又能很好地坚持斗争。

报纸杂志是“孤岛”对敌斗争的主要阵地，上海地下党特别重视这块阵地的作用，但因环境的险恶，这里的斗争呈现的是“游击”的形态：我创办我的，你扼杀了，我换种名称再办，即如游击的形态一样，所以“孤岛”的期刊能较长时间稳定出版的极少，多数是出了几期、甚至一期即告停刊。据《上海“孤岛”时期文学报刊编目》载：当时先后出版发行的报纸文艺副刊是24种，文艺期刊、丛刊是72种。

1—3期的是38种：《离骚》、《闲花》、《一般》、《戏言》、《隽味集》、《纯文艺》、《文会》、《大众文化》、《文集》、《少年读物》、《新诗刊》、《蜜蜂》、《北斗》、《兼明》、《海啸》、《东南风》、《旋风》、《语风》、《行列》、《译林月刊》、《求知文丛》、《新文艺》、《大众文艺》、《文艺界丛刊》、《作风》、《海涛文艺丛刊》、《海燕文艺丛刊》、《棘林蔓草》、《述林文艺丛刊》、《每月诗丛》、《新文丛》、《舞台艺术丛刊》、《文苑月刊》、《文艺春秋》、《萧萧》、《新流文丛》、《万人小说》、《奔流新集》等。

4—6期的是17种：《千字文》、《自由谭》、《宇宙风乙刊》（注：这是半月刊，1939年3月1日创刊，1941年12月停刊，共出56期，林语堂为社长）、《文笔》、《野火》、《文艺新闻》、《文学研究》、《艺风》、《文艺世界》、《天地间》、《西洋文学》、《小剧场》、《奔流文艺丛刊》、《译文丛刊》、《文综月刊》、《杂文丛刊》、《文林月刊》等。

一年左右的一些刊物如：《文丛》、《文艺》、《戏剧杂志》、《文艺新潮》、《剧场艺术》、《新中国文艺丛刊》、《文学集林》等。（转录自《上海现代文学史》）

“孤岛”地下党不但对各种刊物予以关注，还直接指示左翼作家创办新刊物，占有宣传阵地。以阿英为例：他在“孤岛”时期，就办过两个刊物，一个是《离骚》，这大概是“孤岛”时期创办的第一个刊物，是由地下党出资让阿英创办的一个综合性文化刊物，借以联系、团结留守“孤岛”的抗日文艺界人士，仅出一期，就遭查禁；阿英主编的另一个刊物是《文献》，创刊于1938年10月，刊名即“抗战文献”的意思，该刊按月汇编各报刊发表的有关抗战的文章、图片，地下党及时给该刊送去党中央和八路军的材料和图片，给予了有力的支持，这就使该刊成为宣传抗日，反映抗日根据地的战斗情况，传达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一份重要刊物。“孤岛”上海人民，因此而能得到抗战的有关情况和消息。《文献》只存在了8个月，发行了9期，敌伪以宣传抗战，宣传共产党等理由而查封。

“孤岛”最后一种进步的文学刊物是《奔流新集丛书》，1941年11月18日在“孤岛”出版，楼适夷、蒋锡金、满涛三人主持编务。出过《直入》、《横眉》两集丛书。

“孤岛”地下党在抓期刊的同时，更重视报刊这块阵地，重视它的及时、快速、广泛的传递的特点，在抗日宣传上更具有时效性。但是，在敌伪控制的“孤岛”环境里，要能有一块完全属于自己的宣传阵地，谈何容易！当时，地下党从实际出发，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统一战线的原则，借用外商的招牌，办自己的报纸，《文汇报》就是一个最好的典型：这份报纸创刊于1938年1月25日，由爱国人士严宝礼集资创办，为使报纸有一个较为稳定的外部环境而聘用了一名英国人克明挂名董事长兼总主笔，并以英商文汇有限公司名义出版发行。报纸创刊半月后，柯灵就正式加入了《文汇报》编辑部，着手接编副刊。这张报纸原有的副刊叫《文会》，由吴农花编辑，柯灵接编后改名为《世纪风》。2月11日第一期问世，从创刊的这期起，就开始连载了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行进》一书，同时发表了该书的译者美懿（即梅益）的介绍文章《关于中国红军行进》说：“史沫特莱以最优秀的战事新闻记者的技巧与修养，和她对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热烈的同情，把1928年至1931年中国共产党及其红军的猛烈斗争如实描写出来”。这对无产阶级革命，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支持。

就在柯灵在为第一期《世纪风》发稿时，《文汇报》遭日伪特务投掷炸弹的袭击，致使一死两伤，柯灵为此而为《世纪风》增写了短文《纸上迈步》，把事件的真相告诉读者。他还紧跟着以陈浮的笔名写了《暴力的背后》说：“炸弹可以使奴才屈膝，但不能使真理低首”，“暴力的施行，在被压者是反抗；在统治者，却往往是权力失败的最后一著棋”，同敌伪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世纪风》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中诞生的。上海成为“孤岛”后，许多抗日报刊停刊，许多作家随军西撤，在这种时候，文艺工作和政治军事工作一样，就必须在“孤岛”重建抗战堡垒，《世纪风》担负起这样的重任。“我觉得《世纪风》副刊一开始就登载有关宣扬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游击队业绩的稿件，以及它直接与敌伪进行血的斗争……后来它终于发展成为‘孤岛’时期党团结进步作家，与敌人进行斗争的一个主要阵地。”（徐开垒《“孤岛”文学的主要阵地—抗战初期〈文汇报·世纪风〉的回忆》）。

“孤岛”文学阵地还有一个《译报》，一个《上海周报》。

《译报》是1937年12月9日在已经成为“孤岛”的上海创办的，未用外商的名义。在最初的一个月里，报纸的内容是翻译在租界出版的外文报纸中一些不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言论和消息，这样，既可冲破新闻封锁，又可不负政治责任。因为它时时透露一些重要新闻，不到一个月就被迫停刊。1938年1月21日复出时，聘用英人孙特士·斐士和拿门·鲍纳为发行人，改名为《每日译报》，因为有外商的这块招牌，在内容上就不完全限于译文，开始有自己的社论、新闻、专稿，还由王任叔主编了一个副刊《大家谈》。1939年5月18日，同样聘用英商担任发行人的《每日译报》和《文汇报》，接英领事馆通知停刊。同年7月1日《译报》第三次复刊时，改用美商经营。《译报》在“孤岛”期间，率先冲破敌伪的新闻封锁，给上海民众传递了战时的有关信息，开展抗战宣传，鼓舞民志，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上海周报》也是上海地下党领导筹办的一个刊物，总负责人是张宗麟，1939年11月1日创刊，1941年12月6日停刊，共出版了102期。该刊也是聘用了英人佛利特做编辑和发行人，而且挂有“佛利特通讯社”的牌子，俨然是外商办的一份报纸。特别是发刊词，借用英国人的名义来说中国人自己要说的话：

《上海周报》是合乎英国法令的英商独立出版公司所分析的刊物，我们是中国的朋友，完全同情于中国为独立、自由与平等而抗战。老实说，英国人民同情于中国抗战者占大多数。我们看援华委员会（CHINACAMPIGN COMMITTEE）的工作，伦敦市长的募捐，舆论的表示和国会议员的发言，便可知道了……

过去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已经失败了……

至如中日和平的问题，我们认为照目前的情况看来，无法实现的……

不消说，中国的光明前途要靠中国人自己努力来实现的。27个多月以来的事实已经说明中国的抗战政策是对的。这几年来，不能抵抗侵略的国家已相继覆亡，只有继续抗战的中国，还生存着，并且实力日见增强，前途更加光明。中国人士应本自力抗战的决心，抱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胜利第一军事第一与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态度，努力奋斗，最后胜利可操左券。这是我们深信而且深切盼望的。

这是抗日的真情实况的通报，是国家、民族抗战到底的决心的誓言，是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对上海人民是一种极大的鼓舞。

《周报》刊有时事、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内容的文章。它刊登过毛泽东访问记、周恩来论日本新战略，介绍过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的情况，揭露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与汪精卫伪政权签订的“日汪密约”。它还出过“上海问题特大号”，探讨上海的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问题。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关于学习鲁迅、郭沫若的文章，有上海文艺界情况的述评，有上海剧运方向的探讨，有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作。在“孤岛”，《上海周报》在宣传抗日、鼓舞斗志方面用力最大，影响最大，为上海人民所认可。

这三份报纸和副刊，一个共同点是：挂洋商的招牌，办自己的报纸。这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灵活运用，是特殊环境中对敌伪斗争策略的一种创造。正因为这样，在“孤岛”的四年里，这里并不“孤”，并不寂寥无声，这里有党的声音，有文艺工作者在战斗。

这之外，在“孤岛”值得一提的其他几个副刊是：《申报》副刊《自由谭》，该报于1938年10月10日复刊，挂美国歌仑比亚出版公司的招牌，副刊由王任叔主编。《文汇报》主要副刊《世纪风》之外，还有《灯塔》，最初由吴农花主编，1938年12月1日《文汇报晚刊》创办，《灯塔》即转移过去，改由柯灵主编。《每日译报》副刊《大家谈》，王任叔主编。《中美日报》副刊《堡垒》，范泉主编。《大美报》文艺副刊《浅草》，1939年12月1日创刊，由柯灵主编。《大美晚报》副刊《夜光》，朱惺公主编。《正言报》副刊《草原》，1940年9月20日创刊，1941年12月5日停刊，该刊的大部分时间是由柯灵主持编务。（注：中国报刊史上有时会有这样的情况：一份报纸的新闻版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往往与副刊不同，有些反动当局喉舌的报纸，副刊却是进步的，那是“孤岛”文艺界在没有注册办报的情况下，根据地下党的要求，采取的打进去“占领地盘”的策略。一些老板出于商业的考虑请名家编副刊，一些知名作家像柯灵、王任叔等便应聘去编副刊，《正言报》就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