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亡父，或即将消失的我们

一位编辑约稿，建议我避开乡村主题，理由是太多了，人们可能不太愿意看。我口中诺诺，但心里明白，我避不开的。我的故乡正在消失。我眼见那崩解，犹如看见亲人离丧。那地处淇奧、日渐零落的乡村，连同我在那里经历或耳闻目睹的一切，在父亲病逝之后，成为不容遗忘且不得不瞩目的存在。

我的写作原本与乡村并无直接的关联。我曾觉得这与我十六七岁就离开乡村进入上海这样的都市有关——十六七岁，对这个世界的观感还没有来得及建立，生长于斯的乡村所给予的生命经验还不牢固，这时候进入上海，在象牙塔中浸润四年，意味着精神上的脱胎换骨。

这种错觉一直延续到父亲病逝。

父亲六十九岁罹患小细胞肺癌，次年辞世。他不在了，我再回老家的时候，感到了某种令人不安的异样。父亲的“不在”仿佛具有了不容置疑的实质，散布在院子里、街巷间、田野上，让这一片曾经熟稔的地方变得空洞而生分，让它与我之间的隔阂陡然放大。

是的，隔阂原本就在，只是我不曾意识到。我离开得太久了，而且回头探看的频率越来越低。父母六十多岁，我总觉得他们还不算老。我更习惯于把他们接到郑州，而不是回家看他们。父亲此生最后的六年，全是在郑州过的年。而我，也更热衷于跑到远方去。

每次回老家，我喜欢独自到父亲的坟头待一会儿。这片呈扇形铺开的祖坟，从曾祖一辈开始，如今，父辈的坟也有了两座了。祖坟里没有女儿的位置。嫁出去的女儿都是客人，我将来是回不到这里来的。对于故乡而言，我成了不折不扣的外人。对我而言，故乡至多只是“娘家”，不是老家。我与这片土地之间的血缘被一次婚姻隔绝——和每个女儿一样——尽管婚姻已经作废，但是，我依然只能作为故乡的客人。

我的故乡只在记忆之中，在纸上，在我对于父亲的悼念里。

大约是去年，人们告诉我，作为鹤壁新区的一部分，这一片村子不久就要归入城市了。新城镇规划将会按照户籍人口数量，把每家每户的土地和宅基地换算成楼上的住宅。至于坟地，那肯定是不会保留的了。故乡也将像父亲一样化为无处不在的“不在”。他们，故乡的儿孙们，我的兄弟子侄，我的亡父，也将无家可归。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了与故乡之间骨血剥离的苦楚。这苦楚迫我陷入回忆和遥想，关于我们的过往，关于父亲，关于我的家族和乡亲，记忆纷至沓来，浓稠，浑浊，有着令人难以适应的温度和重量。

跑到远方去，似乎成为必须之事。几乎每年春夏之交，或秋冬之交，我都会到西部走一遭。每次去，也都会给自己一个借口般的主题——看盐湖，听雪崩，走走荒原，跟随雅鲁藏布江，去江河的源头，看看那些残存至今的关隘。仿佛那一片巨大的荒漠，也是我的故土。仿佛它曾经生养我，见证过我的懵懂、成长、冒险与挫败。虚拟中的故土浩荡无垠，体量庞大，有一种不可摧毁的强势。每一次到达，都是由衷的投降。其实我一直不曾放弃，直到如今，我反复来到这片荒漠，才豁然松懈，丢盔弃甲，心甘情愿。

我写下这些，并不只是因为我承受着记忆的折磨，或者我们回家的传统遭到了拦阻，而是由于，这样的丧失和变化之中有着必须言说的细节，它们不该佚名，也不容附加另外的装束。

两手空空，纸笔犹在。我确定，此生必须的随身之物就是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