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的鲁迅

□弘　征

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鲁迅的地位无人堪与比肩,成就也不只在某一方面。小说《阿Q正传》是世界级的,《野草》《朝花夕拾》等散文可称今文观止,特别是大量熔思想性、艺术性于一炉的杂文,乃迄今没有人能攀越的高峰;理论批评方面的建树亦足与他“导师”的地位相副。蔡元培称他是“为新文学开山的”,连他生前的论敌也不能不承认。毛泽东于1940年1月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更是已经不仅从文学着眼了的极崇高的评价了。

只是,至今还极少有人称他为“国学大师”。虽然,现在这顶桂冠已经被戴到了不少现代学人的头上。是因为这个称号和“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相悖,还是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不及他人?或者,只有考据、名理、唯识一类才是真正的“学问”?在沉寂了多年又大兴起的“国学热”中,各种“丛书”“文库”“经典”相竞张扬,鲁迅似乎都没有能排上队。仅在某教育出版社一套35卷本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中,与吴宓、吴梅、陈师曾合编一卷,选入了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算是沾了一点边,胡适、张君劢、傅斯年、方东美等30人则是各人一卷。因此,鲁迅虽然著作等身,自1938年至1981年间《全集》就出了4种。从三十年代初瞿秋白编《鲁迅杂感集》到现在,各色各样的“小说选”“散文选”“杂文选”“作品选”不胜枚举,其大量关于“国学”的论述却至今没有一个专门的选本。由于大多数读者并不能通读全集,单从已经有的选本,就只知道鲁迅是一位杂文家、小说家与散文家。又由于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反对旧思想、旧礼教十分坚决,主张思想开放,欢迎“德”“赛”先生,曾于1925 年2月在《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中提出过“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以致有的读者还会产生鲁迅是否定或至少是不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的误解,真是冤哉!

实则,如果按不久前在一则图书广告里所见到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国学宗师灿若星辰”的标准,鲁迅是一位真正的“国学大师”,比起现在有些受封的学者来更当之无愧!阅读古籍之多不是许多“学者”们能比,根柢之深厚益不待言。他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祖父是前清翰林,外祖父是举人,自小便“几乎读过十三经”,广涉各种史乘,游弋于文渊稗海。家藏、自购之不足,又辗转借抄,1910年自日本留学归国后所读、所抄的书更是不胜枚举。犹感如饥似渴,肆力搜求,如1911年元月2日《致许寿裳》云:“吾乡书肆,几于绝无古书,中国文章,其将殒落。闻北京琉璃厂颇有典籍,想当如是,曾一览否?李长吉诗集除王琦注本外,当有别本,北京可能搜得,如有而直不昂,希为致一二种。”1934年在沪为了购买藏书家刘承干新刻的《安龙逸史》《翁山文外》《闲渔闲闲录》等书,曾两次亲去嘉业堂,遭到门房的冷遇和吃了闭门羹。从现存1912年至1936年的《日记》中,有记载的购书账便有一万多元,占所入的很大比例,所购的又多为中国古代典籍。在古文、旧体诗和书法方面的造诣更是为现在不少受封的大师所难望其项背。留学时期的《摩罗诗力说》《斯巴达之魂》等文章汪洋恣肆,情理交融;用文言译的《域外小说集》,蔡元培在《答林琴南书》中称“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因授课需要而用古文撰写的《中国小说史略》,令胡适这位后来以考据中国白话小说著称的并非“同路人”也衷心赞赏,认为其好友陈源的无端攻击实属不该。其他在文字语言学、经学、史学、金石考古学、地理学、美术等方面的精博也很难有人企及。他与那些大师所不同的是,同时又是一位绝代文豪,似乎不应将这顶桂冠也加到他的头上。

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倾心于传统文化的研究并且终其一生。诚如蔡元培在1938年所作的《鲁迅先生全集·序》中所言:“鲁迅先生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所以他杂集会稽郡故书,校嵇康集,辑谢承后汉书,编汉碑帖,六朝墓志目录,六朝造像目录等,完全用清儒家法。惟彼又深研科学,酷爱美术,故不为清儒所囿,而又有他方面的发展,例如科学小说的翻译,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已打破清儒轻视小说之习惯;又金石学为自宋以来较发展之学,而未有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鲁迅先生独注意于此项材料之搜罗;推而至引玉集,木刻纪程,北平笺谱等等,均为旧时代的考据赏鉴家所未曾着手。”他曾先后执教于北大、北师大、北女师大、厦大和中山大学,成为青年学子们所仰慕的名师,所教授的都是“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等正宗的“国学”。他的多次长篇讲演如《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等亦是属于“国故”范畴。他对于“国学”的研究始终念念不忘,直到逝世前三年的1933年6月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还抒发了一大篇感慨:“中国的学问,待重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此种物件,都须褫其华衮,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乌烟瘴气,莫名其妙。其他如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文祸史……都未有人着手。然而又怎能着手?居今之世,纵使在决堤灌水,飞机掷弹之外,也难得数年粮食,一屋图书。我数年前,曾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各一部,先从作长编入手,但即此长编,已成难事。剪取欤,无此许多书,赴图书馆抄录欤,上海就没有图书馆,即有之,一人无此精力与时光,请书记又有欠薪之惧,所以直到现在,还是空谈。”当然更主要因为那时已是国难当头,以致未能实现完成这两部书的宿愿。

然而,仅从现有的业绩来看,鲁迅也已经是卓有成就的“国学大师”。《中国小说史略》的荜路蓝缕,前无古人,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经典。蔡序中提到的那一大批古籍、碑版等的考证、辑录、校勘,亦堪称是“整理国故”的典范。程千帆在《校勘略说》中云,“在现代学者中,鲁迅校《嵇康集》,闻一多校《楚辞》,陈垣校《元典章》,岑仲勉校《元和姓纂》,也都有突出的成就”即为一例。除了上述的专著与辑校、考证以及在厦大、中大作为讲义的《汉文学史纲要》之外,鲁迅还有许多关于国学的宏论,散见于自《坟》至《且介亭杂文二集》以及《集外集拾遗》等十馀种杂文随笔集中,内容涉及文字、文学、经学、金石、美学、佛学、校勘、标点等许多方面。它们至少都具有四个很显著的特点:一是覃思卓识,精义纷呈,简约深刻,发前人之所未发。如《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不过万言,就是一篇闳中肆外,令人胜过读一本大部头的名论。二是同时又是非常出色的美文,纵横捭阖,妙趣横生,哪怕只是小谈古书的标点。如用文言所作的《汉文学史纲要》,其结构之新颖独特,文辞之奂灿汪洋,声韵之抑扬谐美,完全可以进入汉魏文学之林。三是具有独立的自由的学术思想,毕生保持着一种“中国的学问,待重新整理者甚多”而又“洞知弊病”的理性态度,既鄙薄盲目的“国粹家”和“做戏的虚无党”,也与“为学术而学术”“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院派学者们相径庭,对继承传统文化始终保持着一种客观冷静,认真扬弃的批判精神,在时下又正兴起的“国学热”中亦很具有启示意义。四是时代感很强,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不像有些学者的文章,引经据典,貌似高深,倘若不是因为语体,也可当成是古人之作。正如陈寅恪所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潮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金明馆丛稿二编·敦煌劫馀录序》)鲁迅之研究国学尤与时代的发展要求同步,比这更加深了一层。加上蔡元培所说的“惟彼又深研科学”,融会中西,故立论愈加超卓,切中时宜。至于像《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这样的文章,揭穿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袁世凯们所谓提倡“尊孔”的卑鄙用心,更是真正的“古为今用”。

由此可见,鲁迅乃是一位名副其实且具有超常意义的国学大师,选编一本《鲁迅国学文选》不仅具有非常特色,而且必将会嘉惠今天的读者。

本书选自鲁迅各文集中,《书信》集中亦有许多断璧零珪只好割爱。还有一些文章如《文化偏至论》等虽然也涉及到“国学”但非重点未收。《中国小说史略》本系专著,不属于选文之列。在选编中大致按内容归类,f类中以写作先后为序,但亦有例外,如《嵇康集序》便依常例编在《嵇康集跋》之前,《嵇康集逸文考》等则皆置于跋文之后。于每篇末附有“小识”,或略加提要,或引相关材料以资辅读,只语片言,皆为一孔之见,一得之愚,仅供读者参考。各篇的最初发表报刊,均采自1981版《鲁迅全集》,特此说明、申谢。

1998年7月于长沙望岳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