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和边区的文艺界整风运动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在党的宣传部门和文化工作部门的直接领导下，文艺界积极贯彻《讲话》的精神，开始整风学习。整风的重点首先选在“鲁艺”。

“鲁艺”，全称“鲁迅艺术学院”，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领衔，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七人联名，于1938年4月10日发起成立的。在发起《缘起》中，强调了抗战时期文化艺术干部培养的重要性：“我们应注意抗战急需的干部培养问题，‘干部决定一切’！这不仅在平时，而且在战时也是非常迫切的问题”，“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也是不容稍缓的工作”。

成立之初，摸索着办学，努力着为抗战需要培养干部。1941年6月，“鲁艺”建立正规学制，成立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个部，修业年限原定两年，后改为三年。此后，搞“关起门来提高”，脱离社会、脱离实践、脱离抗战现实。

“鲁艺”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各种文艺思想表现突出，加之脱离社会的办学方针，因而，毛泽东同志就给予了特别的关注。1942年5月底，他到“鲁艺”检查整风学习情况，再次讲了文艺应该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去服务这两个根本问题，并就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强调指出：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为工农兵，那么，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面去提高，因而也就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讲话中，他把“鲁迅艺术学院”叫作“小鲁艺”，而把充满群众斗争生活的广大社会称作“大鲁艺”，鼓励大家走出“小鲁艺”走进“大鲁艺”，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批评了关起门办学，不与社会实际、群众斗争相联系的模式，指示办“大鲁艺”。

作为“鲁艺”的负责人，周扬很快作出回应。他于9月9日在《解放日报》发表了《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鲁艺学风总结报告之理论部分：对鲁艺教育的一个检讨与自我批评》。这份检讨，既是对“鲁艺”而发的，也可以看作是对文艺界的现状而发的，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怎样才叫作“从客观实际出发”：鲁艺的教育和实际脱节的现象是很严重的，“关着门提高”五个字出色地概括了错误方针的全部内容。鲁艺的正确的方针应从当前的客观实际出发，这就是“抗日战争与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及在战争中和民主政权下迅速而广泛地展开的大众的革命文化的工作……艺术应当如何与广大战争，广大农村，广大民众结合成了一个重大问题”。（二）我们的“糊涂观念”及其所造成的偏向：“没有‘从客观实际出发’，鲁艺的教育，从方针到实施，贯串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在这里主要表现在提高与普及，艺术性与革命性的分离上”，而“对现实主义的非历史主义的，片面的理解就是我们理论的主要错误的所在”。现实主义的正确理解是“艺术真实性与教育性结合，也就是艺术性与革命性结合，现实主义应当以大众文化的研究为基础，这就是提高与普及应当结合”。（三）今后改进的方案：“把鲁艺整个艺术教学活动建立在与客观实际的直接而密切的联系上，这就是改造鲁艺的首要的、中心的问题。”

不能从客观的实际出发，脱离实际，就只能是“关着门提高”，这样的模式下培养出来的“鲁艺”生，就不能在抗日战争的民族解放的环境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检讨抓住了问题的中心，把鲁艺的教学活动放到社会实际的“大鲁艺”去，这可以说是贯彻了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成为鲁艺文艺整风的一大收获。

鲁艺整风还有两个代表人物，就是编译处处长周立波和文学系主任何其芳。1943年4月3日，在《解放日报》上，周发表了《后悔与前瞻》，何发表了《改造自己，改造艺术》，他们以极其诚恳的态度检讨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愿意把自己的立足点彻底转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何的文章说得很形象：整风，才知道自己“象那种外国神话里的半人半马的怪物，一半是无产阶级，还有一半甚至一多半是小资产阶级”，表现在文艺作品中，就是“内容上的小资产阶级感情与形式上的欧化”，文艺“没有做到真正为工农兵”。因此，“改造艺术的最基本的问题也就是改造自己”。

何的文章指出了改造自己对于改造艺术的意义：一个作家，在改造了自己之后，就有了无产阶级的眼睛去看事物，有了无产阶级的心去感觉事物。所以改造自己是第一位的。

《解放日报》副刊《文艺》是文艺整风的又一个重点。

1942年3月16日，中央宣传部在改造党报的通知中，《文艺》副刊主编丁玲辞职。这是文艺整风的一个必然结果。其原因在于她任职的这段时间里，副刊所表现出来的自由主义倾向：单就1942年3月，这个副刊上就发表了4篇引起广泛非议的文章：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载9日第98期）；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载11日第100期）；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载12日第101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载13、23日《解放日报》）。

这些文章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是严重的，文艺整风期间，被集中提了出来并受到批判。丁玲自知回避不了问题，她必须在一定的公开场合作出检查。这个机会终于来了。6月11日，在中央研究院最后一次批判王实味的座谈会上，她主动作了检查，题为《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她从自己主编文艺副刊谈起：“《野百合花》是发表在党报的文艺栏，而那时文艺栏的主编却是我，我并非一个青年或新党员。马马虎虎的发表了这样反党的文章在党报的副刊上，是我最大耻辱和罪恶。”我的《三八节有感》，“是篇坏文章”，“那篇文章主要不对的地方是立场和思想方法”。通过整顿三风的学习，“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回溯着过去的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象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翻然而悟，憬然而惧的感觉。我知道，这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正确认识的开端，我应该牢牢拿住这钥匙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快。前面还有九九八十一难在等着呢”。（载6月16日《解放日报》）

丁玲的这篇自我批评，文字较长，说得非常具体，不无虔诚，表明了一位“五四”新文学的作家，在工农兵文学的大趋势下，自我革命的果断和认真。

延安文艺整风运动期间，发生过一桩历史大冤案，这桩冤案一直到1991年才得以平反，沉冤49个年头。这个冤案的主人公是王实味。

王实味是延安文艺整风运动抓的一个典型，对这个典型发动的批判和斗争，产生了三个作用：一发动了群众，文艺整风运动得以全面展开；二对文艺工作者起了实际的整肃、警示作用；三给了一些人，特别是文艺界的领导人一个机会，清理思想，修正错误，公开检讨。

王实味是1937年10月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先在鲁艺教书，后到马列学院编译室，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1941年马列学院改为中央研究院。

1942年，当延安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他于3月13、23日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了《野百合花》。文章因为有些“野”，而给他带来了终其一生的厄运。这篇不长的杂感，先谈延安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缺少阶级的爱和温暖，再说这里一样有“丑恶和冷淡”，一样有着“黑暗”，并指责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4月15日，他在《谷雨》1卷4期上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认为“艺术家，是‘灵魂的工程师’，他底任务偏重于改造人底灵魂”。而政治家则是用“实际的斗争”去改造社会制度。既然艺术家的任务有别于政治家，因此，文艺就不是政治的“附庸物”，王实味的这一看法，自然要遭到批驳。

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全院整风动员大会，其后，他写有《零感两则》等短文，针对研究院整风动员大会，提出了“绝对民主”，鼓励大家“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要敢于说话，而且“我们的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全延安以至全党”等。他的言论确实是有些狂了。

王实味的这些表现，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把他的文章编印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的小册子，四处散发。小册子前加的按语说：“中共……歌颂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情况之下，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有些刊物还出了专号，标题为《从〈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以此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

所有这些，必然祸及自身。

对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文首先作出反应的是毛泽东。3月31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严肃地批评了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但是，绝对平均“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我们应该拒绝”。批评应是“与人为善的”，“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解放日报》）

在同一时间，毛泽东让胡乔木给王实味写信，传达他对《野百合花》的意见。（见前）一位党的领袖，对一个文艺家的做法，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在延安，像王实味这样立论行事的人，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了，他的厄运自然也难以避免。

为了纠正王实味造成的影响，中央研究院从5月27日起召开全院座谈会，主题是“党的民主与纪律”，目的是纠正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但是，座谈会由于康生的插手，很快变成了反王实味的斗争会，到6月11日结束，开了16天，其间14次是大会。经过七斗八斗，王实味的问题最终定了性：“托派思想”、“敌我问题”。然而，这14次批斗会，王实味仅有1次到场，他没有申辩的机会，也不可能作任何的申辩，一切都在群众的批判和自我批评中进行着。

中央研究院的批斗结束之后，康生为了“扩大战果”，使“斗争深入”，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发动了一场斗争，追查王实味同成全等几人的关系。又经过七斗八斗，把王实味同其他几人定为“反党五人集团”。

1942年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党委开除了王实味的党籍，同年底，他被逮捕。1946年，他被定为“反革命奸细分子”。1947年3月，胡宗南军队进犯延安，王实味在随中央机关人员转移到山西兴县时，被错误地处决。

在中央研究院组织批斗王实味的前后，《解放日报》、《谷雨》等也及时地选发文章，参与这场批判运动：6月9日，陈道的《“艺术家”的野百合花》，范文澜的《论王实味的思想意识》（《解放日报》批王专页）；6月10日，伯钊的《继〈读野百合花〉有感之后》，蔡天心的《政治家艺术家—对于王实味同志〈政治家艺术家〉一文之意见》（《解放日报》批王专页）；6月16日，丁玲的《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6月11日在批王大会上的发言）；6月17日，张如心的《彻底粉碎王实味的托派理论及其反党活动》（6月10日在批王大会上的发言）；6月28日，罗迈的《论中央研究院的思想论战—从动员大会到座谈会》（6月11日在批王大会上的发言）；6月29日，范文澜的《在中央研究院六月十一日座谈会上的发言》（以上4篇载《解放日报》）；7月28、29日，周扬的《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解放日报》）；其他发文批王的还有齐肃、杨维哲、金灿然、周文、陈伯达、艾青、沈友谷、梓年等。

周扬的文章，同丁玲在批王大会上的发言一样，是表态，是检查，是补己之过。他清楚，今天延安文艺界出现的问题，他作为主要领导人，难辞其咎。因此，批判王实味就是个机会，于是他公开亮相，不失时机地发表了批王长篇文章。他以文艺界领导人的身份，在文章中较为全面地阐述毛泽东《讲话》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观点，并在“文艺与政治”、“人性论”、“写光明还是写黑暗”三个问题上，对王的文艺观作了深刻的剖析和批驳。文章最后说：“我们和王实味在文艺问题上的一切分歧，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即艺术应不应当为大众，这就是问题的中心。”这样，周扬在整风这个关键时刻，表达了自己对《讲话》精神的热烈拥护，对文艺“为大众”这个“中心”的贯彻。随后，他编定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赞誉并提倡群众性的秧歌运动，他因此而得到毛泽东的赞许，最终牢固地确立了他在延安文艺界的绝对领导地位。

对王实味的批判和斗争，紧随中央研究院座谈会之后，延安文艺界很快行动起来，6月15日，也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到会40余人，持续三天。大家运用《讲话》的精神，对王实味的思想进行清算，并检讨了残存在文艺界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认为对王的斗争，是正确的，必要的，对整个文艺界和我们自己都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文协所属文化团体50余人召开讨论会，柯仲平指出，批王斗争，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希望大家在检讨中联系自己反省。讨论中，大家对王的反动思想予以揭发，并驳斥了王在民族形式问题上取消旧形式的谬论，还就文艺作品描写光明与黑暗的问题展开讨论。

文协各团体西北文艺工作团、民众剧团、群众报馆、新文字报馆、艺术干部学校、杂技团、小学教师联合会等7个单位，通过了对托派分子王实味的决议。

留守兵团部队艺术学校教员举行座谈会，批判王实味的反党托派思想。教员们联系自己，从思想和创作上作了深刻的反省，对部队今后创作中应取的立场、取材内容、形式、风格等问题，作了讨论。

政府文委临时工作委员会召开剧作者座谈会，到会30余人，会上检讨了延安只演大戏只演外国戏，看不起自己写的小戏，是一种应纠正的偏向。今后剧作者应以工农兵为主要对象，要在普及中提高。

批判王实味是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中，发动群众最广泛的一次：延安的、边区的，文艺团体的，艺术院校的，政府文委的，文协部门的，几乎无一例外，都行动了起来，参加到批王的斗争之中，“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之中。这样一个斗争，自然起到整肃、警示全体的作用。任何不同的看法、意见都不能说，只能跟着批判的大的形势走。群众批判斗争的强势，即使压得人透不过气来，也只能强忍着。没有人敢为他说话，他就只能被牢牢钉在了十字架上，成为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牺牲品。他被批斗直到最后牺牲，告诉了所有的知识分子及其他人，任何一个人的言行，如果越“轨”，正如毛泽东警告王实味那样，“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是绝对不容许的”。

在延安，群众性的整风运动过后，就是整风“审干阶段”，这场由康生搞的什么“抢救失足者”运动，使得投身延安的大批革命的文化人，蒙受冤屈。

整风运动中，一个群众性的批判王实味的斗争，一个开展的所谓“抢救运动”，最直接的结果是：延安的一些文化人彻底地清算自己，老老实实接受思想改造，转变立场。

王实味问题的提出和斗争的结果，是我们党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个极端化的实例，这是文艺思想问题政治化的开始，此后的胡风事件，文化大革命，又是极端化的更恶性的发展，对文化的摧残达到了极致。

王实味事件，留给人们，留给历史太多太多的教训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