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风”问题的争论

这场争论发生在“孤岛”时期，是完全不应该的事。

争论的挑头人是阿英，时间是1938年10月19日，他用鹰隼的笔名在《译报》副刊《大家谈》“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特辑”上发表了《守成与发展》，对“‘鲁迅风’的杂感，真是风行一时”，表示“抗议”。文章说：“如果鲁迅不死，他是不是依旧写着这样的杂文，还是跟着抗战的进展，而开拓了新的路？”“决不会再像在过去禁例森严时期所写的那样迂回曲折”，而“将是韧性战斗的精神，胜利的信念配合着一种巴尔底山的，突击的新形式，明快，直接，锋刃，适合着目前的需要”。“然而现在，我们的后继者，是只会守成，不求发展，只知模仿，忘却创造。”文章以巴人为例，讽刺说：“鲁迅有《门外文谈》，于是就有人写《扪虱谈》；有《无花的蔷薇》，就有人‘抽抽乙乙’地作‘碎感’”。

这段文字，毫不掩饰地提出了鲁迅杂文的时代性问题：鲁迅风格的杂文已经过时，不再适应抗战时期形势的需要，因此而指责“孤岛”上的一批杂文作者，只会守成，写些鲁迅式的杂文，而不能发展，去写直接、明快的适合抗战需要的杂文。他的文章很快受到“孤岛”杂文作者的反击。

“孤岛”作家中，有一批热爱鲁迅，学习鲁迅，崇尚鲁迅而写作鲁迅式杂文的中青年作者，他们的代表是王任叔（也用屈轶的笔名）、周木斋、周黎庵、文载道（金性尧）、风子（唐弢）、辨微、列车、马前卒等。阿英称他们“鲁迅风”作者，以示讽刺。柯灵是写作杂文较多的作者，但没有被圈在“鲁迅风”之列。这些学习鲁迅写作杂文的作者，在“鲁迅风”杂文论争发生前，在“孤岛”文艺副刊《文汇报·世纪风》、《申报·自由谈》、《译报·大家谈》以及《爝火》上发过一定数量的、短小的、具有战斗性的杂文。阿英对这些在“孤岛”上用杂文做武器进行战斗的作者，无端地横加指责讽刺，根本的原因，是源于他对鲁迅杂文的完全错误的认识。阿英自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开始，就对鲁迅肆意加以攻击，他先后发表了《死去了的阿Q时代》、《死去了的鲁迅》和《“朦胧”以后—三论鲁迅》，这些文字除对鲁迅实施人身攻击外，就是攻击鲁迅的作品了。他说：鲁迅的著作没有抓住时代，他“终竟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他的大部分创作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而且遥远了”，不能“代表五四时代精神”。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只代表“中国人死去了的病态的国民性”，“阿Q时代是早已死去了”，“技巧也已死去了”。“我们不必再专事骸骨的迷恋，我们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了罢”。还说：鲁迅的笔下，“没有光明，只有‘呐喊’‘彷徨’”，是一种“‘呐喊’式的革命”，“‘彷徨’式的革命”等等。对鲁迅作品的这种全盘否定的态度，在当时的左翼文坛是尽见的。10年后，阿英对鲁迅的态度并没有改变，他的作品“过时论”，又用在对鲁迅杂文的评价上，按照他的说法：鲁迅式的杂文，“迂回曲折”，不明快、直接，已不适用于今天抗战的需要。而对于学习鲁迅的作者，自然在他的横扫之列。

“鲁迅风”的作者，被迫还击。

巴人对阿英的挖苦、讽刺最先做出反映，他在20日的《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有人”在这里》，说自己是写过《扪虱谈》、《抽思》，也还袭用过鲁迅先生的《无花的蔷薇》，“问题应该看文章的本身，正如鹰隼先生和我的笔名，都是鲁迅先生用过的。但鹰隼不会疑是旅隼，活着的巴人，不会疑是死了的鲁迅”，“鲁迅之伟大，要超过他，我早感到自己的无力，即就说是学习吧！在我也不配”。但“鹰隼先生之类，向我横槊而来”的指责，则完全是“出于他私人的嫌隙”。这篇文章并没有抓住阿英文章的要害予以还击，即鲁迅的杂文是不是已不适用于今天抗战时期的需要？鲁迅式的杂文风格是不是过时了？正因为这样，鹰隼就今天鲁迅风甚盛是不是有害，作文回答巴人。

鹰隼的文章是《题外的文章—答巴人先生》，登在21日《译报·大家谈》。指责巴人有意无意地模仿鲁迅，应“进一步反省”，不必说“许多意气话”。“我以为问题的中心”是：“1.目前文坛上模仿鲁迅风气是不是甚盛？2.这样倾向的增长对发展前途是不是有害？3.如果有害，我们是不是应该表示抗议？4.如果鲁迅还在，是不是依旧写这样的杂文？（这可以用他在军阀时期所写杂文不同于后来所写的做证）”

巴人作《“题内话”》，发表在22日《申报·自由谈》。文章以激烈的措词反击鹰隼，坚持认为他抗议“鲁迅风”杂文是一种个人品质上的“恶意”，而“我要反抗的，就是这‘恶意’”。指责鹰隼是“制造嫌隙的人”，而且他“每每把个人的嫌隙，化作公共问题来出场，既堂皇，又体面，好个绅士作风，然而是‘阴阳家’”。作者认为：“鲁迅的精神，还没有到应该被扬弃的阶段”，“在今天，我以为对于鲁迅的学习，还不够深入，还不够扩大！没有守成，即想发展，那是取消鲁迅者的企图，这正是鹰隼先生要做的”，表示“我以后还要‘鲁迅’下去，这是我的问题的中心”。文章还涉及多年前“围攻”鲁迅的问题说：“鲁迅死了以后，竟有人以鲁迅的‘转变’，归功于自己的‘围攻’……我看不惯这‘丑表功’，我是曾经为文辩护过的，因此也加深了有些人对我的嫌隙。”

他们两个发生争论的时候，郑振铎出面劝解，所以争论只有一两个回合就结束了。但是，王任叔心有不服，他决心还要“鲁迅下去”，他在与鹰隼争论的同时，同其他六位“鲁迅风”作者一起，编辑他们的杂文集《边鼓集》，由《文汇报》“文艺丛刊”出版，收杂文181篇，20多万字。王任叔为该集作《弁言》说：由于抗日战争，“我们联合在一起，我们结合在一条战线上了，这就是我们的沉重的心中发出来的低微而急迫的声音—《边鼓集》”。“虽然有不同的风格、笔调—不同的边鼓的打法，但这声音却完全是一致的。反日、反汉奸、反托、反法西（斯），甚至于反封建，那精神，一贯流漾在我们的字里行间。”“我们原是壕沟战里的战士”，“从笔的斗争到血的斗争，这是我们准备着的路！我们也未满足于打下边鼓去！”

《文汇报》于1938年11月24日为《边鼓集》发表宣传广告，题为《抗战文艺的丰碑：一年来杂文代表作的总集》。这本总集收集的是所谓“鲁迅风”杂文，“充满着战斗的精神，在文艺价值和社会价值上，都有着最高的成就”。这则广告词，回答了“鲁迅风”杂文的现实意义，充分肯定了它的重要价值，是对否定“鲁迅风”杂文的某些人的一种回击。

“鲁迅风”杂文的论争，带来了一场真正的论战，那些否定、敌视鲁迅杂文的人，借着阿英挑起的这个头，开始走到了前台。庞朴和杨晋豪就是代表。

庞朴于21日—25日在《华美晨报·镀金城》发表《论“鲁迅风”》，攻击“孤岛”一批没有走到内地去的作家，“结成帮口，霸持‘走了样’的今日‘孤岛文坛’，发扬‘鲁迅风’”。而他们的“杰作”文笔“疙瘩噜苏，拙劣得可观”，内容又“浅薄、空疏、芜杂、夸大”，没有能“读得懂”的，“据说，这是‘鲁迅风’”。

杨晋豪于22日在《译报·大家谈》发表《写给谁看？》批评“鲁迅风”杂文，用了许多古语、今语、外国语，绕弯子，拉杂拖长，使大众无法看懂，知识分子看它，也“味同嚼蜡”，这种“诡奇”的文笔，是没有读者层的。

这两篇文章，完全以敌对的态度，攻击“鲁迅风”作者群，否定“鲁迅风”杂文，挑起了新一轮论战。“鲁迅风”作者以《文汇报·世纪风》为阵地，群起而反击：23日，巴人作《再加上一个“呜呼”吧》；26日，文载道作《窗下谈文》；27日，巴人作《偏面之见》；27日，列车作《也需要写给小众看》；27日，圣人作《论“鲁迅式”》，载《大美报·早茶》；28日，巴人作《“工作”与“批评”》；28日，马前卒作《帮手与帮口》；28日，辨徵作《赋得内煎》；28日，祝与作《关于鲁迅风》。

这几篇文章，就几个问题同庞朴和杨晋豪论辩：

一、关于要不要向鲁迅学习的问题

庞朴等反对论者的言论，其实质问题是：今天的时代不同了，“比了过去，情况是两样多了”，没有必要再去学习鲁迅的那“迂回曲折”的文笔。反驳者说：既然时代不同了，反对学习、模仿鲁迅的论调是没有道理的。今天，我们学习鲁迅，主要“是学他的精神”，即“不妥协，不屈服，向腐败，落伍，卑鄙挑战的勇气”。所以，在恶势力没有根除，举国上下进行长期抗战的今天，我们“仍旧需要‘鲁迅式’的文章和‘鲁迅式’的人”。（圣人语）

二、关于“大众”和“小众”的问题

庞朴和杨晋豪攻击“鲁迅风”杂文文笔奇谲，大众看不懂，知识分子的“小众”看起来也“味同嚼蜡”，它是没有读者层的等等。反驳者说：庞朴等居然以代表大众的资格，出来“仗义执言”了，但是他们不能代表大众，他们只不过是“小众”之流，“然而竟以大众名义来压杀别人，那是十足的‘刀笔之吏’的手法”。（巴人《“工作”与“批评”》）

小众与大众不是割裂的，不相关的。例如“以《资本论》教育‘极小’的‘小众’，由‘极小’的‘小众’用文字或行动去教育‘较大’的‘小众’，再由这‘较大’的‘小众’用新文字图画……以及行动去教育‘大众’，于是《资本论》的用处，在这文化的实践过程中也就达到了”。可见，“‘小众’与‘大众’之间，也就血肉地接通了‘气管’”。（巴人《偏面之见》）

庞朴、杨晋豪“贸然当着大家的面来一套‘扶正’好戏，难免失之鲁莽和愚拙了”。不过，我们“实在也极需要写给一些正在教育大众的小众的‘知识分子’看的文章”。（列车语）

三、关于“鲁迅风”杂文的迂回曲折的文风问题

反驳者说：迂回曲折这问题，“固然决定于一个作者的‘先天’的作风上面，但也不无与客观的现实环境有关”，这是“孤岛”上各方面的“阻挠与顾忌”、“文网森严的钳制”的结果。更何况所谓的迂回曲折，又“绝对不能跟玄秘、晦涩、‘奥妙’之类的字眼相提并论”。文章以杨晋豪的文字为例，指责他自己就没有解决文章写给谁看的问题。（文载道语）

四、关于“鲁迅风”杂文《边鼓集》

庞朴在《论“鲁迅风”》一文中，讽刺“鲁迅风”杂文家结集《边鼓集》说：“料想起来，本书纵不能相当于世界不朽的名著，但成为中国抗战文艺中惟我独尊，雄绝一代的伟大作品是没有问题的”，然而，这些“鲁迅风”的杂文没有人能“读得懂”。

反驳者说：“文章的好丑，根本不关于‘风’不‘风’。我们结集之时，就在于‘鲁迅风’这名词出世之前……‘结集’一下，以纪念自己生命的足迹，并非绝对没有意思，但还不敢‘自命不凡’，愿居于‘边鼓’之列。正戏唱出，有无边鼓，不关重要；这是常识，并非冷门，不必查《康熙字典》也可知道的。‘有意攀高’，那是因有‘鲁迅风’这一名词出现，自己心理的错觉。”（巴人《“工作”与“批评”》）

由于攻击者对《边鼓集》的讽刺，“鲁迅风”杂文的作者则挑战似的重新结集个人的专集，1940年，他们组织出版一套杂文丛书：周木斋的《消长集》，列车的《浪淘沙》，唐弢的《短长书》等。回击挑战者，表示他们还要“鲁迅下去”的决心。

面对“鲁迅风”杂文家的反击，庞朴认为，这是对他的“围剿”，他于12月4日—18日在《华美晨报·镀金城》发表《围剿的总答复》。说了四点意见：一、我写作批评“鲁迅风”杂文的缘由：“鲁迅翁与‘鲁迅风’的一群杂文代表作家之间，有着惊人的距离和差别”。而“‘鲁迅风’糟蹋鲁迅翁，这，我是不能缄默的”；二、“鲁迅风”杂文，“造句的奇谲，内容的浅薄，空疏，芜杂，夸大，狐鬼气味浓重”，无论“形式内容都拙劣得可观”，文字则“狗屁不通”；三、鲁迅的杂文，是有当时社会环境和客观要求的，他“善用迂回曲折的文法，写出警譬的议论，一面指出统治阶级的错误，一面给予群众光明的启示……于是便获得了大成功。但是现在，比了过去，情况是两样多了”。今天，我们学习鲁迅，“应该进展到更鲜明、更强调的方向，才能成为一种新力量。如其因尊重文学遗产，一致墨守鲁迅翁的写作典范，不为时代环境所容纳是一定的”；四、“学习了鲁迅翁一点皮毛，无耻地标榜什么‘风’，还‘乱抓住一个人把斧头砍去’，这是在‘卑污的企图’之外，又深刻地暴露了自身精神的堕落。所以我不特于‘鲁迅风’厌恶，对于先生们的尊贵人格，也跌了解！”

也是在4日，即庞朴发表文章的同一天，《译报》主笔钱纳水邀集“孤岛”文艺工作者召开座谈会，郑振铎、巴人、阿英、林淡秋、蒋天佐、梅益、孔另境、王元化、宋珏等近50人到会，讨论关于“鲁迅风”杂文引起争论的问题。王任叔作重点发言，坚持认为鲁迅式的杂文，还是必要的，还是今天所需要的战斗的武器。而持不同意见的人则认为：鲁迅的杂文是不错，但也只适合鲁迅的时代。而“鲁迅风”的迂回曲折的杂文，简直要不得，“盖今日之天下，已非杂文的天下，何者，统一战线的时代，讽刺要不得也”。这次的座谈会，未能取得较为一致的看法。

孙一洲对“孤岛”的这场争论表现了不满，他于12月7日在《译报周刊》1卷9期上发表了《向上海文艺界呼吁》，首先批评了鹰隼，指出他“心目中模仿鲁迅的有害”的错误认识，又批评了“鲁迅风”杂文作者在反驳的文章中，没有抓住问题的中心，即杂文的“重新估价问题”。因此，他希望：文艺界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无意思的意气论争上”；文艺界要尊重鲁迅，学习鲁迅，以鲁迅先生“一样的泼辣尖刻的笔来画出侵略者、汉奸、托派、妥协论者的丑脸”；文艺界在争论中能“求得一致的结论”，能促进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

郑振铎、王任叔、阿英等37人签署《我们对于“鲁迅风”杂文的意见》，载12月8日《译报·大家谈》，呼吁立刻停止关于“鲁迅风”问题的争论。因为这场争论，离开了“理论的原则，忘记了共同的立场，变成个人的‘意气用事’了”，因而有害无益。《意见》就这场争论发表了三点看法：

一、关于“鲁迅风”杂文。“鲁迅是伟大的，鲁迅的风格是多样性的”，“他的曲折幽默与明快泼辣的二种不同的风格，使他的杂文更有战斗的力量，更明显地表现出它的革命性，积极性”。我们学习鲁迅，主要是学习“他那种战斗的不屈不挠的精神”。鲁迅杂文是“极完美的”，在现在，它“决非失却存在的价值，而是要更积极地发挥其特殊性。我们也不只是守住鲁迅的成绩，而且要向前发展着”。今天，“无论‘鲁迅风’或非‘鲁迅风’的杂文，都同样有存在的价值。我们不同意那种认为现阶段不需要曲折讽刺的风格的说法，同时也不赞成那些除‘鲁迅风’外无杂文的意见”。

二、自我批评是必要的。“尤其是在集中一切力量来抗敌救国的现在，我们更须避免虚费精力和时间，多作一点与国家民族有益的工作。”

三、我们的希望。希望今后“上海文艺界，更亲密地联合起来，负起文艺战线上的作战任务，不作无谓的‘意气用事’的论争，象亲兄弟一般携着手，探讨抗战文艺理论的问题，努力创作一些更有力量的文艺作品”。

《意见》还载于12月28日《文汇报》、《大英夜报·海燕》，又发表在1939年1月1日《译报周刊》、《导报·晨钟》、《华美晨报·镀金城》。

“鲁迅风”杂文的争论，虽然只有三个月，但在“孤岛”文艺界却是一件影响较大的事，其负面的结果是突出的：没有正确地说明鲁迅杂文的时代意义，宣扬了鲁迅杂文过时论；没有客观地评价“鲁迅风”杂文的战斗意义，全盘否定它在抗日斗争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影响了“孤岛”文艺界的团结。

这次论争所提出的中心问题是两个：第一，鲁迅杂文的重新估价问题。不论是左翼的阿英还是敌对者庞朴、杨晋豪等，都认为：鲁迅杂文的迂回曲折，不明快的风格，是禁例森严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今天，在抗日的新形势下，已不为时代所容。第二，“鲁迅风”杂文作者，模仿鲁迅杂文的风格，是不是有害？“鲁迅风”杂文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如果没有存在的价值，对此提出抗议是不是非常必要？

“鲁迅风”杂文的作者们，群起而反驳之，他们的文章写得不少，但是，却没能抓住问题的中心，据理辩驳，而是用意气和情感作用的话语模糊了问题的中心，或是拿些似是而非的论据来驳论。自然，在“孤岛”的特殊环境中，鲁迅杂文的估价问题，是几篇文章所难于解决的，他们也只能用鲁迅杂文是“极完美的”，“他的曲折幽默与明快泼辣的二种不同的风格，使他的杂文更有战斗的力量”这样的话，来表明对鲁迅杂文的态度。至于“鲁迅风”杂文问题，辩驳者往往把“孤岛”的现实的特殊环境作为提倡鲁迅风格杂文的理由，有作者指出：“这理由无非是证实了鲁迅杂文的生命在时间和空间上只等于孤岛的生命而已”。这理由，再进而说，如果不是“孤岛”的特殊环境，“鲁迅风”杂文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其实，这同反对“鲁迅风”杂文的意见没什么本质的差别。

这次论争，也有两个结果：

《鲁迅风》在“孤岛”上海创刊，时间是1939年1月11日，初为周刊，从第15期起改为半月刊，创刊号《发刊词》说：“生在斗争的时代，是无法逃避斗争的，探取鲁迅先生使用武器的秘奥，使用我们可能使用的武器，袭击当前的大敌；说我们这刊物有些‘用意’，那便是唯一的‘用意’了”。该刊的支持者除“鲁迅风”杂文作者外，还有巴金、景宋、沈尹默、何家槐、锡金等。《鲁迅风》的创刊，在“孤岛”就立起了一面旗子，表明“鲁迅风”的杂文家们不顾反对者的攻击，还要“鲁迅下去”，继续使用鲁迅式杂文为武器，在“孤岛”进行战斗。

巴人的《论鲁迅的杂文》出版，时间是1940年9月。这部论著的问世，有两个原因：

“鲁迅风”杂文论争期间，《译报》主笔钱纳水曾于1938年12月4日邀集“孤岛”文艺工作者四、五十人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巴人就鲁迅杂文诸方面的问题作了重点发言，意在反驳对鲁迅杂文的攻击。巴人对于那场攻击的“狂风暴雨”，觉得有必要作全面的反击，于是，他将在“鲁迅风”座谈会上的发言大纲整理而写成这部论著。

在“鲁迅风”那场“一阵狂风暴雨后，小雨点还是不断的”，巴人在这里指的是张若谷和徐冠宇。张若谷于1940年7月在《中美日报·集纳》上发表《写文学随笔》，从随笔说到鲁迅：“鲁迅先生的作风，可以用嬉笑怒骂四个字来包括一切，他无论是在笑，或是在骂，总是含着冷嘲的意味。措词也时常弯弯曲曲，议论又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这是可以十足代表中国浙江作家的一种习气，尤其是代表现代绍兴师爷的一种特殊性格”。

徐冠宇对这篇文章表示不满了，他随后在《中华日报》上发表了《活张若谷仍在曲解死鲁迅》，在对张的上面一段文字作了批驳后，说：“鲁迅的杂文，起伏多致，不像学他的人的平衍无味，弯曲正是他的好处。随笔原是无所不写，小大由之，执着于小事情不妨，千百字短论不执着于小事情也不能，以一点表全体，是最好的文艺手腕，杂文的夹杂也在于此。张若谷不懂，却把它推在地方籍贯的关系上了。从地域来分别文人的性格，文人的作品，是未必正确的”。

巴人对曲解鲁迅的杂文表示愤慨，而在关于“鲁迅风”问题的争论中，他又没有机会能对鲁迅杂文作科学的论述，他强烈地感到要补上这一课，既对“鲁迅风”杂文论争做一个总结，又能系统地、全面地对鲁迅杂文遗产作出科学的阐述。于是，写了这部论著，计六万五千多字，分：一序说，二鲁迅思想的三个时期，三鲁迅杂文的形式和风格，四鲁迅杂文中所表现的思想方法，五战斗文学的提倡。

论著的“序说”说：“对于鲁迅的杂文，有一些大抵是抱这样态度的：爱它说的真切，但又怕它竟也触动了自己。于是咒他吧：‘绍兴师爷作风’，‘弯弯曲曲’，还有‘迂回曲折’……所有可能指责和挑剔全都出来了。张若谷便是一个，而两年前反对鲁迅式杂文者们，也尽有如张若谷之辈的人在着。”两年前的那次论争，是发生在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日。“阿英先生在《译报》‘大家谈’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文字，对当时一些杂文作者，特别是我，投下一支‘投枪’，这使我在‘自由谈’上写文章答复他，于是引起了一场热烈的论战，‘鲁迅风’三字，成为当时讽刺写杂文者的名词……论争没有引到更基本更阔大的问题上去，是事实。而因此暴露了许多反对鲁迅式杂文的作者的嘴脸，却是难得的。例如，彼时最卖力气痛击‘鲁迅风’的作者的，是《华美·镀金城》编者吴汉和一位叫曾迭的先生。可是现在他们怎样了呢？过河去了，这可见鲁迅式的杂文，的确是叫人—自然是有些人—寒心的吧。”论争的最后，由《译报》主笔召集了一个文艺界座谈会，宣告结束，“但仿佛，一方面仍旧坚持鲁迅式的杂文，还是必要，还是今天所需要的知道的武器。而另一方面，则以为鲁迅的杂文不错，但也祗适合鲁迅的时代；而‘鲁迅风’的迂回曲折的杂文，简直要不得。盖今日之天下，已非杂文的天下，何者，统一战线的时代，讽刺要不得也。如此这般云云。也就言归于好的座谈过了。其实，一阵狂风暴雨以后，小雨点还是不断的”。这回，张若谷先生又来论鲁迅的杂文，那目的，“打倒鲁迅，为的是抬高自己，如此而已”。

在对鲁迅杂文从五个方面作全面的理论上的分析后，论著的“后记”说：“现在，我以为不是鲁迅式的杂文要不要或者应该有不应该有的问题，而是每一个杂文作者应怎样承继鲁迅的革命的传统的问题。鲁迅的杂文，不但今天要，而且将来也要。它可以讽刺，它何尝不可以歌颂”。“张若谷那样的‘十五年写作经验’，如不加以袭击，我们的文坛，将会变成什么样的文坛。而空有对于鲁迅精神的理解，却‘善于变化，毫无恃操’如徐冠宇者，又是怎样的一种人物？为要打击论敌，背出鲁迅，以达到他们政治上‘和平’的主张的宣扬目的，从压低张若谷转而打击《中美日报》，这又是怎样的一种卑鄙的作法，然而鲁迅的伟大，是不容易让别人当作‘化石’看的。鲁迅已经教导我们，能看穿这些人的嘴脸了！”“我们还要鲁迅式的杂文，为的我们要战斗的文学。”巴人给予“鲁迅风”杂文论争一个很好的总结，也坚定地表明：他们要继续使用鲁迅式的战斗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