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章的优劣每从两方面看去：一是体裁，二是风格。体裁的高下纯驳，可以见行文者之力；风格的刚柔缓急，可以见行文者的性。申言之，就是从体裁得见工夫，从风格得见天分。这虽不能严刻地划分，而大致总是如此的。
就体裁而论，凡杂文俱不谓为骏上缜密。驳而不纯正是“杂”字的确诂。叙事之与议论，描写之与解释，诗的风之与文的风……在无论那一种单型的文体中都以兼收并蓄为病的，而在此独见例外。这仿佛一锅热腾腾的杂烩，虽亦可以使甘食的饥者欣然大嚼，然而精于辨味者诀不肯把它列为上肴的。自然，即使是杂烩，也尽有精粗美恶的不同，也尽有人特别喜欢吃它的；但这纯然是个人的嗜好了。
就风格论，文人体性不同，文章风格自因之而变。在一作者的诸作品中虽亦可时见殊异的风格，但总不如诸作者各人作品的比较，其差别尤为明显。这种可以表现个性的风格，以如何因缘而形成，真是文艺批评上一个幽玄的趣问。现在姑且剪截地说罢。——风格只是文人体性自然的流涌，未及自觉而已分明地表现在文章上的。当他自己行文之顷，尚不觉风格之为何物；到笔稿一成，反复地看了几遍——最好和他人所作文题相类的一气读下——就恍然如有所触，而能信风格之为实有了。
现在以圣陶的和我的杂文结为此一集。一篇杂文已是一锅“李鸿章”了，何况把它们集合起来，更何况是出于两个人的手笔的。无端的凌乱，如榛莽般的充填着，我们殆将不知何以自解。所敢些微自信的一点是：体裁虽驳杂，却也未必生吞活剥；风格虽纤薄，却还不至空无所有；两个人所作的合拢来，虽不敢说相得益彰，却也面目各具，神思可通，不至于全然雷同或隔绝。戏台里喝彩，果然涎脸可憎，总要比冷场好个一点，我们——至少我是这样打算着呢。
剑的双锋可取象心灵的两元（智与情），亦可取象两个殊异的心灵。鞘以韬锋，徒具其形，不有其利；故遂以“剑鞘”署此书，非另有其他深意。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圣陶的，第二部分是我的。若离合比较而徐玩之，或可生些微的兴趣；但恐区区短书未足以当诸君的一盼。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平伯记
《剑鞘》，俞平伯与叶圣陶的作品合集，霜枫社，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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