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

章行严先生在上海批评他之所谓“新文化”说,“二桃杀三士”怎样好,“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便怎样坏,而归结到新文化之“是亦不可以已乎”?

是亦大可以已者也!“二桃杀三士”并非僻典,旧文化书中常见的。但既然是“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我们便看看《晏子春秋》罢。

《晏子春秋》现有上海石印本,容易入手的了,这古典就在该石印本的卷二之内。大意是“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于是晏老先生以为无礼,和景公说,要除去他们了。那方法是请景公使人送他们两个桃子,说道,“你三位就照着功劳吃桃罢。”呵,这可就闹起来了:

“公孙接仰天而叹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计吾功者,不受桃,是无勇也。士众而桃寡,何不计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猏而再搏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

“田开疆曰,‘吾仗兵而却三军者再。若开疆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

“古冶子曰,‘吾尝从君济于河,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流。当是时也,冶少不能游,潜行逆流百步,顺流九里,得鼋杀之,左操骖尾,右挈鼋头,鹤跃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视之,则大鼋之首。若冶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剑而起。”

钞书太讨厌。总而言之,后来那二士自愧功不如古冶子,自杀了;古冶子不愿独生,也自杀了:于是乎就成了“二桃杀三士”。

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三士于旧文化有无心得,但既然书上说是“以勇力闻”,便不能说他们是“读书人”。倘使《梁父吟》说是“二桃杀三勇士”,自然更可了然,可惜那是五言诗,不能增字,所以不得不作“二桃杀三士”,于是也就害了章行严先生解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

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时使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是亦不可以已乎”!

去年,因为“每下愈况”问题,我曾经很受了些自以为公平的青年的教训,说是因为他革去了我的“签事”,我便那么奚落他。现在我在此只得特别声明:这还是一九二三年九月所作,登在《晨报副刊》上的。那时的《晨报副刊》,编辑尚不是陪过泰戈尔先生的“诗哲”,也还未负有逼死别人,掐死自己的使命,所以间或也登一点我似的俗人的文章;而我那时和这位后来称为“孤桐先生”的,也毫无“睚眦之怨”。那“动机”,大概不过是想给白话的流行帮点忙。

在这样“祸从口出”之秋,给自己也辩护得周到一点罢。或者将曰,且夫这次来补遗,却有“打落水狗”之嫌,“动机”就很“不纯洁”了。然而我以为也并不。自然,和不多时以前,士钊秘长运筹帷幄,假公济私,谋杀学生,通缉异己之际,“正人君子”时而相帮讥笑着被缉诸人的逃亡,时而“孤桐先生”“孤桐先生”叫得热剌刺地的时候一比较,目下诚不免有落寞之感。但据我看来,他其实并未落水,不过“安住”在租界里而已:北京依旧是他所豢养过的东西在张牙舞爪,他所勾结着的报馆在颠倒是非,他所栽培成的女校在兴风作浪:依然是他的世界。

在“桃子”上给一下小打击,岂遂可与“打落水狗”同日而语哉?!

但不知怎的,这位“孤桐先生”竟在《甲寅》上辩起来了,以为这不过是小事。这是真的,不过是小事。弄错一点,又何伤乎?即使不知道晏子,不知道齐国,于中国也无损。农民谁懂得《梁父吟》呢,农业也仍然可以救国的。但我以为攻击白话的豪举,可也大可以不必了;将白话来代文言,即使有点不妥,反正也不过是小事情。

我虽然未曾在“孤桐先生”门下钻,没有看见满桌满床满地的什么德文书的荣幸,但偶然见到他所发表的“文言”,知道他于法律的不可恃,道德习惯的并非一成不变,文字语言的必有变迁,其实倒是懂得的。懂得而照直说出来的,便成为改革者;懂得而不说,反要利用以欺瞒别人的,便成为“孤桐先生”及其“之流”。他的保护文言,内骨子也不过是这样。

如果我的检验是确的,那么,“孤桐先生”大概也就染了《闲话》所谓“有些志士”的通病,为“老婆子女”所累了,此后似乎应该另买几本德文书,来讲究“节育”。

五月二十四日。

〔小识〕

本篇选自《华盖集续编》。最初发表于1926年6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11期。

针对章士钊于1923年8月在《新闻报》发表的《评新文化运动》中,讥讽白话文说,如果写“二桃杀三士……必日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鲁迅曾于1923年9月在《晨报副刊》上撰文加以嘲讽。1925年9月,章士钊又在《甲寅》第1卷第9号上重刊《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并在前加按语辩称鲁迅所指出的谬解为“此等小节,宁关谋篇本旨”,鲁迅才又重写此文,更指出“他的保护文言,内骨子也不过如此”。

鲁迅的古文根柢本来胜过有些所谓文言的卫道者,故所论皆能一语中的。不过章士钊本人的古诗文,本来也够得上称为“一枝笔”,由于他顽固地反对白话并进行曲辩,常常被新文学家抓住了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