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怎样编选《小说二集》

鲁迅怎样编选《小说二集》⁽³³⁾

鲁迅怎样编选《小说二集》⁽³⁴⁾

赵家璧

一

一九三四年秋，《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辑计划酝酿期间，我曾把《大系》的编辑意图和初步设想，向鲁迅请教过，他赞成这个计划。当工作逐渐具体化时，我们已决定把短篇小说部分，按文学团体分编三卷。文学研究会一卷由茅盾编选，创造社一卷由郑伯奇编选；但是其他文学团体和作家的那一卷，请谁编选最为合适呢？我们当然最先想到鲁迅。他是成为中国新文学奠基的丰碑《狂人日记》等短篇小说的作者，又是重要文学团体语丝社、莽原社和未名社的领导人，在中国文坛上他是最有权威最有影响的作家。但是考虑到他工作很忙，当时身体健康情况欠佳，要他担任内容这样庞杂的一卷的编选者是否能得到他的同意呢？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间，由郑伯奇伴同我到内山书店去看鲁迅先生，先把《大系》的具体规划和最近的进度向他作了详细介绍，然后提到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两卷已由茅盾和郑伯奇答应编选，其他文学团体和作家的那一卷，我们想请他担任编选。他犹豫了一会儿，没有立刻作直接的答复，又谈了一些他对这套计划的看法；最后对担任编选的事，谦虚地说：“一定有比我更合适的人吧！”当我坚决要求时，先生表示：“假如真找不到别人，就由我来担任也可以。但有一个条件，许多刊物如《新潮》和《新青年》等手头都没有，必须由良友公司负责供应。”这一点我当然欣然答应了。临别时，他很风趣地对我们说：“你们来找我同意为你们编选这本集子还是一件容易的事，检查官是否同意，你们倒要郑重考虑的。”

鲁迅对我们提出的忠告是从斗争实践中得来的。当时正值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他们查禁进步书刊，禁止进步文化人发表文章，甚至屠杀革命作家。反动当局又成立了臭名昭著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对所有出版物强迫进行原稿审查。在这笼罩着上海进步文化界的白色恐怖中，鲁迅是首当其冲的。审查机关对他残酷迫害，用鲁迅署名的书大批被禁，用其他笔名发表在日报刊物上的文章，也被乱砍乱删。他们像蝙蝠怕见阳光一样地害怕鲁迅的名字。我们考虑到审查机关对这套《大系》操有生杀之权，在白色恐怖层层压迫下，如何同审查机关一方面进行坚决的斗争，一方面又要使我们的出版物能和读者见面，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当然，我们也知道选材都是“五四”时代的作品，问题不大；但是编选者中有几个名字，特别是鲁迅，肯定会引起他们的注意，而编选者写的导言送审时，他们就可以下毒手。鲁迅这一席话正提醒我们要同审查会这个鬼门关进行一番较量，我们对此也是有所准备的，因为一年前，我们已尝过白色恐怖的滋味。

原来“良友”专业出版各种画报，向来不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所注意。后来陆续出版进步的文艺读物，白色恐怖的魔手也伸了进来。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就与上海艺华影片公司同时被所谓“影界铲共同志会”的特务所破坏，门市部大玻璃被铁锤所击碎。这显然是对我们的一个“警告”。但不久，就有当时任《时事新报》副刊编辑、在鲁迅写的《谣言世家》⁽³⁵⁾一文中被点了名的那个挂名“文学家”汤增敭以卖稿为名找上门来，被敲去了一笔钱，还说“保证”以后没事了。我把此事告诉过鲁迅，他曾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里给以挞伐。文章中说：“而且所征伐的还不止影片公司，又蔓延到书店方面去，大则一群人闯进去捣毁一切，小则不知从那里飞来一块石子，敲碎了值洋二百的窗玻璃。那理由自然也是因为这书店为共产党所利用。高价的窗玻璃的不安全，是使书店主人非常心痛的。几天之后，就有‘文学家’将自己的‘好作品’来卖给他了，他知道印出来是没有人看的，但得买下，因为价钱不过和一块窗玻璃相当，而可以免去第二块石子，省了修理窗门的工作。”⁽³⁶⁾

二

那年十二月底，却发生了一件意料不到的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十二月二十五日我收到鲁迅一封信，信上说：

《新文学大系》的条件，大体并无异议，惟久病新愈，医生禁止劳作，开年忽然连日看起作品来，能否持久也很难定；又序文能否做至二万字，也难预知，因为我不会做长文章，意思完了而将文字拉长，更是无聊之至。所以倘使交稿期在不得已时，可以延长，而序文不限字数，可以照字计算稿费，那么，我是可以接受的。

读完这封信，我心中放下了一块大石头。《大系》既获得鲁迅参加编选，实现这个计划就指日可待了。

但是第二天，二十六日，《鲁迅日记》上写着：“寄赵家璧信。晚河清来。”据黄源（河清）后来向我谈起，他那天晚上去见鲁迅，就是去告诉他关于原来准备发表在《文学》四卷二期上的《病后杂谈》，被审查官删得只存四分之一的事。鲁迅对审查机关的“明诛暗杀”无比愤慨，因而对敌人的阴谋诡计，坚决斗争到底。当晚就给我写了一封拒编《小说二集》的信。这封信原信上写的是十二月二十五夜，我过去也一直认为是同一天给我写了两封信，表示接受的一封是早上写的，拒绝编选的一封是晚上写的。经黄源一说，再查《日记》，证明作者在盛怒之下，把日子误写了。应当是十二月二十六日夜。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早上寄奉一函，想已达览。我曾为《文学》明年第一号作随笔一篇，约六千字，所讲是明末故事，引些古书，其中感慨之词，自不能免。今晚才知道被检查官删去四分之三，只存开首一千余字。由此看来，我即使讲盘古开天辟地神话，也必不能满他们之意，而我也确不能作使他们满意的文章。

我因此想到《中国新文学大系》。当送检所选小说时，因为不知何入所选，大约是决无问题的，但在送序论去时，便可发生问题。五四时代比明末近，我又不能做四平八稳，“今天天气，哈哈哈”到一万多字的文章，而且真也和群官的意见不能相同，那时想来就必要发生纠葛。我是不善于照他们的意见，改正文章，或另作一篇的，这时如另请他人，则小说系我所选，别人的意见，决不相同，一定要弄得无可措手。非书店白折费用，即我白费工夫，两者之中，必伤其一。所以我决计不干这事了，索性开初就由一个不被他们所憎恶者出手，实在稳妥得多。检查官们虽宣言不论作者，只看内容，但这种心口如一的君子，恐不常有，即有，亦必不在检查官之中，他们要开一点玩笑是极容易的，我不想来中他们的诡计，我仍然要用硬功对付他们。

这并非我三翻四覆，看实情实在也并不是杞忧，这是要请你谅察的。我还想，还有几个编辑者，恐怕那序文的通过也在可虑之列。

同一天晚上写给萧军信中所说：“这几天真有点闷气。检查官们公开的说，他们只看内容，不问作者是谁，即不和个人为难的意思。……其实他们是阴谋，遇见我的文章，就删削一通，使你不成样子，印出去时，读者不知底细，以为我发了昏了”，⁽³⁷⁾指的是同一件事；在以后几天写给友人书信中还多次提到。我收到此信时，犹如晴天霹雳，这对我来说，不是事败垂成吗？ 《大系》组稿工作，历尽艰辛，终告解决，现在一切有关广告、印刷、发行等工作都已安排就绪；如果鲁迅不参加编选，更将影响其他几位编选者，整个计划势必功亏一篑。但我从来信后半部分的语气中看出，鲁迅的拒绝编选还是从关怀《大系》的出版前途出发的；虽然在如此激怒的情绪下，还在为我们设想考虑。这使我感觉到还存在着一线生机，也鼓起了我百倍的勇气再次去谒见他。想到郑伯奇是介绍我认识鲁迅的，是鲁迅信得过的老朋友，当时正在良友编文艺刊物《新小说》，我和他商谈后，他答应陪我同去内山书店一行。

我在年底前用电话同鲁迅约定元旦假期去看望他。从一九三四年过渡到一九三五年的那几天日子，真是度日如年，忧心忡忡，因为应允与否两者都有可能。我记得大约是一月二日去的，可惜《日记》上并无记载。但那天谈话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我们还是在内山的会客室里相见。我紧张不安的情绪显然引起了鲁迅的注意。他又把关于审查官如何乱删《病后杂谈》的事更详细地谈了一遍。他担心照此下去，什么好书都不用出了。我们便把迄今为止《大系》的进程坦率地讲了。我们恳切地要求他体谅编辑出版者的苦衷，收回成命。至于将来《小说二集》送审时，选材问题，估计不大，导言方面，我们说，将尽一切力量争取做到保持原作的本来面目。鲁迅思索了很久，最后点头答应了。但是对审查制度的愤懑之情仍然溢于言表。临别之前，他对我们说，将来序文和选稿送审后如有删改之处，可由我们代为决定，不必再征求他的同意了。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后，又说明如果送审后有什么重大的变动，还是要取得编选者本人同意的。

两天之后，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的《日记》上有这样一条记载：“午后寄赵家璧信。”其实这封信是写给我和郑伯奇二人的。内容很简单，说：

先想看一看《新青年》及《新潮》，倘能借得，乞派人送至书店为感。

因为那天是郑伯奇陪我一起去见他的，所以这封信写给我们两个人。为了帮助一个青年编辑实现他的一个编辑计划，鲁迅终于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使这套《大系》有了如愿出版的可能。

一月八日，《日记》上记着这样一句话：“得赵家璧信并编《新文学大系》约一纸。”出版合同随即签订了。两天后，正巧编选《散文二集》的郁达夫从杭州到上海，良友编辑部同人约请鲁迅和郁达夫在北四川路味雅粤菜馆便饭。十日的《日记》上有这样一段记载：“午达夫、映霞从杭州来，家璧及伯奇、国亮延之在味雅午饭，亦见邀，遂同广平携海婴往。”在创造社成员中，根据我的接触，鲁迅与郁达夫、郑伯奇两人是有深厚的友谊的。经过这番周折，此后《大系》的编辑出版工作，就按原计划迅速顺利地进行了。

三

由于《大系》规模较大，书价较高，我们编印了一本供宣传广告用的出版预告小册子，名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样本》。书内刊有我写的《编辑缘起》，用蔡元培的手迹制版印的《总序节要》，各占两页。随后是十位编选者的《编选感想》，每人一页。右上角印编选者最近半身像，《编选感想》约一二百字，用手迹制版印。鲁迅的那段原文手迹印在第七页上。

鲁迅对新书出版前的广告一直很重视，他为他自己或朋友编写的书刊拟过许多广告稿，收在《集外集拾遗》中。我们为了编印这个样本，曾要求他写一段感想，寄一幅照片。一月十六日给我的信上说：

说起来我真有些荒唐，那感想的事，我竟忘记了，现在写了一点寄上。其实，我还没有看了几本作品，这感想也只好说得少些。

一月二十八日《日记》上记有：“上午以照片一枚寄赵家璧。”二月九日给我的信里说到：

照片不必寄还，先生留下罢。

这里说的感想和照片都是为样本用的。

鲁迅写的这篇《编选感想》共约一百余字，全文如下：

这是新的小说的开始时候。技术是不能和现在的好作家相比较的，但把时代记在心里，就知道那时倒很少有随随便便的作品。内容当然更和现在不同了，但奇怪的是二十年后的现在的有些作品，却仍然赶不上那时候的。

后来，小说的地位提高了，作品也大进步，只是同时也孪生了一个兄弟，叫作“滥造”。

鲁迅在这段短文中对“五四”时代短篇小说作家认真写作的态度作了很高的评价，并与三十年代某些作家粗制滥造的作风相比，看出数量上虽有所增加，质量上“却仍然赶不上那时候的”。这一问题的提出，不但在当时很有现实意义，直到今天，对文学工作者来说，在如何正确对待质量与数量的关系上，也具有重大的教育作用。

回忆使这一庞大的五百万言史料整理工作得以胜利完成的支持者中间，如果没有阿英（钱杏邨）的热情帮助，这个编辑计划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上海的几所大图书馆虽然是我们资料的供应来源，但图书馆藏书借阅有一定限期，而且许多书和有些版本也不齐备。鲁迅于一月二十四日《日记》上这样写：“夜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开手。”这以前，我们已把他需要的资料送去了。但是他还为了寻求选材直接和阿英通信。二月十二日《日记》上记有：“得钱杏邨信并借《新青年》 、 《新潮》等一包，即复。”二月十七日又记有：“得赵家璧信并杂志一包，附杏邨笺。”查《日记》中记载鲁迅与钱杏邨的来往一共有五次。除上述一九三五年的两次外，还有一九三六年四月八日，也有一次记有：“寄赵家璧信，附与阿英笺。雨。收到《中国新文学大系》（十）一本。”这一本《大系》就是最后出版的阿英编选的《史料·索引》。这个月中还有两天提到过阿英。我们都知道鲁迅过去曾和太阳社在对“革命文学”问题上是发生过激烈论争的。阿英已于前年也在北京不幸逝世，不禁又联想到他和《大系》以及他和鲁迅的一些往事。缅怀旧友，十位编选者，今天都已先后作了古人。

四

鲁迅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同意编选后，从一月二十四日“开手”读作品，二月二十目《日记》记有：“夜作《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两引言开手。”现在从《书信集》中我第一次看到他那几天写给其他友人的书信，说明在这短短的一个时期里，鲁迅为了此书是花出了极大精力和全部时间的。二月二十四日给杨霁云的信上说：“近因经济上的关系，在给一个书坊选一本短篇小说——别人的，时日迫促，以致终日匆匆未能奉复，甚歉。”⁽³⁸⁾二月二十六日给叶紫的信中又说：“我因为给书店选一本小说，而且约定了交卷的日期，所以近来只赶办着这事，弄得头昏眼花，没有工夫。”⁽³⁹⁾今天读到这些话，又想到当时他实际已在重病中，对他那种认真负责、全力以赴的工作态度，更受感动。到二月二十六日，《日记》上记有：“上午寄赵家璧信并所选小说两本。”这一天给我的信上是这样说的：

送上选稿三分之二——上、中两本，其余的一部分，当于月底续交。序文也不会迟于三月十五日。

目录当于月底和余稿一同交出。

计算一下日子，就可见工作进度之迅速。仅仅隔了两天，二月二十八日，鲁迅又亲自到良友公司送稿来了。

良友图书公司在北四川路八五一号，离鲁迅所住大陆新邨虽很近，但他为避人耳目，不大外出的；而且当时身体也不很好。我记得那天还是冬末春初，他穿了一件深色的棉长袍，戴了一顶呢帽，穿着一双橡胶鞋，手中拿着一个用日本花巾包的东西。他打开花布包，就是一束折叠得整整齐齐的选稿，这是选稿的最后一部分。这一天，离开他答应担任编选《小说二集》后还不到两个月时间。现在从《日记》上看，年底前，他旧病又复发了一次，每晚都有低温。在“久病初愈，医生禁止劳作”的日子里，为了使后代文学青年看到“五四”以来十年间一部分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而忘我地劳动，很快把《小说二集》的选材工作全部完成了。那天我双手捧到选稿时，心中不知应当说怎样感谢的话才能表达我当时的真情实感。在他殷切地询问《大系》其他各卷的进程后，忽然从他的口袋里摸出一封信交给我。他说：“怕见不到你，所以写了这封信准备留交，你慢慢看吧。”其实他既写了信，完全可以邮寄；就是为了郑重起见，还是亲自送来。如今回忆，百感交集。这天《日记》上这样记载：“访赵家璧并交小说选集稿，见赠《今日欧美小说之动向》一本。”这里说的书是当时新出版的我的一个译本。

《小说二集》所选作家的作品，每人最多选四篇，少者选一二篇。对于有些作家的作品，鲁迅考虑到有被审查官抽去的可能，便多选了一些供编辑者补充。他替编辑者设想的周到，真正做到无微不至。二月二十八日面交的一封信里，就有这样一段话：

小说的末一本，也已校完了，今呈上，并目录一份。其中，黎锦明和台静农两位的作品，是有被抽去的可能的，所以各人多选了一篇。如果竟不被抽去，那末，将来就将目录上有×记号的自己除掉，每人各留四篇。

此外大约都没有危险。不过中国的事情很难说，如果还有通不过的，而字数上发生了问题，那就只好另选次等的补充了。其实是现在就有了充填字数的作品在里面。

我们原来的计划是等每一本选稿都齐了便把导言和选稿一起送审。但鲁迅在三月六日给我的信上替我们出了个好主意。信中说：

序文的送检，我想还是等选本有了结果之后，以免他们去对照，虽然他们也未必这么精细，忠实，但也还是预防一点的好罢。

此后，我们就按照他提醒的那样去做，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种有意扰乱敌人的耳目，避免作品受到审查官的宰割，正是对敌斗争的一种策略。根据我的记忆，《小说二集》选材送审后，抽删情况并不严重。倒是因为选材分量已超过计划规定的篇幅，我们后来要求编选者减少了一些选材。五月十日夜鲁迅给我的信上说：

小说稿除原可不登者全数删去外，又删去了五篇，大约再也不会溢出预算页数之外的了。

所以现在的《小说二集》里，台静农的四篇都保留，黎锦明的留下三篇。这本集子，共选三十三位作家的五十九篇作品，约共四十五万字。

选材中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向培良的作品。向培良是鲁迅领导的《莽原》的撰稿人。鲁迅对这个文学青年一直热情帮助，谆谆指导。他的第一个短篇集《飘渺的梦》就是由鲁迅编选列入《乌合丛书》，与《呐喊》 、《彷徨》同时出版的。到一九二六年鲁迅离京赴厦门后，向就与高长虹结成一伙，到上海成立“狂飙社”，写文章谩骂鲁迅，后来更走上堕落的道路。但鲁迅在选编本书时，对于向培良在文学创作上前期的某些作品，还是加以肯定。二月二十八日给我信中有一段话提到向培良，信中说：

向培良的《我离开十字街头》，是他那时的代表作，应该选入。但这一篇是单行本（光华书店出版），不知会不会发生版权问题。所以现在不订在一起，请先生酌定，因为我对于出版法之类，实在不了然。

假使出版上无问题，检阅也通过了，那就除去有×记号的《野花》，还是剩四篇。但那篇会被抽去也难说。

后来《我离开十字街头》确因版权问题不能收入，但鲁迅在导言中还是从这本书里摘录了一大段引文，并对作者早年创作的几个短篇下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他的这篇导言，在怎样历史唯物主义地对待那一时期的作家的作品上，作出了典范。对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工作者而言，这是一篇在文学评论方面的重要文献。向培良名下入选三篇，两篇选自《飘渺的梦》，一篇选自《莽原》。对于“狂飙社”另一个主要成员尚钺，本书中同样入选他的两个短篇。

我们原来要求每位编选者的导言一般以二万字为标准，这种要求确实不很合理，所以鲁迅的导言只写了一万余字，而《戏剧集》编选者洪深的导言写了六万字。鲁迅的导言是三月六日夜寄我的。信中说：

序文总算弄好了，连抄带做，大约已经达到一万字；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无论怎么小心，总不免发一点“不妥”的议论。如果有什么麻烦，请先生随宜改定，不必和我商量了，此事前已面陈，兹不多赘。

这段话表示了鲁迅对一个青年编辑的最大信任。每逢重读这封信，就自然而然地回想起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那天在内山会客室谒见他时那幕紧张而动人的情景。更深切地感到鲁迅对国民党审查机关抱着绝不妥协、斗争到底的精神；而对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编辑出版计划，他总是热情帮助，希望它能和广大读者相见。

《小说二集》导言送审后我记得没有什么改动。现在我查阅《日记》和《书信集》，更得到了一个旁证。五月二十四日《日记》上记有：“得赵家璧信并《新文学大系》《小说二编》序校稿。”这说明送审后取回的导言已经付排并打出了校样稿，送给作者自校，准备签字付印了。第二天，五月二十五日的《日记》记有：“上午复赵家璧信并还校稿。”核对这封信的内容，谈的都是别的事，却没有只字提及序文校稿。但二十四夜，他另有一信写给郑伯奇，信中说：“下午得赵先生信，云将往北平，有事可与先生接洽，并有《小说二集序》排印稿二份。这序里的错字可真不算少，今赶紧校出寄上，务希嘱其照改为托。否则，颇觉得太潦草也。”⁽⁴⁰⁾信末还有一行附言，说：“附校稿二份”。可见改正后的作者清样稿是寄给郑伯奇的。但也足以说明作者看了序文校稿后，除发现有技术上的错字外，并未对序文内容提出什么意见，证明序文是保持了原来面目，只字未被删改的。

六月二十八日，《日记》记有：“上午得赵家璧信并《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十本。”这一天，几经周折的《小说二集》终于出版了。如果从一月二日算起，历时约六个月；如果从鲁迅“开手”编选算起，约共五个月时间。

关于鲁迅和《大系》的关系，还有一件小事值得补充。十卷本《大系》每出一卷，我们都于次日邮赠鲁迅一册，所以从《日记》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每卷的出版日期。由于这套精装本的顶上统一加刷天蓝色，使它和封面色彩起协调之感，而我们最先送给他的第一本出版的《小说一集》未及加色，还是白边的，因此七月十二日他给我的信上说：

前蒙允兑换《小说一集》之顶上未加颜色者，今送上，希察收换给为感。

记得许广平在《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一文中，曾提到过类似的事：“他对于书的看重，我没有见过第二个人像他这样，……偶然收到一本装订不大齐正的，他一定另外托人再买一本较好的换过。”⁽⁴¹⁾大家都知道鲁迅对书籍装帧是极为重视的。他书架上的书都排列得整整齐齐，这从在景云里住所所摄的照片上也看得很清楚。这虽是生活琐事，也反映了他那种对待书籍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

五

今天查阅《日记》，鲁迅曾把这套书分送给黄源、李霁野、台静农等；还代台静农、增田涉各预定《大系》一部。他又送了一部《大系》给王冶秋。写给王冶秋的信上说：“《新文学大系》是我送的，不要还钱，因为几张‘国币’，在我尚无影响，你若拿出，则冤矣。此书约编辑十人，每人编辑费三百，序文每千字十元，花钱不可谓不多，但其中有几本颇草草，序文亦无可观也。”⁽⁴²⁾这是鲁迅对《大系》所作的评价。解放以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对“五四”以来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成绩； 《大系》作为资料书，大概还可以起一点参考查阅的作用吧！

1979. 6.

原刊于《鲁迅回忆录·二集》，198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原题名为《鲁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曾编入《编辑生涯忆鲁迅》。现经修订，题名略有更动，作为前文附录。

【注释】

(1)该文收录赵家璧著《编辑忆旧》一书，三联书店1984年8月版。——编者

(2)原题名为《〈中国新文学大系〉话旧》，《文汇报》，1981年3月22日。

(3)宣浩平编：《大众语文论战》第111页，1934年，上海启智书店。

(4)宣浩平编：《大众语文论战》第136页，1934年，上海启智书店。

(5)宣浩平编：《大众语文论战》第103页，1934年，上海启智书店。

(6)鲁迅：《答曹聚仁先生》，《鲁迅全集》，第6卷，第78页，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7)茅盾：《回忆录第十七》，《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第19页。

(8)鲁迅：《玩笑只当它玩笑·下》，《鲁迅全集》，第5卷，第525页。

(9)林语堂：《论语录体之用》，《论语》第26期，1933年10月。

(10)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第471 — 493页，1955年，中华书局。

(11)于伶：《先驱者战斗的一生——缅怀郑伯奇同志》，《党的生活》1980年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12)刘半农的《初期白话诗稿序目》，以后编入《半农杂文二集》，第353页，良友版，1935年。

(13)同上。

(14)张若英（阿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炎料》第2页，1934年，光明书局。

(15)《文学》第3卷第4期，1934年4月，上海，生活书店。

(16)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序记，第1页，1934年4月，上海，光明书局。

(17)此信我摘录写入1957年3月19日的《编辑忆旧》，刊于《人民目报》第八版，原信已于“文革”期间丢失。

(18)茅盾《回忆录18》，《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1期，第9页。

(19)同上。

(20)见本文后面的附录：《鲁迅怎样编选〈小说二集〉》。

(21)《鲁迅全集》，第5卷，第399页。

(22)《出版工作》1981年5月，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北京。

(23)《朱自清日记》见《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3期，第98页，1963年1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

(24)见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第60页，1936年，生活书店。

(25)《大系·散文二集》，第13页，良友版，1936年。

(26)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第60页，1936年，生活书店。

(27)《从一段鲁迅佚文所想到的——回忆鲁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刊于《山东师院学报》1979年第5期。

(28)这两本插图本图书，都是良友的出版物。

(29)法国汉学家保尔·巴迪（Paul Bady）曾于一九七八年巴黎“亚洲协会”出版的《亚洲杂志》上，发表《中国和日本出版的关于现代中国文学史资料》的论文。其中说到：“一九三五年上海出版了革命文学的批评的最初小结，这就是《中国新文学大系》以显著形式的出现。”“一九六二年，这个《大系》由文学研究社全部再印，当时这个出版社又作了以后十年（1928 — 1938）的续编，但这个《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并不表现得更多更远。”

(30)姚琪：《最近两大工程》，《文学》第5卷第1期，1935年7月。

(31)姜德明：《茅盾拟编抗战八年短篇小说选草目》，《文教资料简报》，1981年6月，南京师范学院。

(32)该文收录赵家璧著《编辑忆旧》一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8月版。——编者

(33)《鲁迅全集》，第4卷，第594页，1981年版。

(34)《鲁迅全集》，第6卷，第156页，1981年版。

(35)《鲁迅全集》，第12卷，第621页，1981年版。

(36)《鲁迅全集》，第13卷，第65页，1981年版。

(37)《鲁迅全集》，第13卷，第67页，1981年版。

(38)《鲁迅全集》，第13卷，第137页，1981年版。

(39)许广平：《欣慰的纪念》，第112页，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40)《鲁迅全集》，第13卷，第263页，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