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会召开前的延安文艺界

第一节  座谈会召开前的延安文艺界

延安文艺座谈会未召开前的几年，是延安文艺界的作家、艺术家们比较自由、比较宽松的一段时期。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展开了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这年的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6年8月，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申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在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基础上重新恢复国共合作。1937年2月，中共发表《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其中如保证红军改名国民革命军，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等多项，引起公众舆论的强烈反响。8月，中共在洛川召开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中共中央在抗日救亡上的一系列主张，在全国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全国人民从共产党的重大决策和主张中，看到了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希望，而作家、诗人、批评家们比广大的民众看得更深更远，他们更懂得，那里所标举的是一面抗日与民主的大旗，那里将成为中华民族抗日的中坚，那里也正是他们所要奔赴的地方。当丁玲这位有影响的作家，最早到达延安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位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更坚定了他们的信心。所以，1937年前后，作家、诗人、批评家及文艺青年和学生，身怀抗日报国的热情，纷纷从国民党统治区奔赴延安，投身抗战。

为迎接大批知识分子的到来，又能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充分地发挥他们的作用，1939年底中共中央及时通过了《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要求全党正确看待知识分子。当时负责组织部门的陈云同志有过一个讲话，说：“这个决定内容指出：一、知识分子是革命力量，而且是重要力量。我们要把这个力量吸收进来，在抗战工作中，在我们共产党革命事业中，都是需要的。二、我们的革命是在农村里面，可是农民不识字，需要提高文化水平，必须依靠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要吸收知识分子。三、没有知识分子，革命就不能胜利”。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作这样明确而又充分的表述，是中国革命历史上所仅见的。难得陈云在宣布了“决定内容”后，告诫大家：在抗战的今天，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胜利，我们不去“抢”，错过机会，将“悔之晚矣”。正是在这样一个“决定”精神的指示下，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发表了多篇文章，大力宣传“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的精神。有了这样一个“决定”，知识分子的身价就有了一个极大的提升，有了政策上的根本保证。

当时，张闻天是中宣部和中央文委的负责人，他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不但坚决执行着中央的《决定》的精神，而且做得更大度、更宽容、更具体。1940年1月，他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上，作《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报告，其中有专谈文化人特点的一段文字，强调文化人是“灵魂匠人”，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者，要让他们有个人自由、思想自由、创作自由，对他们要采取宽容的自由主义的态度。

1940年10月，他又主持起草了《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凡13条。要求各地重视文化人：政治上给予信任，创作上给予“充分自由”，可特设“创作之家”，能使他们“沉静下来”进行创作，并采取一切办法，帮助发表他们的作品，在生活上也要给予照顾。对文化人的这种体谅、尊重和宽容，是他们来延安前没有得到过的。他们享受着延安给予他们的这一切，他们在自由的环境中进行着艺术的创作活动和文艺活动。诗歌朗诵会、文艺晚会、座谈会等都有作家们的身影。而组织社团、创办刊物等，又往往是作家们的长项。1940年11月，丁玲、舒群、萧军等发起组织延安“文艺月会”，并经洛甫同志的批准，出版了《文艺月报》。这样一个“月会”，其实就像个文学社团，经常就文学问题开展活动，它的刊物在创作外，也发表批评和论争的文字。这个“月会”在当时的延安是很引人注目的。这时的延安，几个较大的文艺单位，也组织刊物的出版，单以1941年延安创刊的文艺刊物为例：11月1日，“鲁艺”文学院“草叶社”主编出版了《草叶》双月刊；11月15日，“文抗”的《谷雨》创刊，由艾青、丁玲、舒群、萧军等轮流编辑；12月10日，艾青、萧三等发起的“延安诗会”成立，决定出版会刊《诗刊》。

对于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中央决策层的领导，不可能认识完全到位。当时主管文委的张闻天，大概因为对中央“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政策的策略性研究不够，而对知识分子过多偏爱，他主持文委工作时制定的一些政策，就有某种偏离。因此，受到了不点名的批评。当时中央党务研究室根据中央精神，由电台发布的“党务广播”稿中，有中央最高层的批评意见。

一、文委和许多文化工作的同志，对于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并未深刻理解，且未作充分研究，并使其变为实际，而是强调了文化人的特点，对他们采取自由主义态度。

二、“由于当时大后方形势逆转，去前方困难，于是在延安集中了一大批文化人，脱离工作，脱离实际。加以国内政治环境的沉闷，物质条件困难的增长，某些文化人对革命认识的模糊观点，内奸破坏分子的暗中作祟，于是延安文化人中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1943年4月22日“党务广播”，收入《延安整风运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4年版）

很清楚，这里主要批评的是张闻天。1941年8月，张闻天主动离开领导岗位，到晋西北去做社会调查研究，以保证毛泽东同志在文化人问题上的方针政策的贯彻。

延安的文化人，特别是作家、诗人、批评家，对于文艺政策上的一度自由和宽容，似乎产生了一种错觉，而误认为这里是一块可以率性而为的土地，他们没有下到农村、基层、前线，脱离了实际。因而，看不到环境的特殊性，考虑不到在战争岁月，文艺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而只是笔墨文章，自由行事。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文艺界在两个方面的问题暴露得很突出，很严重。

第一，关于歌颂与暴露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由丁玲的一篇文章引出的。1941年5月，她调任《解放日报》文艺栏主编。10月23日，她在《解放日报》发表《我们需要杂文》，提出了学习鲁迅，运用杂文武器：“今天我们以为最好学习他的坚定的永远的面向着真理，为真理而敢说，不怕一切。我们这时代还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举起它，杂文是不会死的”。丁玲的言词有些过激，作为延安“文抗”的负责人，她的这些文字又具有特别的号召力，因而引起了关于歌颂与暴露问题的讨论，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文艺家们最为关注的热门话题，不但发表的文章多，争论得也很热烈。当时主张歌颂光明的“鲁艺”认为：文学创作在反映延安和边区的现实生活时，应以歌颂为主，反对揭露黑暗。主张暴露黑暗的“文抗”则持不同的意见，认为太阳中也有黑点，黑暗一样应该暴露。

那么，是“写光明呢？写黑暗呢？”延安的部分文艺家们在“暴露”的问题上是这样坚持着自己的意见和做法的。

艾青说：在写光明还是写黑暗的问题上，“本质地说，是要看作者怎样写？从怎样的态度出发？到达怎样的真实程度？”这是说：什么题材都可以写，题材是没有禁区的，关键是怎样写。

罗烽在《还是杂文时代》一文中（1942年3月12日《解放日报》副刊《文艺》101期）。说“在边区—光明的边区”，“经年阴湿的角落还是容易找到，而且从那里发现些垃圾之类的宝物，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延安是政治警觉性表现最高的地方’，若是单凭穿华丽的衣裳，而懒于洗澡，迟早那件衣裳也要肮脏起来的”。

延安美协于1942年2月15日主办了“讽刺画展”，展出华君武、张谔、蔡若虹三人作品70余幅，同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文艺》配合画展出了专刊，发表了作者的《自白》和一些评论文章，赞许这些讽刺画针对延安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等诸多问题而发，切中要害。

在延安文艺界，文艺作品是表现光明还是暴露黑暗，不少文艺工作者在认识上是存在问题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延安和边区的认识，缺少历史的、辩证的观点，一旦发现了生活中的一些缺陷，就不顾及影响和后果，便为文为画，批评、讽刺甚至揭露，其情绪的偏激，用语的尖刻，有时到了不能让人接受的地步。上面指出的并非个别现象，单就1942年2月15日始至4月15日的两个月中，除前面所说的2月15日延安美协主办的“讽刺画展”外，同时还有多篇火药味较浓的文字。

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解放日报》副刊《文艺》98期），有感于延安“女人的痛苦”，“不被重视”及种种不平等的待遇而作，谈论了女人的婚姻、家庭问题等，其中不乏调侃、讽刺的语言：“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女人嫁了地位不同的丈夫，处境也随之不同：或是成了在家庭带孩子的娜拉，或是家中有保姆，“每星期跳一次（交际舞）是卫生的”。文中对女性的不好现状表示同情，文字中时时流露出不满的情绪。

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为〈文艺〉百期纪念而写》（《解放日报》副刊《文艺》100期）说作家是通过语言“去团结和组织他的民族或阶级的全体”，他只“忠实于他的感情”，不会“把癣疥写成花朵，把脓包写成蓓蕾”，他们除了“自由写作之外，不要求其他的特权”。

此外，相关著作还有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见前文所引）；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载3月13、23日《解放日报》），《政治家·艺术家》（载4月15日《谷雨》1卷4期）（内容留待王实味一节谈）；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载4月8日《解放日报》）。

写光明还是写黑暗，何者应多写，何者应少写或不写，并不是问题的中心，中心是作者的立场和对现实所取的根本态度。简言之，是从积极方面去描写呢，还是从消极方面去写，这是一个作者首先应该解决的。

毛泽东同志早就注意到这些问题，当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后，他就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让秘书胡乔木写信给王实味，传达他对《野百合花》的意见，信中说：“《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的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毛泽东所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那篇文章里充满了对于领导者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是绝对不容许的。这样的批评愈能团结一部分同志，则对党愈是危险，愈有加以抵制的必要”。这封信的稍后几天，即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同志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的一部分内容，直接批评了王实味在《野百合花》中所反映出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

毛泽东同志在日理万机的工作情况下，对文艺界的问题，不仅仅是关注，他还抽出时间亲自来解决问题。4月初，他主持召开了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这是为解决王实味和丁玲问题而特别安排的。会上8个发言人中，7个是批判《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的，在延安整风运动开展前，丁玲和王实味常常是同时受到大家的批判的，但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的总结讲话，简短而明确：“《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载《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这样，丁玲得以解脱，王实味则被死死地钉在了十字架上。

毛泽东对待文艺界反映出来的问题，不全是批评和指责，也循循善诱，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做。他在和王稼祥观看了“美协”的“讽刺画展”后，约见了三位画家谈话，并以华君武的《1939年所植的树林》为例，指出：把延安的植树都说成是不好的，这就把局部的东西画成全面的东西，个别的东西画成全体的东西了。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并建议作者画“对比画”，比方画植树，一幅画长得好的，欣欣向荣，另一幅画长得不好的，枝叶被啃光，甚至枯死。

第二，关于演大戏的问题。

崇尚国外的大戏，是文艺座谈会召开前文艺界又一突出的问题，当时的延安舞台上演出过国外大型话剧《大雷雨》、《钦差大臣》、《带枪的人》、《悭吝人》、《伪君子》、《马门教授》、《复活》、《母亲》、《第四十一》等。可以想见，在延安那片黄土地上，演出这样一些国外的经典大戏，对于文化水平不高的观众而言，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

延安演大戏形成一种风气，是毛泽东同志特别引以重视的，他在《讲话》中批评了一些人“言必称希腊”的倾向。

演大戏的风气的形成，是“鲁艺”、工余剧人协会、延安青年剧院等相互影响、带动起来的。

“鲁艺”创办的初衷，是“培养抗战的艺术干部”，到张闻天主持文委工作时，“鲁艺”着手正规化、专门化的改革，开始“关起门提高”，脱离社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鲁艺”的戏剧系，就注重演大戏，以学习大戏的创作技巧，舞台的表现手法。而对于现实生活，鲁艺的师生不发生表现的兴趣，失去了政治上的责任感。戏剧系主任张庚在《论边区剧运和戏剧的技术教育》（载1942年9月11、12日《解放日报》）一文中说：“两年来，自从延安演出了《日出》之后，演出‘大戏’成了一时的风气。所谓‘大戏’，乃是外国的名剧和一部分并非反映当时当地具体情况和政治任务的戏，而这些戏，是在技术上有定评，水准相当高的东西。”我们“专门讲究技术，脱离现实内容脱离实际政治任务来谈技术的倾向，对于活泼生动的边区现实生活不发生表现的兴趣，失去了政治上的责任感”。这种风气是从延安传播出去的，在几个主要抗日根据地，都有过演大戏的风气。他表示要改变“关门提高的错误”，重点研讨今后如何“把剧运推向农村中、部队中、工厂中，使之在那里发展、生根、开花、结果”。他从实践中已经意识到演大戏所带来的后果，并决心加以纠正。

在延安，演大戏，并不是从外国的经典剧目开始的。1940年元旦，工余剧人协会组织演出了曹禺的《日出》，引起极大的轰动，连演八天，观众达万人。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和洛甫同志观看了演出，并对曹禺的剧作赞许有加，其结果，让一些文艺工作者误认为这是一个方向。于是，大戏就一个个搬上了舞台，除上面列举的国外大戏外，还有国内的《雷雨》、《蜕变》、《北京人》、《阿Q正传》、《太平天国》、《法西斯细菌》、《李秀成之死》、《农村曲》、《上海屋檐下》、《团圆》、《抓壮丁》等。演大戏，虽然对提高延安和边区的戏剧技术水平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些大戏，黄土地的农民，文盲和半文盲的百姓，是难以欣赏、难以接受的。

1941年9月23日，延安青年剧院成立，由冯文彬、艾思奇、塞克、萧三、蒋南翔、邓洁、徐一新、吴雪、王真九人组成理事会，并在筹备时就确定“为了有系统地介绍国内与世界名剧……每年作定期演出三次”。到1942年2月27日，在青年艺术剧院的开学典礼上，院长塞克在讲话中，明确表示改变筹备时的计划，决定不再“排演大戏”。副院长吴雪在另一会议上也说，过去一些剧目的演出，“实际上是迎合小资产阶级的趣味，作了他们尾巴的尾巴”。这是关于演出大戏最早的表态。

延安演大戏问题的发生，似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在投身革命，奔赴到延安后，如何将他们组织起来，领导起来，在最初一段时间内，中央没有时间来研究文化人的问题，更缺少一些具体的意见，在丁玲等人发起组织“西战团”的时候，毛泽东似乎看到了一种方向，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加之文化人大都集中在延安，结果脱离工作，脱离实际，脱离斗争，没有群众的生活，没有群众的语言，自然就没有了创作的源泉。没有反映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的本子，他们能做的也只能是演演现成的大戏了，延安的文化人，也安于这一切，他们没有想过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他们接受“关起门来提高”的做法，学习、研究经典大戏的技巧，而对生动活泼的群众生活和斗争不发生表现的兴趣。这些文艺问题，只有在中央基本奠定了延安的稳固的根据地的基础时候，才有时间来解决。所以，在经过从1938年到座谈会召开的这段相对比较自由、宽松的时日后，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文艺界座谈会，领导文艺界的整风，随后，发动了文艺家们到农村去到群众中去参加实际斗争，等等。这一切，逐步改变了文艺家的思想和立场，端正了他们在文艺重要问题上的认识，文艺界就有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变化，出产了一批新的成果，《兄妹开荒》、《白毛女》等是其代表作。

为了切实地弄清延安文艺界内部的状况，以便提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毛泽东首先从调查问题开始，亲自同作家们交谈，听取他们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和看法，其中欧阳山、草明、艾青、萧军、刘白羽、严文井、何其芳、丁玲、周立波、罗烽等，都曾与毛泽东作过一次或多次交谈。草明的《五月的延安》、艾青的《漫忆延安诗歌运动》、萧军的《难忘的延安岁月》、刘白羽的《延河水流不尽》等的文字中，都留下了亲切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