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一集》导言

《小说一集》导言

茅　盾

一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文学革命论》的时候，还没有“新文学”的创作小说出现。

民国七年（一九一八），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出现的时候，也还没有第二个同样惹人注意的作家，更其找不出同样成功的第二篇创作小说。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一月，《新潮》杂志发刊以后，小说创作的“尝试者”渐渐多了，然而亦不过汪敬熙等三数人，也还没有说得上成功的作品，然而“创作”的空气是渐渐浓厚了。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一月，《小说月报》也革新了，特设“创作”一栏，“以俟佳篇”；然而那时候作者不过十数人，《小说月报》（十二卷）每期所登的创作，连散文在内，多亦不过六七篇，少则仅得三四篇。而且那时候常有作品发表的作家亦不过冰心，叶绍钧，落华生，王统照等五六人。

那时候，（民国十年春），《小说月报》每月收到的创作小说投稿，——想在“新文学”的小说部门“尝试”的青年们的作品，至多不过十来篇，而且大多数很幼稚，不能发表。

然而年青的“尝试者”在一天一天加多，却是可以断言的！

那时候，除《小说月报》以外，各杂志及各日报副刊上发表的创作小说，似乎也不很多。据民国十年四月《小说月报》所载的不完全的统计（郎损，《春季创作坛漫评》，《小说月报》十二卷四号），那年的一月到三月，发表了的创作短篇小说约计七十篇；其中有不少恐怕只能算是“散文”。到了那年的七月，《小说月报》又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郎损，《评四五六月的创作》，《小说月报》十二卷八号），则四月到六月的期间，短篇小说的创作已有一百二十多篇，比春季增加了一倍光景。这一点不完全的统计，就证明了那时候“创作”在一天一天热闹起来。

自然，那时候发表了的创作小说有些是比现在各刊物编辑部积存的废稿还要幼稚得多呢，然而在那时候有那么些作品发表，已经很难得。现在我们这“文坛”，比起十多年前，可以说是“进步”得多了罢？现在我们差不多每一个月看得见有希望的新作家出现，现在我们所见一个月里的在水平线以上的作品有从前一年的总数那么多；我们觉得现在这点儿“成绩”还是贫弱，我们要求更多的表现生活各方面的作品，我们要求“伟大的作品”，然而回顾十多年前的“文坛”，我们不能不承认十多年来我们这“文坛”是有了进步的。

而这进步的过程是很长很长一条路。从“新文学”发展的历史上看，这条“路”的起点，——一些早起者所留下的足迹，是值得保留，研究，而且来一次十年的总结。

二

民国六七年的时候，好像还没有纯然文艺性质的社团。那时的《新青年》杂志自然是鼓吹“新文学”的大本营，然而从全体上看来，《新青年》到底是一个文化批判的刊物，而新青年社的主要人物也大多数是文化批判者，或以文化批判者的立场发表他们对于文学的议论。他们的文学理论的出发点是“新旧思想的冲突”，他们是站在反封建的自觉上去攻击封建制度的形象的作物——旧文艺。

这是“五四”文学运动初期的一个主要的特性，也是一条正确的路径。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十一月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于北京。这是最早的一个纯文艺的社团，然而这一个团体发起的宗旨也和外国各时代文学上新运动初期的文学团体的创立很不相同。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并不是因为有了一定的文学理论要宣传鼓吹。文学研究会的发起宣言中说“有三种意思，要请大家注意”：

第一，是“联络感情”。“中国向来有文人相轻的风气，因此现在不但新旧两派不能协和，便是治新文学的人里面，也恐因了国别派别的主张，难免将来不生界限。所以我们发起本会，希望大家时常聚会交换意见，可以互相理解，结成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

第二，是“增进知识”。

第三，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将文艺当做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也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一生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所以我们发起本会，希望不但成为普通的一个文学会，还是著作同业的联合的基本，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这虽然是将来的事，但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希望。”

这个宣言，是公推周作人起草的。宣言发表的时候，有十二个人署名，就是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蒋百里，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在这一个宣言里，只有第三项略略表明了文学研究会对于文学的态度，这态度在今日看来，自然觉得平淡了，但在那时候这正是新文学运动的纲要之一，并且和那时候一般的文化批判的态度相应和。

“五四”时代初期的反封建的色彩，是明明白白的；但是“反”了以后应当建设怎样一种新的文化呢？这问题在当时并没有确定的回答。不是没有人试作回答，而是没有人的提案能得普遍一致的拥护。那时候，参加“反封建”运动的人们并不是属于同一的社会阶层，因而到了问题是“将来如何”的时候，意见就很分歧了。然而也不是没有比较最有势力的一种意见，这就是所谓“只问病源，不开药方”。这是对于“将来如何”一问题的一种态度，——或者也可以说是躲避正面答复的一种态度。这不是答案。然而这样的态度的产生有它社会的根据，这是代表了最大多数的比上不足而比下有余的知识者的意识的。同时这种意识当然也会反映到文艺的领域。文学研究会宣言中所表示的对于文学的态度就是当时普遍现象的一角。

所以文学研究会这个团体自始即不会提出集团的主张，后来也永远不曾有过。它不像外国各时代文学上新运动初期的一些具有确定的纲领的文学会，它实在正像它宣言所“希望”似的，是一个“著作同业公会”。

因为只是“著作同业公会”的性质，所以文学研究会的简章第九条虽有“本会会址设于北京，其京外各地有会员五人以上者，得设一分会”之规定，而且事实上后来也有几个分会，而且分会也发刊了机关报，然而这决不是“包办”或“垄断”文坛，像当时有些人所想象。

同时也因为只是“著作同业公会”的性质，所以文学研究会这个团体从来不曾有过对于某种文学理论的团体的行动，而且文学研究会对于它的会员也从来不加以团体的约束；会员个人发表过许多不同的对于文学的意见，然而“团体”只说过一句话，就是宣言里的“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

这一句话，不妨说是文学研究会集团名下有关系的人们的共通的基本的态度。这一个态度，在当时是被理解作“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这个态度，在冰心，庐隐，王统照，叶绍钧，落华生，以及其他许多被目为文学研究会派的作家的作品里，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来。

三

现在我们回顾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到民国十年（一九二一）这五年的期间（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前半期），总会觉得那时的创作界很寂寞似的。作者固然不多，发表的机关也寥寥可数。然而我们再看看那时期的后半的五年（一九二二到一九二六），那情形可就大不同了。从民国十一年起（一九二二），一个普遍的全国的文学的活动开始来到！

因为材料的缺乏，我们现在还不能够把那时候亘全国的新文艺的活动绘一幅比较详备的“鸟瞰图”；可是我们仅仅从那时候《小说月报》（十四卷到十六卷）的《国内文坛消息》栏的记载，已经可见当时的盛况。

这一时期，是青年的文学团体和小型的文艺定期刊蓬勃滋生的时代。从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到十四年（一九二五），先后成立的文学团体及刊物，不下一百余——

在北京，有曦社（民国十一年），发刊了不定期刊《爝火》 ；有浅草社（民国十二年春），出版《浅草季刊》 ；有春光社（民国十二年春） ；有星星文学社，出版《文学周报）（十二年八月） ；有婴孩社（十二年十月），出版了二月刊《婴孩的》，和《星花》半月刊（均在十三年春） ；有社（平民大学学生的组织，十二年冬），定期刊《》 ；有雪花社及《雪花》不定期刊（十三年十月） ；有以“研究现实的人生，挽救浪漫文艺的堕落”的劳动文艺研究会（十三年九月），出版《火球》旬刊；有北京大学学生及上海南方大学学生共同组织的八月文学社（十三年八月） ；有蔷薇社（约在十二年） ；有《疏星》半月刊（十四年六月） ； 《微波》旬刊（时间同上） ；有中法大学西山学院学生组织的西山文社（十四年一月） ；而上举之浅草社除已出版《浅草季刊》及《文艺旬刊》外，在十四年春又改出了《沉钟》周刊。

在天津以及河北省其他各地，有绿波社（十二年五月，天津），先出了不定期刊《诗坛》，随后（同年八月）又出版了《绿波旬刊》和《小说》两种；有第六师范（冀县）的文学研究会，出版《微笑周刊》（十二年十一月） ；有南开学校（天津）的文学会，出版《文学》半月刊（十三年五月） ；又陕西榆林中学学生（ ？ ）所办的《姊妹》旬刊和《榆林》旬刊也都附在天津《民意报》，作为副刊之一种。

在江苏者，有南京的玫瑰社（十二年春），季刊《心潮》（由上海民智书局发行） ；无名作家社（南京第四师范，十二年秋） ；诗学研究社（东南大学学生，十三年十一月），出版了《诗学半月刊》 ；又有南通的文艺共进社（十二年春），刊物名《嫩芽》（同年四月） ；月潮社（南通代用师范附小，十三年秋），出版《月潮》半月刊；有苏州的晓光社（十一年十月，第一师范），季刊《晓光》及半月刊《酸果》 ；松江的弥洒社（十二年春），出版有《弥洒》月刊；文艺社出版了《文刊》（十三年八月）。此外在无锡有湖波社（十二年），曾刊行《湖波杂志》 ；在扬州有第五师范学生组织的梅花社，出版了《冰花》（十二年十一月），及《文艺》（第五师范学艺部与梅花社的联合刊物，十三年三月） ；在徐州有春社（徐东中学，十三年春），出版了《春的花》。

至于上海呢，除了文学研究会上海分会的《文学旬刊》（先附在《时事新报》内，后改周刊，独立发行），创造社先后办过《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及《创造日》。十三年初田汉个人办了南国社，发刊了《南国》（半月刊）。这是大家比较知道的。此外，尚有北京浅草社的上海社员办过《文艺旬刊》（十二年八月，附上海《民国日报》发行） ；神州文学社出版过《文学季刊》（十二年九月） ；东风社（十三年春）出版过《东风季刊》 ；青凤文学社及湖波文艺社（都是上海大学学生的组织，十三年春） ；爱美文学社（国立自治学院学生组织，十三年七月） ；济美社的《济美》（十三年四月） ；飞鸟社的《飞鸟》月刊等等。

浙江方面，宁波最为热闹；十一年秋就有了春风周报社的《春风周报》，内分青年与儿童两部，后来有《文学》周刊（附《四明日报》内，十三年秋），有日月文学社的《日月旬刊》（时间同上），有第四中学学生组织的《曦社》（时间同上） ；有春风学社（十三年七月），飞蛾社（亦为四中学生组织），有定期刊《飞蛾》（十三年五月）。在杭州有片月诗社（十三年六月），悟社（之江大学学生组织，以提倡革命文学为宗旨，十三年四月），以及赤社之不定期刊《赤报》。在嘉兴有秀州文学会（秀州中学）的定期刊《碧漾》（十二年六月），在台州有第六中学知社的半月刊“知”（十三年七月），在绍兴有爱美文艺社的月刊《爱美》（十三年九月），又有第五中学师范部的半月刊《微光》（十四年秋）。

在广东，广州有文学研究会分会及刊物《文学旬刊》（十二年八月） ；潮汕方面有火焰文学社的周刊火焰（十二年八月），有晨光文学社（潮州，金山中学，十二年九月），其后（十三年十一月）火焰文学社又有刊物《心声》 ；在海丰有萤光社（十三年春） ；在汕头又有彩虹文学社的《彩虹》周刊（十二年十一月） ；潮州有伏虎学社（亦在金山中学），定期刊为《谷风》（十四年一月）。

在湖南，长沙是中心，团体及出版物有《微光》（十二年九月），岳云文艺社的《文艺》（十二年），鸡鸣社（长沙一中）的《鸡鸣》（十三年七月），湖光文学社的《湖光》（十三年春），《晨曦周报》（湖南旅鄂中学学生的刊物，附长沙的《湘报》发行，十三年三月），旭光社的《旭光》半月刊（十三年二月），晨社的《晨社》（十三年二月），教会学校学生所办的《麦华》（十三年二月）半月刊，还有岳云中学文学研究会编辑而附在天津《民意报》出版的《乡云》（十四年末），心花社（华中美术学校）的不定期刊《心花》（十四年五月），长沙《绿波社》社员的《潇湘绿波》（十四年一月），撄宁学会的《撄宁》（十四年二月）。此外只有湘潭有一个绿野社，出版了《绿野》（十三年十二月）。

四川最早的文学团体好像是草堂文学研究会（成都，十二年春），有月刊《草堂》，出至四期后便停顿了，次年一月又出版了《草堂》的后身《浣花》。又有定期刊《小露》（十二年）似非同人杂志。成都以外，泸县（川南师范）有星星文艺社，定期刊为《星星》（十三年），又有零星社的《零星》（十二年） ；重庆有《南鸿周刊》（十四年二月）。

云南当十二年四月间就有周刊《翠湖之友》。其后又有云波社的《云波旬刊》（昆明，十三年五月），联合中学学生办的《孤星周刊》（十三年五月），一中学生办的《滇潮》（非纯文艺），以及好像是教员们办的《心华》（十三年一月，成德中学）。又有《澎湃》（十三年），好像也不是青年学生作的主体。

河南及湖北两省，似乎差些；十三年八月有《中州文艺》出世，但好像是旅外的河南人所办，编辑在天津。此外，中州大学的文艺研究会有《文艺》（十四年九月），开封二中的微实学社有《荆野》（十四年尾），临颍的飞霞文学社有《飞霞》（十四年三月）。湖北是武昌作为中心，有星野社的《星野》（《江声日报》副刊，十三年九月），鞮声文艺社的小型月刊（仅一单张）《鞮声》（十四年四月），以及武昌大学艺林社的《艺林旬刊》（十四年一月）。

此外，在东北有很早成立的白杨社（吉林，十二年九月成立，穆木天等三人主持，以“发表文艺的创作，促进吉林新文坛”为宗旨），到了次年二月刊物《白杨文坛》出世，由天津《新民意报》附送。同时奉天方面亦成立了东光社，以“研究国故，提倡东三省新文学”为宗旨，出版了《东光周刊》，继续至廿一期。东光社的基本似在新民的文会中学。十三年五月，吉图县又有绿意诗社，有定期刊《绿意》。又有启明社之《启明》（十三年四月，《新民意报》副刊）。奉天的基督教青年会也办了半文艺的《奉天学生》（十三年四月）。在江西省，有乐平星社的《洎声》（十三年），南昌心弦社的《心弦》（十三年），又有非卖品的《呐喊》（南昌，十四年五月）。在安徽黟县，有芙蓉社的定期刊《芙蓉》（十二年三月）。在山西有国立山西大学曙社的半月刊《醒狮》（十四年一月），太原有红光文学社的《红光》。又在青岛，出版过《青痕》。

上面这些材料，根据了《小说月报》各期的《国内文坛消息》，而当时《小说月报》则只据收到的刊物或通讯，未尝有意地去搜集，因此实际上从民国十一年到十五年这时期内全国各地新生的文学团体和刊物也许还要多上一倍。然而即就此不完全的材料看来，已经见得当时整个中国到处有新文学活动的踪迹。

这一大活动的主体是青年学生以及职业界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团体和刊物也许产生了以后旋又消灭（据《星海》上册的附录，则在民国十三年上半季全国的文艺刊物尚有周刊十五种，旬刊十种，半月刊二种，月刊三种，季刊十种，不定期刊十三种，共五十三种，自然这统计也不完全，只据了《星海》编者所见到的而已），然而他们对于新文学发展的意义却是很大的。这几年的杂乱而且也好像有点浪费的团体活动和小型刊物的出版，就好比是尼罗河的大泛滥，跟着来的是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们在那狂猛的文学大活动的洪水中已经练得一副好身手，他们的出现使得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顿然有声有色！

四

民国十年八月的《小说月报》有一篇文章分析那时候大多数的创作小说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生活（《小说月报》十二卷八号，郎损的《评四五六月的创作》）。自然，这篇文章所根据的材料只是那一年的四五六三个月，而且在此三个月的范围内也一定有不少作品未为郎损所及见；然而这篇文章发表的时期恰恰正当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前半期与后半期的交点，所以我们不妨把它的分析，作为前半期的研究的基础，从而更与后半期的创作比较一下。

这一篇文章根据了那时候三个月中间已发表的小说一百二十余篇来研究它们的题材，思想，与技术。作者所用的方法是“类别这三个月里的创作，显出它们各所描写的社会背景的一角，然后再考察同属于一类的创作有什么共同色彩与中心思想，描写的技术可有几个不同的格式”。于是第一，他告诉了我们的，是一百二十几篇小说在题材的分野上——

属于男女恋爱关系的，最多，共得七十余篇；

农村生活的，只有八篇；

城市劳动者生活的，更少了，只得三篇；

家庭生活的，也不过九篇；

学校生活的，五篇；

一般社会生活的（小市民生活），约计二十篇。

但是，写到一般社会生活的二十篇，实际上大多数还是把恋爱作为中心，而“描写家庭生活的九篇，实在仍是描写了男女关系”——恋爱，所以“竟可说描写男女恋爱的小说占了全数百分之九十八”了。因而作者的结论是：大多数创作家对于农村和城市劳动者的生活很疏远，对于全般的社会现象不注意，他们最感兴味还是恋爱，而且个人主义的享乐的倾向也很显然。

那么，占了总数百分之九十八的恋爱小说写得怎样呢？

作者告诉我们：那时候最多的恋爱小说不是写婚姻不自由，便是写没有办法解决的多角恋爱。然而两者有一个共同的毛病，——观念化。“人物都是一个面目的，那些人物的思想是一个样的，举动是一个样的，到何种地步说何等话，也是一个样的”。这些恋爱小说内的主角大抵不是作家自己就是他的最熟悉的伴侣，可是一搬上纸面尚不免观念化，无怪那极少数的描写农村生活和城市劳动者生活的作品更其观念化得厉害！

郎损这批评，也许是太苛刻了一点。我们知道第一个“十年”前半期的创作很有一些是在他的批评的例外的。就拿那些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作品来看罢，落华生的几篇（《命命鸟》，十二卷一号，《商人妇》，十二卷四号，《换巢鸾凤》，十二卷五号），都是穿了恋爱的外表而表示了作者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冰心女士和叶绍钧的作品企图解答人生是什么。不过郎损的批评在指出那时候创作方面最普遍的现象这一点上，是值得注意的。他这不完全的“考察”至少已经触到了那时候（第一个“十年”的前半期）创作界的两个很重大的缺点了。这两个缺点，第一是几乎看不到全般的社会现象而只有个人生活的小小的一角，第二是观念化。

这两个缺点，当时有许多人注意。怎样克服这些缺点呢？许多人的见解并不一样。从当时的青年群内（包括了青年的作者和读者）发出来的最普遍的呼声只是很干脆的一句话：让它自由发展就好了（《小说月报》十三卷各期的通讯栏内就记录着一部分这样的现象）。但是空空洞洞一句“让它自由发展”显然不是当时实际所需要。十二卷七号的《小说月报》有特别的一栏——“创作讨论”，企图把这问题更具体的研究一下。参加这讨论的，共有九位，在现今看来，其中有一位署名说难的《我对于创作家的希望》最为切实了（这位说难，记起来好像就是胡愈之）。他这篇文章指出了作家们除“感情的锻炼修正和艺术力的涵养之外，实际社会是不能不投身考察的。文学（广义）中之文法语法方面，是不能不分心研究的。旧来之语体小说，是不能不参考的。新闻纸第三面的纪事，是不能不多看的。而且街谈巷议和许多外行人的议论，也是不能不虚心听受的”。可是当时青年的创作家或有志于创作的青年却不耐烦下那样的水磨工夫，当时一般的风气是灵感一动振笔直书，而且认为既是灵感的产物就一定不会不好。

当时评坛方面没有继续不断地指出这种刻苦的“水磨工夫”的必要，自然也是个很大的错误。然而创作界的贫弱单调在当时也还另有原因。在客观上，当时一则西洋文学名著被翻译介绍过来的，少到几乎等于零，因而所谓“学习技巧”云者，除了能读原文，就简直谈不到；二则，普遍于全国的新文学大活动还没起来，广大的青年群众内的文艺才能尚未觉醒。在主观上，当时的青年作家大多数是生活单调的学生，生活以及由生活产生的他们的意识，一方面既限制了他们的题材，另一方面又限制了他们的觅取题材的眼光。第一个“十年”前半期的创作界之所以寂寞而单调，不外是这一些原因。

倘使我们将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当作一条界线，那么，即使在《小说月报》的范围内，我们也就看见了那“界线”之后（民国十一年，《小说月报》十三卷），已经有些新的东西。

我们看见了描写学徒生活的《三天劳工底自述》（利民，《小说月报》十三卷六号），我们又看见了描写年青而好胜的农村木匠阿贵的悲哀的《乡心》（潘训，《小说月报》十三卷七号），我们又看见了很细腻地表现了卖儿女的贫农在骨肉之爱和饥饿的威胁两者之间挣扎的心理的《偏枯》（王思玷，《小说月报》十三卷十一号），我们又看见了巧妙地暴露世俗所谓“孝道”的虚伪的《两孝子》（朴园，见同上）。这几篇，不但在题材上是新的东西，就是在技巧上也完全摆脱了章回体旧小说的影响，它们用活人的口语，用“再现”的手法，给我们看一页真切的活的人生图画。这几篇小说的作者像彗星似的一现就不见了（利民和朴园各人只有一篇，王思玷写过七八篇，最早的一篇是发表在《小说月报》十二卷十二号征文栏的《风雨之下》，到一九二四年以后就不见他了，潘训总共只做了九篇，都收在《雨点集》内，一九二五年以后也就不见他再作），他们留给我们的，很少，可是单单这少数的几篇也就值得我们再来提起了。

许多面目不同的青年作家在两三年中把“文坛”装点得颇为热闹了。自然，这所谓“热闹”，比起最近五年来（比方说，一九三零到三四年罢），是远不及的，但比起一九二二以前的五年来，正犹最近的五年（说是新文学史上第二个“十年”的后半期罢），比那时（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要热闹得多一般。那时有满身泥土气的从乡村来的人写着匪祸兵灾的剪影（如同徐玉诺），也有都市的流浪者声诉他“孤雁”似的悲哀（如同王以仁），也有渴慕“海”的自由者“疯人”似的说教（如同孙俍工），也有以憎恶的然而同情的心描写了农村的原始性的丑恶（如同许杰）。创作是在向多方面发展了。题材的范围是扩大得多了。作家的视线从狭小的学校生活以及私生活的小小的波浪移转到广大的社会的动态。“新文学”渐渐从青年学生的书房走到十字街头了。然而是在十字街头徘徊。

这一时期，两种不同的对于“人生”问题的态度，是颇显著的。这时期以前——“五四”初期的追求“人生观”的热烈的气氛，一方面从感情的到理智的，从抽象的到具体的，于是向一定的“药方”在潜行深入，另一方面则从感情的到感觉的，从抽象的到物质的，于是苦闷彷徨与要求刺激成了循环。然而前者在文学上并没有积极的表现，只成了冷观的虚弱的写实主义的倾向；后者却热狂地风靡了大多数的青年。到“五卅”的前夜为止，苦闷彷徨的空气支配了整个文坛，即使外形上有冷观苦笑与要求享乐和麻醉的分别，但内心是同一苦闷彷徨。走向十字街头的当时的文坛只在十字街头徘徊。

现在，我们回顾第一个“十年”的成果，也许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的“新文学运动”的初期跟外国的有点不同？在我们这里，好像没有开过浪漫主义的花，也没有结写实主义的实；我们的初期的作品很少有反映着那时候全般的社会机构的；虽然后半期比前半期要“热闹”得多，但是“五卅”前夜主要的社会动态仍旧不能在文学里找见。

这一个问题，大概要分做两半截来看。第一，假使承认“五四”运动是反封建的运动，则此一运动弄得虎头蛇尾。第二，“五卅”虽然激动了大部分的青年作家，但他们和那造成“五卅”的社会力是一向疏远的，——连圈子外的看客都不是。“生活”的偏枯，结果是文学的偏枯：目前我们大概只能说到这里为止了。

五

本书选载的作品，就限于上面所说的第一个“十年”里发表过的。而且按照出版家的计划，本书的材料主要的是文学研究会各位作家的作品。⁽¹⁾

也有并没加入过文学研究会，可是亦未必属于别的文学团体，而且除在一九二六以前的《小说月报》或《文学周刊》发表了几篇作品以后，近来久已不见，而这些散见的作品亦未有单行的结集，——现在也选在这本书里。这就是利民的《三天劳工底自述》，王思玷的《偏枯》等三篇，朴园的《两孝子》，张维祺的《赌博》，以及李渺世的《搬后》等两篇。

也有的是他本人已有单行本的短篇集，早先也是什么文学团体的分子（照出版家的计划，这就应当归入本丛书的《小说二集》），但是一则因为分别搜采的缘故，二则作风上和本书全体是调和的，于是也就选进了。这就是王任叔的《疲惫者》，李劼人的《编辑室的风波》，许志行的《师弟》，以及其他。

材料范围已经交代清楚，现在再说几句编选后的感想罢。

首先，是四位久已不见了的作家：利民，王思玷，朴园，李渺世。这四位，很早就写小说，而且恐怕只有《小说月报》发表过他们的作品（或者说，他们发表了的作品，只有《小说月报》上那几篇）。他们在那时候，自然是所谓“无名作家”。他们的身世，我们不大了了，只知道利民和朴园那时住在北京（我记得他们的稿子是从北京寄的），王思玷大概是山东人（我记得他的稿子都从枣庄寄的），而李渺世则在陇海路的观音堂车站（ ？ ）做事。后面两位投到《小说月报》社的稿子，大概远不只那已发表的几篇，就拿已发表的来说，有的写得并不好，有的却实在不坏。他们的作品在当时一般的作品中间，我以为有值得注意的两点，就是题材方面不是单调的学校生活和恋爱，技巧方面也有自己创造的地方。

《三天劳工底自述》（利民）那样的作品放在今日的文坛也许并不出奇，但在十一年（一九二二）上半年，它是“奇货”；因为它并不发议论（在作品中间装进一套新思想的议论是那时的流行风气），然而旧式作场里学徒生活的黑暗，旧式作场掌柜对于“念过书的孩子”的不欢迎，——一般手艺人对于“念书”这事的特别观念，都表现得很亲切，很生动。而且它的文字也不是“文中之白”（这又是那时的流行品），而是道地的“口语”，它的对话是活人嘴巴里的话，很切合篇中“人物”的身份。在这短短的一篇里，至少有三个“人物”写得不算不成功，就是管账的陈先生，“小师叔”和“师哥定儿”。定儿写得尤其好。他这个被损害了的孩子，手艺还没学得半点，却已接受了掌柜的以下直到“小师叔”这般人的“意识的衣钵”。我们同时觉得这定儿有点讨厌，却又对他十二分同情。而这一切，作者都从琐细然而真切生动的“人物”的动作中表现了出来，并没用过半句的抽象的“议论”。作者大概并没发心想做“文学家”，他写了这一篇，以后不再写了；这一篇发表是发表了，但并没引起注意。因为那时大家正热中于“人生观”，——觉得一篇作品非有个簇新的中心思想不可，像《三天劳工底自述》那样的作品，自然会被轻轻滑过。当时此种“注重思想”的倾向，压力是很大的；我虽然把这篇《三天劳工底自述》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却并没替它“鼓吹”。那时我也是“问题小说”的热心人。

同样以个人自身的经验为题材，而且这题材也是跨过了学校生活和恋爱关系这狭小而被用滥了的范围的，在《小说月报》十三卷三号（民国十一年三月）上还有李开先作的一篇《埂子上的一夜》。这是描写四川的“棒老二”绑人勒赎。这用进了不少的“黑话”。这是努力想表现“异样情调”的。作者李开先大概是“研究文学”的人罢（他那时是北大学生），他有翻译，他这篇《埂子上的一夜》也用了吻合“人物”身份的活生生的对话，——这在当时也是很难得的；不过他写那几个绑匪写得并不好，那个“满脸煤灰的老二”也不能在我们脑筋上留一个较为深刻的印象。他这小说中唯一的主角是被绑的“我”，他也企图描写这个“我”的心理，可是不大成功。他又颇有说明那产生“棒老二”的四川的特殊社会背景的企图（这一点是重要的），然而他只观念的地从那个“我”的“胡思乱想”中点逗了几句，显然太不够了。这一篇，我没有选取；但是我这里特地说到它，想借它来指出那时候曾有不少的青年作家在找取广大的社会现象来描写，然而太不注意到他那题材中所包含的“问题”，结果便也和太热心于“提出问题”犯了同样的失败。

所以要点不在一位作家是不是应该在他的作品中“提出问题”，而在他是不是能够把他的“问题”来艺术形象化。在这一点上，我以为朴园的《两孝子》是那时候比较成功的作品，《两孝子》的题材是当时流行的问题之一——“形式的虚伪的孝”。作者用了很轻灵的笔触写出社会所认为“孝”的儿子只是“形式的虚伪的”，而社会所认为“不孝”的儿子却实在真懂得怎样去“孝”。这一篇作品，很有巴尔干那些小国的作品的风味：轻灵袅娜，有野花似的香气。它那完全是口语的很美丽很自然的文字，那独特的创造的技巧，似乎即在今日也还是难得的。

王思玷最早的作品是《风雨之下》（《小说月报》十二卷九号）。这是应征文。小说月报社在十二卷五号用“风雨之夜”的题目征求短篇小说或长诗。王思玷的一篇就是入选的五六篇中之一，是用一个老农的自述描写农民在自然界的两个死对头——风和雨。作者对于农民生活的熟悉，在这里已露端绪。他后来在《小说月报》上又发表过六篇小说，《偏枯》（十三卷十一号），《刘并》（十四卷二号），《归来》（十四卷五号），《瘟疫》（十四卷十二号）《一粒子弹》（十五卷七号），《几封用S署名的信》（十五卷八号）。这六篇里头前四篇全是农村描写，后二篇却是所谓“非战文字”。本书选了《偏枯》等三篇。是打算在他那极少数的作品中选出了能够表示他的全面的东西。三篇之中，《偏枯》在技巧上最为完美。他用了很细腻的手法描写一对贫农夫妇在卖儿卖女那一瞬间的悲痛的心理。他的文字也许稍嫌生涩些，然而并不艰晦；他那错综地将故事展开的手法，在当时也难得的。他描写了站在“母性爱”与“饿死”的交点上进退两难的可怜女人的心情。他又描写了那几个不知道大祸已在门边的小儿女的天真。他又描写了那大一点的阿大对于未来的命运的敏感。他又描写了那个丈夫（患着偏枯症的）是比较“理知些”，咬紧牙关下的决心。他又描写了中间人的张奶奶（没儿没女的老婆子）滴着同情的而且也是母性爱流露的眼泪。这是三千字左右的短篇，然而登场人物有六个，而这六个人物没有一个不是活生生，——连那还在吃奶的三儿也是个要角，不是随手抓来的点缀品。而在六个登场人物以外，还有一个不登场的人物，买了那阿大去的和尚，却也是时时要从纸背跃出来似的。

在《偏枯》中，作者对于他所表现的“人生”取了冷观的态度。他这冷观，在《瘟疫》中他试要摆脱而变为“幽默”。《瘟疫》的题旨是老百姓怎样怕兵。军阀铁蹄下的山东人的作者对于兵的感想不会好的，他用了“幽默”的笔调写一个小村上的居民怎样想用消极的手段来挡那些丘八太爷的骂。然而也因为是“幽默”，他不免太夸张，结果他这篇《瘟疫》就有点像一幅不大近人情的“谑画”。《几封用S署名的信》是作者最后的作品（就《小说月报》所登载的说，这是最后的），他终于抛弃了最初的纯客观的态度，热情地诅骂“内战”的罪恶。他用了书信体，他不写战地的情形，不写士兵，他描写一个下级军官怎样由“升官发财”的梦跌在现实的泥淖里，终于觉悟了他在那无名目的混战中的真实的地位。我们猜想来，作者大概未尝有战争的亲身经验，他很知道怎样回避他所不熟悉的事物，所以用了书信体，而且注重在心理描写。这要跟我们近几年来的战争文学一比，他这篇自然不能往成功的淘里算，可是在十三年（一九二四）的非战文学中（他这篇发表在那时《小说月报》的非战文学专号）已经是很好的了。同时他还有一篇《一粒子弹》（《小说月报》十五卷七号），那是他企图从正面描写战争的，那就更差。在《几封用S署名的信》中，至少那下级军官心理的分析是成功的。而且像他所指出来的下级军官在战争中的真正地位，那时候的许多非战小说也都没有写到。

企图从特殊的社会生活的一角里找出题材来的，在那时候还有李渺世。他是铁路上的职员，而他所在的地方又有矿工场，他有意地想描写“近代机器文明”的黑暗面。但是他并不能抓住了中心点。他给我们看的，只是浮面的，片段的，而且他自己的态度根本也只是个站在圈子外的“人道主义”的旁观者的（例如他的《这里的世界》，见《小说月报》十五卷十二号）。他对于这个特殊的社会生活的知识，也许并不怎样贫乏，然而他缺少真正的透视和理解，他不能把他的材料好好地分析组织，试来一个大规模的全面的表现。他只拾取了零碎的触不到核心的片段，印象的地写了出来。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作品，一共有七篇，都犯了同样的毛病：印象的片段。《买死的》（选在这里了）是他最好的一篇，但是他的缺点也很明显地留在那里。一个不幸的人在鬼眼似的灯光下，在交缠的毒蛇似的铁轨上，躺着断气的时候，一群冷酷的“幸福的人”却将死者的“命运”作为谈笑的资料，并且掠夺了他仅有的数十块钱，——这一幅鬼戏图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刻，但是从那位死者的“不幸”的遭遇上，作者并没有指陈什么更深切的原因，反而给我们一个“人生无常之感”。在题名叫做《伤痕》的一篇里（《小说月报》十五卷五号），作者用了陀思妥以夫斯基式的眼光在“龌龊的湿漉漉的抹布的绉褶里找出灵光”来，但是也像《罪与罚》的作者一样，我们这位作家既已“找得”了，便满足在自己创造的美妙的幻象中了。他憎恨丑恶的现实，他在丑恶中感到窒息似的苦闷，他曾经试想逃避；表现了这样心情的，是他的《搬后》（原见《小说月报》十四卷二号，也选在这里了）。可是搬到“屋前是高山岗，遮断了山外的天。……屋后也是高山……除了几只飞倦了的鹰上去休息外，简直没有人在那里发现”，这么一个所在，他还是逃避不开现实的丑恶。有人的地方就有丑恶。这是作者在《搬后》中的沉痛的认识。逃是逃不了的。那怎样办呢？于是作者的第二步“发展”就是在龌龊的“抹布”绉褶里找出“灵光”来给自己陶醉。《伤痕》中有这么一小段：“我坐在炉边，虽然觉得今夜的灯光比较往时特别温柔和皎洁，但隔壁客人的房里，时时透出一阵阵的雅片烟气，和一股浊烈的上等白丸的玫瑰香味，使人闻着难受，而仿佛像要呕吐似的，胸中十分郁塞，颇想开开窗户，放入些清冷的空气来。继念窗外正有岗丁站着，开开窗未免使他局促，而且雪下得那么大，于是打消了这个念头，重想出一种抵抗的方法：立即把门关上，抽开木盒点起一支雪茄。动作上虽做得这样完备，心感上却仍是觉着不快，似乎连安坐都反了胃口似的，立起身来，低着头在屋中来回的盘旋。…… ”这是他在龌龊的“抹布”绉褶中发见“灵光”以前的心情，跟《搬后》的，相差不远。从《搬后》的“逃避”到《伤痕》的“找出灵光来”，相隔不过一年，然而在他心灵上的旅程，这是长长的一段。而且这两种态度常常迂回再现。而介于这两者之间，在他全体的作品上投了浓厚的色彩的，是旁观者的“人道主义”。

李渺世的作品虽然很少，而且每篇又都很短，几乎可说是“随笔”，不是小说，又他在表现特殊的社会生活这一点上，虽然是失败的（像我在上面所说），然而他反映了那时候多数知识者对于现实的丑恶那种又憎恨又没有办法的心情——这一点，却是成功的！他不自觉地得到了反面的成功。如果就这方面看来，我以为他的作品比利民，朴园，王思玷他们三位的作品实在是更深刻，更复杂，而且更多些历史的社会的意义！即如在技巧上，他也并没逊于那三位。不，他还有那三位所没有的深密的心理描写。

六

当时文学研究会被称为文艺上的“人生派”。文学研究会这集团并未有过这样的主张。但文学研究会名下的许多作家——在当时文坛上颇有力的作家，大都有这倾向，却也是事实。

冰心最初的作品例如选在这里的《斯人独憔悴》，是“问题小说”。《冰心小说集》共收二十八篇，大部分作于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三年，而且大部分即使不是很显明的“问题小说”，也是把“人生究竟是什么”在研究探索的。《超人》发表于一九二一年，立刻引起了热烈的注意，而且引起了摹仿（刘纲的《冷冰冰的心》，见《小说月报》十三卷三号），并不是偶然的事。因为“人生究竟是什么”？支配人生的，是“爱”呢，还是“憎”？在当时一般青年的心里，正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冰心在《超人》中间的回答是：世界上人“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她把小说题名了“超人”，但是主人公的何彬实在并不是“超人”。冰心她不相信世上有“超人”。隔了一年多，冰心又发表了《超人》的姊妹篇或补充—— 《悟》。在这一篇里，冰心更进一层，说：“地层如何生成，星辰如何运转，霜露如何凝结，植物如何开花，如何结果……这一切，只为着‘爱’！”然而《悟》发表的当时，对于青年方面的影响，或者说，青年方面来的反应，却反不及《超人》那样多。这原因，倘从《悟》的本身上去找，是找不到的。这是因为《悟》与《超人》中间虽然只隔开一年多，然而中国青年对于“人生问题”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一部分的青年已经不愿再拿这个问题来自苦，而另一部分的青年则已认明了这问题的解答靠了抽象的“爱”或“憎”到底不成。⁽²⁾

在庐隐的作品中，我们也看见了同样的对于“人生问题”的苦索。不过她是穿了恋爱的衣裳。最好的例就是她的《海滨故人》。

庐隐最早的作品也是“问题小说”。例如《一信封》写农家女的悲剧（《海滨故人集》页二），《两个小学生》写请愿运动（同上书页二二），《灵魂可以卖么》，写纱厂女工生活（同上书页三二）。然而从《或人的悲哀》（《小说月报》十三卷十二号，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到《丽石的日记》，“人生是什么”的焦灼而苦闷的呼问在她的作品中就成了主调。她和冰心差不多同时发问。然而冰心的生活环境使冰心回答道：是“爱”不是“憎”，庐隐的生活环境却使得庐隐的回答全然两样。在《海滨故人》这四万字左右的中篇小说里，我们看见所有的“人物”几乎全是一些“追求人生意义”的热情的然而空想的青年在那里苦闷徘徊，或是一些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束缚的青年在狂叫着“自我发展”，然而他们的脆弱的心灵却又动辄多所顾忌。这些“人物”中间的一个说：“我心彷徨得很呵！往那条路上去呢？ ……我还是游戏人间罢！”（《或人的悲哀》）这是那时候（一九二一年顷）苦闷彷徨的青年人人心中有的话语！那时他们只在心里想着，后来不久就见于行动。所以，在反映了当时苦闷徬徨的站在享乐主义的边缘上的青年心理这一点看来，《海滨故人》及其姊妹篇（《或人的悲哀》和《丽石的日记》）是应该给与较高的评价的。⁽³⁾

同样的心情，我们在孙俍工的《前途》里也看到了。这一篇借火车开行前旅客们的忙乱，焦灼，拥挤，以及火车开行后旅客们的“到了么？ ”“几时才到？ ”“能不能平安无事的到？ ”——种种期望的心情，来说明“人生的旅路”上那渺茫不可知的“前途”。在《前途》的篇首，作者引了《庄子天运》篇的几句话：“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纲维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耶？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耶？ ……敢问何故？ ”作者已经把自己的题旨说得非常明白。

然而跟庐隐不同的，孙俍工抑住了主观的热情的呼号，努力想用理知的光来探索宇宙人生的“何故”。倘使我们说他的《命运》（《小说月报》十三卷十二号，民国十一年十二月）表示了他的探索的半途，那么，他的《海的渴慕者》（《小说月报》十四卷三号）就表示了他的探索的终点了。不过这“终点”并不是“前途”中提出的“何故”的答复，而是跨过了“何故”这一关的一种对于人生问题的主张——“我们应当怎样做”！

这就是他的“安那其思想”。这在《几篇不重要的演说词》（《小说月报》十三卷十号）已经露了端倪，可是到了《海的渴慕者》（这两篇的时间前后相差半年光景），他以“安那其思想”的说教者的姿态出现了。在《几篇不重要的演说词》内，他借了几个青年的嘴巴分析了当时青年们思想上的分野，他也企图说明这些“分野”所以形成的原因（他这说明并不十分成功），他把一个代表他的正面思想的“重要的人物庞人俊”藏在“幕后”不使上场，直到篇末，这才为“补足这个缺陷的缘故，把他底三则日记抄在这里，作为……结论”。而这“重要的人物《庞人俊》”就被作为“安那其思想”的代表。然而虽则如此，他还有点动摇不定，《命运》这一篇（比《几篇不重要的演说词》后两个月发表）就表示了他在“半途”时——动摇不定时无心流露的悲哀的叹息。这一篇写觉悟的女性之终于成为“家庭的奴隶”，最后只能承认了“不可幸免的命运”，而且说“隐忍着苦痛挨过这无聊的生命罢”！作者在《命运》中也企图分析那终于要把女子造成“家庭的奴隶”之根本的原因，但是他的唯心论的眼光使他得不到真实的根本原因，于是在自己的不正确的观照下他茫然自失，发了悲哀的结论。

可是作者并不是安于半途的人，虽然他缺乏透视的目光和全般地对于人生的理解，他对于人生的态度是严肃的，他有倔强的专注一面的个性。所以他不久就完全跳过了“敢问何故”这一阶段，他就直捷痛快地选取了他认为合理的“我们应该怎样做”。

《海的渴慕者》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个人。这第三人称的“他”虽然有时近于虚无主义者，但大体上还没有走到“虚无主义”而是一个“安那其”。“他”不满于世间的诈伪，卑劣，和不平等，“他”到处看见了诈伪，卑劣，不平等，“他”愤激到发狂，然而他并没有终止那一切诈伪，卑劣，以及不平等的方案，他也不信有任何完善的方案，更不信有任何人可以被委托去执行。那么“他”没有憧憬的对象么？倒也不然。“他”有的。那就是“海”。“海”代表了他理想中的“自由”——绝对的自由。“海”是茫茫然阔大无边的，这固然说明了“他”所寻求的是至广至大自由的“人生”，但也说明了“他”所寻求者只是像“海”那样茫茫阔大而没有分明界说的“自由”。“海”的渴慕者的“他”狂热地叫着什么都不要了，只要“海”，然而如何使他主观地“不要”的东西客观上成为没有，他却是想也没有想到的。

这一种“安那其思想”的痕迹，在孙俍工后期的作品里又渐渐淡了起来。他渐渐从“一切都要不得”变到“人道主义”了。在《隔绝的世界》（《小说月报》十四卷五号），他慨叹于梦想“美”的艺术家不知道“灵”的风景的背后有一幕悲剧；在《家风》（《小说月报》十六卷九号）里，他用了感伤的调子写那老年的节妇的心灵上的寂寞；而在《归家》（《小说月报》十四卷十号十一号）这中篇内，他对于当前的社会变动也不深求其光明面与黑暗面的所以然，而“为人类的前途忧虑着战栗着”了。

一九二六年以后，他似乎已经绝念于创作。⁽⁴⁾

七

冷静地谛视人生，客观的地，写实质地，描写着灰色的卑琐人生的，是叶绍钧。他的初期的作品（小说集《隔膜》）大都有点“问题小说”的倾向，例如《一个朋友》，《苦菜》，和《隔膜》。可是当他的技巧更加圆熟了时，他那客观的写实的色彩便更加浓厚。短篇集《线下》和《城中》（一九二三到二六年上半年的作品）是这一方面的代表。

要是有人问道：第一个“十年”中反映着小市民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的，是那一位作家的作品呢？我的回答是叶绍钧！

他的“人物”写得最好的，是小镇里的醉生梦死的灰色人，如《晨》内的赵太爷和黄老太这一伙（短篇集《城中》页九七） ；是一些心脏麻木的然而却又张皇敏感的怯弱者，如《潘先生在难中》的潘先生以及他的同事（短篇集《线下》页一九五），他们在虚惊来了时最先张皇失措，而在略感得安全的时候他们又是最先哈哈地笑的；是一些没有勇气和环境抗争，揉揉肚子就把他的“理想”折扣成为零的妥协者，如《校长》中的小学校长叔雅本想换掉三个坏教员，但结果因为鬼迷似的面允了三个中间的一个仍旧“蝉联”，于是索性把三个一齐都留任下去了（《线下》页八一），又如《祖父的心》中的西医杜明辉夫妇（短篇集《火灾》页一三一），没有勇气违反“祖母”，却也没有勇气完全去开自己的“理想”，结果只能悲哀地望着自己的“理想”出神；是圆滑到几乎连自己都没有，然而又颇喜欢出风头的所谓“学者”，如《演讲》中的主人公“他”（《城中》页四一），是神经衰弱的很会幻想的，然而在失恋后连哭一场的热情都没有的惫懒人，如《一个青年》中的连山（《线下》页一二一⁽⁵⁾）。

然而在最初期（说是《隔膜》的时期罢，民国八年到十年的作品），叶绍钧对于人生是抱着一个“理想”的，——他不是那么“客观”的。他在那时期，虽然也写了“灰色的人生”，例如《一个朋友》（短篇集《隔膜》页三九），可是最多的却是在“灰色”上点缀着一两点“光明”的理想的作品。他以为“美”（自然）和“爱”（心和心相印的了解）是人生的最大的意义，而且是“灰色”的人生转化为“光明”的必要条件。“美”和“爱”就是他的对于生活的理想。这是唯心的地去看人生时必然会达到的结论。

在“发展”的过程上跟叶绍钧很相近的，是王统照。他的初期的作品比叶绍钧更加强调着“美”和“爱”。但是他所说“爱”和“美”又是一件东西的两面。他的“美”和“爱”的观念也跟叶绍钧的稍稍不同。他以为高超的纯洁的“爱”（包括性爱在内）便是“美”；而且由于此两者的“交相融而交相成”，然后“普遍于地球”的“烦闷混扰”的人类能够“乐其生”而“得正当之归宿”。《沉思》是从反面来说明这个“理想”的（短篇集《春雨之夜》页八）。画家韩叔云自然和那个“五十多岁的官吏”完全是两种人，然而韩叔云之不懂得“美”与“爱”的真谛，实在和那蠢俗的“五十多岁的官吏”差不多。做模特儿的女子琼逸是作者理想的“美”与“爱”的象征，她本来是通过了艺术的媒介给人生快乐光明的，但是因为摧残“美”与“爱”的“五十多岁的官吏”——他是“功利”，“权势”等等的化身，既然只知道自私的占有，而那个自命为能形象的地创造了“爱”与“美”的画家韩叔云也对她不了解，于是结果她只好“怎么也不到韩叔云画室里去作裸体模型了，也不到戏院里去扮演了，在春日的黄昏，一个人儿跑出城外，在暖务幕住的亭子里，独自沉思！”（短篇集《春雨之夜》页一六）

王统照又从正面写了“爱”与“美”之伟大的力量；这就是《微笑》（《春雨之夜》页一一九）。一个青年的小偷，被捕后关在牢房里，有一会却因无意中得到了一个女犯人的微笑，就胡思乱想起来；后来他由同监的老犯人嘴里知道了那女犯人的身世，并且悟得她那温和的微笑不是“留恋的，不是爱慕的……更不是如情人第一次具有深重感动的诱引的笑容”，而是广博的爱人类爱一切的慈祥的微笑，于是这年青的犯人便得了“深沉与自己不可分解的感触，仿佛诗人在第一次觅得诗趣，却说不出是什么来一样”。终于他被这“微笑”超度了，在一年刑期满后出狱便成为一个勤苦的工人。“神秘的不可理解的微笑，或者果然是有魔力的，自那个微笑在他脑中留下了印象之后，他也有些变幻了。直到出了那个可怕的，如张开妖怪之口的铁门以后，他到了现在，居然成了个有些知识的工人”（《春雨之夜》页一四四） ：这是他工作中自觉的意识。但是超度了他的那“微笑”的本身却是“终身监禁”，在这里，作者又象征的地说明了因为“爱”与“灵”的化身尚未有“自由”，所以人生的真善的境地，还不能实现。

《春雨之夜》（王统照的第一短篇集，民国十年到十二年的作品）所收的二十个短篇就有这样一种“理想的”基础。从这理想的诗的境界走到《山雨》那样的现实人生的认识，当然是长长的一条路。这路中间的里程碑就是这里所选录的《车中》以及稍后的《漫天风雪扰牢骚》（曾见《小说月报》不记何卷何号）等等，数量并不多。他的长篇《一叶》和《黄昏》大体上也是属于他这“路”的中段。然而也正像他的初期的作品比叶绍钧的更“理想”，他的第二期的“客观”的作品也没有叶作的那样冷冷地静观。诗人气质的王统照始终有他的热情！⁽⁶⁾

和叶王二人同时在民国十年到十二年的文坛上尽了很大的贡献的，还有落华生。

他的作品从《命命鸟》到《枯杨生花》，在“人生观”这一点上说来，是那时候独树一帜的（他的题材也是独树一帜的）。他不像冰心，叶绍钧，王统照他们似的憧憬着“美”和“爱”的理想的和谐的天国，更不像庐隐那样苦闷彷徨焦灼，他是脚踏实地的。他在他的每一篇作品里，都试要放进一个他所认为合理的人生观。他并不建造了什么理想的象牙塔。他有点怀疑于人生的终极的意义（《空山灵雨》页一七，《蜜蜂和农人》），然而他不悲观，他也不赞成空想；他在《缀网劳蛛》里写了一个“不信自己这样的命运不甚好，也不信史夫人用定命论的解释来安慰她，就可以使她满足”的女子尚洁，然而这尚洁并不麻木的，她有她的人生观，她说：“我像蜘蛛，命运就是我的网。蜘蛛把一切有毒无毒的昆虫吃入肚里，回头把网组织起来。他第一次放出来的游丝，不晓得要被风吹到多么远；可是等到粘着别的东西的时候，他的网便成了。他不晓得那网什么时候会破，和怎样破法。一旦破了，他还暂时安安然然地藏起来；等有机会再结一个好的。人和他的命运又何常不是这样？所有的网都是自己组织得来，或完或缺，只能听其自然罢了。”（短篇集《缀网劳蛛》页一三五——六）同样的思想，在《商人妇》里也很力强地表现着（《缀网劳蛛》页四七）。

这便是落华生的人生观。他这人生观是二重性的。一方面是积极的昂扬意识的表征（这是“五四”初期的），另一方面却又是消极的退婴的意识（这是他创作当时普遍于知识界的），所以尚洁并没确定的生活目的，《商人妇》里的惜官也没有；作者在他的一篇“散记”里更加明白地说：“在一切的海里，遇着这样的光景，谁也没有带着主意下来，谁也脱不了在上面泛来泛去，我们尽管划罢。”（《空山灵雨》页三五）

落华生是反映了当时第三种对于人生的态度的。⁽⁷⁾

在作品形式方面，落华生的，也多少有点二重性。他的《命命鸟》，《商人妇》，《换巢鸾凤》，《缀网劳蛛》，乃至《醍醐天女》与《枯杨生花》，都有浓厚的“异域情调”，这是浪漫主义的；然而同时我们在加陵和敏明的情死中（《命命鸟》），在尚洁或惜官的颠沛生活中，在和莺和祖凤的恋爱中（《换巢鸾凤》），我们觉得这些又是写实主义的。他这形式上的二重性，也可以跟他“思想上的二重性”一同来解答。浪漫主义的成分是昂扬的积极的“五四”初期的市民意识的产物，而写实主义的成分则是“五四”的风暴过后觉得依然满眼是平凡灰色的迷惘心理的产物。

八

这一时期，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家有徐玉诺，潘训，彭家煌，许杰。

徐玉诺是一个有才能的作者，然而他在尚未充分发展之前，就从文坛上退隐了。他在一九二三—二四年顷，创作力颇旺，一九二六年起，就没有看见他（我不知道他是否尚在人间）。这一位《将来之花园》（诗集）的作者正像叶绍钧在短篇小说《火灾》内所写，一方面是热情的，带点原始性的粗犷的，另一方面却是个Diana型的梦想者（《火灾》内的言信君就是徐玉诺） ；前者的表现是他的小说，后者的是他的诗。不过在诗一方面他的成就比在小说方面似乎要高些。他留给我们的小说只有很少的几篇，而且处处表示了他只是刚刚在开步。

然而从这少数的篇幅中我们看见他有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基本的美质。这在《一双破鞋》和《祖父的故事》中很觉明显。第一，他的对话是活生生的口语；第二，他的人物描写全没有观念的抽象的毛病；第三，他写“动作”是紧张的。但亦自然，并且他也不是不能够描写心灵上的轻淡的可是发自深处的波动（例如《祖父的故事》）。

不过在这一切优点之外，他的小说有一个大毛病就是没有组织。诗人气分很浓厚的他提起写小说的笔时，只是将他所有的印象单纯地再现，没有经过组织分解，抽出“典型的”什么来。不然，照他那样丰富热烈的生活（他是河南人，他的故乡的特殊生活他是一个实际参加者，叶绍钧的《火灾》内有一部分的描写），他应当给我们更多些。⁽⁸⁾

潘训的《乡心》在《小说月报》十三卷七号（十一年七月）发表的时候，他大概还在浙江第一师范读书。那时候，描写农民生活的小说还是很少，《乡心》的出现，是应得特书的。

这一篇小说虽然并没写到正面的农村生活，可是它喊出了农村衰败的第一声悲欢。主人公阿贵是抱着“黄金的梦”从农村跑到都市去的第一批的代表。阿贵是好胜的青年木匠，他的离开农村到都市，虽然一方面由于“好胜”，但他和“千里做官只为钱”的“投机者”的心理是不同的；隐藏在他“好胜心”背后的，是债务的压迫。这一点，《乡心》里写得很明白。然而到了都市的阿贵也仅仅能够生活；“出乡来，也总如此住住，究竟有什么好呢？ ”倔强好胜的阿贵也终于这样悲叹。我们从这青年农村木匠的故事看到了近年来农民从农村破产下逃到都市而仍不免于饿肚子的大悲剧的前奏曲。

作者后来在他的小说集⁽⁹⁾的自序里说：“《晚上》等四篇，都以作者故乡的农人为题材。我的故乡的生活，是一味朴素的生活。在物质的生活的鞭迫下，被‘命生定的’一句格言所卖，单独地艰苦地挣扎着。这四篇小说中，便都是这种人物。”

这一段作者自己的话，在《人间》（《小说月报》十四卷八号），《牧生和他的笛》（十五卷十号），以及《晚上》各篇内，也许恰合（尤其是《人间》内的主人公火吒司是“命生定”论者的代表）。但是在《乡心》中，阿贵这倔强者正是对“生定”的“命”在抗争，虽然好像终于要失败。《乡心》之所以比《人间》等三篇更为杰出，就为的《乡心》写了农村人物的两种典型：“命生定”论者的阿贵的父母，以及对“生定”的“命”挣扎的阿贵。然而阿贵的挣扎也还是盲目的。因此他的本性的崛强虽然使他不肯屈伏（回到他家乡去），但他掩不了心中的悲哀。在我们面前的阿贵的姿态，不是坚定的，挺起胸膛朝前面看的，而是盲目的，悲哀的，低头着，忍住了眼泪苦笑的。

在这里，我们应当连带讲一讲王任叔的《疲惫者》（已经选在本书里了，原见《小说月报》十六卷十一号）。这一篇的主人公运秧驼背也是个倔强汉，也曾离开了他的故乡到“下三府）（指旧时的杭，嘉，湖三府）去想“发财”，然而五十多岁回来时，他毫无所得，只留下个本性的倔强。少年的梦已经过去了，他变成一个“闲汉”。他不再想和“生定”的“命”挣扎了，可是他在“命”前低头的时候，还是要说几句强话的。我们在这运秧驼背身上看见了盲目挣扎者的后半世的下场。他已经没有悲哀，他有的是冷笑，有的是对于阿三那种趋炎附势者的憎恨和蔑视。他虽然时时几天没有饭吃，然而他不肯偷，不肯拍马屁，他是保持着高贵的胜利者的姿态的。

用了更繁杂的人物和动作把农村生活的另一面给我们看的，是彭家煌和许杰。这两位的初期的作品（他们开始创作差不多是同时的）有一些共同点：两个都是纯客观的态度，两个都着眼在“地方色彩”，两个都写了农民的无知，被拨弄（不过在彭家煌的悲喜剧的《怂恿》内，拨弄的主动者是“人”，而在许杰的悲剧的《惨雾》内却是农民们自己的原始性的强悍和传统的恶劣的风俗）。

彭家煌的独特的作风在《怂恿》里就已经很圆熟。这时候他的态度是纯客观的（他不久就抛弃了这纯客观的观点）。在这几乎称得是中篇的《怂恿》内，他写出朴质善良而无知的一对夫妇夹在“土财主”和“破靴党”之间，怎样被播弄而串了一断悲喜剧。浓厚的“地方色彩”，活泼的带着土音的“对话”，紧张的“动作”，多样的“人物”，错综的故事的发展，——都使得这一篇小说成为那时期最好的农民小说之一。⁽¹⁰⁾

和《怂恿》同样富有“地方色彩”的，是《活鬼》（短篇集《怂恿》页八三）。在这一篇的诙谐的表面下，有作者对于宗法社会的不良习俗的讽刺。富农某，因为财旺丁不旺，就放任他的寡媳和女儿去偷汉，可是“她们没有成绩报销出来，老农可不能不预备身后了”，他赶紧给他的十三四岁的孙儿荷生娶了个年龄只比荷生大十来岁的老婆，这才一无牵挂的溘然长逝。这个孩子新郎的大新娘自然会接受她婆婆的衣钵的。过不了一年，荷生的家里就常常闹鬼了。荷生不知道他所怕的“鬼”正是他的大了十多岁的老婆所招来而且欢迎的。他去请了他在小学校读书时的好朋友——校里的厨子，出名是有家传的驱鬼符的，——到他家里住宿，帮同赶鬼。这个“赶鬼人”就宿在荷生的房里，跟荷生一床，荷生的老婆睡了同房的另一床。第一二夜，的确还有鬼响，但是被“赶鬼人”一声嚷骂，就没有了。后来半个月里简直再没有鬼在窗外闹响了，“赶鬼人”也只好自回他当差的学校里。然而“赶鬼人”一去，“鬼”又来了。这一夜没有月光，荷生一听得石子在屋顶上响，就抖抖地起来拿了猎枪朝窗外放了一枪。枪声过后，窗外起了一阵脚步声，跑入竹林去了。荷生第二天到小学校里找他的好朋友“赶鬼人”，哪知不在。后来这“赶鬼人”就从此不见。

彭家煌早期的都市生活的描写，收在短篇集《怂恿》内的，例如这里选录的《Dismeryer先生》以及另外的几篇（《到游戏园去》，《军事》，《势力范围》），也还多少有点纯客观的态度，至少是他对于当面的现实还没有确定的见解。这是他前期的作品和后期的不同的地方。

他不幸无寿，所以他留给我们的作品也不很多。

许杰却是个生产丰富的作家。他写了很多的农村小说，而且大部分是一九二四—二六这三年中的作品。⁽¹¹⁾最近四五年来，他几乎没有什么新作。

许杰开始创作大概在一九二三年下半年。他最初的两年光景，一气里给了我们十多篇农村生活的小说，其中长的如《惨雾》，有三万多字，短的亦常在一万字以上。在那时候，他是成绩最多的描写农民生活的作家。他是浙江台州人，他的题材多取自他的故乡。一九二五年起，他转了方向，写都市中流浪的青年群的生活了； 《火山口》内十个短篇全是这一类的作品。但在一九二四年他专注于农村生活的时候，他亦有过一篇流浪青年的描写，就是收在短篇集《惨雾》内的《醉人的湖风》。

正像他的题材是两方面的，他的作风也有两个面目。他的农村生活的作品几乎全是客观的写实主义的，而他的都市中流浪青年生活的作品却是热情的感伤的，多少还有点颓废的倾向。这，他在短篇集《火山口》的自序内有一段诚恳的自白。

他的农村生活的小说是一幅广大的背景，浓密地点缀着特殊的野蛮的习俗（如《惨雾》中的械斗，《赌徒吉顺》中的典妻），拥挤着许多农村中的典型的人物。他常常能够提出典型的人物来，可是他不能够常常写得好。他只有一两个是写得相当成功的，例如《赌徒吉顺》中的主人公吉顺，《大白纸》中的大白纸；但这些都是畸形的人物，他们在转形期的社会中是一些被生活的飞轮抛出来的渣滓，我们只有从反面去看时，这才能够在他们身上认出社会的意义。自然，我们这位作家也写另一方面的人物，——在生活河里冲波激浪的人儿，例如《隐匿》中的善金，可是写到这一类人物的时候，作者就常常失败。就拿《隐匿》来说，居于主人公地位的善金，我们只看见一个侧影，而且这侧影在小说中出现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是生活中的败将，也快要成为生活的飞轮抛出来的渣滓了。

但是除开这一些不讲，那么，最长的《惨雾》是那时候一篇杰出的作品。这一篇里，人物描写并不见得成功，但结构很整密。也有些地方不简洁，但全篇的气魄是雄壮的。

《赌徒吉顺》（在短篇集《惨雾》中，页二五九）是颇为细腻的心理描写。吉顺的落在赌的魔手中，一方面固然由于都市的罪恶伸展到农村，而另一方面也由于农村的衰败和不安引起了人心的迷惘苦闷，于是要求刺激，梦想发财的捷径了。在堕落中的吉顺，只奉一个上帝，就是金钱。他第一次拒绝了典妻，就因为他刚刚赢了钱；第二次他在“名誉”和“金钱”二者之间挣扎了片刻，终于还是金钱得胜，他决定要典妻了。然而因为代价不像他所希望的那么多，于是在“名誉”的辩解下，他觉得典妻这事倒底不好。这辩解是他失败（典妻不成）后的自欺。主宰他的，到底还是金钱，不是什么抽象的名誉。

假使我们说《惨雾》所表现的是一个原始性的宗法的农村（在这里，个人主义是被宗法思想压住的），那么，《赌徒吉顺》所表现的就是一个经济势力超于封建思想以上的变形期的乡镇，而这经济力却不是生产的，是消费的，破坏的。

九

因为这一篇“导言”的目的，只想说明新文学第一个“十年”里创作小说发展的概况，以及这一时期文学上几个主要的倾向，所以我不打算再噜索地把上面不曾讲到过的作家一一讲几句了。这几位没有讲到的作家，虽然或者是所作不多，或者是他在新文学小说以外的部门贡献得更大，或者是应当放在第二个“十年”里，但是他们在这一时期的贡献有它的历史的价值，并且给当时的青年作者以很多技术上的榜样。为要指出过去这十年中曾经有多少作家从各方面把我们这小说一部门装点得花团锦簇，我们这本书里一定不能够缺少了他们的作品，然而我请读者自己去欣赏罢，我不再噜索地讲我的感想了。⁽¹²⁾

但在结束本文以前，我要再请读者注意，因为本书的范围限于文学研究会的各位小说作家，所以这篇“导言”的论述也不得不以此为范围。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上的重要倾向中，我没有讲到创造社以及其他文学团体。不用说，创造社以及其他文学团体是代表了这一时期整个文坛上的几个最大的倾向的，但是我这里却包括不进去，这要请读者去读本丛书的《小说二集》和三集。还有文艺理论，诗，戏曲，散文等专辑。

三月十日，一九三五。

【注释】

(1)后来有一个朋友告诉我，王鲁彦也是文学研究会会员，我把他漏掉了。于是想到记错或漏掉的，一定还有。至于王鲁彦，则本丛书的《小说二集》已经有，省点事，我不去要求“移交”了。因为我这里也侵犯着《小说二集》的管辖权呵！

(2)冰心的小说有北新出版的《冰心全集》中的《冰心小说集》一册，内除最后的三四篇以外，全是一九二六年以前的作品。

(3)庐隐的作品有《海滨故人》短篇集，商务，《曼丽》短篇集，《灵海潮汐》短篇集，开明，《玫瑰的刺》（中华），《女人的心》长篇，四社，《象牙戒指》长篇，商务；除《海滨故人》及《曼丽》外，余皆为一九二六年以后的作品。

(4)孙俍工的作品有短篇集《海的渴慕者》和《生命的伤痕》（皆民智书局出版） ；前者包含小说十八篇，后者包含小说三篇，剧本二篇。这些都是一九二六年以前的作品。

(5)叶绍钧的作品在一九二六年以前发表的，有短篇小说集四本：《隔膜》（商务，民国十一年），《火灾》（商务，民国十二年），《线下》（商务，民国十四年），《城中》（开明，民国十五年） ；又有《未厌集》（商务，民国十七年），其中共十篇，前五篇也是一九二六年的作品。

(6)王统照的作品已有单行本者为《春雨之夜》（商务），《霜痕》（新中国），——以上皆短篇； 《一叶》，和《黄昏》（皆长篇，商务）。一九二六年以后他搁笔了多时，所作极少，最近二三年他又写得多些了，长篇《山雨》就是前年发表的。

(7)落华生在一九二六年以前的作品收在短篇集《缀网劳蛛》和散文集《空山灵雨》（商务）。

(8)徐玉诺的小说并没有单行本。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有《在摇篮里》二篇（十四卷五号及七号），《一双破鞋》，《寂寞》，《灰色人》（后二者只可算是速写，皆见十四卷六号），《到何处去》（十四卷八号），《祖父的故事》（十四卷十二号），《往事一闪》（十五卷一号）。诗集《将来的花园》，商务出版。

(9)潘训在一九二五（年）以后没有创作。他虽然开始创作很早，可是他写得不多；他好像只有收在《雨点集》内的九篇，这集子用了田言的笔名，民国十八年亚东出版。

(10)彭家煌的作品已有单行本者，为《怂恿》（开明），内八篇，皆一九二六年前所作；此后的作品，有短篇集《喜讯》（现代），《皮克的情书》（现代），及《在潮神庙》（良友）。他死于一九三三年。

(11)许杰的短篇小说集有《惨雾》（商务，内七篇），《飘浮》（南京书局，内六篇），以上为一九二六年以前所作。《火山口》（乐华，内十篇，据作者自序，大半作于一九二五到二六年），《椰子与榴莲》（现代，内十篇），《暮春》（光华，内二篇）。

(12)这里介绍他们已经出版的单行本：郑振铎，《家庭的故事》（开明，大多数是一九二六年以后的作品）。罗黑芷，《醉里》（商务），《春日》（开明，有一九二六年的作品）。黎烈文，《舟中》（泰东）。赵景深，《栀子花球》（北新）。敬隐渔，《玛丽》（商务）。许志行，《孤坟》（亚东）。李劼人，《同情》（中华）。徐志摩，《轮盘》（中华）。王任叔，《殉》（泰东） ； 《监狱》，《阿贵流浪记》，《在没落中》（乐华），《破屋》（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